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恩师如何自撕伪道学面孔
康煕初年，鳌拜跋扈，排挤同僚，蔑视幼主。康煕面对鳌拜的恣意妄为，决心肃清吏治，整顿朝纲，遂于康煕六年（1667）五月，下求直言诏。六月，一个叫熊赐履(1635-1709)的湖北孝昌（今湖北孝感）人便应诏上万言疏，对民情、朝政得失，侃侃而谈，直陈已见。此疏一出，海内传诵，鳌拜恶其侵己，请以妄言朝政治罪。康煕不许，说：“彼自陈国家事，何豫汝等耶?”从此，熊赐履进入了少年皇帝康熙的视野。<BR>康煕七年（1668），熊被升为内秘书院侍读学士。康煕亲政后，熊赐履曾多次上疏，请康煕于临政之暇，接见儒臣，讲求治道，结果得罪鳌拜，被吏部议，熊赐履被降职两级调用。还是康煕亲自出面才保住了他。<BR>康煕八年（1669），鳌拜被除。罪状之一，便是衔恨熊赐履，意图倾害。由于鳌拜当政时，擅作威福，左右朝廷，上下其手，天下没人敢惹，只有熊赐履以侍读词臣的身份，连续上疏论事，侃侃而无所避，从而博得了个勇敢直言的名声，天下传扬。因此得到康煕的信任和重视，九月，他被升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尚书。<BR> 康煕十年（1671）二月，皇帝下诏举于保和殿行经筵大典，熊赐履被任命为第一经筵讲师，进讲《尚书》“人心惟危”一节。其原文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箴言，相传是舜传给禹的为君之道。熊赐履认为这是千古帝王传心之要，万世圣学之源。故将此篇作为首讲，并用理学的观点演绎解释。此时只有十八岁的康煕，胸怀创业大志，正处于如饥似渴寻求外王内圣的君主霸业之道之时。而熊赐履的理学，正中他的下怀。康煕十分迫切，认为仅是经筵进讲，还不解渴，三月，以“经筵体严时暂”，不利圣学，又命熊赐履为日讲官，每天在弘德殿给皇帝单独讲课。<BR> 康熙一朝，道学家的日子过得不错，上谢天恩，下谢熊赐履。熊赐履以朱熹之学进献康煕，使皇帝接收了惠顾学，同时也挽救了理学。康熙朝的理学名臣一大批，熊赐履算得上是御前首席理论家，头一名帝师。<BR>康煕看的也恰恰就是“经世致用”的学说。熊赐履此时俨然又以大清理学第一而自居了。《碑传集》卷11记载这样一件事： <BR> 一日，康煕曾问熊赐履有什么关于理学的著作，熊便以自著的《闲道录》进呈。康煕<BR>命取进宫中拜读，第二天，康煕见熊赐履时龙颜大悦，说“朕已披阅了你的《闲道录》，正大精醇，真是斯文一派呀！”不久，又对熊赐履说：“戄中崇正辟邪极为透彻，对于圣王之道很有禆益。”还亲自题了书名——“熊学士闲道录”，放在自己的御用写字台上。而熊赐履也因为道学家的名声，在朝廷内外十分吃得开。康煕十四年（1675），熊因为“素有才能，居官清慎”，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既入阁参与机密，又充纂修太祖、太宗圣训，孝经衍义，重修太宗实录总裁官等职。有名有利，火得不行。<BR><BR> <BR> 事实上，熊赐履并非醇儒，他的理论并没什么出奇，无非捧紧朱子，力诋其余而已；他的学问也一般，不过是熟读四书五经、性理大全。但在那时，熟读性理大全，善磕头，便可为名臣，老熊已算是庸中佼佼者了。康熙十五年（1676），清朝内阁出了一件怪事。陕西总督哈占上了一个关于获盗题请开复官员的题本，时任武英殿大学士的熊赐履在代拟批旨时，一不小心，把这个题本批错了：原来应该批往吏部核办，却错给批到了三法司核拟。熊赐履回府后，忽然明白过来，心急如焚，次日起了个大早，五更时分便赶到内阁，支开中书（吏员），找出自己草拟票签的原稿，嚼下吞进肚里。<BR> 票签是指内阁根据有关法规和典章律例，对中央、地方各衙门及臣僚呈送皇帝的章奏代拟初步处理意见，以备皇帝裁决时参考。由内阁代拟的票签随本章上报皇帝后，如果与皇帝意见不符，还会打回内阁重拟，称“改票”。<BR> 熊赐履是个道学家，程朱之学的东西看多了，脑子有些轴。他天真地认为只要将自己草拟的票签销毁，查无证据，一切就好办了。当然，他还自作聪明地搞了一个伪装：将一位同事杜立德的另外一本票签原字裁去，然后以小字将错批写在上面，自己则换过杜立德的本子，另批几句，以充其数。