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的抗清及其成败得失
公元十七世纪中叶，中国真是混乱成一团，除了西欧殖民势力侵扰东南海疆澳门、澎湖、台湾各地外；中国内部又发生流民大动乱并建立政权；满族也兴起于东北，击败明朝军队，并入关赶走李自成领导的流民大军，定鼎北京，入主中原。另一方面，自北京的明朝灭亡后，南方明朝宗室先后建立了几个政权，意图恢复；但多半是「君不君、臣不臣」的争权夺利局面，互斗内耗，为时不久就被清军消灭，走进了历史。像首先于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年）五月在南京建立的福王弘光政权，由于政府内还进行阉党与东林的政争，迫害异己，政治腐败到了极点，一年后就被南下的清军灭亡。两个月之后，即顺治二年闰六月，张煌言等爱国志士迎立明朝鲁王于绍兴就监国位，但不到一年，清军便攻陷绍兴，鲁王等败逃海上，政权从此不存。与鲁王被人迎立的同时，在福州又有郑芝龙、黄道周等人拥立明朝另一宗室唐王朱聿键为帝，建元隆武，成立另外的政权。鲁王与唐王之间又互相争权，大为减弱了抗清的实力。而隆武朝中郑芝龙把持朝政，与其它官员矛盾重重，郑芝龙最后甚至暗中勾结清廷，投降清军，致使唐王在顺治三年秋天死难，隆武朝也随之覆亡。其后，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建立南明永历政权，但清军已据有大半中国土地，抗清势力只能活动在南方一隅之地了。
为复明而抗清
隆武帝朱聿键被清军擒杀之前，郑芝龙在清廷高官厚禄诱惑下投降了清朝。他不接受儿子郑成功的苦劝，反而要成功也随他一起降清。郑成功则大义凛然的拒绝父命，并在家乡组织武装部队，举义抗清。郑成功为什么会如此呢？原来郑芝龙的这位长子，虽然生母是日本侨民，但他却在南京国子监读过书，拜学者钱谦益为师，颇受东林党思想的影响，尤其受传统儒家教育的熏陶，「辄佩服春秋之义」。福州隆武政权成立后，唐王又非常宠信郑成功，拜为宗人府宗正，授御营中军都督，典禁军，同时又赐成功国姓「朱」，「自是咸称国姓焉」。唐王对成功的旷典殊恩不时颁降，甚至还对成功说：「惜无一女配卿，卿当尽忠吾家，无相忘也。」这些都令成功极为感动。后来在抗清的行动中，郑成功一再声称自己是「明朝之臣子」、「中兴之将佐」，并坚称：「不信中原不姓朱」，相信都与他年轻时所受教育以及特别际遇有关的。同时在清军南下福建时，成功的生母又被清军辱杀。成功乃在国仇家恨下起兵抗清了。
顺治三年底郑成功誓师抗清时文移上称「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朱成功」，最初所属只有陈辉、陈豹、施郎（后改为琅）、施显、洪旭等九十多人。后来收兵南澳（今广东南澳县），才得众数千，稍具实力，而明朝宗室、遗老也才逐渐前往依附，反清志士与郑芝龙的旧部随即也有来归的。
顺治四年，郑军攻海澄与泉州都失利。五年攻同安，虽克其城但不久又被清兵夺回，可见成功的部下实力有限，根本还不能成为清廷的威胁。在此期间，成功与桂王取得了联系，不久桂王封他为威远侯，从此东南沿海与西南地区的抗清运动互相配合，形成较为强大牵制清军的力量。
