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散各地的敦煌宝藏
本帖系轉帖，原帖作者：古籍在清政府软弱无能、外国列强欺凌中国的时代，敦煌藏经洞文物一出土，就遭遇了悲惨厄运，流散四方，落入世界上众多公私收藏者之手，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令人伤心的一幕，也给世界各国学者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时至今日，每当我们谈起敦煌藏经洞文物时，都不得不扳起指头，无奈地一一计算着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宝藏，探寻它们的下落。
斯坦因收集品
斯坦因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收集品陆续运回英国后，按照资助他中亚之行的印度政府和英国博物馆、印度事务部之间签署的分配方案，文献部分，凡汉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材料，归英国博物馆保存；凡于阗文、龟兹文、藏文材料，归印度事务部保存；梵文写本，用佉卢文书写者归英国博物馆，用婆罗迷文书写者归印度事务部。其他文物材料如绢画、刺绣、木板画、陶器、木雕、钱币等，在印度德里中亚古博物馆和英国博物馆之间平分。这样，斯坦因收集品中的考古文物材料入藏于英国博物馆的东方古物部，文献材料入藏于东方印本与写本部。1973年，英国图书馆独立后，文献材料转归英国图书馆，入藏于东方写本与印本部。英国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又译为大英博物馆、大不列颠博物馆、不列颠博物馆）是英国国家博物馆，也是全世界收藏东西方文物最多的博物馆之一。斯坦因收集品入藏后，其所获汉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材料，编为Or. 201～8212三个总号。Or. 210主要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汉文写本和印本，后又用缩写S.（Steinnumber，中文作“斯”）和P.（Printedbooks，印本）加数字序号具体标示每一件文献。S. 编号的写本原来只有八千余件4年，英国博物馆将所藏敦煌文献制成缩微胶卷公开出售，这套胶卷的编号只到6980号，即S. 1～6980，还有未编目的两千余件没有包括在内，更不包括藏文和其他民族文字的文献。
1957年，英国博物馆负责敦煌写本整理工作的翟林奈（Lionel Giles，1875～1958，又译翟理斯）所编《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出版，翟林奈的目录著录了斯坦因收集品中的S. 1～6980和Or 8212/1～195中的少量敦煌汉文写本以及P. 1～19号印本，按翟氏分类，统编为G. 1～8102号。近些年来，英国图书馆修复部又陆续从敦煌绢画、写经、经帙等已编号文物或文献上揭出许多残片，在总编号后按顺序增加，截止到1991年8月，已编到13677号。由于揭自经帙或绢画的写本残片往往较多，各残片又细分为A，B，C……，如S. 6998A，S. 6998B等。1991年2～8月，英国图书馆邀请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方广锠先生做S. 6981～13677号的编目工作，由方广锠负责佛教文献，荣新江负责非佛教文献。荣新江所编《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 6981～13624）》一书，1994年7月由台北新文丰公司出版，方广锠所编《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斯6981号～斯8400号）》2000年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英国博物馆藏纸画“高僧像”
也有学者指出，S. 编号虽说著录的是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从敦煌藏经洞取得的汉文写本和印本，但也有一些斯坦因第一、三次考察得自新疆和田和吐鲁番等地的文书混入其中，如S. 5862～5872，6964～6972，9437，9464，11585，11606～11609，12579号等，甚至还混入梵文专家霍恩雷的中亚收集品，如S. 9222～9225号。另外，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时从王道士手中获得的570件写本也编入其中。因此，我们在调查英藏敦煌文献时，对个别文献要加以甄别，以免和敦煌文献混淆。
除文献外，英国博物馆所藏敦煌藏经洞出土之绢纸绘画，早在1921年就由斯坦因本人选取其中的48幅精美绢画，辑成《千佛洞：中国西部边境敦煌石窟寺所获之古代佛教绘画》一书，在伦敦影印出版。1931年，任职于英国博物馆的魏礼（Arthur Waley，1889～1968）编成《斯坦因敦煌所获绘画品目录》在伦敦出版。该书出版时，英国博物馆和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就关于这批美术品的方案已出台，所以，魏礼的目录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英国博物馆所藏品目录，第二部分为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藏品目录，总共著录绢纸绘画、板画、刺绣等五百余件。魏礼的目录对每一件绘画品的内容作详细描述，抄录上面的汉文题记并译成英文，还记其颜色、质地、大小及研究文献。后来，留存于英国博物馆的部分美术品由韦陀（Roderick Whitfield）做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编成《西域美术：英国博物馆藏斯坦因收集品》三卷，1982~1984年由英国博物馆和日本讲谈社联合在东京出版。