<BR> 熊赐履选中杜立德，一是可能事急无暇多想，二来也是因为此人一向迷糊。<BR> 于是等到杜立德一上班，熊赐履便迎上去说：“您老又批错了。”没承想杜立德这天偏偏明白异常，坚称这一题本自己从来就没看过，接着又发现签纸短了一截，遂叫来中书，说他作弊，要拿他责打。中书不承认，内阁中吵成一团，闻讯赶到的首辅保和殿大学士索额图站在一边，一时也不能分辨。正吵的时候，一个满学士过来揭发，说他头晚在亲戚家因丧事守夜，今天过来得早，在南炕上倒着，亲眼看见熊大人进来闷头检本，还口嚼了一张票签。<BR><BR> <BR> 这一下，熊赐履立刻哑口无言。可怜满腹道德文章，竟化不出一字辩语。索额图本来就对熊赐履心怀不满，就拉着杜立德奏到上面。康煕正在为三藩战争前线吃紧而着急上火，便让吏部核查此事。问口供时，熊赐履一语不发。索额图说：“这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审贼，也毕竟要他自己亲供，才能定罪，老先生不说话，如何了解此案？”见熊赐履还是不说，索额图又道：“老先生不要担心，就是如今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自己就出真情来降，皇上也只得歇了，赦了他，何苦不言？”熊赐履窘辱备至，只好说：“罢了，就是如此罢了！”于是吏部议：“熊赐履票拟错误，欲诿咎同官杜立德，改写草签，复私取嚼毁，失大臣体，坐压官，归里。”（事见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14，《本朝时事》）<BR> 其实，偶尔批错个票签，不是什么大事，就算当时三藩之乱，康熙心情不好火气旺些，也不会拿熊老师怎么样。全怪熊赐履个人将此事看得如此之重，却不知自己将一生讲求的理学看得十分轻了。杜立德不肯认下这笔糊涂帐时，如果熊赐履悬崖勒马，小声认错，也不会弄到后来那样。用他自己的话说，正是“每有一息之差，而成终身之谬”。<BR><BR> <BR> 嚼签事件，使熊赐履脸面丢尽。假道学之名声，不迳而走。他被革职后，没有回老家，想来也没脸回乡。奉母择居在金陵（今南京）城北青溪之莲花桥，后又迁居溪西之清凉台。<BR>好在，康煕还是惦记着熊老师。康煕二十三年（1682），康煕南巡到江宁，熊赐履随众接驾，还被召到行宫，亲自慰问垂询。康煕二十七年（1688）秋，一个更大的喜讯传来，朝廷任命熊赐履为礼部尚书。但人算不如天算，他入都才及两月，老母便病逝。熊老师官椅还没坐热，只得回金陵守孝。还好，第二年，康煕二次南巡到金陵，又派人上门慰问熊老师，还赐予鹿尾、人参等，并御题“经义斋”额颁赐。<BR>康煕三十年（1690），熊赐履出了三年的孝期，赶紧跑到北京，被补任礼部尚书，仍充经筵讲官。后又改任吏部尚书。熊赐履再起，五任会试正考官，并充任圣训、实录、方略、明史的纂修官。一切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BR> 然而，“嚼签”案的阴影永远投在了熊老师的心底。康煕四十五年（1706），七十二岁的熊老师终于在乾清宫被康煕批准退休。康煕四十八年（1709）八月，七十五岁的熊赐履死于金陵。他真够倒霉，死后也差点被人误会为“假道学”。因为在他遗折中，写有推荐他侄子可用之语。康煕命人查核，才得知遗折在路上被人窜改过。<BR> 熊赐履遗言，死后不回湖广老家。看来他还是有愧，终生不敢回乡了。这一切，都是“嚼签”一案惹的祸。 实际上，除了嚼签子一事，熊老师实际上没有更多的丑闻，可见举止还算过得去，留在外面的把柄不多。比如在今人视为大节的清廉方面，他死后，据江宁织造曹寅探访，其家产不过值数千两，看来他并不贪。 <BR><BR> 细看熊赐履一生事迹，其它并没什么特别不当处，用康熙朝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的话说，熊若早点死掉，便成完人。完人自然不是的，不过若无此案，熊保住醇儒的名声，不成问题。便是嚼签子一事，虽然丑些，毕竟算不上什么大凶大恶，只是对一个理学家来说，人格的破产，意味着学说的破产，而奔走御前，要保住人格太难了。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