顺治七年春夏间，郑军虽在潮阳、揭阳等地用兵顺利；但在闽粤沿海，一直没有根据之地。郑成功的季父郑芝鹏及部将施郎等人献策，谋取厦门，作为抗清指挥中心。当时金、厦二岛为鲁王所封的建国公郑彩与定远侯郑联所据，成功也觉得「两岛本吾家土地，彼兄弟虎踞横行，大不堪」。于是在同年八月中秋夜抵厦门，设宴计杀郑联，并乘乱控制了金、厦驻军，郑彩后来也在绝望中投降了。这一年十一月，清朝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率兵数万攻广州，桂王派人通知成功速派大军南下勤王，协助解广州之围。次年正月初四，成功乃领兵至南澳，不料在三月间，福建巡抚张学圣乘成功勤王之时，下令漳州、泉州清兵突袭厦门，大肆抢掠，获得黄金九十余万两，珠宝数百镒、米谷几十万斛，成功两代家产及将士私有产业被洗劫一空。成功无奈，只得急返厦门，以弃守罪杀死叔父郑芝莞，以放走清将罪令另一堂族郑鸿逵离开金门，交出军权，至此成功完全控制金、厦二岛。
金、厦二岛，形势险要。厦门「高居堂奥，雄视漳泉」。「金门与厦门相唇齿，虽富庶不及，而地之险要尤甚」。金门是厦门出入的咽喉，踞其上也足以控制当时的台湾、澎湖，并与沿海的海坛、铜山、南澳等地形成犄角之势。同时厦门曾是郑芝龙海上王国政经军事势力的中心，郑成功取得金、厦当然为他日后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郑成功在重返厦门后，便全力建设并巩固厦门为根据地。他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立即进行改编他所属的成分复杂、地方、宗教派别不同的队伍。后来他分陆军为七十二镇、水师为二十镇，又建立五军，下分多镇，并指派统军长官及分守驻防之地。成功为重视军民关系，改变海盗气质，特别强调军纪。他下令加强操练，整顿舟师，常常亲临监督，要求从难从严。为确保根据地厦门，成功命专人建筑炮台，督造军器，以增强防御力量。除此之外，顺治十二年成功在厦门又着手建立政权机构，改厦门为「思明州」，以示不忘大明之意。并「议设六官，并司务及察言、承宣、审理等官，分隶庶事」。为筹措粮饷，更积极发展贸易，国内有「在京师、苏杭、山东各地，经营财贸，以济其用」的五大商，国外则贸易到日本与南洋。因此，郑成功自取得金、厦为根据地后，船械更形完备，粮饷更加富裕，纪律更为严明，实力更显雄厚，归附的人也日渐增多，郑军乃成为东南沿海一支最大的抗清武装力量。
攻略福建沿海
在郑成功努力建设厦门为根据地之时，军士镇将中有藉势互相斗争的，左先锋施郎与其弟施显累有战功，最为扈跋。施郎与郑成功本「如手足」，施是最早支持成功抗清的少数人之一，成功也一直对施郎很好，不但重用他为左先锋，同时「军储、卒伍及机密大事悉与谋」；但是他好胜骄傲，常令成功难以容忍。尤其在战略筹饷等问题上，双方常有歧见，弄得成功「弗怿」。最后因施郎的一个亲兵曾德，私下到成功处请求提拔为亲随，郑成功「与之，郎探知，即出令箭将曾德拿回立斩之」。成功为此事极为不满，于顺治八年五月间将施郎及其父、弟等人软禁，施郎乃设法逃回安平降清，成为日后消灭郑氏台湾的主帅。施郎的降清虽是一大损失，不过同年郑军在濠浔、小盈岭等地几次击败清军，并曾乘势攻克漳浦、诏安等地，颇有所获。而鲁王属下定西侯张名振，平夷侯周崔之等人来归成功，也给郑军增添了实力。
顺治九年正月，郑成功为确定未来发展方向，曾召集文臣武将集会讨论。金门人周全斌进献兵策说：
今且固守各岛，上踞舟山，以分北来之势，下守南澳，以遏南边之侵。兴贩洋道，以足粮饷。然后举兵取漳、泉，以为基业。陆路由汀郡而进，水从福、兴而入，则八闽可得矣。
