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忍的牌坊

禅海一粟 发表于 2009-9-8 14:42:00

在私有制社会中，充满了压迫和剥削。这种压迫和剥削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除了经济方面的掠夺和剥削之外，性剥削、性压迫也是很重要的方面。这是和人类的两大基本生活要素相对应的，至于政治上的压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加强掠夺财富和掠夺女人的一种必要手段。 这种压迫和剥削起初表现为赤裸裸的暴力行为，如抢劫，把外族人抢来做奴隶、把女人抢来发泄性欲等，但是当社会秩序逐渐趋于稳定的时候，这种压迫和剥削就逐渐转化为一种社会规范，一种文化上、观念上的毒害和控制。例如，农民租了地主的地就必须交田租，贱民的子女永远是贱民，有钱的男人可以任意玩女人，妻子必须为丈夫守节，女人不裹小脚就不值钱，等等。在中国古代，性压迫和性剥削的主要对象是妇女，男五也有受性剥削与性摧残的，例如太监和男妓。在中国古代，四大性畸形现象是十分明显的：一是女子守节，二是妓女，三是女子缠足，四是太监，其实质都是性压迫与性掠夺。其中女子缠足是中国所独有的，其他三种则是世界性的普通现象。 一、贞节牌坊下的呜咽 应该看到，中国在汉、唐时，妇女所受的压迫与剥削远较后世为轻，唐代妇女能成群结伙地骑马外出郊游，能穿半裸装，男女交往较为自由，有些女子追求爱情也比较大胆，女子离婚也不受歧视。但是，自宋代中期推行程、朱理学以后，妇女就越来越受压迫，被封建礼教压得不能翻身，从而成为男子发泄性欲的工具、生儿育女的工具和家务劳动的工具了。 在一夫一妻制建立以后，在女子沦为男子的附属品和工具以后，妻子要为丈夫尽许多义务，第一个义务是为丈夫生儿育女，第二个义务是为丈夫恪守贞操。当然还有其他许多义务，但是这两个义务是最重要的，又是互有联系的。 在原始时代群婚杂交的情况下，当然谈不上什么贞操。在私有财产和一夫一妻制出现以后，妻子变成丈夫的私有财产，既然是私有财产，当然不许别人来染指。但是更重要的是，丈夫为了能把自己的私有财产传给确是出自自己血统的子女，所以对妻子的贞操要求越来越严格了，否则，自己的财产岂不是落入“野种”、“他姓” 之手了？ 自古以来，直至现代，贞操总是对女子而言的，这是男子作为统治者对女子的要求，而女子作为被统治者来要求的。男子拈花惹草，至多被认为是“失德”，这不叫“失贞”，甚至还被认为是风流韵事。而女子一旦“失身”，不论是出自什么原因，那就不得了，即使是被施暴，自己毫无过错，也永远是“不干净的女人”，“跳进黄河洗不清”了。 贞操是个比较笼统的名词，其内涵大致可分为婚前、婚后两种，而婚后方面又区分为夫在、夫死两种情况。其含义即：一个女子，或是一辈子不和任何男子性交，或是一辈子只和丈夫一个人性交，这才叫保持了贞操，如果私通、再嫁、被施暴等，都叫“失贞”。女子在婚前要“守童贞”，婚后夫在时要“守贞”，夫死要“守节”。 中国古代对女子贞操的重视，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巡视各地，在一些地方立碑刻石，刻上一些自我歌颂和昭示天下的话，如泰山刻石、琅刻石、会稽刻石等，在这几处都提到了女子的贞节问题。例如会稽刻石云： 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洁诚。夫为寄，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见《史记·始皇本纪》三十七年事。） 可是在汉、唐两代，社会风气比较开放，对女子的贞操要求并不严格，女子再嫁，社会上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好。 有唐一代，公主再嫁的有23人，有的甚至结婚三次，在社会生活中男女交往也比较自由。因此，后世的道学先生才骂这个时代是“脏唐烂汉”。 可是，到了宋朝中期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在统治者的支持和倡导下，程、朱理学兴起，在“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指导下，极力地提倡女子守节，寡妇不能再嫁。《近思录》有一段记载说： 或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先生（即程颐）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又问：“人或有居孀贫穷无者，可再嫁否？” 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此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这一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就成了一句至理名言，为统治阶级大力提倡。 自宋代中期以来，直至明、清，性禁锢越来越严酷，对女子贞操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了。宋代中期以后有这样大的变化，是有其社会和历史的原因的。汉、唐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上升、发展和全盛的时期，统治阶级强大而有信心，民众的生活相对地比较稳定，所以统治阶级对民众的控制相对地宽松，不太压制人们对自由、幸福的追求。宋朝中期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已开始走下坡路，当时民变蜂起，民不聊生，徽、钦二帝被掳，更显露出统治阶级内部的虚弱。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十分害怕民众为自由、幸福而斗争，所以千方百计地加以压制，因为当时千千万万的民众是不自由、不幸福的，如果允许他们追求自由、幸福，无异于鼓励他们造反。 