斯坦因收集品中，Or. 8211/1～991主要是斯坦因第一、二次中亚考察所得汉晋时代的木简和木牍。Or. 8212/1～1946主要是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文献，但也有一些第一、二次考察所获文献。其中Or. 8212/1～159号是民族语言和汉文及民族语言文字混在一起的写本，出土地点有敦煌藏经洞、敦煌长城烽燧、吐鲁番、和田等地。在这部分写本中，如Or. 8212/104是藏经洞出土的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Or. 8212/162是藏经洞出土的于阗文文献，Or. 8212/187是古藏文《吐蕃王朝编年史》，Or. 8212/109是出土于莫高窟北区石窟的回鹘文写本，因此，对Or. 8212/1～159中的有关敦煌藏经洞文献，也要认真研读，挑选出来。
英国博物馆藏绢画“引路菩萨”
P.t.933寺庙图
P.ch.5538于阗文《于阗国王与曹元忠书》
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是斯坦因收集品的另一个重要的收藏地。它创建于1801年，是英国占领印度后由东印度公司设立的，后归英国印度事务部管理。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后，该馆又归英联邦对外关系部，同时成为对公众开放的专业图书馆。1982年，该馆转归英国图书馆参考部管理，1991年与英国图书馆合并为东方与印度事务收集品部。印度事务部所藏敦煌文献，1914年，斯坦因就邀请比利时佛学家瓦雷·普散（Louisdela Vallée Poussin，1869～1937）为敦煌藏文写卷编目。普散生前编好了765号藏文佛典目录，但直到1962年，他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才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目录后面，还附有日本学者一雄所编汉文写本目录，著录了136件写在藏文或于阗文背面的汉文文献。由于普散的目录只著录了藏文佛典，非佛教文书则由1903～1927年任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馆长的托马斯（Frederick William Thomas，1867～1956）负责整理。于阗文写本主要由剑桥大学的贝利（H. W. Bailey）刊布。
伯希和所获敦煌文献的下落
伯希和中亚探险队所获得的敦煌西域文献，收藏在巴黎的法国国立图书馆（Bibliothéque Nationale）东方写本部。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材料,全部用伯希和的名字Pelliot标识，简作P.，中文简称“伯”。
伯希和最初为敦煌文献编号时，在汉文写本前面为藏文写本预留了2000个号码，即敦煌藏文写本(PelliotTibétain)，简称P.t.。这些藏文写本由在法国高等实验研究院任教的拉露（Marcelle Lalou，1890～1969）女士完成。拉露分别在1939、1950和1961年，陆续刊出三卷本的《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按编号顺序著录藏文写本，其中第一卷收P. t. 1～849号，第二卷收P. t. 850～1282号，第三卷收P. t. 1283～2216号。此外，还有大量的《无量寿宗要经》和《十万颂般若经》写本，拉露认为重复太多而未编目，计有P. t. 2217～2224和P. t. 3500～4500号。伯希和汉文写本（Pelliot Chinois），简称P. ch或P.，编号分别为2001～4099，4500～5043，5522～6038，其中缺号的部分，是留给藏文或其他民族文字材料的，有的后来没有使用，成为空号，即P. 4100～4499，5044～5521号。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绢画“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伯希和粟特文写本（Pelliot Sogdien）共30个号码，其中一部分系移自Pelliot chinois3511～3521号。
伯希和回鹘文写本（Pelliot Urgur）共16个号码。
伯希和梵文写本（Pelliot Sanskrit）简称P.skt.，共13件。
此外，伯希和在莫高窟北区石窟中发现的回鹘文文献，除个别编入Pelliot chinois号之外，还有363件，连同200余件西夏文写本，也同时收藏在法国国立图书馆。
