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日的是非与深度认识
狭义上的择吉，是指以干支历法为基础，根据年、月、日、时所值吉凶神煞进行计算，综合参考，选择吉日吉时，确定趋避的一种方法。简单地说，所谓择吉，就是根据一定的方法选择吉利的日子，所以民间直接称之为“择日”、“看日子”、“捡日子”。古代又称为“涓吉”、“诹吉”。 人类最大的特点是具有思维能力，凭借这一优势，人类才得以降伏群凶，成为万物之主，创造了姹紫嫣红的大千世界。但这思维能力，也给人类造成了一个致命的弱点：它使人懂得了恐怖与绝望，并且永远无法摆脱它的纠缠。于是，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健康的标准要复杂三倍：既要身体健康，又得心理健康，此外，还要有良好的社会适应性。只要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原因，就可能破坏脆弱的三角平衡。于是，人类更渴望顺遂、吉祥、成功，更害怕舛逆、凶祸和失败。 当人类的生产能力和认识水平都还比较低下，不能保证食物的来源，不能把握事物的进程和结果，不能有效地避免冷、热、毒气、各种灾害和疾病的侵害的时候，人类就求助于神灵。于是，产生了巫术，形成了宗教，出现了祭祀与占卜。择吉就是占卜的一种。它们都曾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 但后来生产与科学的进步，并没有缩小占卜的范围，没有减少人们对神灵的期待。因为较低层次的需要满足了，更高一层次的需要接着又提上了日程。人类永远不知满足的本能，使人类永不停止追求。 中国的占卜术的形成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王室衰微，诸侯崛起，大夫专国，列强林立。强凌弱，众暴寡，弱肉强食，兵革纷起。昔日天之娇子，无人朝贡，凄凄惨惨戚戚。不少诸侯，因内部纷争，争权夺利而被赶、被杀、惶惶如丧家之犬。很多奴隶主，原来财大气粗，不可一时，至其时，奴去田荒，破落困窘。战争连绵，饥疫不断，广大百姓灾难深重。甚至出现了“易子而食，析骨而昇”的惨况。整个社会，到处都潜藏着让人失败破落的陷井，同时到处又都存在着让人飞黄腾达、平步青云的机会和金台阶。如何发现陷井，捕捉机会，避免失败，求取成功的心理，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为迫切。 于是，许多人苦苦探索“天上感应”之由，思考所以获取天神佑护的途径。《史记·天官书》称：由于当时列强并立，互相攻伐，兵革纷起，城邑数屠，再加上饥馑、疾疫和各种焦苦，君臣上下同罹忧患。所以，观天象，察机祥，候星气之事最勤最急。各国都出现了一批较著名的星占家。如春秋时鲁国的梓慎，郑国的裨灶，晋国的卜偃，宋国的子韦。战国时，楚国有甘德，魏国有石申。甘德的《天文星占》，石申的《天文》，二者结合，就是著名的《甘石星经》。当时各国的大臣，几乎都精于星占之学。 于是，以星占学为首的各种预测和占验的数术如雨后春笋，竞相涌现。以卖卜为生的人也出现了，而且生意还不错，足以养活一个十口之家。择吉办事的习俗也流行起来了。“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王室及诸国办事的一个惯例。士人们行冠礼，要特意寻找“令月吉日”进行。据记载，吴国的伍子胥，越国的范蠡、大夫种等，均擅长以干支日辰择吉，并且屡有奇验。据说范蠡带西施出走时，选了个“玄武天空威行”，而且言之者死，说之者狂的日子，使越王勾践无可奈何。 到汉代，择吉术形成了，而且还不止一家。《史记·日者列传》记载：汉武帝时，有一次召集长安城著名的择日家，问某日可否娶妇？五行家说可，堪舆家说不可，建除家说不吉，丛辰家说大凶，历家说小凶，天人家说不吉，太一家则说大吉。各执一理，争得不亦乐乎。