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不死药

禅海一粟 发表于 2009-9-24 14:48:02

唐代上层社会,服长生之药、求不死之风甚盛。 
人岂有不死之理,但不想死之心,人皆有之。明知其绝不可能,可没有一个人碰到有这种可能性的时候,会放弃的。哪怕百分之百的荒谬,也不肯失之交臂。即使科学发达至今天,也有过这种功,那种功,弄得一帮愚民膜拜崇信,成为现代白痴么? 
何况,一千年前的唐朝。 
在中国,怕也不只是唐代,有钱的,有名的,有权的,有势的,日子过得滋润得不行的那些人,以及没钱的,没名的,没权的,没势的,日子过得不那么舒坦快活,而在孜孜奋斗,企冀改变的那些人,都在千方百计地延年益寿,寻丹觅药地争取不死。 
再则,最好的死,也不如最不好的不死。于是,可想而知;唐朝人吃不死药,比当代人吃补药的积极性高上十倍,不以为奇。当时的长安,恰逢盛世,人们自在得简直不知所以,便想办法要长久的快活,想办法能取得长久快活的灵丹妙药。于是,来自西域南洋的胡僧,来自道教名山的方士,最吃香,因为他们能炼不死神药。皇帝下帖诚邀,名流登门求教,官员趋前问候,小民望风追随。有一个名叫“那罗迩娑寐”,或“那罗迩婆娑”的高僧,是从印度尼西亚的婆罗门岛,渡海来到大唐,那就更是不得了。最后,他混到了李世民的高级医药顾问一职,负责监制御用的长生不老之药。 
在太极宫的金飚门,为他建造一座炼丹的冲天炉,白天火光熊熊,夜晚耀如白昼。 
同是洋人,这个“那罗迩娑寐”,或“那罗迩婆娑”的胡僧,可比当今瑞典科学院专管诺贝尔文学奖的院士来到中国,要神气得多,牛皮得多。人称“天可汗”的万世之尊,亲下丹墀,合十礼敬。因为这位外国和尚,能让你不死,活八百岁,活一千岁,能让你与你的重孙子,一块儿再娶媳妇,能让你与你的灰孙子,一块儿重做新郎,那是金山银山也买不来的福气啊!至于挟重金而来华的洋院士,相比之下,那诺贝尔奖的区区五十万美金,就不免有点赧颜了。 
唐朝的不死药,种类繁多,系统不一,方剂互异,用药有别,冶炼炮制的方法手段,也各有各的高招,通常都秘而不宣。若像做豆腐、炸油饼那么简单,那些卖野人头的胡僧,那些推销狗皮膏药的方士,还能骗谁去?这也是时下文学界经常被几个故作高深的假洋鬼子,唬得一愣一愣的原因。这也不稀奇,自有人类,就有骗子,正如盖了房子,人住进去,必然会有耗子、蟑螂一样,是不受时间控制和空间影响,是防不胜防的。 
唐朝的不死药,大致有两个来源,一是魏晋时文人服用的五石散;一是域外传进中土的炼丹术。有一位名叫高罗佩的荷兰人,在他的专著《房内考》中,认为有关长生不老之术,永寿不死之药,无论在印度的,还是中国的古老性文化里面,都是作为与房中术 (Sexology)相关连的一门学问。 
但无论什么事情,一落到中国的犬儒主义者手里,就常常学招变样,偷换概念,形同实异,荒腔走板。狸猫换太子,化严肃为粗鄙;挂羊头卖狗肉,认真求实被油腔滑调代替。《淮南子》曾云“橘逾淮为枳”,而被他们捣弄折腾以后,过了淮水,橘就变为驴粪蛋,为屎蜣螂,令人啼笑皆非。 
因此,在李唐王朝,别看成了一个不死药的泛滥成灾的世界,其实,更是一帮骗子兴风作浪、得其所哉的世界。尼采说过,上帝要你灭亡,先让你疯狂。唐朝人攀死吃河豚地服不死药,为之命丧黄泉者,不知几许?其中包括帝王,包括诗人,但没有一个清醒的人站出来喝止这种狂热,一直到唐亡以后,不死药才在中国基本绝迹。 
这就是说,人要是愚执不悟到底,必然出现蛮可怕的精神症状。就看神勇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时, 坚信刀枪不入,一排排走向死亡的誓不回头;就看“文革”期间那班造反派和红卫兵,在武斗中打红了眼的视死如归;就看近些年来,这个功或那个功的信众,念经除病,坐地升天,吞符作法,顶礼膜拜的死不改悔,便可领教了。一千年前唐朝人,对不死药的虔信不疑,坚定不二,死也要吃,吃死不悔的铁定了心,你能说些什么呢? 
