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消防部队
<P align=left>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安徽黟县宏村，其格局就是为防止火灾而设计的。宏村始迁祖汪仁雅原籍歙县唐模村，在金陵经商，因遭火灾被迫归乡，途经黟县北，寓居奇墅，未料再次遭受火灾。于是，汪氏族众辗转来到黟县“雷冈山下”，于明代初年在现在的地方建村。汪氏族人将山上的溪水拦截引进村，把村中一个天然水窟开凿成“月沼”水塘。明万历年间，汪氏族人又集资在村南面开挖了一座人工湖，并在风水师的指点下，精心构筑了一个奇特而又很具科学性的“牛形村落水系”。那流经家家户户门前九曲十弯的370余丈水圳状似“牛肠”，月沼和南湖形如“牛胃”，配上状如“牛角”的参天古树和象征“牛腿”的四座古桥，在蓝天白云、菜花稻田簇拥下，宏村宛如一头耕牛静卧在青山绿水之中。围绕全村的流水，不仅给宏村带来了灵气，还方便了生活用水，调节了气候，美化了环境。<?XML:NAMESPACE PREFIX = O /><O:P></O:P></P><P align=left>除做足引水工作外，古建筑中往往还设有高明的防火墙以备不测。明代，为确保盛放皇帝銮驾仪仗等器物的仓库万无一失，仓库除沿护城河设置外，还建造了绝对可靠的防火隔墙。每隔7间房屋空出1间，并将这间房屋的四壁砌成无门无窗的砖墙；然后，在房间内充填三合土，直到顶部用夯压实；最后，封砖盖瓦。这样，从外部看，是一间无门无窗的房屋；从内部看，却是一堵5米厚的防火墙。白壁青瓦马头墙是徽派建筑的典型特征，马头墙具有防火和防风双重作用。<O:P></O:P></P>
<P align=left>徽州古民居的门扇、窗扇在实拼木板上镶贴方砖，外边包以铁条，可谓现代防火门、防盗门的鼻祖；徽州古代寺庙、祠堂等建筑屋脊上怪兽嘴里吐出的曲折金属舌头，实际上是古代的避雷针。运用这些手段同样是为了防止火灾的发生。<O:P></O:P></P>
<P align=left>古代的消防部队 <O:P></O:P></P>
<P align=left>官办消防在周代称司煊、司耀，宋代称防隅、潜火军，元代、明代称救火兵丁，清代初年称防范火班。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消防”一词从日本舶来，才有消防队之称。<O:P></O:P></P>
<P align=left>宋仁宗赵祯即位后，制定了严密的防火措施，在京厢军中挑选精干军士，建制为专职消防机构——军巡铺。这大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专职消防部队。<O:P></O:P></P>
<P align=left>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城中，“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房一所，铺兵五人”。这些军士都经过严格训练，责任心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夜间巡警”，督促居民按时熄灯，消除火灾隐患。为及时发现火警，军巡铺还在“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卓望”。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军士便立即携带消防器械，奔赴失火地点进行扑救；同时迅速报告失火地段的军政长官厢主、开封府尹及负责京都卫戍的马步军殿前三衙，“各领军级扑灭”。在扑救中，各支部队配合密切，有的警戒弹压，维持秩序；有的救护，安置受伤居民；有的抢救财产；有的运水灭火，丝毫不乱。故而“每遇火发扑救，须臾便灭”，“不劳百姓”。<O:P></O:P></P>
<P align=left>1131年，宋高宗赵构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市）。此时的消防机构更趋完善。据《梦粱录》记载，临安“官府坊巷，近二百步，置一军巡铺”，主要街道均设有“防隅官房”，全城的“防隅巡警”达2300多人，建立望火楼20多处。<O:P></O:P></P>
<P align=left>为激励防隅军在灭火中奋力向前，将损失控制在最小限度，还制定了严格的奖惩制度。对那些听从号令，“并力扑灭者”，“支给犒赏”；对那些在灭火中受伤者，“差医诊治”，给假疗养；对个别“不竭力，诸如玩忽职守，不听命令，贪生怕死者，定依军法治罪”。<O:P></O:P></P>
<P align=left>清末八国联军侵占天津后，在天津划分了租界，为防租界内火灾，意大利侵略军招募华人组织官办救火会，随后英租界也组织了天津志愿消防队。1902年清政府在天津成立南段巡警总局后，救火会便交由我国监管，改称南段巡警总局消防队。这便是我国第一支消防警察队。次年，北京也组建了消防警察队，随后哈尔滨、保定、南京、昆明、广州、沈阳、长沙等地相继建立消防队。这些消防队初建时均由当地警察厅、局直接管辖。<O:P></O:P></P>
<P align=left>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成立巡警部，下设有消防处。消防队的最高行政长官称作“统带”，副职称作“邦带”。皇家消防队队员是从年轻力壮、忠于皇帝的太监中挑选出来的，其职责是驻守皇宫、西苑和颐和园，保障皇家安全。那时所使用的消防设备大多是从日本进口的。皇家消防队员操练的地方，是在紫禁城御膳房附近，因为那里有一道长长的防火墙，屋顶上有两个排气天窗。<O:P></O:P></P>
<P align=left>古代消防设施装备 <O:P></O:P></P>
