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话连篇 孔子为什么对女色那么深恶痛绝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阳货》）孙，通逊，恭顺、庄重的意思。怨，怨恨。孔子自谓四十不惑，但在对待女子的问题上，圣人也摸不清头脑。怎样才能处理好与女子的关系，如何把握一个与女子交往的度，孔子不知道。孔子明白的是，过犹不及，亲近和疏远都不会是明智的办法。既然处理不好，干脆就躲避。他在19岁时娶朱国兀氏为妻，生子孔鲤。本来这该是个其乐融融的五好家庭，可孔子却跑了，下半辈子领着一群小伙子做了流浪族，到处求仕，周游列国。直到公元前484年，也就是他老婆去世的那年，他才回鲁国。这期间不能说他没在鲁国呆过，但是呆在鲁国的原因无非是大司马、大司寇这样的高官的诱惑。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孔子与其妻的关系是否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状况。父母在，不远游，父母不在了，在孝这个层面上孔子不再受拘束，加上家庭关系的不融洽，孔子即使乘桴浮于海，也要走出家门。 <br><br><br><br>从孔子多数的言行可以看出，孔子对女色的态度是深恶痛疾的。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论语-季氏》）血气未定，正是意志不坚定的时候，如果沉湎于色，势必会影响学业。学而优则仕，学业不行，如何为官？不能为官，如何兼济天下？ <br><br><br><br>但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商妲己误国，周褒姒为乱，男女之间的事情谁也说不清。说不清就不说，孔子对古人的所作所为很少开口，多歌功颂德，少褒贬人物，特别是不议女人。不议不一定是不关注。他对身边君主好色的某些事情还是牢骚满腹的。公元前497年正是孔子春风得意，仕途光明的一年，孔子摄相事而鲁大治。其邻齐惧，为计献美以惑鲁。鲁国的执政季桓子纳美而废政。孔子无可奈何，极不情愿的离开了鲁国，在离开的路上还忿忿不平的歌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遏，可以死败。”（《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如果让他在事业和女人之间选一的话，他回毫不犹疑的选择事业。他不能忍受和自己选择相悖的人。从这一点上说，季桓子追求的是一种生活情趣，并且自己有权力，有资本，有能力维护这种生活方式。而孔子则不然，他徒有学识，没有什么政治根基。这样，孔子就具备一种与生俱来的危机感，害怕一切动摇他事业和前途的因素。无疑，女人是最让孔子头痛的洪水猛兽般的因素。 <br><br><br><br>孔子又是一个懂得变通的人，子贡曾问孔子：“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沽者也。”（《论语-子罕》）他言自己在学吕望垂钓，希望贤明的君主能挑选自己。但是他又曾说：“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史记-孔子世家》）鸟则木的手段是不法常可的。这位对女色深恶痛疾的圣人，为了达到和卫灵公交好的目的，不惜取悦于有恶名的灵公夫人南子。孔子不仅受邀见之，更“见之礼答焉”。其弟子子路不悦。孔子在女子面前暴露出了虚弱无力。对政治目标的执着是孔子行为虚弱的原因，对高官的渴望指引着他，哪怕这些目标的实现有悖于自己的言行。孔子果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卫灵公对孔子的态度有所缓和。至于孔子到底在南子帐下做了什么，南子是怎样在灵公面前美言孔子的，我们不得而知了。 <br><br><br><br>但接下来的事情却让孔子恼火不已。《史记》载：“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是君子，是个追求政教合礼的人，统治者竟敢在他面前还如此的放肆，他“于是丑之，去卫，过曹”。拍屁股走人的时候，他还丢下了一句话：“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卫灵公》）他承认，美色的魅力比道德的力量更吸引人。他把这句话当作了洒脱的去卫的理由，给人的感觉是他非常不齿卫灵公那样的国君。其实不然，两口子逛街，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可错就错在“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不傻，他看出来灵公并不是想重用他，而是想借用他的君子名声向世人展示：我和老婆乘车逛街是合理的，不信你们看我的车子后面，有专门研究礼仪的专家在为我们作保。孔子就这样吃了一个哑巴亏，不离开又能怎样？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在孔子看来，事业远比情感重要，而现实是事业心常被女色所蚀。进一步来讲，人们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感远远比不上个人的私欲更有生机。这个问题就是孔子的礼仪道德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难题。 <br><br><br><br>自己搞不清的是孔子当然和弟子鲜有提及，他要保持智者的那种体面，因此在论语中没有涉及男女情感的话题。孔子只能从一个隐晦的方面去探究了，这种倾向不免在他整理《诗》的时候体现出来。《史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仪。”可见孔夫子对《诗经》是经过左挑右选的。