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郭松龄：从相知到反目
<DIV id=att_61505 style="MARGIN: 5px 0px">图片： <BR><IMG onclick="if(this.width>=700) window.open('http://www.historykingdom.com/attachment/Mon_0908/148_8916_3ef2dc26c3ffaaf.jpg');" src="http://www.historykingdom.com/attachment/Mon_0908/148_8916_3ef2dc26c3ffaaf.jpg" onload="if(this.width>'700')this.width='700';if(this.height>'700')this.height='700';" border=0> </DIV><DIV id=att_61506 style="MARGIN: 5px 0px">图片： <BR><IMG onclick="if(this.width>=700) window.open('http://www.historykingdom.com/attachment/Mon_0908/148_8916_4497d947951338a.jpg');" src="http://www.historykingdom.com/attachment/Mon_0908/148_8916_4497d947951338a.jpg" onload="if(this.width>'700')this.width='700';if(this.height>'700')this.height='700';" border=0> </DIV>
<DIV class=f14 id=read_tpc>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英雄人物，张学良和郭松龄之间既结成惺惺相惜，以至融为一体的关系，又演化成兵戎相见、天各一方的最终结局。 <BR> <BR> 相识：师生成至交 <BR> <BR> 郭松龄，字茂宸，1883年生于奉天一个贫苦的塾师家中。青少年时期，中国东北正一步步落入日俄虎狼之口。他目睹了甲午战争、庚子之役、日俄战争等一幕幕侵略战争给东三省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激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为了实现“练精兵、御外侮”的抱负，投身奉军，以谋发展。张学良1901年出生于奉天。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由他的父亲“东北王”张作霖为他选择了职业军人的道路。1919年，张作霖因增编陆军混成旅急需军事干部，而重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郭松龄被聘为战术教官，张学良入讲武堂炮兵科学习。这样，讲武堂成为他们两人关系的起点。 <BR> 一名知识丰富、思想革新的优秀教师对于勤奋好学、积极向上的学生来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张学良在入讲武堂学习之前，有着良好的汉学功底和英文基础，距离乃父“能文能武”的希望，缺少的是军事才能。而郭松龄正是有着丰富的军事知识并且造诣较深的教官。郭松龄讲授战术课程和炮兵的基础理论，还热心讲解和指导操作方面的知识，使张学良受益匪浅。 <BR> 在郭松龄的心目中，张学良是一个有正义感、有强烈进取心的青年，很有培养前途，日后可为国家有用之材，若能承袭乃父的地位，可以借助他的力量实现改造东三省之初衷。郭松龄经常有意识地向张学良灌输“强兵救国”、“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思想。“劝学良编练新军，为异日承袭乃父之地位。学良有动于衷，又奇公学识，有罗为己用之意矣”。另一方面，在张学良看来，郭松龄不同于有些教官对自己“逢迎纵容”，而是“管教甚严”。丰富的军事知识、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使张学良“盛称松龄能于其父”。就是在这看似平淡无奇的教学中，教官教得尽心，学生学得用心，相得益彰，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 <BR> <BR> 相知：你我无分 <BR> <BR> 讲武堂的教学经历使郭张之间的关系实现了从相识到相知的飞跃，使两人在日后处理军务、训练新军的工作中配合默契，感情迅速升温。张学良常常向人表示“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就是我。” <BR> 张学良的信任与放心来源于郭松龄的忠诚与忠心。