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人再掀移民潮 专家：用“仁至义尽”留富豪
5 月22日《经济观察报》一则报道引起了广泛关注：继2003年前后出现上一轮国内富人移民潮后，新一轮国内富豪移民潮在2009年升温很快。而在4月的一期《南风窗》上有人认为，“预计2010年申请美国投资移民人数至少翻一倍。”除了澳大利亚、加拿大等显而易见的国度外，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国也正积极向国内富豪们兜售他们的移民资格。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这个小国，对上海富豪刘青山最大吸引力就是低税率。热评留痕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敢于拍胸脯保证中国的教育，能造就世界顶尖人才，那么，富豪的移民潮，也不会如此高涨吧。”
——评论人谢浮名说
“怎么均贫富的理想也成了问题？岂不是现实版的杞人忧天？”
——评论人李振忠5月24日在天山网评论说
富人竟然担心“说不定哪天均贫富”
《经济观察报》报道引述称，根据4月初发布的《2010胡润财富报告》估算，中国目前有5.5万名亿万富豪。没有可信的数据显示这些富豪已经有多少移民海外，但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再次掀起投资移民海外的热潮，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
《经济观察报》报道分析说，内地富人海外移民的主因，排在第一、二位的分别是子女教育和寻找安全感。第二个原因令人反思国内的社会环境。一是国内的投资环境，离法治化和规范化还有不小的距离，许多投资渠道限制民营资本进入。二是贫富差距拉大，导致中国社会对财富“原罪” 的追问以及“仇富”心态也让富人们如坐针毡。
中国的富人一直以来多数都是夹缝中生存的尴尬群体。一方面，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必须仰仗权力才能生存发展，而现代行政垄断制度，又使他们时时处处面临巨大的 “权力和制度天花板”，无法在市场上实现公平竞争；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腐败”和“富裕”往往有相当大的重叠，因此，中国的富人群体往往被视为仇恨对象，一旦社会矛盾激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会成为权力的祭品和替罪羊，成为权力打击和清算的对象。
“我选择这条路主要有三个原因：一、国内的投资环境不好，你想投的他不让，他让投的不挣钱；二、各种税费太高；三、现在贫富差距这么大，说不定哪天又要均贫富，太没有安全感了。”富豪老李说。
富豪流失引深层次担忧
《经济观察报》报道指出，富人的流失是社会的净损失也是穷人的净损失。富豪群体的移民，就是中国精英与财富流向海外的双重流失。即使富人真的有原罪，公权力也难辞其咎。无论是预防腐败，是防止权钱交易，还是防止垄断导致不合理财富分配，根源都在公权力本身。
对于富人群体，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让他们更自律，更安全，更自由。比如，减少行政管制，打破行政垄断，让富人资本能够自由准入。
“其实很多人很矛盾，知道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好的国家，但是又感到不安全，进而想往产业链的上游发展，所以要投资金融业、能源业，但是这些行业又不是完全开放的行业。所以最重要的是要继续改革，让不公平更公平，让不安全变得更安全。”著名评论人吴晓波说。
《经济观察报》在刊发《富人移民进行时》的同时，又在头版配发社论《富人的离开值得追问》，对中国富人阶层移民海外的动向予以强烈的关注和忧心。
而 5月25日《南方都市报》即发表社论《正常的社会该给富人怎样的预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马少华认为，此篇恰好可以看作是对《经济观察报》报道和社论的回应。由于两报社论在一些观点上有所不同，《经济观察报》长期以来倾向于表达关注中国中产阶层乃至富人阶层的价值、立场。而《南方都市报》则在利益的表达上，似乎更倾向于代表更广泛的社会公众，或者说社会的中下层。“所以，这也可以代表不同阶层的两个媒体的交锋。”
《经济观察报》提到整个社会的“仇富情绪”，还提到：是剥夺富人，从而使得整个社会实现“均贫富”，还是让更多的人分享财富增长红利，实现共同富裕，舆论包括一些政策选择传递的信号，也在将财富阶层推向更远处。而对于“仇富”之说，《南方都市报》社论并不认可：用“仇富”来说事有时更像矫情甚至是要挟。
《南风窗》的报道用一种担忧的口吻写道：“中国会不会再现俄罗斯1990年代末期的富豪‘逃亡潮’？现在已有苗头。”
快报记者 刘方志 综合
对话
民政部专家：国家和穷人均受损