按孔子的道德观点，他做事遵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原则。 <br><br><br><br>我们翻开《诗经》，看他是否真的贯彻了这个原则呢？ <br><br><br><br>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诗经》的开篇之作《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游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这首诗给了我们一个怎样的意境呢？想象一下在一个渚清沙白、鸟语花香的清晨，一个公子哥看上了一个姑娘，经历了辗转反侧的相思，最终娶得娇妻的画面吧，是不是充满了生活情趣？可是圣人编纂的书籍怎会有凡人的卿卿我我呢？朱熹大费脑筋，发挥自己超常的想象力，把诗中的窈窕淑女硬说成是喻后妃之德：“《关雎》之诗，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不得，则不能无寤寐反侧之优，求而得之，则宜有琴瑟钟鼓之乐。”（《四书集注》）朱子的想象力只能达到这一步了，因为他能看到的孔子评《关雎》的话有限：“《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朱子的话被后人推翻了，新发现的材料《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中发现了一句话：“《关雎》以色喻于礼。其四章则愈矣，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四字残缺）好，反纳于礼，不亦能配乎？”看来，孔子好象是在遵循自己的规律办事。但是疑问又来了。这诗又不是孔子所做，他有什么权力这样解释？ <br><br><br><br>此诗出处不同于雅颂，来自《国风》中的《周南》，民间所作的概率要大一些，可民间谁能有这么高深的道德功底和责任感，把礼强加入了一首情诗中？如此说来孔子只是在表达自己的意愿了。孔子为何对《关雎》如此关注，做有点牵强的评价呢？他本可以对同类甚至更露骨的作品如《草虫》、《野有死麇》做长篇大论的。这是因为《关雎》是首篇。孔子在编选《诗经》的时候是有选择性的，他第一次正式面对如此多的关于情感方面的材料，不免有某种试图研究的倾向或抵触的情绪。《关雎》在《诗经》中所处的位置多少让圣人有些尴尬，唯马首是瞻，人们少不了会因《关雎》而议论孔子编《诗经》的目的。孔子要澄清，只好把它描绘成了一首政治诗。让我们讨论一下这首“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作品的内容吧！“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揭示了君子一贯的爱美好色的倾向；“寤寐思服”、“展转反侧”反映了君子在求之不得时的那种酸溜溜的失落感，活脱脱的把君子写成了一个见美女两眼放光的色狼。我们再翻阅一下诗经中的其它篇目。《汉广》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写情爱的诗。第一章如下：“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毛诗-汉广》小序中说：“汉广，德广所及也。”把美女比做了德政。孔子怎样说的呢？孔子在这里并没有把美女比做德政，因为美女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时候都是败纲纪的效果。他在《诗论》中评此诗是：“不功不可能，不亦智恒乎？”他在这里把望洋兴叹，求之不得的爱情篇章说成了一个警戒人的哲喻。不可求思，非不能求思，而是不要求思。 <br><br><br><br>这样一来，诗的意思变成了不要做那些徒劳无功的事情，这样才是智的表现。可这又说不过去，这个论点与他积极入世的行为是相悖的，和他已知“道之不行”，却要“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的言论也是相悖的。孔子的评论只是在掩饰一下自己对情爱观的关注。《野有死麇》纯粹是一首艳诗。“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有点像希腊神话中宙斯变牛引诱人家小姑娘的故事。“舒而脱脱兮，无感我税兮，无使尨也吠。”舒，慢慢的；脱脱，舒缓的样子；感，通撼，动；税，佩巾；尨，多毛的狗。年轻的猎人对姑娘动手动脚，姑娘半推半就，将语义一拼凑，诗中的情景便可意会出来。孔子一向是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非礼勿视，非礼勿言的人，真不知他是怀着怎样的心态把这首诗编选入诗经的。 <br><br><br><br>孔子对好色误国的事件是深恶痛疾的，因此在编选《诗经》的时候，他毫不犹疑的收入了几篇反映宫廷淫乱的诗。其中涉及卫国宫廷的有《新台》、《君子偕老》、《墙有茨》、《鹑之奔奔》和《相鼠》，揭露齐哀公荒淫无耻的有《南山》、《敝苟》、《载驱》。除此之外，很少见到此类的诗。难道只有卫君和齐国有淫乱的行为？显然不是。孔子把目光集中在有限的两三个人身上是有原因的。齐女孟姜貌美而无仪，引的卫宫廷大乱；鲁桓公夫人文姜与其异母兄齐哀公通奸，害及了鲁桓公的性命。两件事很有代表性，便宜系统整理研究。这样孔子就把这几首相关的诗整合在一起了。孔子的儒家文化贯穿着一种复古倾向，其学说是为了改变当时诸国纷争的局面。他对每一种可能致乱的因素都有一定的了解，并根据这些因素提出了自己效法三代的政治观点。女与色是作为历史的一种偶然因素出现的，在孔子的视野中飘忽不定，他不做很多的评述。正是由于孔子对女子的谨慎态度，导致儒学的继承者任意发挥，逐步把女子致于一种受束缚的地位。 <br> 那孔子为什么还要找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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