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秦相六国辨

禅海一粟 发表于 2009-9-4 13:30:41

苏秦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主要代表，史载其治学刻苦，以锥刺骨夜以继日，最终身佩六国相印，可谓功名显赫。两千年来，苏秦的事迹流传甚广，家喻户晓。但考之以现存史料，其身佩六国相印一说大有可疑。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作辨，以就正于方家。 一 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早期经历“求说周显王。显王左右素习知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说惠王曰：……（王）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乃东之赵。赵肃侯令其弟成为相，号奉阳君。奉阳君弗说之。去游燕，岁馀而后得见。”他说服了燕文公，并得到燕的资助，再次访赵。开始其合纵反秦事业。时间是周显王三十五年。合纵之约的解散，《苏秦列传》记为：“齐、魏伐赵，赵王让苏秦。苏秦恐，请使燕，必报齐。苏秦去赵，而从约皆解。”此事繋于周显王三十七年。因此，苏秦相六国之事只可能发生于这段时间内，而这三年的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各缔约国之间本年无战事，应该是缔约的最佳时间，但至少有两个事实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一、据《六国年表》，次年，秦败魏于雕阴，如缔约已成，秦当不至嚣张至此。《苏秦列传》也将此战记于缔约之前。二、此年，韩国之君尚为昭侯，而苏秦将要与之晤谈的宣惠王要到次年才得继位。因此，本年没能完成合纵之约当无疑义。 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此年秦取魏雕阴，次年魏纳阴晋于秦。如合约成于本年，魏就没有必要这样做。另外，赵与魏、齐与楚也在这一年发生战事。赵“围魏黄，不克”，楚围齐于徐州。可以确认的记载表明，至少有四个缔约国此年处于战争状态，没有可能缔约。 周显王三十七年（公元前332年），这是缔约的最后期限。此年可以确认的史事有：魏纳阴晋于秦，齐魏联合伐赵，如果有过的成约及破约，或许还得加上齐趁燕丧伐燕取十城。前两事之先后，史料未予分辨。我们姑且假定齐魏伐赵在后，以便为所谓的缔约留下有限的间隙。但据上一年之情状，有几国或处于或方脱离交战状态，是否有缔约的愿望值得怀疑。不能排除这些国家会在战后修好，但修好不等同于缔约。只有在达成高度谅解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缔约。如果真能缔约，各国之间旋即打得一片混乱，则又有违情理。而且，也就在此年以后，秦向东方的攻势才益发不可遏制。此事实显然与各种记载所云 “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之说相抵触。 综上所述，历史没有为苏秦的合纵在时间上留有馀地。对于完成一项需六国共同参与的合约，周显王三十七年间可能有过的一段休战期显然是不够的。除非发生奇迹，否则无从设想。然而，当时的历史状况注定了奇迹不可能发生。因为缔约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均不充分。在缺乏之两大要素的前提下缔约，则是一种难以接受的荒谬。 二 众所周知，秦的威胁是苏秦力主合纵的基础，六国最终为秦所灭的事实，又证实了苏秦主张的正确性。但在前述合纵可能时间里，秦的国力还不算鼎盛，其造成危害的性质和规模都远不足以达到使六国警觉，乃至联成一体共同对敌的程度。按钱穆先生的分期，这段时间属于东方霸业自梁移至齐梁争强期二与齐秦争强期一的过渡时期。齐取代了魏的霸主地位，秦则开始向东方经营。此说与历史记载吻合，表明秦还不能凌驾各国之上。 在地域上，秦与韩魏楚三国接壤，与赵接壤是周显王四十一年魏纳上郡以后的事，与齐燕两国悬隔数国。当时魏的国土呈马蹄形将韩包在腹中，其与秦接壤疆界最长，是秦东进的第一道屏障。而韩只有宜阳以西的一小段疆界接秦。秦如单独攻韩势必将其进攻路线的侧翼暴露于魏，有被截断及腹背受敌之患。所以，周显王三十七年以前，秦之打击锋芒主要集中于魏。按《秦本纪》，献公以来，秦魏共八战。秦对魏以外的战事仅两见：周显王二十九年，秦侵楚，秦封商鞅的于商之地或取之于楚；周显王三十四年，秦拔韩宜阳，二十八年后之周赧王八年，秦再拔宜阳，前记宜阳之拔恐不实。于此期间，韩赵与秦也有交锋，但往往是作为魏之同盟国参与其事的。