最后汉武帝发话：“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这才一锤定音，解决了这场争端。 据《史记·日者列传》和《汉书·方术列传》，汉代的择吉术有五行、堪舆、建除、丛辰、历家、天人、太一、风角、奇门、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六壬、禽星、禄命等共二十余家，其中不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 汉代流行的各种择吉术，基本上是各为一体，互不依傍，互不统摄的。有的比较简单、浅薄，有的则十分艰深晦涩，难以掌握。 由于择吉术的繁盛和择吉习俗的流行，汉代出现了专讲葬日吉凶刚柔的《葬历》，出现了专载祭祀的吉凶的《祭历》，专述裁衣沐浴吉凶日的《沐书》和裁衣之书，以及专详起造房宅和迁徙吉凶的历书。这些择日历书，虽满足了人们的部分求吉需要，但这种形式的历书，无论如何也不能将中国人生产生活的所有大小事项一一编注成书。于是，择吉术日益与记载节气、年、月、日的历书紧密相结合，一种类似后世择吉黄历的历书产生了。当时编注历书的人，石每一干支下除了附注伏、腊、冬至、夏至、立春、立秋等节气外，还注上建、除、满、平、定、执、破、危等十二直，以及反支、血忌、八魁、大时、小时、土府、月煞等神煞，方便人们择日办事。 汉代历书中的历注内容，总的看来还较少，但却代表了择吉术的发展趋向，成为后世择吉黄历的萌芽，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因而在汉代以后不断发展，遂渐将建除、丛辰、堪舆、历家、五行、孤虚、禄命、六壬、奇门、七政等择吉术的主要内容纳入其中。同时，在表现形式上也不断完善。到唐代，后世择吉黄历的基本要素和形式，就已大体具备了。到两宋，择吉术及其表现形式黄历，与清代已无二致，完全成熟了。 汉代择吉术，以分为特征。诸家学说，自为一体。后世择吉术，以合为特征。各家学说，融为一体，而以黄历为表现形式。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择吉术以及黄历，是一个头绪纷繁复杂的择吉复合体。 我国的择吉术离不开天文历法，是立足于天文历法之上的。我国历法用干支纪年，统称为干支纪法。干支是周期的循环，同时又用来作代号。 我国用干支纪年、纪月、纪日、纪时的起始年代各不相同。纪月、纪日最早，始于夏商。以干支纪年始于东汉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纪时最晚，直到唐代，算命先生才以十干配合十二支纪时。这与黄历形成的时间正好吻合。 择吉术是一个融汇了多家学说的复合系统，因而它的理论体系极其庞杂。就目前所知，它至少包含这样一些内容： 1．干支系统； 2．阴阳五行学说：其中包括阴阳学说、阴阳与五行的配合、干支与五行的配合、五行和四时五方、五行的旺相休囚和寄生十二宫、正五行、中针双山五行、缝针三合五行、洪范五行等等。 3．八卦学说：其中包括河图、洛书、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十二月辟卦、八卦纳甲三合、小游年变卦，大游年变卦等。 4．纳音纳甲； 5．十二直，即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十二客 6．二十八宿； 7．九星术，又称九宫算； 8．六曜，又称孔明六曜星； 9．黄道黑道； 10，风水堪舆学说； 11．八字算命术。 由此可知，要了解并且掌握择吉术，绝非一件容易的事。 择吉术以及黄历之所以难解、神秘，不仅在于它理论体系的复杂庞大，更在于它拥有一个由各种名称怪诞离奇的神煞组成的庞大队伍。择吉术及其黄历实质上是一个由神煞构成，由神煞主宰的世界。认识了神煞，就了解了择吉术和黄历。 择吉术的神煞由于来自不同的系统，所以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吉凶善恶，各不相同。