富人掀起移民热潮不是第一次了，为什么是这个时候，又为什么他们的“出走”有那么多的原因？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富豪的移民潮？就这些问题，柒周刊与民政部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进行了对话。
担心“均贫富”显幼稚
星期柒新闻周刊：新一轮富豪移民潮又出现了，您有何评价？
夏学銮：过去，比如说上世纪90年代，好像都是些高知人才在移民，因为国外比较发达，教育方面做研究的条件比国内好，这是一波潮流。现在是另一波移民潮，出去的好像都是大款。
星期柒新闻周刊：对，都是一些被称作富豪的人，2003年前后出现过国内富人移民潮。
夏学銮：这种现象，多丽丝·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认为，现代化过程中，资金、人才、技术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的转移是世界的趋势之一。现在咱们国家不是这个趋势，中国的财富、人才应该向西部转移，这才是一个正常的趋势，但是现在一些有财富的企业家们却把财富向发达国家转移，这说明这些大款或者说企业家对国家的认同感不强，社会责任感不够强，出现了对国外的一种盲目的“追随”，也就是“国外的月亮比中国圆”。各种制度都有它的长处和短处，文化也是，中国文化是最有包容性的文化，几千年的文化绵延不绝，经久不衰，说明它还是很有内在魅力的，可以说既古老又常青。
星期柒新闻周刊：有的移民富人担心“说不定哪天均贫富”，且不说这种说法多有幼稚之处，就社会责任而言，这些先富者也忘记了带动穷人致富的责任或义务，光想着“仇富”，为什么不想着去帮助穷人呢？
夏学銮：这种说法确实是幼稚的，对于很多企业家来说，他们是靠了国家的政策致富的，如果没有“先富”政策，没有各种优惠政策，他们不可能富，而富了之后，他们当思报效国家，报效人民。但是现在他们中的不少人自己走了，把钱也带到国外去了，对国家、民族可以说是不够忠诚的行为。
这是逆向而动的潮流
星期柒新闻周刊：他们能成为富豪，离不开背后千千万万的穷人，现在他们拍拍屁股走人，带来了什么样的深层次隐忧？
夏学銮：“先富”政策属于工具理性的范畴，先富者理应带动后富者致富，而他们移民，把财富带走，对国家来说是巨大的损失，对穷人既不公平也不利，对其个人来说，也意味着他们进行的是一次错误的选择，我相信他们将来有一天会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并且受到良心的责备。
星期柒新闻周刊：说到错误的选择，据《南风窗》报道，2010年年初，中国公安部发布了一则关于美国EB-5投资移民项目的通报，指出该项目，本质上属于私募行为，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性。而有报道说，一些人也确实被风险撞了一下腰。
夏学銮：这些移民的富豪往往对国外的认识陷入某种误区。上个世纪90年代的移民潮过后，很多人不是也回来报效祖国了嘛，包括一些在国外功成名就的人，真正有水平有知识的人不会把在美国等国家生活当成一个忠诚的选择的。在国外充其量也只能做一个二等公民，没知识没文化的人到了国外能做什么公民？有的人选择投资移民，但投资移民看的是你的钱，没有钱不会让你移民。
星期柒新闻周刊：如果投资失败那就更难说了，估计什么公民梦都会破灭。
夏学銮：对，有可能是要饭都没门。现在的国内条件比过去好多了，我就不知道这些急于移民的人是怎么想的，知识分子在纷纷回国，他们却纷纷出国，这是逆向而动的潮流。
星期柒新闻周刊：《南风窗》有报道说， “中国会不会再现俄罗斯1990年代末期的富豪‘逃亡潮’？现在已有苗头。”
夏学銮：我觉得媒体不要这样标定，中国人有从众心理，这样就容易起暗示作用，使更多的人跟风，何况这种行为本身是错误的。
用 “仁至义尽”留富豪
星期柒新闻周刊：如何留住富豪的心，这个问题比较大，那么我们从“子女教育”看，如何增加对于富豪的吸引力呢？
夏学銮：研究生教育可能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在世界上，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最棒的，即使为了子女教育，也不应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把他们送到国外去，如果要出国的话也应该是在中国进行完基础教育后再送到国外去接受研究生教育。一些人语言不过关，到国外上中学有什么用呢？一定要送自己的子女到国外接受基础教育，这也是个误区。
星期柒新闻周刊：不管怎么说，富豪们是纷纷在移民，中国怎样应对这种现象呢？
夏学銮：说到中国的应对，在政策上，就应该早点看出这种倾向，把工作做到前头。现在，不能用强迫的办法使其不走，应该用各种办法吧，比如说，他们担心子女教育，那么就给其子女教育提供更好的条件，其他的方面，给他们各种名誉地位什么的，包括让他们在政治舞台、民间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如果有的人真的是爱国者，不用这些东西，也会留下来，关键就是怎样做到仁至义尽，把工作做到家，让他们没话可讲。只要工作做到家，大多数人还是看得见的，会留在中国的。