在奉军三、八旅的练军中，张学良虽是长官，“该军一切用人行政和作战计划与战术战略、训练官兵及调动一切事宜等，均揽在郭松龄一人之手，张学良概不过问”。投之以桃，报之以李。郭松龄报之其信任于“朝作夜息，事必躬亲。补缺额、汰老弱、勤坐作、严纪律、精器械、足粮秣，将畏其威，士怀其恩。久之，士饱马腾，遂成劲旅。”而军队是军人的“腰”，军人如没有挺直的腰杆，在政治上说话就会软弱无力，只有“弯腰称臣”的份儿。张学良把三、八旅的军务交给郭松龄，说明他能知人善用、人尽其才；而郭松龄更是找到了“用武之地”，尽心竭力、一展才华。这样，张学良的“腰”不但不会“弯”下，反而会因为有这样的得力助手、骄人战绩而“挺得更直”。但郭松龄从不挟张学良的信任而专权。 <BR> 郭松龄一直是张学良的副手，对张学良很尊重。凡是张坚持的事，郭最后多是服从。而张对郭也是极为信任，凡是郭提出要办的事，张都表示支持。因此，郭的决定就是张的决定。当时“一般人都认为郭是张的灵魂”。由此可见，郭松龄对张学良忠心耿耿、鞠躬尽瘁，张学良对郭松龄更是推心置腹、信而不疑。 <BR> 张学良与郭松龄之间不只是相知，而且相谅。由于张与郭两人的思想和经历不同，政见时有歧见，有时也争论得面红耳赤。郭松龄“对张作霖的军政措施，时常表示不满。……而汉卿将军则每表同情。”郭松龄虽然治军有方，处理公文从不积压，对部下赏罚分明，自持清廉，但他不善交际，气度狭小，不能容物。他对杨宇霆左右张作霖并代张发号施令心怀不满；对韩麟春等包围张学良，与他争宠，也耿耿于怀。对此，张学良必须以频繁的说服与沟通来缓和与化解矛盾。由于张学良所处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斡旋每每成功。 <BR> 这种相知相谅的部属关系，在一场场冲锋陷阵中更加坚固，在一次次矛盾斡旋中愈加巩固，在一回回唇枪舌战中愈显牢固。如果郭松龄“改造东三省”的建议能够被接受，他们俩人一定会在东北的史册上留下灿烂的一笔，在这块儿白山黑水间打造一片晴空。然而历史却走上另外一条岔道，留下了沉重印记。 <BR> <BR> 相煎：同室起操戈 <BR> <BR>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在滦州发表通电“要求雨帅下野，推少帅主持大政……”郭松龄反奉旨在“消弭战乱，改造东省”。这却使张学良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如果接受老师的主张，以武力取代父位，必遭千秋忤逆的骂名；如果坚决支持父亲的做法，有悖于自己的一贯主张；如果再对阵恩师益友，这于朋友不义，谁胜谁败都不是一个圆满的结局。在这三难的境遇中，张学良绞尽脑汁想找到一个理想的方案。于是，他开始不断的说服与疏通。 <BR> 怀着这样的心情，张学良于26日到达秦皇岛，劝郭松龄回心转意，但事与愿违。就给郭写了一封短信，信中首先问候郭的病情，再谈到事件时说“倘吾沦为天涯孤客，必无后会之期”，信的结尾写“向夫人致意”。这封信虽然简单，却很扣人心弦。“郭看信后，满面露出悲痛的神色，看了一下身边的夫人，把信递给她，同时只说了一句话，‘信上也提你’。郭便静坐无言，眼中含泪，瞑目良久。”是怎样的痛苦抉择能让昔日的上级密友有“天涯孤客”的悲凉之感呢？是怎样的情深意切能让一个连死都不怕的铮铮汉子“眼中含泪”呢？情到深处自然浓。 <BR> 此后，郭松龄于滦州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表示掬诚拥戴。“松龄自受知遇，以至今日，一身所有，皆公之赐，故夙夜策励，欲有所建立，以报大德。……凡所希之功名，皆为公而求，所望之事业，皆为公而立……已约束部下，分途前进，以清君侧，而驱群小，另造三省之新局面。成则公之事业，败则龄之未局。……”张学良接信后，仍不放弃，再度写信商榷“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惟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予父。……君子爱人以德，我兄知我，必不以此相逼。兄举兵之心，弟所洞亮。果能即此停止军事，均可提出磋商，不难解决。……”之后，郭又写一长信详述反奉原因，并就“忠孝”界说，晓以大义，导之以理。从来往的信笺中可以领会到郭松龄对张学良的尊重之情、拥戴之意；更能体会到张学良和平解决的诚意。但终因两人态度不同，分道扬镳，各行其是。 <BR> 万事有因果。巨流河决战，在所难免。奉军在防守配备上，张学良与韩麟春曾有不同意见，张学良深知郭松龄，坚持认为“郭茂宸是个宁折不弯的人，他一定哪硬往哪打，我们只要把正面工事做好，就可取得胜利。”果不出所料，当发动全线进攻时，郭军把主力全部用于正面进攻上了。一个人的性格对其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郭松龄是一个刚愎自用、宁折不弯的人，不屑于“实则虚之，虚则实之，虚虚实实”的变通之术。