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道”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
中国哲学的开山者老子，其学说不仅在中国有着巨大影响，而且一直影响到集西方古典哲学之大成的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这听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黑格尔在其哲学体系中，既充分吸收了古代西方的哲学思想，亦明显受到中国古代道家“形上学”思想的影响。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对孔子、孟子讲得很简略，一笔带过；而对《易经》，尤其是对道家的老子却很重视，并特别专门讨论了《老子》中的“道”和“无”。
道家是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流派，道教则是形成于东汉时期的一种宗教。虽然道教哲学以宗教化、方术化的方法对先秦道家哲学加以改造吸收，但两者是有联系更有区别的；老子更非道教创始人。
黑格尔将“道家”和“道教”合为一谈。他说：“还有另外一个宗派即‘道家’。这一宗派的信徒不是官员，不与国家宗教有关，……这一派的哲学和与哲学密切相关的生活方式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的书，《道德经》，并不包括在正式经书之内，也没有经书的权威。但在道士中，……它却是一部重要的著作。他们献身于‘道’的研究，并且肯定人若明白道的本原就掌握了全部的普遍科学，普遍的良药，以及道德；——也获得了一种超自然的能力，能飞升天上，和长生不死。”（《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东方哲学·中国哲学》，124页，商务印书馆，1995。）
黑格尔不通汉语，他从法国汉学家雷缪萨（Rémusat）的著作中间接地了解到老子，同时也接受了雷缪萨个人关于老子和道家的一些观点。黑格尔将道家和道教合为一谈，大概便是沿袭了雷缪萨的观点。他们二位大概都不知道，在战国末的田齐和西汉初年，曾经有过作为国家施政指导思想而风靡一时的黄老之学这一道家学派。所以，黑格尔只说“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而认为道家“这一宗派的信徒不是官员，不与国家宗教有关”。他又说：“老子的信徒们说老子个人曾化为佛，即是以人身而永远存在的上帝。”（同上，127页。） 这可能是听信了道教经典如《老子化胡经》中关于“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之类的传说故事。
黑格尔理解老子的思想，所依据的是雷缪萨的解说。他写道：“据雷缪萨说，‘道’在中文是‘道路，从一处到另一处的交通媒介’，因此就有‘理性’、本体、原理的意思。综合这点在比喻的形而上的意义下，所以‘道’就是指一般的道路。‘道’就是道路、方向、事物的进程、一切事物存在的理性与基础。”（同上，126页。）
黑格尔接受了雷缪萨对于“道”的解释，又引用《易传·说卦》中的一段话，来加以附会，认为：“‘道’（理性）的成立是由于两个原则的结合，像《易经》所指出的那样。天之道或天的理性是宇宙的两个创造性的原则所构成。……”（同上，126页。） 这是黑格尔对于“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的理解，他用这来诠释《老子》中的“道”。最后黑格尔得出结论：“所以‘道’就是‘原始的理性，产生宇宙，主宰宇宙，就象精神支配身体那样。’”（同上，126页。）
黑格尔对于“道”的这种理解，已经和他在哲学体系中用来指作为一切存在的共同本质和根据的那种无限的、客观的、无人身的思想、理性或精神的“绝对理念”完全一样了。德国学者杜辛（Klaus Düsing）认为，在1805至1806年间的《耶拿讲演录》中，黑格尔阐明了最初的哲学史理论。在这一时期的讲演中，黑格尔“第一次”确认了“他的理论”与先前理论的“历史关系”。（《黑格尔与哲学史》，16、1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本文引用的《哲学史讲演录》，主要是依据黑格尔的《海德堡讲演录》整理增补而成。而《海德堡讲演录》则是他在1816—1817年和1817—1818年的冬季学期讲授的哲学史，比《耶拿讲演录》晚了十多年。所以，这应当是更为完善的版本。
道教视“道”为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并把“道”人格化为神，称为“元始天尊”，并有“一气化三清”之说。而黑格尔则说：“只有当人把上帝当作精神，知道了精神的规定，上帝的规定才是对理性的本质的、绝对的规定，也就是对人的义务以及人的内在义务的本质的、绝对的规定。”（《中国的宗教或曰尺度的宗教》，见夏瑞春编、陈爱政译《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08页，1995。）