快报记者 刘方志 本帖最后由 maximefr 于 2010-5-30 10:32 编辑
将移民和爱国的问题结合起来是个奇怪的理论。
为什么生活在国外就算不爱国？按照这种说法，岂不是所有华侨都是不爱国人士？ 有钱我马上走 ，去美国，第二去日本 食品，空气，政治，教育，社会人文关爱，电视节目，等等，都有大问题 均贫富的理想也成了问题？ 因为他们不义且富且贵。
侥幸得到，又怕失去。
所谓患得患失者。 这种趋势会加剧，看看韩寒写的一篇《青春》就知道了 各有烦恼，莫管他。 人向高處走，水向低處流 9樓說的好，人向高處走，水向低處流 糟蹋完了就提裤子走人？评所谓中国富人再掀移民潮
文章来源: 天涯-关天茶舍
富人要走了，主流媒体的文人们开始惶恐起来，一叠声的齐齐怨泣不已，甚至连基本的逻辑都不要了。
比如：
《经济观察报》说：【内地富人海外移民的主因，排在第一、二位的分别是子女教育和寻找安全感。第二个原因令人反思国内的社会环境。一是国内的投资环境，离法治化和规范化还有不小的距离，许多投资渠道限制民营资本进入。二是贫富差距拉大，导致中国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仇富”心态也让富人们如坐针毡。】
简直是岂有此理，既然“导致中国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仇富’心态”的主因是贫富差距拉大，那么抱怨“许多投资渠道限制民营资本进入”岂不是自打嘴巴？在“许多投资渠道限制民营资本进入”的情况下富人们都肥得流油，乃至于“导致中国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仇富’心态也让富人们如坐针毡。”，那么，在中国全面私有化之后就会“缩小”贫富差距？
如果富人们可以“自由进入”任何领域，可以攫取任何资源，所有的工厂企业都变成富士康还有比富士康还压榨得凶狠的血汗工厂，把包括目前所谓拿了“高薪“的国有垄断行业职工的工资也降到私企的水平，让富人赚取更多的利润，这个贫富差距是更加会被拉大呢？还是会“缩小”呢？三岁的娃都想得出来，《经济观察报》记者、主编的智商如此可笑？到那时候，如果要不使“富人们如坐针毡”都不可能了，拉美就是例子，菲律宾就是例子。
比如：
《中国青年报》说：【富豪群体的移民就是中国精英与财富向海外的双重流失。即使富人真的有“原罪”，公权力难辞其咎。无论是因官员腐败致富，还是权钱交易致富，抑或是行政垄断导致收入的贫富不均，都有公权力的“原罪”。…对于富人群体，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让他们更自律、更安全、更自由。比如，减少行政管制，打破行政垄断，让富人资本能够自由进入。社会对待富人及其财富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其自由进入各行各业，实现财富社会化；允许其符合人类天性的奢侈品消费；鼓励其慈善事业。而“仇富”会加剧富人在积累财富时的短期行为，也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腐败。】
简直是强词夺理，再加上逻辑混乱。既然富豪群体的富裕起来是因为“公权力难辞其咎”，就是说，因为“公权力”有漏洞被先富们抓住利用，然后官商勾结，行贿受贿，官商不分，沆瀣一气，而有些富豪干脆就是前官员下海，利用公权力中的人脉快速致富起来，既然“公权力难辞其咎”，那么凭着这些“难辞其咎”而先富的也应该“难辞其咎”，也即是他们的财富的积累充满了罪恶，这样的罪恶不予追究，还要放纵，甚至 “社会对待富人及其财富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其自由进入各行各业，实现财富社会化”？
《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主编比《经济观察报》的记者、主编高明，企图用一句“实现财富社会化”就淡化掉贫富差距带来的“导致中国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仇富’心态”，这不是掩耳盗铃么？难道现在富人们的“符合人类天性的奢侈品消费”还不够嚣张？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了，富人的“符合人类天性的奢侈品消费”还需要怎样的放纵？而且， “实现财富社会化”是什么意思？是穷人可以得到这些财富？那不正是网易新闻为《财经观察报》拟的标题“担心被‘均贫富’”吗，既然不想“均贫富”，那什么 “实现财富社会化”对缩小贫富差距毫无意义，富人们还不是照样“如坐针毡”吗？
一些所谓“评论家”也跟着鼓噪，“著名财经评论人”吴晓波如是说：【04年我们国家开始出现国进民退，对民营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这次黄光裕案事件就再一次将原罪的事情提升到了一个高度，大家都相信有钱人是有原罪的，都是偷税漏税的。如何保护自己的财富，这也是民营企业家移民的一个理由。】