时至今日，绝大多数的神煞已很难找到其原来的归属了，只能按其不同的运动周期，划分为年、月、日、时四大神煞系统。 年神类神煞决定一年中四面八方的吉凶宜忌，以太岁为魁首，剖分为善恶两大阵营。恶神类主要有岁破、大将军、太阴、黄幡、豹尾、岁煞、岁刑、金神、力士、蚕官、蚕宝、蚕命、丧门、吊客、死符、病符、劫煞、灾煞、飞廉、白虎、大耗、伏兵大祸等。善神类主要有岁德、岁德合、岁干合、岁支德、博士、奏书等。太岁本身并无吉凶。叠吉星即吉，叠凶星即凶。因太岁为众神之首，力大势猛，故凶星叠太岁则祸大而无可解救，吉星叠太岁则福盛而绵长。所以旧通书说：“若要贵，修太岁。” 月神类神煞决定一月诸方的吉凶宜忌，以月建为首，也分为善恶两大阵营。善神以天德居首，其下有月德、天德合、月德合、天赦、天愿、月恩、月空、要安、玉宇、金堂、敬堂、普护、福生、圣心、益后、续世、阴德、阳德、天马、五富、驿马等等。恶神则有月煞、月刑、月害、月厌、大时、土符、大煞、游祸、天吏、九空、地囊、九坎、九焦、天官符、地官符、飞大煞、月游火、阴府太岁、月克山家等等。月建和太岁一样，也没有绝对的吉凶，叠吉神则吉，叠凶神则凶。 日神类神煞决定一日的吉凶宜忌，也分善恶两大类。善者有天恩、五合、三合、宝日、义日、鸣吠日、鸣吠对日、王日、相日、守日、民日、天巫、天医、福德、四相、阳德、时阳、生气、六仪、时阴、临日、不将、福生、母仓、天喜、吉期等等。恶者有四忌、四穷、四废、四绝、致死、八风、触水龙、四击、河魁、五虚、五离、厌对、招摇、血忌、归忌、血支、天罡、死神、孤辰、往亡、大败、咸池、行狠、了戾、反支等等。 时神类神煞只主一日中某时的吉凶宜忌。主要有日禄、日马、日破、日害、日刑、天乙贵人、喜神、天官贵人、福星贵人、五不遇时、截路空亡、日建、日合、青龙、明堂、天刑、朱雀、金匮、宝光、白虎、玉堂、天牢、元武、司命、勾陈、四大吉时、贵登天门时，等等。 众神煞的力量大小与强弱互不相同，而其所谓善恶吉凶，一般也各有所主，并非绝对。比如八风触水龙，最恨人乘船渡水；伐日专日，专给出军征伐者找麻烦；反支日不宜上奏章；四离四绝不宜出军远行；上朔日不宜嫁娶上官；归忌不宜远回；血忌不宜针炙，等等，都是有所司掌，有一定针对性的。超出它们的职责范围，干什么它们都不管。因此不但要掌握众神煞运行起止的规律，还应了解其所宜所忌，以定从违。 了解了众神煞运行起止的规律及其所宜所忌，接下来的择吉选方就没有什么奥秘了。它的基本原则就是八个字：“以事为纲，以神为目”，或者是“以事为经，以神为纬”。这两句话的意思都是说，选择吉日因事而起，根据所办事情的性质去寻找最能带来大吉大利的善神，同时明确最可能造成大灾大难的凶神恶煞，然后推算出善神所值之日与所理之方，这便是所需要的“黄道吉日”与吉山吉方。然后推算出凶神恶煞所值之日与所理之方，这便是所需避忌的“黑道凶日”与凶方。 因此，择吉的第一步就是要弄清择吉术都有哪些神煞？其运作轨迹、性情好尚如何？力量大小与善恶轻重之程度怎样？等等。接着，根据所要办理的事情，寻找最适宜于它的吉神，以及它最忌讳的凶神，趋吉避凶。从原则上说，每一位事情，都有一至若干个最适宜于它的吉神和为它所，忌讳的凶神。所办事情明确，所宜所忌神煞清楚，然后根据诸神煞之所从起，逐一推排，即可获得所需的吉时吉方。 所办事情有大小轻重的不同，所以择吉的繁简难易也不一样。总原则是，小事只择日时，大事则须参详年月。一般寻常小事；只要随手翻捡一下历书，或是按约定俗成的规定去办就行了。如入学，成日、开日即可，别无他忌；疗目，不用闭日，大概就可以光明如初。苫盖，只要避开天火日和午日(午属火)，大约就不会有火灾之虞。 择吉最重造葬，态度最谨，讲究最多。总的来说，不论阳宅阴宅，宅基一旦确定，其余择吉方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协纪辨方书》卷三十三说：“造命之法，一看来龙宜何局以补之；二看山向何煞宜避，何煞可制，以何法制之，取何吉星照之；三看主人本命宜何如以扶之。三者俱得而后举，事吉无不利矣。”