【转帖】清华简《尹诰》引发古文《尚书》真伪之争
清华简《尹诰》引发古文《尚书》真伪之争收藏人：文鑫堂堂主
2013-02-27
清华简《尹诰》引发古文《尚书》真伪之争
《咸有一德》篇名、时代与体例辨析
杨善群
2013-2-26 16:47:28 来源：《学习与探索》2012年9期
内容提要：清华简《尹诰》的发现，是《尚书》学史上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然而清华简整理者谓《尹诰》“或称《咸有一德》”，把两篇不相干的篇名说成同一篇文字，从而把古文《尚书·咸有一德》指为“伪作”。这是违背《尚书》一篇一名的通则的。西汉司马迁和东汉郑玄由于未见古文《尚书》的全貌，作出不符史实的叙述和注释，我们今天再不应该重复这样的错误。通过对清华简《尹诰》和古文《咸有一德》篇名、时代和体例的辨析，《咸有一德》在考订历史事实、校雠古文献和研究商大臣伊尹道德风范等方面具有珍贵价值。希望清华简整理者能摆脱疑古时代“定谳”的阴影，吸收《尚书》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关 键 词：清华简《尹诰》 古文 《咸有一德》 《尚书》学研究 历史事实 珍贵价值
作者简介：杨善群(1937—)，男，上海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从事先秦史研究。
在目前清华简的整理工作中，有一种论调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即清华简《尹诰》一篇，证明古文《尚书·咸有一德》是“伪作”。有学者指出：“《尹诰》是《尚书》佚篇，或称《咸有一德》。”“东晋时立于学官的《孔传》本《尚书》的《咸有一德》是后人伪作，自宋代以来历经学者讨论，已成定谳。”清华简整理者又阐述：“《尹诰》为《尚书》中的一篇，或称《咸有一德》。”“(《尹诰》)简文与孔传本《咸有一德》全然不同，东晋梅赜所献的孔传本确如宋以来学者所考，系后世伪作。” 132上述言论，是值得商榷的，存在着很大的错讹和违背史实之处。为全面地了解历史的真相，本文拟从三方面进行阐解，以释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疑团。
一、清华简《尹诰》发现的重大意义
清华简《尹诰》原无篇题，今篇题是整理者根据《礼记》与郭店简、上博简《缁衣》所引篇名而确定的。《礼记·缁衣》曾二引《尹吉》。其一云：“《尹吉》曰：‘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郑玄注：“‘吉’当为‘告’，告，古文‘诰’字之误也。”其二云：“《尹吉》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郑玄注：“《尹吉》，亦《尹诰》也。”从《礼记·缁衣》又引《尚书》中的《康诰》、《君陈》、《太甲》等篇来看，《尚书》中原有《尹诰》一篇是没有问题的。清华简《尹诰》正有上引的第一句，并有与第二句相似的一句，从而确定此篇正是《礼记·缁衣》二引而早已佚失的《尚书·尹诰》篇。这样的确定，对于《尚书》学以至整个古文献的研究，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第一，它为现存《尚书》增加新的篇章。近年来发现的古代简牍、帛书，有关《尚书》方面的资料不多。虽然郭店简有《缁衣》篇引《尹诰》云：“惟尹允及汤，咸有一德。”上博简亦有《缁衣》篇引《尹诰》云：“惟尹允及康(汤)，咸有一德。”但是《尹诰》的具体内容，其全文始终未见。故这次清华简的发现，找到了《尹诰》的全篇内容，有其突破性的进展，是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第二，它补充新的事实，丰富历史内容。如《尹诰》文中记述：“汤曰：‘於乎!吾何作于民，俾我众勿违朕言?’”此处“作”字，古字写为“怎”，整理者读为“祚”，谓训“福”。其实，此字从“又”(手)，以读“作”为宜。全句意为：“我应该对民做些什么，才能使我众不违背我的意志?”接着伊尹答曰：“后，其赉之，其有夏之金玉、田邑，舍之，吉言乃致众于亳中邑。”此处的“吉言”，是指好听的言辞。《书·盘庚上》云：“汝不和吉言于百姓。”可知“吉言”是当时流行语。全句旨在向汤献计献策，要求汤对民众进行赏赐(“赉”)，把夏人的金玉、田邑施舍于民，用好言相劝，把民众引致商都亳中之邑。十分明显，在夏灭商兴的历史大转变关头，伊尹的智谋计策，对商汤的成功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它为校雠引文、旧注提供新的资料。《礼记·缁衣》引《尹吉》(即《尹诰》)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郑玄注：“‘天’，当为‘先’字之误”；“‘见’或为‘败’。”