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阴暗面：伪造光绪“衣带诏”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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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class=t_msgfont id=postmessage_41275>康有为的政治行情，在1909年的时候，继续阴线下行。 <BR> 随着大清国在3年前旗帜鲜明地开始政治体制改革，康有为对"君主立宪"的话语垄断地位，受到了根本的动摇。同时，他在大清国的心目中，也失去了作为对手的地位。对于一个已经将"持不同政见"作为职业、并且因此而获得了丰厚回报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政府突然与你成了同志"而更可怕的：这意味着失去一个以咒骂和恐吓不断帮他炒作的庞大资源，"同化"带来的是灾难性的"边缘化"。 <BR> 政治改革的大旗，早已被慈禧太后在3年前就高高举起，而且更快（步子）、更高（调门）、更强（力度）。如今，年轻的载沣扛过了这面大旗，因为缺少历史恩怨（戊戌年时载沣仅15岁），康圣人更是蜕化成了随时可能下市的ST垃圾股。 <BR> <BR> 在对付康有为的问题上，上一任领导核心理应传授给载沣的一个重大历史经验及教训就是：敌人往往是自己制造出来，并且自己将他养肥的。 <BR>新政府的漠视 <BR> <BR> 年初刚刚改元宣统后，中央都察院就收到一份特别的文件：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的儿子杨庆昶，缴还了光绪皇帝在戊戌年颁发给其父的密诏（《清史稿列传二五一》），据说这封密诏是当年缝在杨锐的寿衣内，随棺材偷运回了四川老家。这份密诏的出台，不仅洗刷了光绪皇帝不惜采用雷霆手段对付慈禧太后的嫌疑，也令康有为在海外藉以号召民意、聚集徒众、募集款项乃至四处猎艳的"衣带诏"现出原形。 <BR> 而更令康有为郁闷的是：大清国新的领导核心，似乎对这么重大的历史见证并不在意，没有因此掀起一场狠揭猛批康有为虚假面貌的宣传战。 <BR> 在对付康有为的问题上，上一任领导核心理应传授给载沣的一个重大历史经验及教训就是：敌人往往是自己制造出来，并且自己将他养肥的。 <BR> 已经为中外史学界公认的是，康有为无论是作为改革者还是反叛者的分量，都是被大大地夸大了的。戊戌年间其出逃海外后，无论日个人和英国人都认为此人大言不惭，作用有限。康有为后来的崇高地位，首先与其坚毅固执的性格有关。据梁启超说，当年康七次上书，"举国俗流非笑之，唾骂之。或谓为热中，或斥为病狂，先生若为不闻也者，无所于挠，锲而不舍。"康在其一生中，的确表现出了"虽万千人吾往矣"的精神。 <BR> "自身努力"之外，康的地位也有一大半来自大清国的赐予。戊戌政变之后，当权者试图以自身的"正确舆论"引导大清人民，对康梁等人进行舆论围剿。但是，大清国的民意却总喜欢和官方的口径拧着看问题，官方批判力度越大，被批判的就越有市场：因着政治的不透明，以及官方话语体系的长期信用缺失，人们更愿意相信政治耳语，官方难得坦诚一回，人们却未必领情。清史上最著名的"越描越黑"事例，就是雍正皇帝颁行《大义觉迷录》，本意是想用真诚、宽容来反击对其权力合法性的质疑，结果却令雍正得位不正的传言主导了当时和后世的舆论市场。 <BR> 政治很多时候似乎并不需要真理，更不需要真相，而只需要一个符号。大清朝廷对康有为发动的舆论批判，以及对所谓"康党"的组织清算，举轻若重、牛刀杀鸡，实际上一举抬高了康某人，硬将改革的旗手桂冠戴到了他头上，反而赋予了其全新的符号意义，身价倍增。一手举着"六君子"鲜血淋漓的"悲情牌"，一手靠着大清国强力的"反向营销"，康有为这个符号承载者成为这场悲剧中最大的受益人，而大清国则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成了大输家。"