因此，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要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这被称为“天理”），不要追求个人的自由、幸福（这被称为“人欲”）；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说穿了就是宁可饿死，也不能破坏封建的伦常秩序。 封建的伦常秩序主要表现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如果妻子不为夫守节，就把“夫为妻纲”这一条重要内容破坏了。 正因为这个缘故，近七八百年来，统治阶级大力提倡女子为夫守节。他们采取的方法，一是叫人编许多“女子读物”以毒害女子的思想，如《内训》、《训女宝箴》、《古令列女传》、《闺范入《母训》等，在此以前还有《女四书》、《女诫》等；二是采①《大明会典》卷七十八：《族表门·大明令》取许多奖励的形式，如立贞节牌坊、烈女祠，甚至以“诰命”褒奖“相夫教子”或“立节完孤”的女子。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曾下诏令，族表节妇，同时规定了“凡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①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为嘉奖贞节的特别命令。 在那种社会条件下，对于女子的贞节不仅是倡导的问题，而且对“失贞”的女子要严加惩罚，轻则赶出族门，重则施以沉河、火烧甚至凌迟处死等酷刑。清乾隆时，山西有个姓李的人，是个“隐宫”者，即无性功能，他的妻子陈氏不安于室，常常逃回娘家。有一天，她的父亲陈维善亲自把她送到婿家，然后回去，可是走到半路，女儿又跑口来了。陈维善气得不得了，就活活地把女儿缢死，自己也上吊死了。这类事在封建社会并不少见。 封建社会中的父亲为什么这样残酷呢？这是因为如果女儿丧失贞节，是奇耻大辱，全家都抬不起头来；相反，如果女儿恪守贞节，则光宗耀祖。清代学者方苞写过一篇《康列女传》，康烈女是个商人的女儿，许配给贫家之子张京，还没过门张京就死了，康烈女却以张氏媳自居，上吊自杀殉夫。 张家原来是个破落之家，张京的父亲品行又不好，本来人们是看不起他们的，但是由于康烈女这一死，张家马上身价百倍，在京师出了名。正因为这样，所以都要以女子做牺牲品。 在这种社会风气下，所谓“烈女”、“节妇”越来越多，什么“以身殉夫”、“守节终身”的事比比皆是。 据《古令图书集成》记载，“烈女”、“节妇”唐代只有51人，宋代增至267人，明代竞达36000人，而到了清代，仅安徽省休宁县这一个县，就有2200多人。当时全国人口不多，加以还有不少女子未被记载，这个数宇是很惊人的。 寡妇守节是十分痛苦的。 寡妇守节，多数当然是思想受了毒害、麻痹后的“自愿”，但有很大的迫于环境、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的成分在内。几十年的寡居，青灯荧荧，孤眠独宿，个中的矛盾和痛苦，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也是外人所难以知晓的。这正如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所说：“节烈难么？答道，很难。男子都知道极难，所以要表彰他。”“节烈苦么？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 清人沈起凤撰写的《谐锋》卷九有《节妇死时箴》一则，叙述： 荆溪某氏，年十七，适仕族某，半载而寡，遗腹生一子，氏抚孤守节；年八十岁，孙曾林立。临终召孙曾辈媳妇，环侍床下，曰：“吾有一言，尔等敬听……尔等作我家妇，尽得偕老白头，因家门之福；倘不幸青年寡居，自量可守则守之，否则上告尊长，竟行改醮，亦是大方便事”。众愕然，以为昏髦之乱命。氏笑曰：“尔等以我言为非耶？守寡两字，唯言之矣；我是此中过来人，请为尔等达往事。……我居寡时，年十八；因生在名门，嫁于宦族，而又一块肉累腹中，不敢复萌他想；然晨风夜雨，冷壁孤灯，颇难禁受。 翁有表甥某，自姑苏来访，下榻外馆；我于屏后觑其貌美，不觉心动；夜伺翁姑熟睡，欲往奔之。移灯出户，俯首肾惭。回身复入.而心猿难制，又移灯而出；终以此事可耻，长叹而回。如是者数次。后决然意去，闻灶下婢喃喃私语，屏气回房，置灯桌上。倦而假寤，梦入外馆，某正读书灯下，相见各道衷曲；已而携手入帏，一人趺坐帐中，首蓬面血，拍枕大哭，视之，亡夫也，大喊而醒。时桌上灯荧荧作青碧色，谯楼正交三鼓，儿索乳啼絮被中。始而骇，中而悲，继而大悔；一种儿女之情，不知销归何处。自此洗心涤虑，始为良家节妇。 向使灶下不过人声，帐中绝无恶梦，能保得一身洁白，不贻地下人羞哉？因此知守寡之难，勿勉强而行之也。” 命其子书此，垂为家法。含笑而逝。 《谐铎》还说，这家人后来宗支蕃衍，代有节妇，间或也有改嫁的女子，但百余年来，家风都很好，没有伤风败俗的事发生。以上这段叙述说明了很多问题，把年轻守节妇女的性心理刻画得十分深刻。“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可是必须严加压抑，这几十年的守寡实在太痛苦了。许多人自身受了这种痛苦，到“十年媳妇熬成婆” 以后，却逼迫他人也走自己的老路；而这“荆溪某氏”可贵之处是“己所勿欲，勿施于人”，自身亲历这种痛苦，也不要后继者也经历同样的痛苦了，她那“勿勉强行之”的遗嘱既然是受害者经验之谈，也是人类性心理的真实写照。由于这位受人尊敬的80岁的节妇的遗嘱，这个大家庭对性的控制是相对宽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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