而清华简《尹诰》云：“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有学者据此评论道：“郑注‘天’，当为‘先’字之误说，比照清华简本，显然有误”；“郑注‘见’或为‘败’说是正确，今本之‘见’，清华简本正作‘败’。”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缁衣》所引《尹诰》与清华简《尹诰》为两个不同的句子：《缁衣》引《尹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云云，是伊尹自述其先见于西邑夏朝的情况，因考虑“周”全和互“相”辅助而有始有“终”，其后至夏桀时才无“终”而亡；清华简《尹诰》“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是伊尹判明老天要败亡西邑夏朝。故郑玄注《缁衣》“‘天’，当为‘先’字之误”，是对的；而“‘见’或为‘败’”是郑玄把两个句子混为一谈了。这可证明，郑玄所见《尹诰》中有清华简“天之败西邑夏”的句子。至于清华简《尹诰》中为何没有“惟尹躬天(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之句，应该是清华简《尹诰》版本的脱漏。
第四，它为弄清古文献的真相提供实物证明。自南宋以来，中国学术史上出现了一股疑古思潮，这股思潮到清代和近现代，愈演愈烈，闹得纷纷扬扬。其中，古文《尚书》的真伪是疑古思潮谈论的一个重要议题。现在，清华简《尹诰》被发现了，它本身就是一篇古文《尚书》。那么，它对今传古文《尚书》真伪的辨别，是否能提供有效的证明呢?这就是本文所要详细讨论的，为目前学术界热烈关注的大问题。
二、司马迁和郑玄的错误判断
前面已经引述，有学者和清华简整理者把清华简《尹诰》和今传古文《尚书》的《咸有一德》篇搅在一起，说《尹诰》“或称《咸有一德》”，两个篇名实即一篇文字。这个论断，只要仔细一想就会发现，它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通观“百篇”《尚书》，每篇文字都只有一个篇名，也许《尚书》在编纂过程中，为了防止各篇互相混淆和纠缠不清，早就制定过一篇文字只能有一个篇名的原则。然而有学者提出：《尚书》有“同篇异名”的情况，如《费誓》或作《鲜誓》、《肸誓》，《分器》或作《分殷之器物》等。实际上，前者“费”、“鲜”、“肸”是一个地名的几个通假字，后者是简与繁的关系，其主要词语都没有改变，因此，决非一篇文字有两个篇名。而清华简整理者说：《尹诰》“或称《咸有一德》”，把两个字数不同、完全没有通假关系的篇名，指为同一篇文字。这违背《尚书》一篇一名的通则，在《尚书》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当然，清华简整理者认为《尹诰》“或称《咸有一德》”，自有他的原由。其一，“《史记·殷本纪》云‘伊尹作《咸有一德》’事在汤践天子位后，介于《汤诰》、《明居》之间”，而清华简《尹诰》“简文所叙，很清楚时在汤世”134。
这里必须指出，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所述“伊尹作《咸有一德》”是抄自《书序》，而《书序》据现代学者研究，“是秦、汉之际解经的人所作”102。当时，《书序》作者由于看不到《咸有一德》这篇古文《尚书》，只大致知道其作者是谁，故序云：“伊尹作《咸有一德》”，既不说明其作的时间，也不说明其作的原由。那么，司马迁是否看到《咸有一德》这篇孔壁所出的古文《尚书》呢?同样没有。观西汉末年刘歆所作《移太常博士书》云：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
由此可见，孔壁发现包括《咸有一德》在内的“十六篇”古文《尚书》，因孔安国突遭祸害而“未及施行”，此后与左氏《春秋》等古文旧书皆“臧(藏)于秘府，伏而未发”。虽然据史书记载，司马迁曾亲从孔安国问学，但也未必能见到十六篇古文《尚书》的全貌。他在抄搬《书序》时，因经常看到《礼记·缁衣》的引文“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故其在《殷本纪》中将“伊尹作《咸有一德》”置于汤世，实则大错(详下)。《史记·索隐》按：“《尚书》‘伊尹作《咸有一德》’在太甲时，太史公记之于斯，谓成汤之日，其言又失次序。”29这个批评，是十分中肯的。