唐太宗都吃的呀!武则天都吃的呀!据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说,“惟武后时,张昌宗兄弟,亦曾为之合丹药,萧至忠谓其有功于圣体,则武后之饵药之可知。然寿至八十一,岂女体本阴,可服燥烈之药,男体则以火助火,必至水竭而身槁耶?”不知道这种女宜服男不可服的说法,是否具有某种科学道理?但唐王朝最杰出的这两位男女,都在为他们的子民率先垂范,起到推广宣传的作用,能不教全体公民追随、步其后尘么? 
所以,唐朝的不死药,几乎成为全民参与的群众运动。 
在服药而死的人当中,最令人喷饭的,莫过于在代宗朝,曾为怀泽潞观察使留后,在德宗朝,曾为检校工部尚书的李抱真了。他大概可以算得上唐代服不死药而死的最为典型的人物了。 
李抱真到了晚年,“好方士,以冀长生”。一个名叫孙季长的江湖骗子,投其所好,登门兜售其不死之药。说,只要服了他炼出来的金丹,短期内可以祛病延年,久服后必然成仙升天。这等绝顶的荒唐,李抱真竟被蛊惑得深信不疑。遂邀他入幕为宾,礼敬备至。给他发高薪,配助手,还拨出大批银两,供他建炉烧丹。结果弄得满院子烟熏火燎,云缠雾绕,以致居宅所在街坊,笼罩在一片乌焦难闻的气味之中,路人皆掩鼻疾走,不敢停留。 
李抱真却兴奋之极,因为,对他而言,不死已不是问题,而是要得道成仙,指日升天,与大家要再见的事情了。见到同僚平辈,部属下司,亲朋好友,左邻右舍,来不及地珍重道别,因为很快就要大功告成了:“此丹秦皇、汉武皆不能得,唯我遇之,他年朝上清,不复偶公辈矣。”那意思是,他要先行一步,再也见不到诸位了。 
据《旧唐书》,此人先后一共“服丹二万丸,腹坚不食”,最后,服到只有进的气,没有出的气, 服到如同死鱼缺氧一样直翻白眼。至此,“不知人者数日矣!”全家束手无策,只好准备办后事。有一个道士叫牛洞玄者,出了一个恶招,死马权当活马医,“以猪肪、谷漆下之。”猪肪者,即猪油,谷漆者,即泻药,经灌肠润滑,加之浚泻药物,积痞排泄出去,才算缓过气来,睁开眼睛,略晓人事。 
但那个江湖骗子却跑来对他说,眼看成功在望,翩然飞升,大人你怎么能半途而废呢?这个白痴,想想在理,怪罪家人救活了他,反而更为增加药量。结果,“益服三千丸,顷之卒。”这回,真是神仙也救不活了。 
人,怎么能不死呢?不过早晚而已,可一根筋到底,坚信服了不死药就会不死,你对这等傻B,只有敬谢不敏。但是,一个人,两个人,这样疯疯癫癫,只不过是饭后茶余的新闻。可在唐朝,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内,整个社会,都这样疯疯癫癫,以致成为时尚, 时髦,流行,新潮,那可就当真是病态,当真成问题了。
 
风气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对社会而言,风气一旦形成,会产生正面效应,也会出现负面效果。好的风气所至,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坏的风气所至,如污泥浊水,不堪收拾。一般来说,良好的风气;向上的风气;循循善诱,使人心理健康的风气;洁净自好,懂得礼义廉耻的风气,都是腿短的,很难推广,更难实行。相反,浮躁的风气;邪恶的风气;推波助澜,制造盲动混乱的风气;薄悻谗险,绝不与人为善的风气,总是不胫而走。只要蛊惑起来,煽动起来,前面有人带头,后边一定就有起哄架秧者流,接着,像滚雪球似的,一股奈何不得,邪乎得厉害,足以裹挟一切的力量,有时真会搅得天下不宁,日月无光。 
说起唐朝的不死药,领风气之先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李世民啊! 
