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时期的叩头风波
18、19世纪，英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放弃了和平外交的方式，逐步形成了用武力摧毁清朝的闭关自守的炮舰政策。其源头不过是一场小小的叩头风波。清朝建立之后，世界格局已发生急剧变化，但中国仍固守着传统的天朝观念和朝贡制度。清代前期（1644—1840），在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外交往来中，觐见中国皇帝的礼仪成为一个极大的难题。
一
18世纪后期，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已有相当发展，广州一口通商不能满足其对华贸易的需要。英国决定派遣使团访华，通过与清王朝最高当局谈判，取消清政府在对外贸易中的种种限制和禁令，打开中国的门户，开拓中国市场。同时，搜集有关中国的情报，估计中国的实力，为英国资产阶级下一步的行动提供依据。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以为乾隆帝祝寿的名义来到中国。这是到达中国的第一个英国外交使团，是中英之间最重要的一次早期交往。
对于祝寿而来的马戛尔尼使团，清政府最初是持欢迎态度的，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乾隆帝认为英使远涉重洋，前来祝寿，“具表纳贡”，实属好事。为此他连颁数道谕旨，亲自确定了体恤优礼的接待方针。他不仅破例允许使团从天津上岸，而且命令沿海各省地方官做好接待工作，还向使团提供一切免费供给。
乾隆五十八年六月（1793年7月），马戛尔尼使团到达天津。钦差大臣徵瑞亲赴天津接待。此时乾隆帝正在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避暑，于是决定由徵瑞护送使团经北京赴热河谒见皇帝。然而，外交接触尚未开始，礼节冲突便已发生。清政府要求英国使臣按照各国贡使觐见皇帝的一贯礼仪，行三跪九叩之礼。英使认为这是一种屈辱而坚决拒绝。礼仪之争自天津，经北京，而继续到热河。乾隆帝闻讯，勃然动怒。下令降低接待规格。
在今人看来，礼仪问题属于形式，当时却成了中外交往中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中国素称“礼仪之邦”。在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礼”具有突出的地位。在各种礼仪中，君臣之礼尤为重要。臣民匍匐于君主脚下，向君主行跪拜礼被视为是天经地义，是对君主至高无上地位的承认和服从。中国又始终以“天朝上国”自居，历代的统治者都制定有一套繁复的朝贡礼仪。朝贡国必须严格遵守这些礼仪，才能表明其“向化”的诚意。乾隆时期，清政府对当时欧洲各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进步恍如隔世，把西方各国仍然视为“海夷”。他们不假思索地称马戛尔尼为“贡使”，称他们带来的礼品为“贡品”，要求他们遵从中国礼制。而西方第一强国的英国使臣却向这一传统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由于中英双方都不肯迁就让步，谈判几近破裂。最后，双方终于达成协议。五十八年八月（1793年9月），83岁的乾隆帝在热河避暑山庄接见并宴请了英国使团，接受了英使呈递的国书和礼品清单，并向英王及使团回赠了礼物。
觐见时究竟行的何种礼节？中英双方记载不同。但无论当时以何种方式解决这场矛盾冲突，都改变不了礼仪之争对中英首次通使往来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清政府认为，进贡和祝寿已毕，英国使团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该打道回府。但是，在将英王国书译出后，他们才如梦初醒，知道英国人祝寿的背后是要求使臣驻京和扩大通商。马戛尔尼则急切要求和等待谈判，他向清政府提出了6项要求。
这些要求一部分是属于希望改善贸易关系的正常要求，一部分则具有殖民主义侵略性。清政府理应认真研究和区别对待。可是，清政府却简单地一概拒绝，将英国的6项要求全部斥为“非分干求”，断然关闭了谈判的大门。于是，在没有举行谈判、没有完成使命的情况下，英国使团踏上了归程。