郑成功听到他的议论后「大悦」，并说：「此诚妙论。」可见成功在建立金厦根据地后似无立即「恢复中兴」的计画，而只是先以夺取漳泉为战略的目标。
郑成功定好以福建沿海为战略行动对象之后，同年正月便轻易取得海澄。三月间又占领平和，围攻长泰。闽浙总督陈锦率马步兵数万来援，郑军在江东桥大败清军，郑军兵威益振。四月攻漳州，清将金砺率兵来援，郑军败绩，退守海澄。在这一年的郑清交战中，双方虽互有胜负，但长泰一役，郑成功充分表现了他的杰出军事天才，值得深入一述。
顺治九年正月郑军克海澄后，成功便「亲率众万余来攻长泰，围城三匝」。据记载围城时间自正月十八日开始，共历时四十七日。长泰因长期被困无力支持时，郑军竟「解围而去」。原来郑成功采用的是「围城打援」的战术。他一边围城，一边打击来援的清军，结果收到极佳的效果。首先击破泉州来援的勇将王进等人，使其大军「死伤枕藉，余众溃散」。后来又在自古兵家必争的水陆天堑江东桥边大败陈锦的数万雄师，「全军俱覆，奔回同安」，而总督陈锦则在同安被家丁李进忠刺死，清廷大为震惊。江东大捷后，郑军再入长泰，出示安民，抚辑流亡，一时令邻近诸邑的清朝文武官吏，或弃职潜逃，或开城献纳，造成郑成功起兵以来未有的盛局。
自顺治三年郑成功起兵抗清后，即在海澄、泉州、同安、云霄、诏安等地突袭清军。取得金厦基地之后，更发动较大规模的夺海澄、长泰、漳州等战役，使得东南沿海的清朝官吏坐卧不宁，也引起了清朝中央的极度关切。当时南明名将李定国等在大陆西南云贵一带也颇具实力，与郑成功犄角陆海，互为永历帝的两大柱石，不时给予清军严重的打击。尤其到陈锦丧师，金砺不能一举「永靖海氛」之后，清廷重视到东南沿海郑成功的问题，于是决定改变策略，利用投降的郑芝龙，实行「东抚西剿」的政策，因而自顺治九年底至十一年七月，清廷主动进行了四次和谈。
借和谈筹措粮饷
和谈的起因是当时清廷感到在西南与东南两面作战，「力不暇及」，而郑成功的势力又不易铲除，才想到用和议来招抚成功的。顺治皇帝对大臣的建议表示赞同，于是清郑议和的事就展开了。皇帝乃颁了一道敕书给闽浙总督刘清泰，先述多尔衮对郑芝龙的失信，福建地方官偷袭成功基地厦门的「行事乖张」。其次谈到郑芝龙既已降清，「其子弟何忍背弃父兄」，希望以亲情感动郑成功就抚。最后答应授予成功官职，不必来京，在东南沿海工作。同时在这一年的十月间，郑芝龙也遵照政府指示派出家人周继武带着家书南下福建，第二年正月到达厦门，向成功说明他父亲劝和的心意。郑成功因一家几十口困在北京，所以回信向父亲抱怨清廷失信、礼遇不周，并说他自己拥兵很多，「今骑虎难下，兵集难散」，显然没有完全拒绝和谈。清廷看到郑成功给他父亲的家书之后，认为和谈并未绝望，乃于顺治十年（一六五三年）五月初十日又由皇帝颁降了一道谕旨，封郑成功为海澄公、郑鸿逵为奉化伯、郑芝龙为同安侯，并声称「敕谕到日，满洲大军即行撤回。闽海地方保障事宜，悉以委托」给郑成功，以表示诚意。清廷为慎重起见，遂特别派了专使满洲章京硕色与郑成功的表亲黄征明一同携带敕谕及「海澄公印」、「奉化伯印」等物到福建，办理「抚事」。郑成功没有接受清廷的封公，但也没有全然拒绝和谈。除了家人生死他有所顾忌外，当时他正在漳州一带进行作战，军需粮饷亟待整补。他私下曾对幕僚们说：「将计就计，权措粮饷以裕兵食也。」因此他利用回复给父亲的家书，向清方表达了一些意见，例如：（一）重提清廷对父亲的背信，他若就抚是否同样会再上当？（二）清军突袭厦门洗劫郑家产业，不能就此了事。（三）清军若与郑军继续作战未来所费必多，而且困难重重。（四）提出至少要割让给他三省土地的要求，否则怕兵散后「各自啸聚，地方不宁」。（五）他又说出「从治命不从乱命」，表达清廷不能以他父亲及家人来威胁他，因为他必要时可以大义灭亲的。