这透得有点滑稽,一位英主,一位明主,一位封建社会中称得上为样板的帝王,他知道服药不对, 求仙不对,他当然更知道人总是要死的,不过是死得重如泰山,还是轻如鸿毛的分别而已。这位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却选择了比鸿毛还轻的让人笑话他,蔑视他, 看不起他的死法。服那位名叫“那罗迩娑寐”,或“那罗迩婆娑”的,来自印度尼西亚婆罗门群岛的南洋高僧,所炼成的金丹,而一命呜呼。 
旧时的历史学家,编撰正史,的史官们,哪敢如此直书乾陵毒毙的死因,那是大不敬呀!要知道,皇帝永远是对的,这是绝对真理。即使陛下错了,也是错得伟大光荣,错得英明正确的。可要是只字不提吧,为史官者,又觉得憋闷,又觉得对不住历史。 
于是,《引旧唐书》的作者,含着骨头露着肉,在《太宗纪》里不痛不痒地说了一句,“贞观二十二年五月,使方士那罗迩娑寐依于金飚门,造延年之药。”在《郝处俊传》里拐弯抹角地又说了一句,“先帝令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寐依其本国旧方合长生药。胡人有异术,征求灵草异石,历年而成,先帝服之,竟无异效。大渐之际,名医莫知所为。时议者归罪于胡人,将申显戮,又恐取笑狄夷,法遂不行。”在《宪宗纪》里额外补充地说了一句,“李藩亦谓宪宗曰,文皇帝服胡僧药,遂致暴疾不救。”这样,总算让我们在这位大人物头顶上闪亮炫目的光环里,看到一个其实也并不怎么样的晦暗缺口。 
也许上帝不给人百分之百,也许我们不该求全责备,也许,瑕不掩瑜,这是一个手指头与九个手指头的关系。还是尽善尽美的天可汗,还是永垂青史的贞观之治,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要听他公元六二八年(贞观二年),在御前会议上的一次极其冠冕堂皇的训话, 与他个人实际上的所作所为,你就会觉得他的伪善,表演得不免太过分了。他说: 
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神仙,乃将女嫁与道术之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唐·吴兢《贞观政要》) 
若以这些记录在案的话,你不能不承认李世民,具有相当程度的唯物主义观点和相信科学破除迷信的进步思想。还颇有一点反权威的精神,敢于对秦始皇、汉武帝发难。可据《资治通鉴》,这位陛下,却是一直没有断了服种种延年益寿,壮体强身的不死药。 
开府仪同三司高士廉,崩。上(李世民)将往哭之。房玄龄以上疾新愈,固谏,上曰:“高公非徒君臣,兼以故旧姻戚,岂得闻其丧不往哭乎?”帅左右自兴安门出。长孙无忌在士廉丧所,闻上将至,辍哭,迎谏于马首曰:“陛下饵金石,于方不得临丧,奈何不为宗庙苍生自重!”上不听,无忌中道伏卧,流涕固谏,上乃还入东苑。 
看房玄龄和长孙无忌两位臣下的坚定态度,这种因服药而有所禁忌的干预,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而且,还由此判断,唐太宗服的药,是中国古方,当为发轫于汉,滥觞于魏晋,至南北朝,至隋而泛滥,至唐代便大行其道的“五石散”。 
读<?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ST1: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鲁迅">鲁迅</ST1:PERSONNAME>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我们知道,服了这种药以后,痛苦难耐,非常人所能忍受。因其所含药物成分,《抱朴子》为丹砂、白石英、紫石英、雄黄、白矾、曾青、磁石;《诸病源候论》为石钟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尽管自魏至唐,其配伍方剂,至少不下十余种,莫衷一是,但都离不了以上所列硫化物及矿石等燥热上亢类药。所以服药以后,要行散,要挥发,要冷食,要静息,纯系自虐,不得安宁,否则,药性散发不出,就会出大问题,这才使得长孙无忌,敢抱住唐太宗的坐骑,要陛下回宫将养。 