<P align=left>水袋，唐代开始用皮袋、溅筒灭火器灭火。北宋仁宗时，便有了水袋、水囊、唧筒、麻搭。据公亮《武经总要前集》载：“水袋，以马、牛杂畜皮浑脱为袋，贮水三四石，以大竹一丈，去（节）缚于袋口。若火焚楼棚，则以壮士三五人持袋口，向火蹙水注之”，水囊“如囊，以猪牛胞盛水”，“唧筒，用长竹下开窍，以絮裹水杆，自窍唧水”，“麻搭，以八尺杆系散麻二斤，醮泥浆皆以蹙火”。<O:P></O:P></P>
<P align=left>水缸，据《大清会典》记载，紫禁城内曾有大缸308尊。由于历史的变迁，现还剩200余尊。故宫内的大缸，分为铜鎏金吉祥缸、烧古青铜缸和铁铸大缸三类。第一类铜鎏金吉祥缸，是比较贵重的，这种缸明代数量较少，到了清代多起来。<O:P></O:P></P>
<P align=left>故宫内的殿宇楼阁均为砖木结构，很容易着火。一旦发生火灾，不及时浇水扑救，火势会迅速蔓延。为此，紫禁城的建设者们对防火特别重视。在宫殿前设置的这些大缸，称之为“门海”，每尊可贮水3000多升，过去由几十个太监专门负责管理，每天派劳役从井内吊水，一担一担把缸打满。夏天要保证水质干净，没有异味；冬天除在缸口加盖之外，还在大缸外围包上一层棉絮外套，在特别严寒的季节里，要把缸架在特制的石圈上，下燃炭火，昼夜不熄，以免缸水冻结。<O:P></O:P></P>
<P align=left>机桶，明代皇宫消防工作由禁卫军兼管。清康熙年间，始有防范火班。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其人数不下200人。火班又称机桶处，机桶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救火器具。这种国产救火器具原置于消防队队舍，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陈列品标牌为“水龙”。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目前还收藏有一种马拉救火机桶，是从外国进口的洋货，外国人叫它为“泵浦”，现代人称之为消防水泵，是100多年前制造的。当时的机桶，已经安装了四个轮子，是消防车的前身或雏形。<O:P></O:P></P>
<P align=left>古代消防法规 <O:P></O:P></P>
<P align=left>《周礼·官·小司寇》记载：“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即消防人员手摇木铃在居民密集区挨门挨户宣传，提醒居民防患火灾。明代又出现了既防火又缉盗的铜铃夜巡制：“初更遣军人摇振，环城巡警”；到了清朝，统治者把这份差事推给了平民百姓。据《杭州治火议》载：先立三十家牌，以牌中各户轮流为首，每首值十日，每日早晚则值者至各家呼“清查火”，挨各家“查家”一遍，答曰“查讫”，然后至第二家亦如是。<O:P></O:P></P>
<P align=left>我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围绕“以法治火”，都制定了许多法规和法典。在“殷王法”中，有“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的残酷的刑罚手段，即遗弃在道路上的灰烬复燃后酿成火灾的，要处以断手的刑罚。秦代商鞅变法时，有“弃灰于道者，黥”的刑罚。周朝不仅设立了“火官”，而且颁布了“火禁”，规定“二月，毋焚山林”，并告知庶民“城中失火有燃烧房屋之忧，野中烧荒有焚及山林之害”。西晋的《晋律》和南北朝的《大律》中，均有《水火篇》。汉代的“火禁”规定：“日夏至，禁举大火，止炭鼓铸，消石冶皆绝止。”<O:P></O:P></P>
<P align=left>《唐律》（永徽律）是古代留存下来的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其中关于用火管理的刑罚有失火、放火等条款，均列入《杂律篇》中。规定：“诸于山陵兆域内，失火者徒二年，延烧山林者流两千里；其在外失火而延烧者各减一等”，“诸于库藏及仓内，皆不得燃火，违者徒一年”，“诸失火及非时烧田群者笞五十，延烧人舍宅及财物者杖八十。”为方便耕种而点火烧田野要在收获季节之后进行，“非时”是指2月1日至10月30日之前，但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气候不同，所以又规定“若乡土异宜者依乡法”，何时准烧日，依照地方的法规（乡法）执行。<O:P></O:P></P>
<P align=left>宋代的火灾较多，带来的损失严重，所以对火灾肇事者的处理也比较严厉，并且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失职官员也予以治罪。宋代首次制定了关于军队救火方面的规定。辽、金、元代，以法治火的力度较大。尤其是元代，有关火灾处罚的规定较为完备，不仅有对失火、放火的处罚规定，而且对百姓的日常防火也有明确规定，如“诸城郭人民，邻甲相保，门置火瓮，积水常盛，家设火具，每物须备”；“凡救火之具不备者罪之”。为了预防火灾的发生，有些城市还规定了夜间禁止使用灯火的规定。《大明律》明确区分了“失火罪”与“防火罪”，增加了对离守人员趁失火之机侵吞财物以监守自盗论处的条款，强调对放火犯要查实证据，以防出现诬陷和不实之词等。清代于乾隆五年（1740年）重新制定了《大清律例》关于火灾处罚的条款，与《大明律》基本相同。<O:P></O: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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