伯希和收集品中的艺术品，1909年11月运回巴黎后，共有220余幅绘画品、21件木雕、丝织品残片和画幡、经帙等，入藏卢浮宫博物馆（Muséedu Louvre）。1947年，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改组为法国国家博物馆的亚洲艺术部，收藏于卢浮宫的所有伯希和在敦煌和新疆所获艺术品全部归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莫高窟彩塑阿难、迦叶像（出自第111窟）
俄罗斯所藏敦煌文物
鄂登堡考察团返回圣彼得堡后，他们的资料分成两部分：写卷移交亚洲博物馆（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保存；艺术品、测绘资料和民族学资料、野外考察记录和日记等存放到俄国博物馆、民族学博物馆、地理学会等处，后几经搬迁，现全部收藏在爱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部。
Дх11038册页本五代索望社案
俄罗斯埃尔米塔什博物馆藏莫高窟壁画伎乐天、千佛
（北魏386～534，出自第263窟）
鄂登堡考察队所获敦煌汉文文书，首先由亚洲博物馆写本特藏部保管员弗路格（K. K. Flug，1893～1942）从事整理工作，1942年弗路格去世前完成了Ф. 编号的307件和Дx编号的2000件写本的目录。Ф.编号366个号码，是经弗路格（Флук）整理的较完整的写卷，故以其姓字头表示。Дx是俄文“敦煌”的缩写，大多数写本都以此为馆藏编号。弗路格去世后，编目工作中断，俄藏敦煌文献的情况也随之销声匿迹。1957年中国学者郑振铎先生在苏联访问期间，曾看过部分敦煌文献，并写信告诉国内的徐森玉先生，由于这封信直到1986年才公开发表，所以此前世人对此情况并不知晓。
1960年，在莫斯科举行第二十五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期间，苏联宣布了有关敦煌文献的消息，并由列宁格勒（1924年列宁去世后，圣彼得堡改为列宁格勒）分所陈列了敦煌文献若干件，供与会各国学者参观。至此，国际上才知道苏联还藏有数量惊人的敦煌文献，但具体内容和数量都不清楚。1963～1967年，苏联东方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孟列夫领导的研究小组整理的敦煌文献目录，即《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两册，共著录2954号，这使人们得以了解俄藏敦煌文献的部分内容。但孟列夫编号的第三册以下至今都未出版，直到上世纪80年代，其确切情况仍然不为人知。
1983年，法国国立科学研究所派吴其昱先生前往列宁格勒，访问了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分院东方学研究所，对苏联所藏敦煌文献进行了初步了解，并于1986年在台北举行的“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上，提交了《列宁格勒所藏敦煌写本概况》，介绍了苏联收藏品的基本情况。1991年5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代表团沙知、柴剑虹、齐陈骏一行三人，应邀访问列宁格勒，了解俄藏敦煌文书的收藏情况。当时从事敦煌文献研究的孟列夫和丘古耶夫斯基介绍了俄藏敦煌文献的情况，指出俄藏敦煌文献可能有18000号之多。同年7月，正在英国博物馆编制未刊敦煌残卷目录的荣新江先生也到了列宁格勒，调查了俄藏敦煌文献的情况。1995年，敦煌研究院段文杰、施萍婷、李正宇等先生前往俄罗斯圣彼得堡，考察敦煌文物的收藏、保存和研究情况。据李正宇先生介绍，俄藏敦煌文献“目前编号已达18943号，另外还有一些碎片尚待编号。”
值得庆幸的是，自1992年开始，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国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俄藏敦煌文献》大型图录，影印俄藏全部敦煌文献资料，迄今17卷已全部出齐，共收入Ф.编号的文献368号，Дx.编号的文献19092号，它的出版使俄藏敦煌文献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华尔纳剥走的莫高窟壁画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原为沙皇冬宫，故又称冬宫博物馆。据学者统计，这里有敦煌藏品350件，包括绢本画、麻布画、纸本画、雕塑品及壁画残片等。据俄国学者孟列夫的有关报告，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有8件敦煌写本残卷，及莫高窟壁画摹本和照片近2000张。爱尔米塔什博物馆所藏敦煌文物，也已由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公布并出版发行。
存于日本的藏经洞文物
大谷探险队所获敦煌文物，主要放在大谷光瑞在神户郊外的别墅二乐庄。1914年，因西本愿寺的财政问题，大谷光瑞被迫辞去西本愿寺宗主的职位，决意外游，大谷收集品也陆续流散到中、日、韩三国的公私收藏者手中。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佛名经》
（羽24，“羽”为按照中国千字文顺序编排）
1916年，随着二乐庄的原住宅出售给政商久原房之助，部分考古资料归久原所有，久原随即将这批文物赠给同乡、时任朝鲜总督的寺内正毅，移存京城的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今在韩国汉城中央图书馆。