既然服药如受罪,为什么还自讨苦吃?因为,在古籍《神农本草经》中,这些药石被视为“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等传统医学书籍中,更认为具有壮阳及治疗阳痿的功效。所以,古人服用“五石散”,实际上是看重其所能起到的“伟哥”作用。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有“贪饵五石,以求房中之乐”的说法,也证明了当时人服药风气所为何来。 
而据荷兰人高罗佩的研究,在其《印度和中国的房中秘术》一文中,性行为和延长生命力的依存关系,这两种古老文化是相互影响着的。对李世民来说,当然中西合璧,各取其长。一方面,魏晋时何晏、王衍的“五石散”及其衍生产品,得以再度弘扬;一方面; 胡僧那罗迩娑寐、卢伽阿逸多的金丹,得以成气候而光大,其根本原因,就是这种不死药,本土的也好,进口的也好,不但起到长生不老的作用,还能具有壮阳固本的作用,这正是李世民对付三宫六院所求之不得的。 
唐太宗的后宫里,有多少佳丽,已不知其详,但其建制,肯定要较他为秦王时,大大扩编。然而, 这好像还不能满足他的性需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载:“太宗杀弟元吉,即以元吉妻为妃。”玄武门之变后,他很快将他的弟媳,那位漂亮的小杨妃,纳入他的后宫,宠爱有加。显然他早就垂涎这位婀娜多姿的原教坊的舞伎,很快生了一个儿子李明,封曹王,倘不是受到阻拦,甚至要立她为皇后呢! 
同是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载:“庐江王瑗以反诛,而其姬又入侍左右。”庐江王李瑷系李渊兄之子,因从李建成谋反伏诛,他马上将李瑗身边最美丽的侍姬,收之内廷,归为已有。一次,还向黄门侍郎王珪炫耀,问他知道这个美人是谁?“李瑗杀其夫而纳之。”下面没有说出来的话,就是如今我杀了李瑷,她复又归之于朕。王硅能对这位好色的帝王说什么呢? 
而据《资治通鉴》载:“故荆州都督武士硬女,年十四,上闻其美,召入后宫为才人。”看来,他对于女人,是采取多多益善的政策。结果这个才人,在后宫三千粉黛中,并不能时常受到宠幸,她就瞟上了他的儿子李治,后来成为他的老婆。所以,民间遂有“脏唐臭汉”甚为不雅的负面评价,应该是和这些宫廷秽闻分不开的。 
从这位具有胡人血统的李世民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原始民族的性习惯、性观点看,仍保留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述及的早期社会形态的“普那路亚婚”和“劫掠婚”的野蛮性风俗,大概不错。因此,他特别不在意,不在乎中原地区的家族辈次、姻亲血缘的伦常。这种乱伦行为,他是不以为意的。所以,他活了五十岁,以如此短促的生命周期,却高频率地生育出十四位皇子,二十一位公主,若夭殇计算在内,当更多一些。 
所以,他声讨秦皇汉武求仙长生的同时,半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地求助于不死药。 