简直成了赤裸裸的敲诈，要么让富人们“让其自由进入各行各业”，再加上对黄光裕们的罪行不但不闻不问，还要使他们更加“自由”地恣意横行，否则，老子就要走人。这是是么逻辑，在媒体和“评论家”们的眼里，只有极少数富人成了国家的“宠儿”，任其们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他们才会“不走”？
这几天有一则消息很有象征意义，说“天上人间老板首度现身”（北京晨报），“天上人间”是因为涉黄，被北京警方在“扫黄打黑”行动中查禁的，有媒体说，诸多“外省高官”在天上人间被“服务”过，毋庸置疑，“天上人间”的发迹兴旺，与一个肮脏的行业逃不了干系，然而，“天上人间”的老板暴富之后走了。据报道：2005年，建设银行原行长张恩照入狱，覃辉涉嫌行贿被检察机关拘捕。据称覃辉随即卖掉了“天上人间”，避走他乡。哪个“他乡”，美国，看来在美国的身份稳固了，可以不“避”了，“覃辉还透露，过去一年几乎都在美国陪伴女儿，但明年会有更多时间待在内地。”，多半已经移民摇身变成“洋人”，碰不得了。
这样的范例，肯定不是一个，这样的曲线“赦免”，肯定不止一桩，一个“移民潮”，掩盖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既然“覃辉涉嫌行贿被检察机关拘捕”，又是怎样走掉的呢？
所谓富人“再掀移民潮”的背后，留下的是什么？
第一，是对邓小平总设计师关于“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人共同致富”的政治设计的公然挑战，其一，不把“诚实劳动”作为致富的先决条件，既不劳动，更不诚实，致富之后还要要挟，要么走人，要么更自由地“进入”一切领域，达到更富；其二，不让其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就走人，是对“带后富”的公开抵触。
第二，为了这些少数的“精英”富人的致富，整个社会，全体公众乃至于国家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仅举二例：
其一，根据江苏省委党校在用公费出资，培训富二代所找出来的“理由”之一，是因为富二代们上辈的富人们中有许多“党员”，这些“党员”的来源是：江苏省一半的私营“企业家”是原国企的高管，要知道江苏是私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那么可以说，有一半的富人的财富，源自对国有资产的占有。结果呢：
国企包括集体企业改革最大的成本是下岗、减员增加形成了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从1996年至2002年，国有、集体单位在岗人员累计减少了5500万人。…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从微观经济角度看，这也许能够增加效益，但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反而形成巨大的经济损失。…1997年因下岗和失业引起的奥肯损失占GDP比重为5．2％—5．6％， 1998年为5．6— 5．7％，1999年为5．9％—7．2％，2000年达到7．4％，最近几年估计在7％—8％之间。（胡鞍钢 2005年）
其二，就算另外一半富人是靠开血汗工厂“一步一步”膨胀起来的，结果呢：
珠三角企业现在每年发生断指事故个案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只。有报告显示，从1994年到2001年，深圳每年工伤致残的劳工人数不下1万人。（广州日报）；浙江永康被称为“中国五金之乡”。一万多家五金企业，20多万五金从业人员为永康经济发民做出了极大贡献。…去年一年仅永康三家私人诊所和邻县两家私人医院收治的手外伤病人，就已经超过了一千人。（中央电视台 2004年）；目前我国有毒有害企业超过1600万家，受到职业病危害的人数超过2亿。…乡镇企业的无序发展，三资企业的大量涌现，同时带来了大量的职业病问题。他们办厂，什么都不管，（瞭望东方 2005年）
还有环境付出的沉重代价，更有因为不择手段可以致富的示范效应带来的道德沦丧、人心涣散等等等等，都在富人一走了之之后“一了百了”？那数不清的残肢断指，几代人乃至于几十代人无法回避的毒害环境，就如同在这个国家美丽的躯体上残忍地进行伤害，而留下了累累疤痕，而致富的少数人却因此借口“丑陋”而绝尘而去了。
打个比方，一群富人在一块原本清秀健康的地方乱挖滥采，不顾道德遍地遗矢，乱拉乱撒，把属于大家的地方蹂躏完了，连身上的秽物都不搽，臭烘烘地提起裤子就走人，还留下话，“这么多规矩，很不爽，不自由，不玩了”，这是丧尽人心的王八蛋行为。 中国出现第三拨移民高潮 中坚阶层集体流失
文章来源: 新华网
精英们正在移民海外
各种数据表明，自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拨移民潮以来，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拨移民高潮在进入新世纪的十年中已成愈发汹涌之势。不同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高端群体、庞大数量和趋势化发展构成了不容忽视和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是否正在经历社会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中国已是世界最大移民国，目前约有3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
