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下的士大夫
明是皇权极盛的时代，也是忌恨、轻视知识分子的时代，这是朱元璋留下的传统，而经朱棣发扬光大。虽然也有一套完善的文官体制，但自永乐开始，历代皇帝尽管也有依仗内阁大学士的时候，但一般都更信任亲信宦官和东西厂、锦衣卫这样的特务机构。处于政治强权压迫下的士大夫们，由于这种冷落和不信任，生存环境更严酷，仕途更艰难多桀，也出现了比其他王朝更显著的异样。<BR><BR> 于是，如《剑桥中国明代史》所言，很多士大夫“以冷淡的和不够关心的态度从事他们的职业”。献媚和倾轧成了明朝官场上的最大特色，一大部分士大夫终于发现，内圣外王的建功立业理想已然虚幻，只有献媚和投机才能够迅速提高自己权力地位，取得功名富贵。而倾轧则是排除竞争者的有力手段，官僚们或“虚声窃誉”，或“巧宦取容”，或“爱恶交攻”，充斥官场的是赤裸裸的争权夺利，明目张胆的结党营私，毫不掩饰的溜须拍马。故明之政治，吏治腐败、权力斗争和道德堕落都是空前的。<BR><BR> 不过，并非所有的人都在堕落，儒家的精神也不会如此轻易泯灭。传统士大夫是文人出身，由科举入仕。读的是圣贤书，素以行道、卫道、“以天下为己任”为职志，崇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哲学，具有改革社会的理想抱负。当“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儒家理想难以伸展，政治上的受冷落和失意也必定激起他们的反抗，不过士大夫又是与官相结合，紧紧依附于皇权的，其与皇帝的关系如同毛与皮的关系，若不与皇权相结合，不仅不能显达，也不可能有所作为。于是，有明一朝，“英烈”、“忠义”不断，总有一部分不甘屈服的士大夫始终不肯放弃理想，以“义理”、“道德”为武器，挑战皇帝或权臣（宦）说一不二的至高权威，这种政治斗争从永乐之后就开始，万历时发展为党争，逐渐愈演愈烈，一直持续到明亡。<BR><BR> 当这种冲突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皇帝为维护自身权威，必定会严惩一些过于固执己见和批评过激的士大夫。故此，廷杖，也就是民间俗称的“打板子”，作为惩罚士人的常用手段被不时应用。不知是否有人统计过士大夫被廷杖痛打过屁股的人数，那绝对是数以千计，至于打死打残者不在少数。<BR><BR> 正德年间，武宗放荡不羁，耽于游乐，数次南北“巡幸”，正德十四年二月，武宗又欲南巡，而明财赋主要就仰仗东南几个省区，武宗此举无异劳民伤财。自古以来，这类劝戒皇帝的事历代都有发生，当下的朝臣也发动了一场反对南巡的运动。兵部侍郎黄巩等人先后具疏劝谏，武宗称病不视朝。士大夫们伏闕俟旨，坚持请武宗收回成命。武宗震怒：“这帮知识分子真是无法无天了！”遂将黄巩、陆震、夏良胜等人下狱。翰林修撰舒芬等107人罚跪午门外5日，继而各杖30，降级调外用，黄、陆等各杖50，贬为庶民。一时间棍棒齐下，血肉横飞。以往的廷杖一般都是单独的个人或几人受刑，上百人伏在午门外的地上一起打屁股，不可不谓壮观，也开创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先例。<BR><BR> 武宗只是空前，并未绝后，还有规模更大的。<BR><BR> 正德十六年武宗死后无子，其堂弟朱厚驄以藩王身分入继大统，是为世宗。因为世宗是以同辈庶兄弟身分登基的，按皇统继承规制，世宗要认自己是孝宗的儿子，但世宗的生父是孝宗之弟兴献王，考宗只是他的伯父。对此，以内阁首辅杨延和为首，主张世宗应以孝宗为皇考，而尊其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父。还有一派，以新科进士张驄为首，看清楚了皇帝不愿意放弃家系，就主张应以兴献王为皇考，并在宪宗与武宗之间，加进兴献帝一代，号为睿宗，这受到世宗的支持。此即所谓“大礼仪”之争。