看来,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所批评过的马列主义施之于别人,自由主义行之于自己的现象,也不仅仅是今天才有、过去绝无的事情。在唐代,雄才大略如李世民者,一面唱高调,大批判,一面犯糊涂,做蠢事,说一套,做一套,最终死于饵食丹药上。而且,他开了这个头以后,他的继承人,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等帝,几占唐朝二十二帝的四分之一,一个接一个地走上他的这条饵药致死之路。 
由于求不死而死,由于饵药石而亡,几乎成为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高祖朝的杜伏威,瓦岗寨式的袅雄,“好神仙术,饵云母被毒暴卒”;肃、代宗朝的李泌,一个聪明透顶的政客,因“服铒过当,暴成狂躁之疾,以至弃代”;宪宗朝的李道古,一个方士掮客, 逢人推销不死之药,他自己也“终以服药,呕血而卒”。(《旧唐书》) 
作为整个社会中最不安生的一群,最敏感,最激情,最冲动的一群,文人怎么不为风气所动,怎么能自外于这个大潮流呢?公元八四O年(文宗开成五年),白居易写过一首《戒药诗》,既描写上层人士求不死的痴迷狂热,也反映了那时文人热衷此道的趋之若鹜: 
暮齿又贪生,服食求不死。朝吞太阳精,夕吸秋石髓。徼福反成灾,药误者多矣。以之资嗜欲,又望延甲子。天人阴骘间,亦恐无此理。城中有真道,所说不如此。后身,如身存,吾闻诸老氏。 
白香山的这首《戒药诗》,别看他站得很高,想得很开,说得漂亮,唱得好听,其实诗人个人,也是服食不死药的坚定分子。公元八三七年(开成二年),老先生的一首《烧药不成命酒独醉》五律,就是诗人的不打自招了。实际上,他和李抱真、杜伏威、李道古、李泌一样,也曾经在自家院子里炼丹熬药的,不过规模要小一点罢了。如果说大臣们是工厂化生产,诗人们就是小作坊作业,而且因为烧丹不成,诗人很感郁闷,只好靠家乡的河东桑落酒,给自己增加一点残剩之爱,一点败破之情,和坚壮不起的一点阳刚之气了。 
 
老文人的可怜挣扎啊!这些年来,一些文章过气,风流已逝,岁月不再,齿豁脸皱的老前辈,老名流,老领导,老作家,看红颜别抱,忍欢场冷落,那一对酸出醋汁来的昏花老眼里,流露出相当难熬的痛苦光景。可文人,只要上了文坛这辆公共汽车,就是到站了,也不肯下车,还努力朝齿白唇红、胸丰臀满的美女作家那边凑过去。白居易的诗,就是这种心态了。 
白发逢秋短,丹砂见火空。不能留姹女,争免作衰翁。赖有杯中渌,能为面上红。少年心不远,只在半酣中。 
宋人叶梦得的《避暑录话》,提到白乐天,揭了老诗人的一点底。说他“未能全忘声色杯酒之累, 赏物大深,犹有待而后遣者,故小蛮樊素每见于歌咏。”白居易自分司洛阳以后,在履道里定居下来,为了自娱自乐,府邸里还设了一个私家歌舞伎班。叶梦得提到的这两位漂亮小女子,一位叫小蛮的,善歌,一位叫樊素的,善舞,既是班中主要演员,更是老先生晚年的钟爱。 
我想,诗人比不上唐太宗,可以延请外来的和尚炼丹,只好自己点火添柴,配药加料,察看火候,围炉巡视,为这些歌舞班里的红粉知已,老先生也必须要造药,要服药,以便贴身呵护,老树开花。 
虽然累一点,可自有古代“伟哥”所提供的乐趣。老实说,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快乐生活,远非当代那些高收入作家所能做到的。如今文人有钱者虽然很多,但要让他办一个只侍候自己的文工团,恐怕还没有这等气魄。第一,中国当代富翁级作家,多为农民出身, 很难领会,更难学会白居易这种贵族式的精神享受;第二,虽然卷起的裤脚是放下来了,但是腿杆上的泥巴尚未洗净,小农经济思想也不是三朝两夕就能根除。在他们看来,如果公家不肯出钱,自掏腰包,还不如多找几位三陪小姐,打打茶围,来得经济实惠呢。 
他在写《戒药诗》的前一年,公元八三九年(开成四年),诗人这年六十八岁,患了风痹症,估计当为帕金森氏综合症。终于万般无奈,忍痛割爱,将这些青春貌美,鲜活高丽的小女子,一一送出履道里他的公馆,垂泪而别。因此,在放遣诸妓以前,年近古稀的老爷子,欲望未减,雄心不已,恐怕离不开这种“资嗜欲”和“延甲子”的壮阳药。 
