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司马光
两宋，中国历史上充满了辉煌和耻辱的悲情社会。就当时的世界而言，他们所具有的高度文明程度，几乎没有多少国家能与之匹敌。而其政治统治也较后来的元、明、清三代，相对而言，还算得上是较为清明和宽松的。少了许多杀戮和血腥。
然而，这又是两个极度虚弱的王朝，总是在异常强悍野蛮邻邦的窥视下，惴惴不安地混着日子，最终毁灭在异族的铁蹄之下。
文明落后的部族，战胜了先进文明的国度，这正是历史悲剧之所在。
让人感到极为不解的是，在这样尴尬的生存状态下，两宋，整过国家的主流意识并不是去思考如何奋发图强，研究抵卸外侮的政治方略，而是产生大量的道德学家。
从北宋的周敦颐、张载、二程等人，到南宋的朱熹，完成了儒学发展史上的又一次巨大的修正。
这些道貌岸然的学者，心怀崇高的道德理想，企图通过个人，人格的不断自我完善来达到济世安民的政治抱负。
知识分子在个人道德的提升中，对国家的认识寻求的是文化的认同，而不是国家和民族的认同。这使得风雨飘摇中的帝国在面对异族的野心面前，显得上那样的懦弱和虚伪。
这种狂热的道德理想主义，无论是道学家还是最具有政治远见的官僚身上，都无不例外地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对曾经相互倾慕的朋友，只是由于后来的政见不同而反目成仇，成为一对政治冤家。他们各自恪守自己的政治理想，大肆攻击着对方，豪无妥协与宽容可言。
这就是北宋两个最为著名的政治人物：王安石与司马光。
王安石与司马光，无疑是北宋王朝最为杰出的知识分子，作为政治家，他们两人除了政治见解的不同外，其实都是一种类型的人物。无论是个人的学术造诣，还是个人人格修养和道德情操，都无不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共同表现出强烈理想主的色彩。
事实上两人最终都是失败者，都没有让历史向自己构想的方向去发展，因为他们赋予了现实与政治所无法承载的历史之重。
北宋王朝和后来和南宋王朝的覆灭，对于他们来说，都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是这历史悲剧的作俑者之一。
他们正直、忠诚、忠于国家（君主）、怜闵百姓；自信、才华横溢；清廉、俭朴，在道德上几无瘕疵。
坚信自己已经找到了一条救世济民的良方，勇敢而义无反顾地去实现自己所构想的政治蓝图，坚韧不拔，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改变和动摇他们的决心和意志。
王安石，无可争辩的是当时中国最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所具有的超前意识让今天的人也不能不感到无比的钦佩。
他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他整个改革的思路就是富国强兵，使国家摆脱内忧外患的阴影，让帝国治下的臣民，丰衣足食，而实现这一目的的各种政治手段，在过于强大的官僚集团中，能够贯彻执行的空间却是极其狭小的，因此，王安石的改革，从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王安石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他在上皇帝万言书中明确表达了他改革的基本立思想：
“因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换句话说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他希望改革能够兼顾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使政治朝向更为体恤人的方向发展，也就是使政治具有道德化的倾向。
然而，这种改革的前提是不能改变现存国家体制，只能在现存制度下进行技术性的改良，缺少政治层面与之相适应的改革措施。
这种跛足的改革，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绝非空前绝后，因此，他豪不客气地制约着国家和平崛起的希望。
面对专制社会这样一个硕大无比的国家机器，企图在不改变其运行模式的条件下，所有的改革最后都无一例外地走向他的反面，成为官僚集团疯狂敛财的盛宴。
王安石既是政治家，又是位优秀的艺术家，有着诗人的气质，追求完美，他那充满诗意的改革方案，竟不能容忍有人对其质疑，说三道四。
王安石所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改革，从理论上来说应当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手笔。而他的这些改革方案也并只是非是一个天才坐在书斋里，从暝思苦想中所获得的脱离实际的空想。而大多出台的政策，都是他在任地方官员时曾经亲自验证过，并确定是行之有效的举措。
然而，当他成为国家改革的领袖人物时，所遇上的麻烦和阻力，完全超出于他的想象。
我们看一下，新法的主要内容即：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等，这些都是无不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
以青苗法为例，当青黄不接的时候，这是农民一年中最需要经济上支助的时候。以往农民此时只能从富家豪强的手里借高利贷，以维持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到了秋后，许多农民往往无力偿还高利息贷款而破产，土地被大量兼并，利入私门而国家税收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大量流失，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则流离失所，直接危及到国家政权的稳定。