他更不能想到张学良对自己性格了解之深透，能够在军事作战中识破其意图。作为张学良的老师，他应该感到欣慰，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作为张学良的朋友，他应该感到高兴，有这样的知己至交；但作为张学良的敌人，他应该感到悲哀，因为他已被对手洞悉一切。而张学良也不会因为找到对敌之策而兴奋不已，那意味着他将失去一位尊敬的谆谆教诲的老师，最忠诚的甘苦同享的部下，最知心的倾心吐胆的朋友。 <BR> <BR> 相念：人去思还在 <BR> <BR> 人在最失势落魄时念念不忘的往往是知己至交，即使双方已成敌手，灵魂深处的影子还是会闪现出来的。郭松龄兵败被俘后，曾写到：“汉卿军长：一、余私产无多，除酌留一部分赡养年老父母外；二、其余部分全数捐充教育、慈善事业费用；三、……似要对张学良将军说些什么，瞑目良久，再也写不下去了，掷笔而罢。”试问，他要说些什么呢？他在想些什么呢？往事历历在目。讲武堂的读书声犹在耳边，练兵场上的号令声让人追忆不已，战场上的喊杀声则是难忘的撕心裂肺。但一想到东三省的百姓依旧是生灵涂炭，自己的事业未能完成，自己的诺言未能履行，自己的理想未能实现，愤慨难抒，遂“掷笔而罢”。试想，他在最后时刻留信于他最喜爱的学生、最尊重的上级，是否别有一番深意呢？ <BR> 情感的流动总是双向的。张学良更是在多种场合诉及对郭松龄的怀念之情，其感情之真挚、态度之诚恳，令人动容。在1926年张学良复饶汉祥的信中，以哀惋的心情说：“良与茂宸共事七年，谊同骨肉，其去冬举事卤莽……良事前不能察防，事败不能援手。回忆前尘，痛到曷极方事之殷，良惟自愧。”郭松龄反奉事件对张学良影响最大的是枪杀杨宇霆、常荫槐。他说杨、常实际上是“死在郭茂宸的手里”。为什么呢？张学良说：郭松龄起兵反奉，时间虽不长，但给东北军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十分严重。“当初他早就知道郭有叛意，但他不愿意采取行动，原因是他担心人家会批评自己太狠，‘连茂宸这么亲的人都容纳不下，将来谁跟我？’”而对杨常则为防患于未然，便来个先下手为强。“可让人责备我辣手处置老帅部下”，“宁可要人骂我，怕我”，“也不愿见东北军民又起战端，所以断采取行动”。郭松龄反奉事件对东北军乃至整个东北的影响不但是损失了一些所向披靡、骁勇善战的精锐部队，更失去了一位运筹帷幄、攻城掠池的爱国将领。 <BR> 在“九一八事变”五十周年时，张学良将军怀着无限感慨的心情追念说：“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这是对郭松龄带兵打仗的一种肯定。郭松龄素来是一位爱国将领，郭松龄反奉使奉军在一定程度上遭受了重创。兵败后，张作霖以亲信行伍出身的军官代替军校的新派指挥将领，军事素质大为下降；不计战场上的伤亡外，魏益三就带走2万精锐奉军投靠冯玉祥，军队数量减少了许多。而且，李景林与张宗昌各据一方，名义上归属奉系，实际上已不听调遣。这些后果都大大地损伤了奉军的元气，减弱了奉军的作战力，降低奉军的抵抗力。以至日本有机可乘，尽染白山黑水。事物的发展往往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后来发生的一切都有悖于郭松龄反奉的初衷，也是郭松龄反奉时不曾预想到的，更是这位爱国将领不愿看到的。 <BR> 英雄的命运往往都是以悲剧而终。郭松龄为了打倒军阀统治，勇敢地举起了倒戈反奉的大旗，为之献出了生命。张学良为促进全民族抗日局面的形成，毅然决然地发动了西安事变，为之遭到终身监禁。我们为他们俩人爱国爱民、民族大义的精神所佩服，为他们俩人“天下为公、不为私己”的努力而折服，更为他们俩人勇于献身、敢于牺牲的行为而叹服。相似的志向、相似的手段、相似的结局，使这对相识于讲武堂、相知于练军中、相煎于巨流河、相念于回忆里的师生兼朋友，在时代的浪潮里、历史的星河中演绎着一幕曲终人散的悲剧。而悲剧往往是最使人心生涟漪，最令人难以割舍，最让人难以忘怀。更何况是历史的真实悲剧呢？</DIV> 郭松龄是将领之才而不是帅才，不善于权谋和纵之术，从他起兵之日起，就注定要以失败告终，虽然他以优势兵力打了张作霖一个措手不及，但别忘了在当时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的年代，当兵的拿着张作霖的军饷，穿着张作霖的军装，能真正死心塌地的去打张作霖吗？即便是郭松龄攻占了奉天，他区区不足十万的兵力能占领黑吉两省吗，最终还是会被老张给打回来。
再说了，郭也是任人为亲之人，把他的亲信火速升任军长，把邹作华明升暗降，都是他的失策之处。最终在巨流河一战中，其集团的军队竟然整建制的重新投向张学良重组的奉军三方面军，本来他的兵就是人家少帅的，真是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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