在“把上帝当作精神”这一点上，黑格尔并未完全接受雷缪萨的观点。雷缪萨认为，“道”这个字最好用“逻各斯”（λóyos）来表示，它的意思是很不明确的。黑格尔接受了将“道”解释为理性、尺度的观点，这是与逻各斯相近的。但逻各斯在古犹太神秘主义哲学家斐洛和早期基督教那里，被说成是神的理性与智慧，或者是神创造世界的原型，基督则被说成是逻各斯的化身，是人和神之间的中介。而黑格尔主张“把上帝当作精神”，这和道教把“道”人格化为神，在方法上是完全一致的；“逻各斯”本身不是神，而“道”和“绝对理念”本身就被看成神或上帝。
与黑格尔同时的谢林，对于“道”的理解，则持有不同的观点。谢林认为：“‘道’不是以前人们所翻译的理性；道家学说亦不是理性学说。‘道’是门，道家学说即通往‘有’的大门的学说；是关于‘无’（即纯粹的‘能有’）的学说；通过‘无’，一切有限的‘有’变成现实的‘有’。生活的最高艺术或智慧，就在于把握住这种纯粹的‘能有’，它既是‘无’，但同时又无所不是。”（《中国——神话哲学》，同上，170页。）
黑格尔既认为“道”是理性、尺度，与谢林的观点不同；又认为“道”是“无”，是含有肯定性的“无”，与谢林的观点基本一致。
《老子》曰：“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十四章）“道”具有“夷”、“希”、“微”三个特点。黑格尔说：“‘夷’、‘希’、‘微’三个字，或I—H一W，还被用以表示一种绝对的空虚和‘无’。什么是至高至上的和一切事物的起源，就是虚，无，恍惚不定（抽象的普遍）。这也就名为‘道’或理。当希腊人说绝对是一，或当近代人说绝对是最高的本质的时候，一切的规定都被取消了。在纯粹抽象的本质中，除了只在一个肯定的形式下表示那同一的否定外，即毫无表示。”（《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东方哲学·中国哲学》，129页，1995。） 黑格尔认为，老子具有“夷”、“希”、“微”三个特点的“道”，就是虚、无、恍惚不定的抽象的普遍。
黑格尔接着说：“由此我们可以说，在道家以及中国的佛教徒看来，绝对的原则，一切事物的起源、最后者、最高者乃是‘无’。并可以说，他们否认世界的存在。而这本来不过是说，统一在这里是完全无规定的，是自在之有，因此表现在‘无’的方式里。这种‘无’并不是人们通常说的无或无物，而乃是被认作远离一切观念、一切对象，——也就是单纯的、自身同一的、无规定的、抽象的统一。因此这‘无’同时也是肯定的；这就是我们所叫做的本质。”（同上，131页） 在这里，黑格尔所言作为“道”之特征的“无”，实际上和他在《小逻辑》等著作中所讲的“纯有”、“纯粹的‘有’就是‘无’”，完全一样。
黑格尔对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巴门尼德的“存在”、“一”，以及其他不同时代各流派哲学家的思想均有所吸收改造和借鉴。但正如普西门诺斯（N.Psimmenos）在《黑格尔与赫拉克利特的关系》一书中所指出的，尽管黑格尔在阐述赫拉克利特的‘变’时，把其逻辑上的‘存在’与‘无’的统一理解为绝对的同一性，但是在爱利亚派和赫拉克利特那里的‘无’或否定，最终都难于同黑格尔的范畴相符合。（《黑格尔与哲学史》，41页。） 令人惊讶的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和“纯粹的‘有’就是‘无’”的思想，竟应当溯源到古代东方中国的老子！
更有意思的是，生活在战国中期的庄周，他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在《齐物论》、《大宗师》中，即已提出了“道”象“真宰”、“以无为首”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等观点。我曾怀疑黑格尔是否也读过《庄子》。1996年夏天，德国汉学家鲁道夫·瓦格纳（Rudolf G．Wagner)教授来北京访问，我向他请教黑格尔是否有可能读过《庄子》。他认真地想了想，用流利的汉语说：“几乎可以肯定是没有读过，因为《庄子》很难懂，在黑格尔那时还没有人能够翻译。”
看来，老子的“形上学”思想既直接地影响了东方中国的古典哲学大师庄子，又经过作为中介的雷缪萨，而间接地影响了西方德国的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这本是思想史上常见的“一因多果”现象。只因两只“果”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跨度未免太大了些，致使人们差点忘了其竟然 具有同宗共祖的血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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