实际上，司马迁作《史记》，由于没有看到一些佚失的古文献而把年代搞错，是常有的事。如《史记·魏世家》说：魏惠王三十六年，“是岁，魏王卒，子襄王立”。唐代司马贞《索隐》指出：“按《纪年》，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未卒也。”司马迁称魏惠王三十六年逝世，而魏襄王此年继立。其实，根据晋时出土的《竹书纪年》，魏惠王在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并没有死。司马迁因为没有看到古本《竹书纪年》，而对历史年代凭想象进行推算，以致闹出大笑话。《魏世家》又说：“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但据《魏世家·索隐》引《世本》：“惠王生襄王，襄王生昭王”，其间并无“哀王”一代723。司马迁因为没有见到《竹书纪年》，年代无法安排，又凭空想象出“哀王”一代，以致造成更大的错误。由于没有见到魏国人编的《竹书纪年》，因而在《魏世家》中对战国魏的年代，出现诸多混乱；由于没有见到“臧于秘府”的古文《尚书》，因而在《殷本纪》中对“伊尹作《咸有一德》”的时间错置于汤世：司马迁在这两方面的错讹及其造成的原因，如出一辙。
导致清华简整理者把《尹诰》和《咸有一德》两个不同的篇名当做同一篇文字的，还有郑玄不负责任的注释。《礼记·缁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郑玄注：“‘吉’当为‘告’，告，古文‘诰’字之误也。《尹诰》，伊尹之诰也，《书序》以为《咸有一德》，今亡。”按《礼记·缁衣》引《尹吉》(即《尹诰》)，与《康诰》、《君陈》、《太甲》等篇并列，可知《尹诰》确为《尚书》中的篇名，而清华简正有《尹诰》这一篇。但郑玄注：“《尹告》，伊尹之诰也”，似乎“尹告”是伊尹发出的诰文，而不是《尚书》的篇名。接着，郑玄又注：“《书序》以为《咸有一德》，今亡。”这个注释，更是郑氏的主观想象。综观《书序》，从来没有“某篇为某篇”的说法。关于《咸有一德》，《书序》只说“伊尹作《咸有一德》”，而绝无将其与《尹诰》捏合为一之词。可能因为司马迁错把“伊尹作《咸有一德》”置于汤世，郑玄遂认为《尹诰》当即《咸有一德》，并把这个观点强加给秦汉间人造作的《书序》，于是铸成了这个《尚书》学史上的又一错讹。
由于没有见到古文《尚书》，郑玄在作注时往往凭想象胡乱解释，信口判断。唐代孔颖达在《尚书正义·尧典》中指出：
郑玄亦不见之(按指古文《尚书》——引者注)，故……注《胤征》云：“胤征，臣名”；又注《禹贡》引《胤征》云：“厥匪玄黄，昭我周王”……又注《旅獒》云：“獒，读曰豪，谓是遒豪之长。”又古文有《仲虺之诰》、《太甲》、《说命》等见在而云“亡”，其《汩作》、《典宝》之等一十三篇见亡而云“已逸”，是不见古文也。
这里，郑玄在注释中的错讹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按古文《尚书》，《胤征》是“胤国之君受王命往征之”，而郑注云：“胤征，臣名”；“厥匪(当做‘篚厥’)玄黄，昭我周王”，是古文《尚书·武成》中的句子，而郑注《禹贡》引为《胤征》中语；《旅-》本是西方旅国贡献的“大犬”，而郑注说“是遒豪之长”；古文《尚书》中的《仲虺之诰》、《太甲》、《说命》等篇明明“见在”，而郑注云“亡”，《汩作》、《典宝》等篇明明“见亡”，而郑注云“已逸”。上述这些错讹，都是因为郑玄不见古文《尚书》造成的。他又把《尹诰》说成就是《咸有一德》，《咸有一德》明明“见在”，而郑注云“今亡”。孔颖达分析：“是不见古文也”——道出了郑玄注释屡屡出错的真正原因。
应该看到，在西汉至东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古文《尚书》的流传极不正常。上引孔颖达《尚书正义·尧典》中又指出：“马融云：‘逸十六篇，绝无师说’，是融亦不见(古文)也；服虔、杜预注《左传》‘乱其纪纲’，并云‘夏桀时’(按依古文《五子之歌》，当为‘夏太康时’)，服虔、杜预皆不见(古文)也。”24东汉至晋初的马融、服虔、杜预等经学家均不见古文《尚书》，可见其书之难得。《后汉书·杜林传》云：“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他告诉人们：“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宏)、济南徐生(巡)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在人们“常恐斯经将绝”、感叹其“不合时务”的古文《尚书》荒废的年代，司马迁和郑玄根据想当然而撰史、作注，造成不少错讹，乃是情理中事。今天，我们必须澄清、纠正这些错讹，让事实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三、古文《咸有一德》的珍贵价值
在弄清司马迁和郑玄由于未见古文《尚书》的全貌而造成种种错讹之后，就可以着重讨论保存在今传《尚书·商书》中古文《咸有一德》的真伪和价值了。要讨论古文《咸有一德》，必须先辨清以下三个问题：