同年十月，郑芝龙看到成功的家书，知道和议事不能成就，他就将家书呈递中央。清政府对郑成功的「骄横」、「不识时务」极为厌恶；但仍由大臣项目「研议」，结果在同年十一月间又作出了新的让步，提出对成功更优厚的条件，封成功为海澄公，给靖海将军敕印。又给以漳、泉、惠、潮四府，领有四府兵权及领海权。顺治十一年正月，清廷特使与郑芝龙家人一行到达福州，由郑家家人李德先到厦门拜见成功。成功与李德见面后，为应付清廷，乃派出常寿宁与郑奇逢为正副使去福州与清使会谈。在常寿宁等临行时，成功特别交代：「议和之事，主宰已定。……尔等言及应对，只是礼节要做好看，不可失我朝体统，应抗应顺，因时酌行，不辱命可耳。」常等一行于二月初一日到福州，和谈未展开就发生双方「行礼」问题的争执。清方要常寿宁等行下见上的叩拜礼，常寿宁则坚称大家是（明清）「两国命使」，行宾主之礼就足可了。而且「本省属之明朝，则我为主」。如果清方一定「欲先屈我，是无意于和，我等回归复命矣」！后来经过几天的折冲与安排，直到二月初六日清使才与郑成功见了面，地点是郑家故居的安平东山书院。郑成功没有接受敕书与印信，只对清使说：「兵马繁多，非数省不足安插。和则高丽朝鲜有例在焉。」清使无奈，只得离开闽南，回京复命。郑成功却在清使北归之后，乘机在福、兴、泉、漳等地「派助乐捐」，征得不少船料兵饷，真正收到利用和议以强大自身力量的效果。同时在这一段期间，郑军大将张名振「突入长江，夺船百余只」，并且得瓜州，登镇江金山寺，遥祭明朝皇帝。张名振军后来还远略山东登州、莱州，攻入天津等地，带给反清人士极大兴奋与希望。
清朝使臣返回北京，将郑成功所提索取数省土地与仿高丽称臣纳贡例等条件报告朝廷，皇帝与主事大臣都很气愤。不过闽浙总督刘清泰为促成和谈成功，又向皇帝恳求再命郑芝龙「详为密切家书一纸，速寄成功，使之一一体仰」，诚心就抚。郑芝龙也表示愿意再作家书，并派与郑成功自小就相好的次子郑世忠随清使一同前往，相信「谕以君恩，责以父命，巽言婉导，彼必欣然向化」。皇帝最后勉强同意了他们的看法，为和谈作最后的努力。
清朝第四次和谈特使是于顺治十一年八月间到达福州的，郑成功不肯去福州议事，只邀请清使来泉州。清使叶成格派人告知郑成功：「不剃头，不接诏；不剃头，亦不必相见。」郑成功则叱斥了来人一顿，因此双方在未见面前就已产生了不良印象。九月初四日，郑成功派人请叶成格等来安平谈判。叶成格为使和谈能顺利进行，在初七日先派郑世忠去看他兄长成功，希望能营造一个有利环境。
不料成功根本无意接受清廷招抚，他认为「从古易代，待降人者，多无结局，」「我一日未受诏，父一日在朝荣耀。」他让世忠弟「勿言和事」，只「戏酒以乐其心」。同月十七日，叶成格等人到了安平，「随从精骑数千，步旅万余」，而郑成功也「列营数十里，旗帜飞扬，盔甲鲜明，」真是「漫山遍野札营，瞭望四出，各相提防，」全无和平气氛。谈判是在互相猜疑下进行的，而开始会谈时又各有坚持，成功要「先开诏书酌议」，然后再谈剃发之事。叶成格则认为非先剃发则不能讨论其它事。双方争执几天，没有结果，叶成格等便在二十日离开回到泉州，不久北上返京复命了。