就是说，修造葬埋所选择的四柱八字(即年月日时)，要达到三个基本要求。一要对龙山有扶补之宜，使地德上载，二要对山向有制煞化煞，使凶煞退避，吉星照临之妙，三要对主人本命有补益之美。而且，四柱本身也要成格成局。即所选四柱，或是天干一气，地支一气，或是两千两支不杂，或是构成生旺墓三合之局。讲究十分繁琐，很难按要求一一做到。因此，在实际生活中，只要大纯小疵，即可择用。 后世择吉术是由汉代各家择吉术不断发展融合而成的一个复合体，因此，其神煞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吉凶善恶，各不相同。几乎每年每月每日乃至每时，都是既有吉神，又有凶神，此吉彼凶，互相矛盾。如果一遇凶神辄回避，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没有可以干活的日子。因此，择吉办事绝不能完全拘泥于神煞的吉凶，而应有一个取舍原则和变通方法。择吉术是一个必须变通的体系。 择吉用日的取舍原则，据《协纪辨方书》卷十说是：“凡吉足胜凶，从宜不从忌；凡吉凶相抵，德喜之事仍忌；吉不足胜凶，则从忌不从宜。”具体而言，吉凶神煞互相掺杂及其对待方法不外这样六种情况。其一，吉足胜凶，从宜不从忌。其二，吉足抵凶，遇德则从宜不从忌；不遇，从宜亦从忌。其三，吉不抵凶，遇德则吉胜，从宜不从忌；不遇，从忌不从宜。其四，凶胜于吉，遇德始相抵，从宜不从忌；不遇，从忌不从宜，。其五，凶又逢凶，遇德从忌不从宜；不遇，诸事皆忌。其六，凶叠大凶，遇德仍诸事皆忌。并非一遇凶煞，不分力量大小轻重主次一概回避。 除了这一基本原则，择吉术还有不少权变之法。如“诸事不宜”权变法，建房权变法，安葬权变法，嫁娶权变法，等等。此外，还有制煞与化煞之法。 所谓制煞或化煞，就是参详各神煞吉凶的大小深浅，看其五行是有制还是无制，是可化还是不可化，以定从违。总原则是，大煞避之，中煞制之或化之，小煞取吉星照临即可。具体而言，所谓制煞，就是根据凶煞的五行，以其相克者制之。煞属金，以火制之；属火，以水制之。所谓“金往克木，火复其仇；火既消金，水雪其耻”，即此之意。如煞居西方庚酉辛属金，用丙日，若得年、月、日、时四丙更妙，则金煞为火神所克，无法为虐。若煞居南丙午丁属火，则用癸亥壬子等水日，同样可制其凶焰，转凶为吉。所谓化煞，是根据凶煞的五行，以其相生相亲者化之，如煞属木，用火局，使木生火以生土，则贪生忘克反为恩中之恩。又煞属水，用水局，使用类相亲，则煞又一变而为比辅之神。若煞在东方寅位，用甲日(年月日时四甲更妙)，甲禄在寅，煞即为我之禄，甲命用之，又为生命之禄，甲山甲向用之，并为山向之禄。若煞在北方亥位，则用己酉，或己丑日(年月日时合巳酉丑更妙)，己酉马在亥，煞即为我之马，巳酉丑命用之，又为生命之马，巳酉丑山向用之，并为山向之马。诸如此类，不但不为凶恶，反为大吉。所以旧时通书常说：“若要发，修三煞。”可见凶神也可化为吉曜，只在人能谙知其性，应用得法。 制煞与化煞相比较，古人认为，制煞犹如以力服人，万一力不能胜，反而大张其凶焰，为害更烈。即使果能降伏，也只是使之不敢为祸而已。而化煞，犹如以德服人，凶顽格心，即为良善，不但不敢为祸，还可以造福，就象盗贼接受朝廷招安，变作忠君爱国之臣一样。俗语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所以古时有“制煞何如化煞高”之语。此话确实值得再三品味。 择吉术形成于汉，迄今已二千余年。但元代以前的有关著述，大都湮没无存致使许多问题难以考辨。目前可见的择吉文献，以清朝乾隆时所编纂的《协纪辨方书》最详备，最具代表性。《协纪辨方书》是清朝通用的历书，万年通书。在我国，记载年、月、日、节气的历书通常由朝廷编修颁发。自汉代择吉术与历书结合，历代历书上也记载有择吉的内容，称为通书、黄历。这种通书、历书民间需要量很大。宋代印刷术产生后，坊间印历书以牟取暴利的很多，各朝政府都有禁令。