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孙通对中国人的影响
<P>公元前200年，长乐宫落成，各亲王和封国国君，以及高级官员，都来朝贺。天色未明，皇家礼宾官(谒者)到现场主持仪式，依照顺序，引导大家进入殿门，分别站立两厢，东西相对。侍卫武官沿着台阶布岗，并在庭院中戒备，手拿武器，旗帜招展，一切就绪后，前面传出警告：皇上就要驾到。不久，西汉帝(一任高祖)刘邦(本年57岁)坐着御辇(君王皇后专用的人力拉的小车)，缓缓而至。皇家礼宾官引导亲王封王以下，直到年薪六百石(音dàn【但】，十升一斗，十斗一石)的中央政府科长级官员，依照爵位及官位高低，顺序向前，向刘邦敬礼。气氛庄重肃穆，一个个心颤胆惊、紧张恐惧。朝拜礼毕，摆下向刘邦祝福的酒宴，大家端坐殿上，弯腰低头，不敢仰视，仍依照爵位跟官位高低，起身给刘邦献上祝福酒，九次之后，皇家礼宾官宣布朝会礼成。这时，监察官(御史)提出弹劾，指控若干举动不合规定的官员，立即逐出金殿。自开始到结束，没有一个人敢大声喧哗、动作粗鲁。于是刘邦乐不可支，拍着大腿说：“到今天我才知道当皇帝可真他馬的过瘾！”擢升叔孙通当祭祀部长(奉常)，赏赐黄金500斤。</P><P> 任何一个国家的君王，都有朝见仪式，但都没有中国的怪诞。最突出的一点是“跪”。而跪，是一种对人最尊敬、对己最屈辱的古礼。春秋战国时代，以及叔孙通先生“制朝仪”时代，跪还是一项简单动作，大家的屁股坐在小腿肚上，只要稍稍挺身，便算完成。3世纪之后，蛮族部落的“床”，引进中国，中国人虽不再席地而坐，可是“跪”却不废，遂变作一项难堪的负担，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瘤疣，这瘤疣一方面阻碍血液正常运行，一方面培养奴性成长，直到20世纪。</P>
<P> 叔孙通搞的这一套，是儒家的拿手本领。“儒”的原始意义，就是“典礼专家”，所以胜任愉快。在君尊臣卑原则下，君王遂远离人群，春秋战国那种君臣促膝谈心——像嬴稷跟范雎交头接耳的美好时代，一去不返。皇帝和臣属之间，隔着一条“礼教”鸿沟，这鸿沟随着时代进展，而越来越深、越来越宽、越来越无法逾越。最初，特殊的几个官员，还可以坐在皇帝身旁。但到了11世纪，司马光先生编撰《资治通鉴》时，宰相已没有座位，只好站在那里。而最后，到了明王朝、清王朝，宰相连站也不可能，跟平民一样，也得跪到皇帝面前(而且还得准备随时被揪翻在地，苦刑拷打)。中国人所陷入的，就是这种畸形的，官越小，尊严越少，平民根本就更没有尊严的传统。</P>
<P> 对专制政体而言，叔孙通先生制定的朝仪，是一种屈辱剂，严重地使人权、民主，受到践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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