北京买房，不如移民？
中国社科院《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
2010年4月上，一则移民广告打得相当煽情：在北京买房？不如移民吧！
这条广告背后心照不宣的潜台词是：在二套房购买门槛提至史上最高，北京二环以内一手房价每平方米均价仍死守3万元时，仍未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美国，已开始推行EB-5类签证，吸引各国有钱人入籍，最低投资50万美元(约342万)，即有资格申请美国绿卡。“理论上，居住二环以内的北京人民都具备了移民美国的条件。”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说。
美国国务院最新公布资料显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上一联邦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已从2008财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主要来自中国。齐立新说，投资移民成功率高的国家分别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其规定投资门槛分别为40万加元(约235万人民币)，80万澳元(约454万人民币)，150万新元(约962万人民币)。
加拿大移民局数据显示：2009年，加国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中国大陆的名额占了1000名左右。以投资起步价40万加元(约235万人民币)计算，仅2009年，即使只按“门槛标准”计算，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23.5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一座中国馆。
事实上的财富转移远远高于以上粗糙的估算。2001年申请移民加拿大时，马舒（化名）办理的是技术移民，尽管彼时身为广州某公司高管的他资产已达上千万。“投资移民门槛很高，不是说你口袋有三百多万就能移民加国了，还必须雇用一定数量的当地雇员，每年有一定销售和利润额度。”
在相对少数的投资移民之外，技术移民是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齐立新告诉记者，近十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
这意味着，每天都有近60名教育背景良好、工作体面、收入颇丰的中国中产精英同时向加拿大移民局递交移民申请。
“分数有可能达标的人才基本素质为硕士以上学历、精通英语，3-5年以上工作经验，”马舒说，“就是中国的中坚分子。”
马舒只是庞大的“中坚分子”群体中的一个。据统计，2009年度，中国移民加拿大共2.5万人；移民美国约6.5万人；2008年度移民澳大利亚约1.6万人。
在加、美、澳三大主流目的地之外，香港、新加坡和异军突起的中北美小国也同时在吸纳大量中国大陆移民。
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中国流失的精英数量也居世界之首。
他们在寻求什么？
优质的教育，的环境，安全的食品，规范的法律，甚至身份的象征，都对移民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寻求安全感、为孩子谋求优质教育，是所有受访者移民的前两条理由。其中一名受访者是身家数亿的温州商人。2009年，他开始将中东的生意转移至美国，通过投资一座中美贸易城，投资移民。他坦言越来越不喜欢每周有四天时间得在外应酬、打点各路官员、 朋友，向往“公私分明的生活方式，把更多时间留给老婆和孩子”。
在他的圈子里，移民甚至成为身份量级的标识。他们将之称为“抄捷径”，即用过去20年里迅速积累的财富，支付转型期的中国所付的或忽略的代价：规范的法律、孩子的教育、高福利、低征税点、低遗产征税、健康的空气、安全的食品、免签多国护照的便利等。
他的同龄人中，许多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父辈、亲友偷渡欧洲，有的为了入籍还加入法国外籍军团，“现在轮到我想出去了，”他说，“但已经跟他们那批移民不一样，我们有了更多选择。”
另一个低调得近乎隐秘的移民群体常人无法轻易接近。公开资料显示：加拿大的多伦多和魁北克是华人富豪移民的首选地。而在澳大利亚，华人富豪的首选地是悉尼与墨尔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已经明确将吸引华人富豪作为移民政策的重要考量依据。而对于这些新富阶层来说，财产的安全则是他们最大的需求。