由于大谷光瑞后来长住大连，大谷收集品中主体，特别是文献资料部分，被运往旅顺博物馆。1937年4月出版的《新西域记》下卷附录所收《关东厅博物馆大谷家出品目录》（即旅顺博物馆），著录了汉藏文写经639件，反映了1934年以前旅顺博物馆所藏敦煌文献的情况。1945年日本战败前，这批文物有相当一批被运回日本。1948年，大谷光瑞去世。翌年，西本愿寺将这批文物交龙谷大学保存，以便研究。橘瑞超本人也将部分存在旅顺的收集品带在身边，后交龙谷大学收藏。在这一过程中，也有少量原在旅顺的敦煌写经流散了出去。据调查，大谷收藏品中有敦煌汉文文献37件；橘瑞超捐赠品中，有6件敦煌文献。另外，龙谷大学还藏有其他人捐赠的27件敦煌文献。如果加上少数民族语言文献，龙谷大学所藏敦煌文献的数量还会更多。
留在旅顺博物馆的部分，经前苏联一段时间的管理，1951年2月，交中国政府接管，该馆更名为旅顺历史文化博物馆。1954年1月，中央文化部社会事业管理局将该馆所藏敦煌汉藏文文献620件上调，入藏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只留9件敦煌写经供展览之用。入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大部分汉文文献，著录于1981年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内部发行的《敦煌劫余录续编》中。
日本“三井文库”藏敦煌文献
日本友人青山庆示先生1997年捐赠敦煌研究院的藏经洞文献。
此文献可与敦煌研究院藏《酒帐》缀合，也是流散海外的藏经洞文献首次回归故里。
1910年，大谷光瑞曾将大谷探险队收集品的一部分寄存在京都恩赐博物馆（今京都国立博物馆）。1944年，大谷家要求归还这批文物，但当时只还了纸本文书，其他文物则归东京人木村贞造氏所有。1964年，这批文物由日本文化财保护委员会收购，1967年移交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1971年，该馆编成《东京国立博物馆图版目录·大谷探险队将来品篇》，详细介绍了这批文物。其中的敦煌写本《刘子》残卷，被日本政府定为重要文化财。
除龙谷大学和东京国立博物馆外，日本收藏有藏经洞文物的地方还有：
（1）京都国立博物馆收藏有守屋孝藏捐赠的72件敦煌写经。但这批文献的真伪问题，学术界尚有争议。
（2）东京书道博物馆是日本收藏家中村不折（1868～1943）以私宅所创建的博物馆。书道博物馆居日本私家收藏敦煌西域文献之首，但其所藏敦煌文献只有部分公开过。由于书道博物馆藏品大部分至今没有对外开放，目前还难知其详。
（3）静嘉堂文库静嘉堂是日本三菱财团第二代社长岩崎弥之助于1892年创立的，以收购日本、中国的流散古籍和文物为目的。
（4）藤井有邻馆位于京都左京区，是藤井善助于1926年设立的私家博物馆。有邻馆藏敦煌文献，以李盛铎旧藏为多。据学者调查，有邻馆将藏经洞文献编为60号。另外，有邻馆还藏有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的部分回鹘文文书。
（5）宁乐美术馆位于奈良的宁乐美术馆创建于1969年，是为收藏中村准策（1875～1953）的收集品而建。宁乐美术馆藏有2件3种藏经洞文书。
（6）天理图书馆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藏有敦煌文献84件，纸本画1件，其中包括张大千旧藏品。
（7）大谷大学图书馆（在京都）藏有38件敦煌写经。
（8）三井文库（在东京）藏有112件敦煌写经。
（9）奈良唐招提寺藏有28件写经。
（10）东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有部分敦煌藏经洞文献。
（11）九州大学文学部藏有5件敦煌写本。
以上是敦煌藏经洞文物在日本的收藏情况，除大谷收集品外，还有不少公私藏品是从中国收藏者手中收购的。这使得日本成为敦煌文献主要收藏国的同时，也成为藏品来源最复杂的国度之一。
流散在美国的敦煌文物
1924年，华尔纳从敦煌莫高窟第320、321等洞窟剥离的壁画及第328窟的一尊彩绘供养菩萨运回美国后，入藏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此外，华尔纳第一次敦煌考察时买到的一件《妙法莲华经》残卷和第二次考察时买到的一件《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写本也收藏在福格艺术博物馆中。
此外，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收藏有敦煌吐鲁番文书83件。华盛顿史密斯学会弗利尔美术馆藏的一幅《水月观音像》，为中国叶昌炽旧藏。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藏有宋代观音像一幅。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开运四年（947年）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造观世音菩萨像，原为伯希和捐赠品。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也藏有一件敦煌刻本《文殊师利像》。
美国是西方列强中加入中国西陲考古行列较晚的国家，因而其所收藏的敦煌藏经洞文物也相对较少，但仍然是我们探寻敦煌文物流散的一个重要目标。