六君子"的鲜血未必染红了"保守派"的顶子（他们自认为无非是"防守反击"而已），却帮助康梁师徒成了国际名人。 <BR> 康有为当然是个聪明人。流亡在外，将慈禧太后妖魔化和将光绪皇帝神化，就是一个十分高明的办法：既能解释自己何以成为国家的敌人，也能为今后留出足够的回旋空间。在一个足够安全的距离外，对既有体制保持高调的批判态度，以"危言"造成"耸听"，短期利益上可以获得喝彩和捐款，长期利益上则可以用另类方式得到这个体制的认可，以便最终能从"对手"被招安升级为"助手"。这种以退为进的把戏，是中国历史的光荣传统之一，所谓"终南捷径"也：当官家以为终南山中隐居的都是人才，大家便一窝蜂地都去玩隐居。无欲则刚，其实还是追求欲望的特殊手段，"刚"本身就是更为高明的"欲"而已。 <BR> <BR> 风向变了，康有为开始放低身段，频频向北京发送秋波。保皇会被改名为国民宪政会（后正式定名为"帝国宪政会"），以便更为符合主旋律。 <BR>维新派的秋波 <BR> <BR> 政治上从来就只有永远的利益，而没有永远的朋友或敌人。史料表明，大清国那些活跃在海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无论保皇党还是革命党，都从来没有间断过与大清朝廷的私下接触和利益谈判。1906年，康有为乐观地认为他的第二次政治青春期来临了。这一年，大清国终于解冻了戊戌政变后被冷藏了8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宣布"仿行宪政"，而在这一进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梁启超为大清国出访欧美的政治考察团代笔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就在朝廷宣布政改的同一天（9月1日），康有为于一年多前派遣回国潜伏、执行刺杀慈禧太后任务的梁尔煦，于被捕一个月后在狱中被悄悄鸩杀，"朝廷"与"叛逆"在这件事上心照不宣，不事声张。康梁庆幸，此事"于吾党前途无甚窒碍"，"不以此牵及全局，尚不幸中之幸也。" <BR> 风向变了，康有为开始放低身段，频频向北京发送秋波。保皇会被改名为国民宪政会（后正式定名为"帝国宪政会"），以便更为符合主旋律。康有为提出了"上崇皇室、下扩民权"的政纲，并且计划邀请载沣担任这个宪政会的总裁，希望能将本部设立于上海。康有为郑重地向清政府请求为宪政会立案登记，似乎浑然忘记了不久前还派遣刺客对国家领导人实行恐怖袭击。 <BR> 在保皇党内部因"全党经商"而引发的一连串内讧中，康有为甚至向清廷告状，通过将昔日的同志描绘成潜伏在保皇党内部的"革命党"，把经济利益纠纷上升到意识形态的战斗，希望借刀杀人（请参阅本专栏上期《"圣人"经商》）。 <BR> 面对康圣人的连串秋波，大清国新一代领导核心"坐怀不乱"：一方面，对作为政治势力的保皇党（"宪政会"），采取"不放弃、不抛弃"的"两不"政策，在宪政改革和经济建设中，求同存异，将大量有保皇背景的海外华侨纳入统战的范围；另一方面，对康有为个人则采取了另一"两不"政策：不攻击、不亲近，归根到底就是"不接你的茬"。这样的政策导向，加剧了保皇党内部的分离倾向。更值得后人深思的是，大清国在新时代所展现出来的相当宽广的政治胸怀，甚至还能包容实施暴力破坏的革命党：对汪精卫那样用炸弹和手枪向领袖"猖狂"攻击的"恐怖分子"，都予以怀柔和优容，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异数（请参阅本专栏2月23日《爱新觉罗软着陆》）。 <BR> 大清国最终覆亡。而对于曾经叱咤风云的康圣人来说，政治毕竟是一种"注意力经济"，无人喝彩（包括倒彩），无人关注，那就意味着交投惨淡，退市的锣声也该响起来了......</TD></TR></TBODY></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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