顺治十四年正月，清廷又以「夷三族」威胁郑芝龙，芝龙乃再作书劝成功降清，成功不从，自此和局乃告绝。
挥军北伐
叶成格等人离开福州以后，福建巡抚佟国器便向皇帝奏报：郑成功索要四府「不奉东西调遣」、「不受部抚节制」，简直是「名为受抚，实恣剽劫」。又说：
据臣愚见，非示之以威，则何知有恩？
非迫之以剿，则何肯就抚？此不易之定理也。
另外，闽浙总督刘清泰也说：
郑成功抗不剃发，言语支吾，……则成功之终不受抚，与终不可抚者，已不待再计而决矣。倘于此而皇上不大张问罪之师，亟易抚局而为剿，不但人心听其动摇，亦且地方日受其侵凌！全闽之事，有从此不可问者矣……
可见福建地方的疆吏都主张讨伐郑成功。顺治十一年十二月中，皇帝特令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统率满洲大军入闽，会同福建地方武力，希望「早奏肤功」。第二年五月，济度的三万多大军到了福建，目标指向厦门。郑成功也尽调各路军回厦门，并将部队的家属迁居金门，准备与济度作一殊死之战。由于冬季海上风力强劲，清郑之间的大决战延到顺治十三年四月十六日才正式爆发。清军分三路出泉州港进攻金厦，在泉州东南围头海上发生激战。当天「狂风大作，阴翳蒙雾，对面不见船汹」，清军因无海战经验，「咸受颠簸之苦，眩晕颠倒，支持不住」，「船不成汹，或断椗者，或拖椗者，声震遍野，各为飘散」，溃不成军。由于围头海战的败绩，清方意识到以「征剿」来「平海」绝非易事，乃改变策略，一边「禁海」以断绝郑军军需用品的来源，另一面又采用「显官厚赏」来离间分化郑军。禁海的收效不宏，但诱降却使不少郑军中的将才知黄梧、苏明等人降顺了清军，协助清方制定更厉利的政策，使郑军在沿海难以立足。郑成功也在围头大捷后深感「以漳泉为基业」的格局过小，不但不能「恢复中兴、报国救民」，就连在福建一省，也常是「地方频得频失，终无了局」。为了实现更大理想，郑成功乃于顺治十四年四月召集文武官员商讨未来大计。吏官潘庚钟说应挥师江南，取得南京后，闽，粤、黔、蜀的人「悉响应矣」。大将甘辉以为不可，应仍在金厦生聚。最后参军陈永华则强调「取江南而两岛自安」，否则只在福建作战而望中兴，「此亦甚难」。郑成功听了大家的讨论，最后说：「吾亦有心久矣」，北征之议乃定。
同年夏天，郑成功即着手北征南京的准备工作，一面又派人到广西向永历帝报告并约定与李定国「明年夏会南都」。秋间郑成功亲自率师攻克浙江沿海的黄岩、台州及海门等地；但福建地方大吏闻悉成功北上，乃集合大军攻陷闽安等城，威胁郑军基地金厦。郑成功无奈只得回兵，救保厦门。
顺治十五年五月，郑成功再度发动北伐攻势，号称「雄师十万」，战船数千；但在八月间于浙江嵊泗县西南海上洋山岛遇上大风，船只破损很多，包括郑成功三个儿子在内的近八千士兵淹死。成功只得「回舟山收拾，再作区处」。经过两次挫折，军心士气大受影响，不少人反对北征，也有人干脆离队逃亡；而当时清军在西南又取得了胜利，重兵已陆续班师回内地，这些都是对成功北征不利的情势。
顺治十六年五月，郑军在浙东沿海整补完毕，立即全师北上，过舟山，攻崇明，然后沿长江而上，先占瓜州，再夺镇江，一路顺利的到达南京，军威气势极盛；然而清军除南京城里置以重兵之外，从云南凯旋归来的噶褚哈大军以及由内大臣达素统领的数万大军，亦由京城赶到南京，实力相当可观。郑成功见南京城坚，深知强攻不能奏效，于是采取「攻心为上」的「围而缓攻」策略，希图长期围困迫使清军投降。不料清军先发制人，从南京各方分六路猛攻郑军。郑军在东南沿海本以海战见长，游击取胜。此次遭逢马步军正式陆上战斗，虽奋勇迎战，却屡战屡败，伤亡惨重。成功见大势已去，乃下令撤离南京，沿江东下，返回厦门，北征之役以溃败而终。
