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诫的悖论
一个活了大半辈子的男人，一个涉世太深的父亲，如果他有儿子，如果他开始想到死亡甚至已经面临死亡，他可能要对后人有所交代吧。家诫或家训，就是这种心理的产物。一边是复杂多变、险象环生的人世间，一边是血浓于水的骨肉、自己生命的延续，一个父亲该如何将手中的接力棒传给儿子，使他在独自前行时趋利避害、一路走好呢？天下所有的父亲一定都很看重这个问题。<BR> 总的来说，家诫和家训都属于家庭教育范畴，不外乎教育子女应该如何“修齐治平”。不过，同是训诫子女，父辈的立场和心态却迥乎不同。一种是希望后辈以自己为榜样，如周成王封伯禽于鲁时，周公就诫之说：“往矣！子无以鲁国骄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你看，周公的现身说法，语气中就满含着一种舍我其谁的自豪。<BR> 另一种则是自己做不到，却叫子女遵守，实则是让后辈不要学自己，甚至引以为诫。这一类家训文字，读来最是凄恻动人，一个父亲常会借此修正自己的人生坐标，提出符合世俗规范的建议，而且，越是个性超拔的人越是表现得中规中矩，越是身处乱世其中的反差就越是巨大。惟其如此，我们才会在一篇家诫中，读到太多的血泪，太多的反省，甚至太多的悖论。三国时的书法家韦诞擅长楷书，魏明帝造陵霄观，一不小心先把牌匾钉到楼上了，没办法只好令韦诞爬上梯子去题写，当韦诞从二十五丈高的楼梯上下来时，须发皆白，遂作家令以敕儿孙：“勿复学书！”<BR> 这还是形而下的手艺活儿，不学也罢。说到立身之道，就有些“兹事体大”了。一个功成名就的人，大抵总希望子女像自己多些，刘邦一度曾想废掉吕后之子刘盈而欲改立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为太子，最充分的理由就是前者太仁弱，“不类我”。但对另一些终身履薄冰的失意者来讲，不管他赢得了怎样的“生前身后名”，都不希望后代步自己之后尘，因为那样的人生代价实在太大。<BR> 以写家训暴得大名的的颜之推，在其名著《颜氏家训》里记载：“齐朝有一士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话虽有理，由南朝入仕北朝的颜之推恰恰最没有资格说这话。<BR> 颜之推之前，狂放不羁的魏晋名士在教子方面也矛盾得可以。阮籍的儿子阮浑长成后，风度颇似乃翁，也曾想入“竹林”之伙，不料阮籍却以“仲容(阮咸)已预之，卿不得复尔”，一语回绝。刚肠疾恶的嵇康也写有一篇《家诫》，字里行间竟是教儿子如何扬长避短，委曲求全，温柔敦厚、精明世故得一塌糊涂。连鲁迅都觉得现实中的嵇康和《家诫》里那个婆婆妈妈、谨小慎微的父亲“宛然是两个人”，并据此得出结论：“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家诫的悖论与其说是作者的自我否定所致，倒不如说是对所处时代的极端不信任使然。<BR> 鲁迅喜欢嵇康，曾亲自辑校《嵇康集》就是明证。看看他的临终遗言：“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真是糊涂虫。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和美术家。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嵇康在狱中还写过有自悔之意的《幽愤诗》，鲁迅却至死“一个都不宽恕”，世道对于人心的杀伤，真是怎么估计也不嫌过分。<BR> 几年前就听说，学院里有人曾专门以中国古代的家训为题写论文。这是好消息。但我想，没有四十岁的人怕干不好这活计吧，倒不是家训的作者多已年过四十之故，而是，人生这个禅，不过四十又如何参得透？ 有道理啊，顶一个 楼主说得好，不愧是高手 天下所有的父亲一定都要看重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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