新加坡在过去几年也成为国内富豪青睐的理想之地。2008年新加坡取消了遗产税，令该国对国内富豪的吸引力加大。与加拿大不同的是，新加坡对移民没有居住时间的限制，因此许多获得新加坡绿卡的中国富豪仍可以持续在国内经营企业，这点也对国内业务存续的企业家具有很大吸引力。许多国内富豪都在新加坡乌节路 (属于商务中心)购买公寓房，或者是圣淘沙购买别墅，形成新的生活圈。
“牺牲我一个，幸福后来人”
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到普通平淡的生活。但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
在技术移民的世界里，他们首先得适应谋生的艰辛与社会地位的落差。各国在制定技术移民政策时，都将本国急缺的人才类型作为优先考虑对象，如澳大利亚、加拿大青睐IT工程师和会计师。
但由于两国各大公司只认可本国及北美的工作履历，大多数来自中国的技术移民都无缘从事原先的职业。
刚到加拿大时，马舒的谋职底线是“先当个经理，也是可以的”。
三个多月后，他终于在一家电讯公司谋到销售长途电话的工作。这名快40岁的新手，每天都要和小年轻一起竞争业绩，每拉到一个顾客，奖励2加元，如果足够勤奋，一个月能拿到800加元(折合人民币5191.28元)。
受过高等教育，在国内有五年以上工作经验，教养良好，地位体面，收入可观，这是中国技术移民的共性。相比二十出头即赴美读MASTER、PHD，毕业后留美工作的留学型移民，他们移民时年龄已在30～40岁，选择余地与竞争力都较小。
马舒身边的移民同胞，有的曾是大学老师，有的曾任公司主管，有的是技术骨干，到加拿大后，他们成了卡车司机、超市货柜员、收银员；一名好友，在一家公司做技术，表现颇受认可，却十年未受提拔；另一名好友，在四十岁时，重返大学，现在正读大一。
和普通大众想象中不同，大量技术移民在国外的生活虽然平稳却远不如国内光鲜。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到普通平淡的生活。但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他们普遍希望下一代能够在异国延续自己在国内的成功。“牺牲我一个，幸福后来人。”一位已经移民加拿大近10年的技术移民如此总结。本版据《南方周末》
观察：如何面对精英移民
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一个成熟的社会应当思考的，是如何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如果因为担心人才外流而限制人口流动，那就是背离世界大趋势的因噎废食之举了。
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陆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国际移民，其中不乏作为社会中坚的精英阶层，通过留学、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等方式移居海外，大多前往欧美澳加等西方发达国家。
人们不禁产生疑问：这些高素质人才往往都是耗费了本地社会十余年，甚至数十年的资源才培育出的精英，恰是当下稀缺的人力资本，如此轻易就流失海外，中国怎么办？其实，早在我们遇到这个问题之前，亚洲的不少后发国家和地区，如印度、新加坡和台湾，都曾经历社会中坚阶层大流失。
与台湾曾经走过的发展轨迹十分相似，今天的中国大陆不仅面临产业结构提升，而且也在大幅扩张高等教育的覆盖率。这些都为海外华人华裔专才回流提供了多元的就业机会。尽管目前实际回流人数还很有限，不过，乘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势头，尤其是经历了2008年底的金融海啸之后，“回国”已经越来越普遍地成为留学生及专业人士的备选项。
在移民研究的社会学领域，目前主流观点也是强调全球化时代跨国网络所建构出的跨国社会空间，以及由此带来的跨国社会资本积累，社会资本与货币资本之间的转换。人才外流不再只是人们眼中的资源流失，“人才获益”、“人才流转”、“软实力”等概念已逐渐取代了“人才流失”。
今天，我们周围其实早有众多经验可资借鉴。我们可以学习印度，强化故土与海外侨社的联系，因为海外网络就是社会资本；我们也可以学习新加坡和香港，全面打造国际都市以吸引跨国财团，透过企业入驻带来整个海外精英团队……总之，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一个成熟的社会应当思考的，是如何增强自身的吸引力，让现有居民不愿离开，令海外精英趋之若鹜；如果因为担心人才外流而限制人口流动，那就是背离世界大趋势的因噎废食之举了。 各有所虑，人各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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