清乾隆年间，经过康熙之治，生产有了较快发展，社会经济发展，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加深，繁荣的表面下蕴含着动荡的因素，人们趋吉避凶的心理更为迫切，以择吉为生的江湖术士走红，坊间私自印历书，通书不计其数，这些私印历书，通书不仅错漏百出而且荒谬绝伦。乾隆皇帝有鉴于此，接受大臣的建议，命当时编修《四库全书》的馆臣重新修订历书，修纂一部既纠正过去历书对纪年、月、日、节令的错误，又辨析充斥其间的荒谬择吉理论和术语的通书。由著名数学家梅文鼎的孙子天文学家梅毂成主持编修，书成后取“敬天之纪，敬地之方”二义，名为《协纪辨方书》，送乾隆皇帝审定颁发趋吉避凶，喜福忌祸，向往成功、吉庆，厌忌失败、凶祸，乃人之常情。因此，在旧中国，上自威威赫赫的皇帝，下至浑浑噩噩的乞丐娼妓，中则士农工商芸芸众生，大多相信择吉术。 但在举国僦妄信择吉，人人崇尚黄历的时候，也有一些坚决反对择吉占卜，反对一切他们看不惯的庸俗行为的学者。这种人每个朝代都有一些。其中最突出的是汉代的王充。 王充《论衡》八十五篇(今存八十四篇)，总结了汉代自然科学的成果，继承了苟况、韩非的唯物主义思想，对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和谶讳、禁忌等迷信思想，对丧葬、沐浴、裁衣、移徙、祭祀、建房等择吉习俗，作了极其深刻的批判。此书掷地有声，惊世骇俗，终封建之世，能超过他的不多。 在《论衡》中，王充对汉代流行的安葬择日习俗、祭祀择日习俗、裁衣沐浴择日习俗、移徙择日习俗以及建房造屋择日等习俗，分别进行了剖析。最后在《辨祟篇》中对择吉术作了总结性的批判。他说：世间不行道德，莫过于夏桀商纣；妄行不轨，莫过于周幽王和周厉王。但夏桀商纣并不早死，幽厉二王也不夭折。由此说来，逢福获喜，不在择日避时，涉患罹祸，不在触犯岁月。这是再明白不过的。况且古往今来，千君万臣，其得失吉凶，官位高下，位禄升降，各有不同。芸芸百姓，耕织商贾，其贫富成败，寿命久暂，千差万别。这绝不是因为高大尊贵者举事以吉日，穷弱卑贱者则举事以凶日之故。人的诞生是一件大喜事，但未必就是得吉逢祥。那为什么偏偏把贫穷、疾病、失败、死亡等说成是犯凶触忌呢？因此，王充认为，所谓择日捡时及其吉凶，完全是不可信的。 汉以后，随着择吉术与择日习俗的日益兴盛，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国家，举凡祭祀、祈祷、命将任官、行军出师、出令颁政、营建宫室、嫁娶安葬，所有大小事务，一概象老百姓一样，必先择吉而后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唐代卢藏用以问答的形式，写下《析滞论》一书，针对国家择吉行政的迷信，作了尖锐的批判。书中说：“国之将兴，听于人；将亡，听于神。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人无衅焉，妖不自作。由是观之，得失兴亡，并关人事。吉凶悔吝，无涉天时。”接着以丰富的历史事实，批驳了这种迷信行为。指出，只要为政者刑狱不滥则人民长寿，轻徭薄赋则人民富足，法令持之有恒，不朝令夕改则国家稳定，赏罚得中则兵强。假如违背这些原则，任你卜时行刑，择日出令，也终无成功与富强可言。反之，“任贤使能则不(择)时日而事利，法审令正则不卜筮而事吉，养劳贵功则不祷祀而得福。”这就是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 与王充、卢藏用等人的择吉术的彻底否定相比较，《协纪辨方书》一书的作者对择吉术的观点更值得我们注意。他们认为，对于汉代以来历代术士附着于择吉术的那些“支离蒙昧拘牵谬悠之说”，完全可以象汉代王充那样，“斥为理之所无，弃而无论”的。