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亲自选定“紫金山”？
现时一般记载，均谓中山陵之选址南京，完全是遵照孙中山生前遗言。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
马以君根据柳亚子编《曼殊全集》第9册附录8通讯类所载陈去病1928年7月5日复柳亚子书，并缀取香港《南北极》、《江苏旅游报》上的文章内容，撰成《陈去病巧释紫金山》一文，载于《南社研究》第7辑。江苏《吴江文史资料》第14期亦载有署名高驰的同题文章。
该文略谓：1925年3月上旬，孙中山在北京病危。一日，众人以为孙中山昏睡过去，便转聚至房间的另一角商议后事。当谈至营葬地时，汪精卫说：“人皆谓总理是明朝崇祯皇帝的后身，一旦山陵崩，似宜葬于北京的景山为妥。”岂料此话为孙中山听闻，他即翻身回头说：“不对，不对，我要葬在紫金山。”众人大感愕然。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个把小时后，一些人议论起葬地来。汪精卫明确宣告：“总理将葬于紫金山，但不稔山在何处？”时任江苏临时省党部监察委员的陈去病马上回答：“就是明孝陵的所在地钟山。”汪精卫说：“你何不写篇文章去考证一下？”于是陈去病就写了篇《紫金山考》，交付各日报登载。
陈去病在文章中说：紫金山，古称金陵山，汉时叫钟山。三国吴为避孙权祖父讳，以汉末秣陵县尉姓而改为蒋山。东晋初，邑人发现山顶常有紫金色云彩缭绕，因又称紫金山。类似记载尚可见于他处，当为转引。
这些记载如属实，则中山先生之奉安于南京紫金山，固因其遗言，亦与陈去病之“巧释”有绝大关系。然而，既然“紫金山即钟山”之说当时除陈去病一人外，所有在座饱学诸公竟然都从无所闻，“大感愕然”，“不稔山在何处”，就足以说明当时世人全无“紫金山即钟山”的观念。即使陈去病所说确凿无误，当时亦只载于冷僻的古籍，不为人知。而且，如果中山先生在逝世前确有安息于钟山的愿望，在病危半昏迷的状态下，他只会本能地按往日惯用的称谓，直呼为“钟山”，似不可能突然拐弯抹角地冒出一个当时人在口头上从不使用的钟山别名“紫金山”来。故中山先生遗言归葬紫金山，固为事实，然陈去病之“巧释”，巧则巧矣，是否确合中山先生本意，却极为可疑。不排除当时他所说的“紫金山”并非今日南京之紫金山，而是另有所指。
《陈去病巧释紫金山》还说：“孙中山何以选中紫金山作自己的长眠之地呢？这得从他在南京的一些活动说起……(1912年)他向临时参议院正式辞职的4月1日，他为散心解闷，偕同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等一行，纵马出东郊打猎。至紫金山脚，略事休息后，即向上攀登，纵目眺望，见山川雄壮，风景美丽，顿觉心旷神怡，不由动起情来，高兴地对随员说：‘他日辞世，向国民乞此一抔土，以安置躯壳。’不意此后，他并无忘记这句话，临终才将之提出来。”
此说实始于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卫队长郭汉章在解放后发表的回忆录《南京临时大总统三月见闻实录》，载于《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后又刊于《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略云：“(1912年)4月1日大早，中山先生就叫我去，对我说：‘从今天起我就是自由的人民了，快去备几匹马里，我们到明孝陵打猎去。’同去的有胡汉民等。出了朝阳门(今中山门)，先到明孝陵，又跑到 半 山 寺(即 现 在 的 中 山陵)……我和胡汉民跟着中山先生步行上山，走到现在中山先生墓穴的地方，中山先生四面一看，指着对面遥远的方山和环绕着前面的秦淮河对我们说：‘你们看这里的地势比明孝陵还要好，有山有水，气象雄伟，我真不懂当初明太祖为什么不葬在这里？’胡汉民说：‘这里真比明孝陵好，拿风水来说，前有照，后有靠，左右有沙环抱，前面又有秦淮河环绕着，真是一方大好的墓地。’……中山先生接着带笑说：‘我将来死后葬在这里，那就好极了。’胡汉民笑着说：‘先生怎么会想到这个上头来？’”
然而，这只是郭汉章在事隔几十年、且孙中山葬于钟山亦几十年后才提出的说法，纯为独家报道。据说也是当事人的胡汉民则从未提及，他在孙中山逝世后撰写的自传记孙中山在南京事颇详，却无片言及此。胡汉民在孙中山北上直至逝世后一段时间代行大元帅职权，由于事关孙中山身后丧葬大典，如果孙中山确实说过这些话，他不大可能在孙中山逝世时及其前后从来只字不提。
内行的研究者都知道，使用《南京临时大总统三月见闻实录》这一类事隔几十年后才出现的口述史料务必慎重，特别对其中提及的所有其他当事人都无类似说法的独家报道，更不能轻信。至于“他日辞世，向国民乞此一抔土，以安置躯壳”数语，更无其他原始依据，完全是把郭汉章的“引述”加以文言化的修饰而已。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曾刊出李恭忠《开放的纪念性：中山陵建筑精神溯源》一文，在沿用此说时，似乎已注意到这个漏洞，企图修补，故称：“1912年3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与胡汉民前往紫金山打猎，途中有感于自然形胜，曾提及死后愿意安葬于此。”并注明出处是1912年3月12日《申报》。然而，查阅当日《申报》，有关内容却只有如下两句：“孙总统以星期日(按：即3月10日)停办公事，偕公子等往各山游猎并摄影而返。”可见李恭忠的引注实为无中生有，极不严谨。而且，《申报》的报道还指出打猎时孙科亦随行，而孙中山病危及临终时，孙科同样在身边。既然如此，孙科何以和胡汉民一样，在讨论葬地时，竟不转述孙中山的意见？足见郭说之不足信。退一万步说，即使孙中山确有愿安葬于此之语，他临终所说，也应是“钟山”而不是“紫金山”，具见前论。
当然，南京是中山先生手创共和之地，奉安于此，亦足以彰显其功绩，意义重大，无论是否出于遗言，亦自有其合理性，无可非议。不过，以中国地域之广，山岳之众，以“紫金山”名者，当不止一处。例如（广东省）紫金县原名永安县，至民国初年，为避免与福建省的永安县混淆而改名，因县城外有紫金山，遂名紫金县。究竟中山先生是否知道紫金县的紫金山，不敢武断。但孙中山作为广东人，又曾数至粤东策划军事，对山川形胜，自必研究；其同志部属，亦多粤东人士；故他了解紫金县紫金山的可能性，当远大于了解当时只见于冷僻古籍而几乎无人知晓的南京“紫金山”之名。近年我粤人士，更对孙中山与紫金县的关系有不少有价值的探讨争论。至于确切结论，则仍待更深入的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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