齐燕两国则没有与秦交战之记录。不难看出，魏以外的国家对秦之军事压力没有切身感受，所以合纵的基础先天不足。尤其是齐燕之类国家根本就没有理由要将自己的命运与他国捆绑到一起。如果追溯历史根源，秦与魏的频繁冲突也可看作为秦为收复失地的军事行动。这一系列战争基本上都发生于秦的旧境以内，这些失地又都因秦早年之内乱或魏势之强盛而为魏所夺。据此，魏虽然日后屡挫于秦，它似乎并未太过重视。毕竟它还未因战败而丧失土地，它楔入秦国的河西之地于此期间仍为其牢牢控制着，魏更感兴趣的是向东方发展。 与秦相较，当时的魏才是真正的害群之马。三家分晋之后，魏俨然以旧晋的继承者自居，欲行使旧晋在各国事务间的权力。相当一段时期里，《史记》多处提到“晋”如何如何，常常就是单指魏国。考之与秦献、孝、惠同时的魏文、武、惠诸君事迹，当时列国除燕因与之间隔数国无法交战外，魏称得起打遍天下之名，且掠获土地甚多。魏的国都大梁就是早年取之于楚；其与韩赵的几次战争，都差点使对方亡国；它甚至能越过赵、奔袭中山国而灭之。即使与秦屡战不利的根源，也可归于魏对东方之齐、赵用兵过度，而给秦以可乘之机。在各国看来，此时魏的麻烦更大、危害更甚，遏制魏的侵掠显然要比共同抗秦更迫切。因此，合纵抗秦在当时只是一个无法引起共鸣的提议。 所谓合纵，其实质是建立一个广泛的抗秦联盟。战国时期，各国军事联盟司空见惯，各国对此都早有体验。联盟是利益相关的具体形式，只要利益共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很容易走到一起结成联盟。一旦利益出现分歧，联盟也就随之解体。在苏秦以前，各国已交互形成许多联盟。如韩魏赵联盟，经常性地对付楚国、齐国；韩赵联盟，旨在对付郑国、两周、秦国、魏国；韩赵齐联盟，经常性地对付魏国；赵魏联盟，旨在对付秦国、齐国；等等。这类联盟随时可以缔结，且不作长期打算。今天两国还是同仇敌忾的盟友，明天就可能反目成仇兵戎相见。如赵曾助魏攻楚，若干年后又联楚攻魏。齐曾围魏救赵，几年后赵拔齐之高唐恩将仇报。可见这种军事联盟极不牢靠，极易解体。有鉴于此，当时各国断不会对任何形式的结盟抱有多少热情与幻想。何况于急切间结盟只会最大限度地照顾了魏的利益，其馀各国不可能对解魏的燃眉之急有太大兴趣。 必须看到，在各国以往的战事中，常常有相当部分的疆土易主。如果欲达成一项盟约，势必首先要将这些土地归属着重提出来讨论。而这类历史遗留问题解决的妥善与否，当是缔约成败的关键所在。毕竟秦的威胁只是一种远非当务之急的潜在可能性，而领土之得失则是大是大非所在，不能等闲视之。从技术角度来看这类问题的解决绝非易事，不仅需要大耗时日，而且往往徒劳无功。按前文推算缔约可能达成的时间，又不允许进行这类纠纷的交涉。在积怨未消的情况下，不可能同心同德。因此，所谓的缔约也就无法实现。 综而言之，就当时局势来说，合纵抗秦远非当务之急。即便各国君主在苏秦的启发开导下变得目光远大起来，也不可能于仓促间拼凑起一个反秦联盟。 三 苏秦游说的法宝是晓之以害、诱之以利，但利害的成立与否，并不以随口而占，而是要以事实为依据。将苏秦的游历事迹及其说辞征之于史，其经不起推敲之处甚多。现试以其说燕赵言行为主，考证其相六国说之真伪。 苏秦的说燕辞看似雄辩，实则不得要领，其本意是劝燕参与抗秦事业，实际上竟在强调赵患。他说：“赵之攻燕也，发号出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军军于东垣矣。渡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国都矣。”而秦的问题则是：“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踵道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其最后结论居然是“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既然如此，燕又为何要与于己无害之秦为敌？赵强燕弱，历来如此，但两国至此尚没有交兵记录。在齐攻燕时，赵还出兵助燕一臂之力。那么，赵之强大对燕不具有直接危害的现实性，这类言辞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如果燕确实对赵之强大有所顾虑，它最理想的办法是与秦结盟，以期赵有所惮忌。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周显王三十五年，秦女嫁燕文公太子，就可看作一种结盟。燕文公死后，齐夺燕十城，苏秦即以此盟姻为由，说服齐归还十城。这至少表明，秦燕联合对双方都有利，比苏秦提倡的燕赵联盟更有价值。 在苏秦的一系列游说中以说赵最为重要，不仅是以后的游说要打着赵的旗号进行，而且所谓的合纵之约也于此时出笼。苏秦再度说赵时，奉阳君已死，他成功地说服了赵肃侯，从而开创了合纵大业。