但择吉术作为一个整体，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此书作者在对择吉术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等的叙述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观点，对我们加深对择吉术的认识和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择吉术的神秘难解，在于神煞。择吉术的恐怖吓人，也在于神煞。择吉术的甜美迷人，还在于神煞。 择吉术是一个由神煞组成，由神煞主宰的世界。那么，这些数量众多的神煞究竟是什么？是否真有叫做某某的神煞？《协纪辨方书》的作者们认为，所谓神煞，只是天地自然日月五星运行的规律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神煞就是这些规律或关系的代名词，并不是真的有叫做某某的神或煞存在。 比如阴府太岁，书中说：“按阴府太岁，乃本年之化气克山家之化气，开山忌岁月日时克坐山，故名之曰太岁，示不可犯耳，非另有阴府之太岁在某山也。”即把年干的化气克坐山化气这样一种关系叫做“阴府太岁”，以示不可触犯之意，并不是真有一个叫做阴府的太岁在某山之上。 再如太岁。上古以岁星(木星)纪年。由于岁星由西而东右行于天，与地支的方位秩序正好相反，使用起来不方便，所以天文家假设一个假岁星，让它与真岁星背道而驰，以便纪年。这个假岁星就叫太岁。岁星十二年行一周天，一年行经一次(十二次之一)，因而太岁就成为岁星运行规律及其方位的象征，被人看作“统正方位，斡运时序，总成岁功”的一位大神，统领诸神，是人君的象征。并不是真有一位名叫太岁的神灵。但当太岁因象征岁星而具有尊意后，它所对冲的方向就不吉利了。因冲而破，所以与太岁对冲的方位叫岁破。破即耗散，所以又叫大耗。书中说：“若夫岁破之义，亦言其方为岁所破，而非有岁破之神破太岁也，故又名之曰大耗也。”即岁破大耗也不是神。 再如月建。贾公彦疏《周礼·占梦》说：“建，谓斗柄所建，谓之阳建，故左旋于天。”正月初昏斗柄指寅，叫建寅。以后一月一位，顺行十二辰。因此，月建实际上是古人用斗柄确定节令和方位的一种方法，而不是说真有一个神煞叫月建。 其余纷纷神煞，莫不如此。 既然神煞是天地自然日月五星运行的规律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那么，择吉术根据神煞择日选方，实质上就是根据天地自然日月五星运行的规律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来办事了。择吉术应当是一门尊崇自然，顺从自然之序，讲究与自然的平衡和谐的数术。 比如书中解释月建所值之日不宜兴造土功结亲礼说：“不可兴造土功者，盖彼当旺势，不可犯也。其不可结亲礼者，是阳建独旺，阴建气消之辰，亲礼之道，宜阴阳相和，若偏则不宜也。”即不兴土功，宜阴阳相和，若偏则不宜也。”即不兴土功，是尊崇，不伤自然旺气之意。不结姻亲，是因为这时阳旺阴消，阴阳有所偏颇，所以不宜。 解释土符之日忌破土、穿井、开渠、筑墙说：“亦犹月建之为土府，尊之，故不敢犯也。” 解释天德、月德、天德合、月德合忌畋猎取鱼说：“按天德月德乃月建三合旺气，天德合、月德合与旺气作五合，皆上吉之日”，“忌畋猎取鱼者，恐伤生气也。” 天赦为天地合德，又为四时旺辰，其忌畋猎取鱼，也是恐伤生气之意。再如本书引《天宝历》说：“月建所理之方，战斗攻伐宜背之，不可抵向。”为什么宜背不宜向呢？又引《太白经》解释道：“五帝所在，出军不可向之。”五帝指东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和中央黄帝。月建之方就是五帝当旺之方。本书进一步解释说：“按月建可坐不可向，月破可向不可坐，与太岁岁破同。岁尊而月亲也。”即不抵向月建太岁，是因为尊崇和亲近的意思。另一方面，向太岁月建，即为其旺气所冲击，所以不吉，而背太岁月建，则可乘其旺气以击虚，所以吉祥。 最能体现《协纪辨方书》作者这一基本观点的，是本书卷三“总论”中的一段话：“凡以血气，心知之性，必合诸虚灵不昧之天，而后天下之理得命使足已。