1.篇名。综观《尚书》各篇，每篇都只有一个篇名，无有一篇《尚书》有两个篇名者。本篇名《咸有一德》，是文章论述的中心，通篇都是伊尹对嗣王“陈戒于德”，如：“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始终惟一，时乃日新”；“其难其慎，惟和惟一”；“一哉王心，克绥先王之禄，永厎蒸民之生”256-260，如此等等。故本篇名《咸有一德》，完全贴切。而清华简《尹诰》是伊尹向汤诰谕，献计献策，告诉汤“夏自绝其有民”，故我能“灭夏”，要把“夏之金玉、田邑”施舍于民，用“吉言”引导民众归于“亳中邑”。其前面虽有一句“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乃起始之语，与全文宗旨关系不大。此篇名为《尹诰》，总括全文之意，亦甚为贴切。若名为《咸有一德》，则不能总括全文之意，甚不贴切。事实很清楚，清华简《尹诰》与古文《咸有一德》，是两篇完全不同的文章。清华简整理者承袭司马迁、郑玄的错讹，混淆视听，说《尹诰》“或称《咸有一德》”，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应该予以纠正。
2.时代。清华简《尹诰》是史官记述伊尹在商汤时向汤的诰谕，而古文《咸有一德》是伊尹在商太甲时所作对太甲的训诫。两文的背景不同，目的不同，十分清晰。《咸有一德》开首云：“伊尹既复政厥辟，将告归乃陈戒于德。”256这是全篇的序言。所谓“复政厥辟”，孔传云：“还政太甲。”可知此篇是在伊尹放逐太甲，待其悔悟，又“还政太甲”后所作。文中又说：“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258所谓“嗣王”，分明是指太甲，是继承前任之王。“嗣王”不可能指汤，因为汤是开国之王，其王位非继承而得。显然，《咸有一德》的写作时代和背景，与《尹诰》完全不同，这也是十分清楚的。
3.体例。《尹诰》是伊尹在汤时向汤的诰谕：全篇前面是伊尹对汤的忠告；后面采用问答体，由汤发问，而伊尹答之以如何使夏民心悦诚服之计。文章开首是伊尹讲述“天之败西邑夏”的原因，并问：“今后(君主)曷不监?”可见两人屈膝谈心，气氛和谐。接着，商汤发问：“吾何作于民，俾我众勿违朕言?”伊尹即倾心相告，言简而计谋深远。《咸有一德》是伊尹在太甲时为防止“嗣王”再生二心、不务正道而作的告诫之辞，通篇无问答，反复告诫其要“一德”。孔颖达疏云：“太甲既归于亳，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纯一，故作此篇以诫之。”“此篇终始皆言一德之事。发首至‘陈诫于德’，叙其作戒之由，已下皆诫辞也。”“太甲新始即政，伊尹恐其二三，故专以‘一德’为戒。”256《咸有一德》全篇语气沉重，苦口婆心，反复申告，与《尹诰》轻松诙谐的问答形成强烈对照。可知《尹诰》与《咸有一德》是两篇体例完全不同的文章，决不可将它们混为一谈。
《咸有一德》既然是一篇有着独特篇名、清楚时代和明晰体例的《尚书》中的重要文献，那么它又有怎样的学术价值呢?依笔者之见，它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它以确凿的事实，证明司马迁和郑玄的错讹。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把“伊尹作《咸有一德》”置于商汤事迹的叙述中，前有汤“作《汤诰》”，后有“汤乃改正朔”29云云。这是因为司马迁未见《咸有一德》原文，而仅凭《礼记·缁衣》引文“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所作的判断。现在，古文《咸有一德》证明，它是伊尹在太甲时，为防止“嗣王”再生二心而谆谆告诫之文，司马迁的差错由此显而易见。郑玄在注《礼记·缁衣》时说：“《尹告》，伊尹之诰也，《书序》以为《咸有一德》，今亡。”郑玄同样因为不见古文，而把《尹诰》和《咸有一德》两篇在篇名、时代、体例各方面完全不同的文章，说成是同一篇文字，并把这种观点强加给《书序》，还说其“今亡”。现在，古文《咸有一德》与清华简《尹诰》两文俱在，证明郑玄的注释与史实完全不符。
其次，它是伊尹的精心力作，文辞工整，可校勘其他古文献的谬误。如《吕氏春秋·谕大》引《商书》曰：“五世之庙，可以观怪；万夫之长，可以生谋。”此言很不好理解，不知所言是何意思。宋洪迈在《容斋随笔·吕览引诗书》条中说：“予谓吕不韦作书时，秦未有《诗》《书》之禁，何因所引，讹谬如此!”王应麟在《困学纪闻》卷二中亦谓：《吕氏春秋》所引《商书》，“其舛异如此”!今查古文《商书·咸有一德》记伊尹对嗣王太甲的告勉：“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260他要求太甲到“七世之庙”中去“观德”，从“万夫之长”那里去“观政”。辞意恳切，劝勉有方。此句与《吕览》引文极其相似，必是引文的原样。由此可见，《商书·咸有一德》可纠正《吕览》所引《商书》之文的讹谬，证明其在校勘古文献方面珍贵的学术价值。