但这段史料漏洞百出，满是疑团，现在我们不妨随着历史的笔触考察一下此次游说的真实性。 首先，奉阳君赵成不仅没死，并且又活了几十年。二十多年之后，赵武灵王为了推行胡服骑射的服饰改革，就恳请其叔公子成予以支持。赵肃侯不会有两个同名为成的兄弟，这个公子成必然是早年为相的奉阳君成无疑。其次，苏秦说辞中提出，只要赵肃侯按了他的谋划行事，“燕必致旃裘狗马之地，齐必致鱼盐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园，韩、魏、中山皆可使致汤沐之奉，而贵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 。应该看到，这一大串诱惑本身并非合纵之目的。即使各国都真心实意参与其事，也应该是互惠的，赵又岂能不做任何付出而净占上述好处。又其次，说辞曰：“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这个提法严重失实。赵真正可以称得上强大，是在几十年后的赵武灵王后期。苏秦游说时，齐、楚、魏都远比赵强。赵曾赖齐助，才幸免亡于魏，再其次，被说服后的赵肃侯答曰：“寡人年少，立国日浅。”这更是大谬不然。肃侯年纪史无交待，但从其弟奉阳君成为相一事上分析，“年少”之说极不可取，苏秦再度说赵，赵肃侯即位已逾十五年，“日浅”之说更属不实。 接下来再看合约书的情况。据《苏秦列传》，苏秦协约诸侯之后，即投合约书于秦。其内容已在他与赵肃侯的交谈中透露了大概，其略曰：“秦攻楚，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其粮道，赵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韩魏，则楚绝其后，齐出锐师以佐之。赵涉河漳，燕守云中。秦攻齐，则楚绝其后，韩守城皋，魏塞其道，赵涉河漳、博关，燕出锐师以佐之。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武关，齐涉渤海，韩、魏皆出锐师以佐之。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清河，燕出锐师以佐之。诸侯有不如约者，以五国之兵共伐之。”此约看似面面俱到，实则不能自圆其说。试想，在已缔约的情况下，如楚、韩、魏遭秦攻击，燕守常山、云中这类远离战线的地方是何用意，简直毫不必要。再说，秦又怎么可能在敌国环伺的情况下越过三晋去击齐、燕。因此，尽管这个合约设计得十分周密，有触一发而动全身之感，使每个国家都能参与其事，但实际上是楚、韩、魏三国首当其冲，而其馀各国，尤其是燕显得过于轻松了。这极不合理极不公平。这至少意味着，燕可以出很少的力，甚至不出力，就可以换取各国对其不事侵犯的承诺。燕本身相当虚弱，在列国纷争中始终是个局外者，如果真有这样的合约，燕无疑占了极大的便宜，相信各国不会同意。 最后，还有必要提一下齐楚两国的情况。当时，齐国数挫强魏，拯韩、赵于覆灭，其地位可视之为东方盟主。苏秦称齐“欲西向事秦”于理不容。而楚于此期间正好东灭强越，已挫或将挫强齐，其国势正空前鼎盛。如果说楚欲向秦寻衅、收复失地或者可信，苏秦称其“欲西向而事秦”则纯属无稽之谈，本不值一哂。 总之，苏秦的游历记载不符合其时代情形，而其说辞更荒诞不经。因此，苏秦不可能凭着这些脱离实际的说辞去开创其合纵事业。很显然，这类记载是苏秦身后的好事者借用苏秦之名头敷演而成的，下文将作论述。还应该指出，就流传下来的苏氏合约书中提出的抗秦方略，事实上也从来没有得到落实。即便到了各国饱受秦患，决意合纵对抗时，其采用过的联合军事行动也与合约书规划好的方式大相径庭。那么，合约书的可行性究竟如何便不难作出判定了。 四 通过以上分析，基本上可以确定，“苏秦相六国”之说只能是一种历史流行的提法，不可信以为真。 那么，苏秦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名声，并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呢？这恐怕还要到历史中寻找答案。战国时期，群雄并峙，自保和扩张成了一切国家的头等需要，各国君主都不同程度存有求贤若渴之心。于是，游说之士应运而生。只要能让某一君主心悦诚服，即便是一介平民也可在转眼之间平步青云。苏秦之前的吴起、商鞅就是这类成功的典范。苏秦所处时代的机遇背景大致如此。至于苏秦究竟如何游说、如何遭遇，恐怕历史本身已很难给出答案了。但他一定朝合纵反秦方向努力过，否则，就无法解释史料中何以会有如此之多的记载。应该看到，任何名声均非幸致，历史决不会把荣耀平白无故与人。苏秦问题或许是出在其有一个真实的开端、又有一个虚构的历程之上。根据苏秦的结局，我们可以推断，他的最高成就也仅是在燕国显赫一时。 当时燕的情状是，其地处僻远，与中原各国绝少交往，有被遗忘之嫌，各路俊彦往往忽略于彼，而有大局观如苏秦者自然就显得出类拔萃。