今人可能觉得此争不可思议，但以当时的正统观念，这却真的是非常严肃的国家大事。<BR><BR> 这场争论延续了三年，皇帝也已羽毛渐丰，可以踢开这些绊脚石了。遂罢免杨廷和等数人，由张驄入阁，正式采纳其建议。更改尊号的谕旨一出，杨廷和之子杨慎号召说：“国家养士已经一百五十年了，秉持节操，为义理而死，就在今日了。” 这样，支持杨廷和的官员士大夫二百三十多人跪哭左顺门请愿。皇帝下旨令退，但众人不肯，甚至连内阁毛纪和石珤也加入了跪伏。皇帝再令退，仍无效。就这么从辰时一直僵持到了正午。皇帝终于按捺不住愤怒，将为首八人下狱，连同治罪的总计二百二十人，四品官以上的全部夺去俸禄，五品以下的官员一百八十余人加杖刑，痛打之下计有十七人伤重不愈而死。可谓皇权一发威，文人尽遭殃。<BR><BR> 不光招惹了皇帝挨打，招惹了权臣权宦也一样挨打。这方面最有名的一件事当数张居正“夺情”事件了。<BR><BR> 万历五年九月，张居正之父去世，按照明时通常做法，一般做官人凡有此类 “丁忧”之难，都要离任回乡亲自服丧三年，等到服丧期满后才可回任办事。不论宰辅大臣还是卑官胥吏都要如此。如退亲丧不归即为“夺情”，这在伦理观念与纲常世俗上来说是大逆不孝之事，一般说来是绝对不能允许的。皇帝虽下谕安慰，但却无意挽留。张居正当时贵为内阁首辅和帝师，权势正当如日中天，担心一去三年后大权失落，表面申请回乡守丧，却暗中示意太监头子冯保让神宗挽留。朝臣方面，与张交好的李幼孜等人率先上书请留，十月，张居正再次上疏请求守丧，神宗不准，称“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尽弃。”于是张在职守丧，不上朝，穿丧服在家办公。<BR><BR> 然而，张居正虽营造出一种无法离开的情势，但士大夫也不是不明白地球缺了谁都照转的道理。何况这是涉及道德伦理的大事，事关纲常，如同我们当下最喜谈论的“爱国”、“人道”、“统一”等高尚概念，是不容违背的。于是反对之声四起，翰林编修吴中行、赵用贤陈言请皇帝让张回乡尽孝，“使奔丧终制以全大节”，后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上书更指责张居正“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何以对天下后世?”张居正大怒，要来圣旨严惩。十月二十二日，吴中行、赵用贤各杖六十，削职为民，艾穆、沈思孝各杖八十，发配充军；尤其吴中行原是张的门生，所以张居正特别愤恨，授意将其打死，后来勉强保全一命。张居正夺情目的虽达到了，仍旧独执大权。但在朝野上下的心目中，他的形象受损，成为了有二心的反面人物，也落下了死后被削名抄家的祸根。<BR><BR> 这场“夺情”之争和嘉靖时的“礼仪”之争一样，并不仅仅是伦理之争或认识上的分歧那么简单。这是士大夫与皇帝或权臣之间情绪上的对立，是对擅权专横行径积怨的累积，是对现实政治黑暗、吏治萎靡和世风日下的强烈不满，所以一旦爆发才会这么毫不妥协而义无返顾。总体而言，明代的士大夫是历代最世俗化的一群知识分子，但人文理想与世俗涵义的不同一，知识分子的精神使命与现实生存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带来与世俗权力的对立。相反却是，在世俗眼光中，这些知识分子往往性格怪僻、落落寡和、不识时务、眼高手低，固执己见，人们大都敬而远之，甚至鄙视。<BR> <BR> 板子是专权的最常用工具，道义则是士大夫们的武器，在强大的专制力量之下，尽管微不足道，但却是能合法拥有的唯一武器。在今天看来，士大夫们所坚持的东西很多都并不是什么“先进文化”，反有保守落后的嫌疑，但那却又是一条抵制政治失节和精神堕落，不容轻易放弃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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