再次，《咸有一德》是伊尹最后训诫太甲之作，突现商大臣的高风亮节。伊尹辅佐汤之长孙太甲时，发现太甲“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30。后三年，太甲悔过自责，伊尹乃迎其返亳而还政于太甲。《咸有一德》叙其作文之由云：“伊尹既复政厥辟，将告归乃陈戒于德。”可见这是伊尹在将告老归邑之时，因为不放心太甲的道德品质和执政能力而作的对太甲最后的“陈戒”。其文曰：“呜呼!天难谌，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257它一开首就以激动的言辞，开导太甲要一心一德，才能保住帝位和商朝的江山。其后，伊尹又以历史的教训、治理的经验反复叮咛嘱咐，其用心之良苦，读来荡气回肠。《咸有一德》最集中地表现出商大臣伊尹高尚的精神世界，是研究伊尹一生事迹的最珍贵的资料。
由上分析可见，《咸有一德》是一篇在考订历史事实、校勘古文献和研究商大臣伊尹一生事迹、道德品质等方面都极有价值的名文。在司马迁说“伊尹作《咸有一德》”于汤执政时期、郑玄说《咸有一德》就是《尹诰》“今亡”的影响下，魏晋间人不可能顶着风浪，去伪造一篇伊尹训诫太甲的《咸有一德》来与司马迁和郑玄唱反调。它一定是在孔壁发现，经过长期“藏于秘府”或在民间流传，至东晋初由梅颐上献的真古文献。关于古文《尚书》的流传，史学界已做了大量的考订工作。著名史学家陈梦家就说：“(古文《尚书》)自郑冲到梅颐的传授，皆有史籍可考，其时、地、人三者都相符合。”117应该说，古文《尚书》长期在民间流传而没有散佚和消亡，一直保存至今，实在是古文献流传史上的奇迹。
最后，还必须对清华简整理者认为“《孔传》本《尚书》的《咸有一德》是后人伪作，自宋代以来历经学者讨论，已成定谳”的说法，提些己见。实际上，所谓“伪作”“定谳”论，乃是疑古时代的观点。那时的学者几乎一边倒，考证出的“伪作”和“伪书”愈来愈多。自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根据历史事实进行分析，取得了许多宝贵的成果：如刘建国的《先秦伪书辨正》、张岩的《审核古文〈尚书〉案》，等等。笔者就近年古籍辨伪研究工作，分为“因考古发现而由‘伪’变真的古籍”、“因反思考查而陆续辨正的古籍”等栏目，对十几部古籍的拨乱反正作了报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编辑的《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一辑，发表吕文郁先生的《〈尚书〉学研究概况》一文，其中有一节《当代学者对古文〈尚书〉的新探索》，列举大量证明古文《尚书》不是伪书的著作和论文，为《尚书》学的研究揭开了新的一页。上述著作和研究文章，希望清华简整理者能认真阅读，审慎考虑，这对于清华简的整理工作应该是大有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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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文郁.《尚书》学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1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43. 本帖最后由 wls 于 2013-10-30 13:39 编辑
越看越令人莫名其妙！
“古文”尚书是什么时代的定本？出土竹简又是什么时代的内容？缁衣又是哪个学派的作品？能否用其中的一个文本作为裁判另一个文本的依据或标准？更何况几个本子自身都有许多说不清楚的内容！何况对“最初的、原始的”《尚书》内容究竟是怎样的这一问题更是彻底的没有答案！
当然，清华简的整理者固然有“力小偏要负重”、“蛤蟆吞月”的嫌疑，其他的想举起大旗立山头的人又是怎样呢？不过伯仲之间耳！
所谓学术研究，还是这句话比较客观：“在当今的中国，蛋不是鸡鸭鹅乃至禽类生出来的，而是扯出来的！”
就研究玄學術數的人來說，尚書的價值在於其關於五行的內容，
至於版本真偽問題，則留待歷史學家和考據專家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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