劫余敦煌文物在中国
在1907年斯坦因来到中国之前，藏经洞文物已开始经王道士之手流散出来。这些文物大部分落入私人收藏之手，后辗转流传，有的被国内有关博物馆、图书馆收藏，有的流散海外。关于藏经洞文物早期流散的情况，荣新江先生在其所著《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王素先生在其著《敦煌吐鲁番文献》（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中都有过叙述，我们在这里讲的主要是藏经洞文献被劫掠之余，由清政府派人押运北京后藏经洞文物在中国收藏的情况。
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是国内敦煌文献的最大收藏地。藏经洞劫余文物1910年押解北京后即入藏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这批文物的情况大致如下：1931年出版的由陈垣先生编纂的《敦煌劫余录》中著录8679号，实际为8647号；1935年北京图书馆编成的《敦煌石窟写经详目续编》稿本著录1192号，是1929年《敦煌劫余录》编定后，又从解京的敦煌文献中整理出来的；1990年，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在搬迁过程中发现了两个铁箱，打开后里面是敦煌文献的残片。经整理，约近4000号。1910年押解北京的藏经洞文献，经过这几次整理，数目基本清楚。此外，1949年前后，北京图书馆又派人到西北搜购敦煌文献，加上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共得1800余件。1949年以后，文化部又将全国各地文物部门散藏敦煌文献调到该馆集中保管，其中包括原存放于旅顺博物馆的大谷探险队文书600余件，以及一些私家旧藏。这样，国家图书馆现存敦煌文献已达16000号左右。目前，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正在陆续出版之中。
甘肃省也是藏经洞文物的收藏大省，1999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甘肃藏敦煌文献》几乎囊括了甘肃省各单位所藏敦煌文献，计：敦煌研究院383件、甘肃省博物馆138件、敦煌市博物馆81件、甘肃省图书馆31件、西北师范大学19件、酒泉市博物馆18件、定西县博物馆10件、永登县博物馆8件、高台县博物馆6件、甘肃中医学院3件、张掖市博物馆1件。关于这些文献的来源情况，敦煌研究院施萍婷先生在《甘肃藏敦煌文献》的前言中已有详细的论述。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目连变文》
（盈76v，“盈”为按照中国千字文顺序编排）
敦煌研究院藏《妙法莲华经·化城喻品》
除上述两大收藏地外，国内敦煌文献的收藏地还有：
国家博物馆（原中国历史博物馆），数量与目录未公布。
故宫博物院，数量与目录未公布。
北京大学图书馆212号，已出版。
天津艺术博物馆300余件，已出版。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25件。
天津文物公司，已出版。
上海博物馆80件，已出版。
上海图书馆189件，已出版。
辽宁省博物馆约有100余件，大部分未公布。
旅顺博物馆9件，为大谷探险队收集品。
南京博物院36件。
南京图书馆32件。
浙江省博物馆40件，已出版。
浙江省图书馆20件，已出版。
重庆市博物馆著录13号。
台北中央图书馆144号156件，已出版。
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除有关文献题记发表外，大部分未公布。
此外，山东、安徽、四川、广东等省及香港也有藏经洞文物收藏。
上述收藏单位所藏敦煌文献，主要来源有三：一为历年征集、收购（包括早期流散到私人手中的藏品）所得；一为收藏者捐赠所得；一为政府部门的调配。就国内敦煌文物的收藏而言，上述统计也只是粗略地介绍，至于流散到私人手中的文物，除部分知道下落外，还有不少难知其下落。因此，中国成为世界上藏经洞文物收藏情况最为复杂的国家。
其他收藏地
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有3件敦煌写本。
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东方部，收藏有14卷敦煌汉文写卷，编为16个号码。
瑞典国立人种学博物馆，藏有41件回鹘文写本，学者认为来自莫高窟北区石窟，即第464窟（伯希和编181号）。
以上只是粗略地介绍了藏经洞文物在世界各地流散的情况。从上面的叙述可知，要真正搞清藏经洞文物的具体数量，目前还存在一定的困难。但伤心之余，我们也看到流散到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物，基本都得到了妥善的保存，且大多已公布并陆续出版，在没有条件将流散于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物收回国有的情况下，这多少为我们研究敦煌学提供了方便。
【版權聲明】本文轉自《今日頭條》原文鏈結地址：https://m.toutiao.com/i6949953629268738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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