青苗法则由地方政府出面，在春播时给农民提供小额低息贷款来帮助农民渡过难关，到了秋收时再将本息收回。
这本是为了抑制豪强，打击土地兼并，既帮助了农民，又使国家税收稳定，贷款得到增殖，于国于民都只有利而无害的良法。但是在各级官吏与地方豪强势力的联手下，这一良法很快就成了一种恶法。
地方官吏为了从中榨取经济利益，设置了许多的借贷门坎，使得一般普通农民想要得到这样的低息贷款所付出的成本远远高于政府规定的利息，官吏得到了好处，而农民则无惠可受。到了秋后如狼似虎的官吏更是不问收成如何，一定要收回本息。农民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得到实质性的改善，仍是苦不堪言。
反对新法的大臣范镇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就指出：
“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在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宋史•范镇传》）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就是当时官场的现状。
王安石并非没有预见到这些情形的产生，他所能采取的手段只是向各地派去官员监督新法的实施，然而这些人到了地方，大都与地方官员沆瀣一气，大肆对农民进行疯狂的盘剥。这种体制内的权力对权力的监督只能导致权力与权力的分赃，进一步加激社会的矛盾，而对权力无制衡的作用。
结果与初衷背道而驰，民怨沸腾也就无法避免了。
而这样的政治局面最后只能乞灵于官吏们自我道德的约束，寄希望于官吏们不贪或少贪。当然，这只能是理想主义的呓语。
王安石的变法一开始就受到各方面的责难，官僚集团内部的批评是极为猛烈的。反对派中最有影响力的领袖之一是司马光，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但显然称不上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在他执政的期间，并没有表现出类拔萃的政治才能，甚至表现出意气用事的毛病。
不过，司马光同样也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政治人物，他的学问背景使他更愿意在已往的历史经验中去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
他把严谨的治学态度带入政治领域，因此他是一个学者型的领导，而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人物。当他看到王安石的新法给社会带来的动荡，便拍案而起，怒不可遏。
这是一个忧国忧民，心地善良的人。
同样是为了专制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悲天悯人。
他个人的高尚品德和个人的人人格魅力使之成为天下的楷模，在社会上拥有极大的道德感召力而得到了包括道学家们的交口称赞。
当时的人曾这样说：
“司马文正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识与不识，称之曰：君实。下至闾阎匹夫匹妇，莫不能道司马。（宋•王辟之《渑水燕谈炎录•卷二 》）
苏东坡的《独乐园》诗更是证明了这点：
“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
司马光尽管对新兴的理学并不十分推崇，甚至还多有微辞，但他之所以能够得到道学家们的倾心拥戴，就在于他们都具有“道德政治化”的共识，既幻想通过个人道德的提升来拯救这世风日下的社会，让世界恢复到坦坦荡荡的王道乐土。
王安石是一个有着不屈意志的人。人称“拗相公”，同样，司马光也是位固执己见的人，以至苏东坡将他称为“司马牛”司马光当政后，王安石的新法完全摒弃。
宋人沈作喆在他的《寓简》中说：
司马温公主差役法，虽其门下士如范忠宣亦未以为便，东坡议如忠宣，温公不听，至与东坡几不相乐。（司马光）又意在必行，限止五日。时奸臣蔡京知开封府，迎和温公意，用五日限，尽改畿县雇役为差役，至政事堂白温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呜呼！任用小人而欲法之必行如商君者，王介甫之术也；而温公以道德居相位，亦效尤何哉？
不能容忍不同意见，即使是自己的政治盟友也不例外，这是理想家们所共有的特点。
王安石的激进与司马光的保守，最终都没有挽救帝国走向衰落的命运，反而埋下了党争的祸根，客观上弱化了国家政权。
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对他们个人来说，的确是君子之间的斗争。
他们单纯、真挚、无私，就像是两个涉世不深的孩子。
而他们的继承者，却远比他们成熟，一个个老谋深算，不在用理想主义的信念去束缚自己，实用主义的精神成为指导他们行为的准则。他们不再思考国家与人民的得益，而只是为了自己或小集团的利益，在你死我活的权力的争斗中，不知不觉将王朝送入坟墓。
这悲剧的诞生，仍没有能让那些曾经身处其间的政治精英们深刻意识到这政治的、文化的根源，没有人会去捡讨自己的行为方式。因为他们已经将自己历史的罪责找到了最为适合的代罪羔羊——一个昏庸的君王，一群误国的奸臣，从而将自己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洗涮得干干净净。
然而，这昏君、奸臣真的就可以承担这亡国的痛楚，承担这历史的重责？ 事实上，二者均非一流的政治家，但是学问和人品绝对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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