东征台湾
北征南京是郑成功抗清行动中最大的一次战役，但以惨败收场，战将包括甘辉、万礼、林胜、蓝衍等十二人阵亡，兵员死伤过半，战船、军粮更是损失无数，郑成功的中兴壮志受到严重打击，部下叛逃降清的事件也层出不穷。面对如此困境，郑成功终于作出果断的决策：立即东征台湾。他把个人想法告知文官武将：「台湾一地，离此不远，暂取之，并可以连金、厦而抚诸岛，然后广通外国，训练士卒；进则可战而复中原之地，退则可守而无内顾之忧。」
这一重建抗清新基地的决策在当时虽也获得了不少将士与官员的同意和支持；但吴豪、黄廷等人仍觉得荷兰炮火坚利，水路险恶，认为不可。最后还是陈永华说了：「凡事必先尽人事，而后听之天」，他主张「试行之以尽人事，悉在藩主裁之」，郑成功当然坚信台湾是「根本之地」、「可生聚教训」，于是决定了东征之役。
顺治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郑成功亲领将士两万多人，战船数百艘，由金门出航，次日抵澎湖。同月二十七日，舟师发自澎湖，四月初一日黎明抵台湾之外沙线。初三日与荷兰守军交战，杀荷兰领兵官。对荷兰总督揆一派人请成功退兵，愿每年输税若干万，并土产货物，且愿奉劳军银十万两，成功不许，对揆一声言：「台湾系中国土地，自应物还旧主。」其后经过八个月的围困，揆一因郑军直薄城下乃遣使乞降，后订降约十条归国。总计荷人据台三十八年，台湾自此重归幅宇。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即全力建设台湾，改赤崁为东都，设一府二县，整调法纪，安定社会，命军士屯垦农地，又发展海上贸易以裕经济收入。正当台湾各项建设工作激活之际，郑成功因北征败绩，桂王殉国，父亲芝龙等家人被清廷处死，世子郑经的乱伦丑闻等等家国事变，令他不堪负荷，乃于抵台之第二年，即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年）五月初八日病逝台湾，得年三十九岁。
得失评估
从顺治三年到康熙元年（一六四六～一六六二年）前后十七年的抗清活动，郑成功与清廷和战关系的成败得失，显然很难作出定论；不过，有几件事实是可以相信的：
第一，在清郑双方几十次战役中，郑军长于海战，他们「凭海为巢，倚船为窟」，「飘忽无常」，以游击战术，出清军之不意，攻清军之不备，故在东南沿海作战常获胜利，郑成功也成了清廷心目中的「东南一巨寇」，令清廷异常困恼。像围头海战等役都足以证明此一事实。同样的，大规模的陆战则非郑军所长，北征南京的失败便是具体实例。
第二，在清郑多次和谈接触中，郑成功确实利用表面谈和达到「权措粮饷以裕兵食」的目的，也在闽粤沿海扩大地盘，增强了抗清势力。但是从整个清郑战争的结局来看，清朝却在和谈期间牵制了郑军，而使郑军失去了与西南李定国联合作战的机会，让清军无后顾之忧的消灭了南明武力，南明恢复的希望从此幻灭，郑成功自己的「上报国恩」、「恢复中兴」的抱负也变得不可能了。因此，和谈对郑成功而言，应该是小得大失，得不偿失。