而不问，则未事而先失也。选择之义亦犹夫是。天地神祗之所向则顺之，所忌则避之。既奉若于宫廷以彰昭事之忱，又申布于闾左以协休嘉之气。” 就是说，人类作为大千世界的一员，应该使自己的行为合乎天地之大理，即所谓“合诸虚灵不昧之天”。而按照择吉术择日选方，实质就是尊崇自然，按照天地自然的规律办事，“天地神祗之所向则顺之，所忌则避亡。”否则，将会“未事而先失”。但既然神煞只是某种规律或关系的反映，按照择吉术择日办事，就不应有绝对的吉凶。所以本书作者认为：“凡以敬天云尔。如曰若是则福，不若是则祸，则术士之曲说而非其本原也。”但是，由于择吉术体现的是一种天地自然日月王星运行的规律，所以不能不对人产生影响。所以本书作者说：“虽然，敬不敬之间，吉凶祸福随之矣。”就是说，尊崇自然，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就会得到自然的回报，获得理想的结果。反之，如果不尊崇自然，违背自然秩序，不按自然规律办事，就会受到自然的惩罚，招致凶祸。当然，这两种影响只表示一种趋势，而不是马上将会如何如何。就好象一般人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而你却反其道而行之，与日月及地球运行的规律正好背逆，也不会马上招致什么“报应”，而是说，长此以往对你的健康和工作效率将有不良影响。 以上就是《协纪辨方书》的作者们揭示给我们的一些主要论点。 择吉术到底是什么？是像王充、卢藏用等人所激烈评击的那样，只是一堆一钱不值的烂絮？还是象《协纪辨方书》的作者们所揭示的那—样，是一门讲究人人与自然的平衡和谐的数术？抑或是别的什么？在尚未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之前，马上给它一个肯定或否定的或精华糟粕各占百分之几的价值判断，还为时过早。 我们认为，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不可能是简单分类的精华和糟粕，一般的情况都是二者的糅合，只不过各自所占的比例不同罢了。这应该是我们审视传统文化遗产的基本观点。择吉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当然不会超出这一基本规律。择吉术作为一门数术，传承两千年依然兴盛不衰，必然有其赖以存在的合理性，有其所以吸引人的奥秘所在。当然，如果说择吉术是一门科学，是揭示天地自然的规律，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按照自然规律办事的数术学，但构成这门“科学”还有许多附会牵强谬悠怪诞的唯心和迷信的成分，有许多问题它还无法解释并且自相矛盾，更重要的是，它缺乏一个统摄全局的统一理论。但无论如何，择吉术中有我们目前仍无法把握的规律或必然性，也有我们今天能够认识和总结的“合理内核”，这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至少，择吉术迎合了世人趋吉避凶，追求成功、吉祥、平安、健康、富贵、害怕失败、凶祸、疾病、贫穷的心理，并且能够满足这种心理。仅此一点，就使它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择吉术是一门数术，同时又是一种文化现象，也可以叫做择吉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诚然它既有秉承传统文化精粹的一面，又有唯心迷信的内容，因此，研究择吉术的有关理论、原则、方法和神煞，将有助于我们逐步揭开覆盖于择吉术之上的神秘面纱，披沙拣石，择吉术的理性与虚妄都将一一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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