由于朝野上下求不死药的风气盛行,由于文人学士服强壮剂的时尚大兴,相对来说,因为服药而送命者也大有人在。七十岁时的白居易,有一首《思旧》诗,一下子让我们看到,至少他的朋友,如元稹,如杜元颍,如崔群,如韩愈,耽迷斯道而撒手西去,成为不死药的牺牲品,从此人鬼异途,阴阳阻隔。这位老人家不禁为自己幸而解散了私家堂会班子,放走<ST1: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那几位">那几位</ST1:PERSONNAME>小姐,而能苟存下来,自然要额手称庆的了。 
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 
再思今何在? 零落归下泉。 
退之服硫磺,一病讫不痊。 
微之炼秋古,未老身溘然。 
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 
<ST1: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崔">崔</ST1:PERSONNAME>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 
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唯余不服食,老命反迟延。况在少壮时,亦为嗜欲牵。但耽荤与血,不识汞与铅。饥来吞热面,渴来饮寒泉。诗役五藏神,酒汩三丹田。随日合破坏,至今粗完全。齿牙未缺落,肢体尚轻便。已开第七秩,饱食仍安眠。且进杯中物,其余皆付天。有人说服硫磺的退之,不是韩愈,因为韩愈是个圣人,圣人不干这种非圣人的事。但据近人陈寅恪考证: 
如元稹杜元颍崔群,皆当时宰相藩镇大臣,且为文学词科之高选,所谓第一流人物也。此诗中之退之,固舍昌黎莫属矣。考陶谷《清异录》载昌黎以硫磺饲鸡男食之,号曰“火灵库”。陶为五代时人,距元和长庆时代不甚远,其说当有所据。至昌黎何以如此言行相矛盾,则疑当时士大夫为声色所累,即自号超脱,亦终不能免。 
其实,也不必为圣人讳,圣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这一点,陈寅恪的见解,十分精辟。且不论中国文人的矫情伪饰;佯狂张致,心口相忤,言行不一,心,口,手,笔之四点不能成一线,从来就是如此这般。若以总体而论,当这些文人处于一个时代的大背景下,除具特别异秉的极个别者,几乎无一能在风气之裹挟下,开顶风船,逆行不止;同样,也几乎无一能在潮流之冲决中,砥柱中流,悖势而动。“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踟蹰前行的韩愈,能有这种大智大勇吗? 
这使我想起“文革”晚期,简直不可思议的,没有号召,没有动员,没有开大会,也没有听传达, 忽然间,打公鸡血,喝红茶菌,站鹤翔桩,作甩手疗,乃至于耳能听字,眼能透视,特异功能,五花八门,凡诸如此类的荒谬,无不望风披靡。现在想想,与唐代匪夷所思的服药行为,从本质上来讲,公元七八世纪的中国人和二十世纪的中国人,究竟存在着多大差别呢? 
以今度古,或以古度今,本来,孔孟之道,讲求中庸,但中国人要是一窝蜂起来,常常是相当不中庸的,尤其被蛊惑到集体无意识的程度,往往歇斯底里到无所不用其极,往往偏激别扭到毫无理性可言。所以,风气这东西,潮流这东西,引导得好,有助于社会进步,引导得不好,变成一股祸水,那一定会贻害无穷的。 
唐朝的不死药,虽然已是陈年往事,一个历史的笑话而已。但为什么兴起之勃,势头之盛,邪恶之广,为患之深,确是令人禁不住要多想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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