第三，在整个抗清活动中，郑成功多少还是受到海商观念与利益的牵绊，影响到他的生涯与事业。例如在早期夺得金厦基地后，他接受周全斌的固守各岛、兴贩洋道的建议，根本就忽略了逐鹿中原的大目标。顺治八年南下勤王时，施郎等人因海上贸易而反对南下远征，将士后来脱巾要离队，郑成功乃以厦门被劫而回师，可见也是与海商利益有关。顺治十四年北征南京，甘辉等人坚决反对，认为出师江南会使金厦基地陷于危险境地。郑成功虽最后决定北征，但郑军中不少官兵先后降清，可见对海商而言，他们并没有必要一定坚持抗清。即使到北征失败，郑成功要转进台湾时，郑泰、洪旭、黄廷等人「皆不欲行」。郑泰是郑成功属下的「户官」，是财经大臣，掌管东西洋贸易，他的反对更足以表明典型海商人物的态度。总之，郑成功虽不是完全按照海商利益行事，但海商们的利益观念却影响了郑军的前途。
第四，郑成功抗清活动的最后失败，与当时双方战略地位以及实力消长有关。顺治十一年第一次南下勤王不成，李定国败退南宁，西南抗清形势已起了不利的变化。三年后南明将领内讧，孙可望降清。到顺治十五年清军三路进入贵州，南明军已一蹶不振，抗清已势不可能，此时郑成功领兵北征，虽一度令「全浙震动」，但洋山遭风，损失重大。一年后再入长江时，清军已平定云南，班师中原，可以集中全力对付郑军了。郑成功即使攻下南京，早晚也会被清军大包围，遭到败亡的命运。大环境、大形势已对郑成功不利了。
第五，尽管郑成功抗清没有成功，但他的军事才华却是一流的，这在他的重大决策中可以看出。除长泰、围头等战役他的战略应予肯定外，在南京之役兵溃时，他不顾张煌言的忠告，不理罗子木的哭谏，下令全军撤出长江，返回厦门，以保存实力，否则明祚绝不能再延续二十多年。另外在东征台湾的决策上，当时除他的部将海商代表人物多反对外，张煌言也认为「台湾者，枝叶也」，「自古未闻以辎重眷属置之外夷而后经营中原者」，逃到台湾「生既非智，死亦非忠」。郑成功的老师钱谦益也批评说：「成功取台湾，乃失当日复明运动诸遗民之心。」可是郑成功还是毅然的挥兵渡海，收复了台湾，为抗清运动开辟了新基地。这些重大决策，在在说明郑成功是一位务实的、有远见的军事家、政治家。
第六，郑成功固然在个人独断行事、治军过分严厉、战胜心骄轻敌、难脱海商本质等方面，有些做人处事上的缺陷，但是他的忠明复明心意是始终如一的。从他起兵抗清开始，他就称自己是「明朝之臣子」，「中兴之将佐」，要为「恢复中兴」伸张大义的。在多年与清朝的和战关系中，他也始终为实现「中兴」大业而努力，取得金厦他认为是「恢复有基矣」。攻打闽粤，是为了「会师浙直」。他与李定国相约是「水陆并进，规复金陵」。其后计画北征也是为「立洗腥膻之穴，然后扫清宫阙，会盟畿辅，岂不大符夙愿哉」。既是「夙愿」，可见他一心一意要复明。即使后来东征台湾，他也是「假此块地，暂借安身，俾得重整甲兵，恢复中兴」。直到临死前一刻，他仍愧疚的说：「吾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忠明复明心志，真是溢于言表！其它如改厦门为思明，以台湾为东都，在东宁设永历帝御座、龙亭、奉明正朔等等，更能说明他的忠明不贰。郑成功又拒绝荷兰人的纳税赠金，而执意收回台湾这块中国的故土，这也是后人尊奉他为爱国英雄人物的主要原因。清朝康熙皇帝赞誉郑成功是明朝的忠臣，清末沉葆桢称郑成功是「创格完人」，都是成功一生人格与事功的写照，值得吾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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