清政府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行动，主要是对外部世界毫无了解，既没有近代国际交往的经验，也不认为有建立经常性外交关系的必要，而是沉湎于“天朝上国”的自我陶醉之中，满足于自然经济结构下“无求于人”的状态，正如乾隆帝所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同时，也惟恐外国人与中国各阶层接触频繁，将后患无穷，危及其统治。因此，要“杜民夷之争论，立中外之大防”。
清政府断然拒绝英国的割地要求，明确宣布：“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画界分疆，各有专属。”这是完全正确的。它维护了国家的主权，抵制了殖民主义的侵略。但是，清政府不愿打开中国的大门，闭关自守，又使中国失去了一次了解世界、扩大经济文化交流、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机遇。
二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政府又派遣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前来中国。
使团来华之后，觐见清帝的礼节又成了争执的焦点。嘉庆帝要求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阿美士德个人对此并无定见，他向两位副使征求意见。埃利斯认为必要时可以妥协，遵从中国礼制。斯当东则坚决反对。由于斯当东曾来华访问，又一直在东印度公司任职，是“中国问题专家”，他的意见实际上又代表了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看法。因此，阿美士德采纳了斯当东的意见，坚决拒绝行跪叩礼。
清朝负责接待的大臣反复向使臣劝说，甚至以停止入觐，饬令回国施加压力，都毫无效果。嘉庆帝又派理藩院尚书和世泰、礼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穆克登额二人为钦差大臣，赶赴通州，再行劝说，并以七月六日作为最后期限。
不知和世泰等人出于何种动机，七月二日含糊其词地奏报：“奴才等会同演习，该贡使等礼节尚未如仪。奴才等现仍设法开导，俟遵照行礼，即行奏闻。”七月五日，在嘉庆帝规定的最后期限的前一天，他们竟联名上奏：“该贡使等仰荷天恩，至诚感服，奴才等随令其演习礼节，起跪不甚自如，勉力尚堪成礼。”嘉庆帝以为英使妥协了，“恭顺可嘉”，下令和世泰等带使臣入京，并钦定了使臣的活动日程。
然而，事情的真相是，所谓演习礼仪完全是和世泰等人的凭空捏造。英国使臣不但没有演习礼仪，而且连类似的口头表示也没有。为了蒙混过关，和世泰决定让使臣头天晚上由通州出发，连夜奔波赶到北京，第二天清晨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朝觐。那时，使臣一定疲惫不堪，行礼时，派员带领，连拉带拖，草草成礼。
不料，阿美士德识破此计，到达圆明园后，以礼服未备为由，拒绝入内觐见。而此时清朝的王公大臣早已穿戴齐全，集合等待。嘉庆帝也准备御殿受礼。他传旨召见使臣。和世泰无法应对，谎称：“正使病倒，不能觐见。”嘉庆帝传旨召见副使。和世泰又称：“副使亦病，俟正使痊愈后一同觐见。”“天朝”皇帝的尊严受到戏弄。嘉庆帝勃然大怒，谕令使臣即日回国，和世泰等人严加议处。
后来，嘉庆帝了解到一些内情，怒气稍减。为了给英国国王保留一点面子，他下令加恩追收使臣带来的地图、画像等礼品，回赠英王白玉如意、翡翠玉朝珠等礼物，并令广惠伴送英使，所经各省俱派官员沿途照料。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此类事件，嘉庆帝派遣大臣给使团送去一份给英王的敕谕，明确指出：“嗣后无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阿美士德使团被逐出京城后，按照嘉庆帝指定的回程路线，经直隶、山东、江苏、安徽、江西5省，历时4月，抵达广州。他们在广州逗留了20天，然后从澳门启航回国。
阿美士德的访华以失败而告终，而且比马戛尔尼的失败更惨。他到达了北京，却连皇帝也没有见到。因此他不仅没有完成英国政府的使命，而且连提出要求的机会也没有。英国政府派他访华是希望博得清朝对英国的好感，趁机取得在中国的各种特权。然而，礼仪之争却使这一切化为泡影。中英两国关系不仅丝毫未能改善，反而更加恶化，进一步加深了清朝对英人的戒备心理与敌对情绪。英国政府大失所望，认为用外交方式无法达到他们的目的。从此，英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转变，放弃了和平外交的方式，逐步地形成了用武力摧毁清朝的闭关自守的炮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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