反观他国，各自都有过能人杰才，如齐之孙膑、邹忌，魏楚之吴起、李悝，秦之商鞅，韩之申不害，赵之公仲连。上述人等均非苏秦所能企及。因此，他只能发达于燕、最终死于燕事。这对燕与苏秦来说，都是合乎情理的。在日后想效仿他的人看来，即使苏秦只在一国取得高官厚禄，较之于他的早期出身，也应算作极大的成功。或许就是这种成功，为相六国的一整套神话提供了创作素材。 笔者如是说决非出于想当然。有关苏秦的事迹全部可见于《战国策》，《史记·苏秦列传》取材也未逾其范围。《战国策》的可信性前人已作过评论，毋庸笔者赘言。《战国策》对苏秦之类辩士格外垂青，其目的在于告诫人君不可小觑口舌机利之士。因此，只要能达到，或希望能达到这个目的，举证实否也不甚考较了。这种做法与其记载的苏秦作风倒是一脉相承的。 苏秦的初衷并非是要专门与秦为难，他只是求一己之功名富贵。碰壁于秦之后，他就恼羞成怒，于是周游天下，联络反秦。夸大秦之威胁是他游说的核心，这算是抓往了说服术的要害：晓之以害，诱之以利，危言耸听，诱人就范。苏秦有别于吴起、商鞅之处也在于此。他没有具体的治国方略，只知一味强调利害，而且这类利害又极不固定，可以任意夸大或缩小。也许正是这种在当时已显得空泛的言辞，使苏秦只能得逞于一国，而不能通行于天下。随着时局的发展，到了各国对秦的进攻无从招架之际，苏秦不遗馀力鼓吹过的秦患问题便成了先见之明。各国不得不经常联合起来，共同抗秦。于是，苏秦成为合纵反秦的先觉者应无可争议。苏秦死后，其弟苏厉、苏代继承了他的衣钵，为合纵事业奔走。因此，苏秦其人其说受到长期的关注也是合乎情理的事情。而其相六国的神话，也应该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苏秦事迹中传奇成分多于其真实成分。 最终，真假莫辨的苏秦事迹摆到了司马迁面前，《史记·苏秦列传赞》云：“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不难想见，要从纷纭的传说中，理清苏秦事迹的脉络绝非易事，对苏秦其人，司马迁的评价不高，但其作史准则是，某人某事有一可取之处，则为存之于史。苏秦作为专事纵横术的先驱，开创了相当时期的合纵事业，又成功地预言了秦对天下的兼并，历史也理应给予其一席之地。于是，司马迁按存故说的原则向后人交待了苏秦的一生，虚虚实实的相六国问题也因此流传至今。 注释： 参见《战国策·秦一》、《史记·苏秦列传》。 参见《史记·六国年表》。 参见《史记·赵世家》赵肃侯17年、成侯5 年、7年、11年、21年、11——12年、15年、敬侯6年、肃侯8年、敬侯9年、武灵王19年。 参见《史记·燕召公世家》易王初立。 参见《史记·苏秦列传》、《范睢蔡泽列传》。 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通表附表第二》。商务印书馆1946年印行。 参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之《诸侯称雄形势图（公元前350年）》。 参见《史记·秦本纪》献公21年、23 年、孝公元年、8年、10年、22 年、24年，惠文君5年。 参见《史记·楚世家》宣王30年。 参见《史记·六国年表》、《韩世家》昭侯24年。 参见《史记·楚世家》悼王2 年、11年。 参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威王元年。 《战国策·燕一》。 《战国策·赵二》。 参见《史记·越世家》王无强时。 参见《史记·秦本纪》惠文王后元7年，昭王11年，庄襄王3年。《秦始皇本纪》始皇6年。 参见《史记·苏秦列传》。 参见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考研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引李格非《书战国策书后》、谭献《复堂日记六》、马端临《文献通考》有关篇章。    补注： 苏秦问题是《史记》录了《战国策》。而《战国策》的真实性肯定是没有的。战国策的写作年代也很难确定，笔者以为其极可能出自秦楚之际的游说之士蒯通。此事前人也指证过。据《田儋列传》曰：“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据其在秦楚之际的一些言论，其不得要领处亦复不少，且与《战国策》风格相近。故其信口开河的说辞，不能信以为真。 在本文的涉关键时间多年以后，楚怀王攻秦，据说亦是苏秦主谋。而那时，此所谓联盟早已解体。不应当再有相六国事出现，且秦对列国的军事打击，又远较史载苏秦游说的时间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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