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之倒霉的读书人
有人说，太平天国开展的是新文化运动，他们焚烧“妖书”，清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提倡晓白流畅的文体，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有人说，太平天国钳制思想，摧残文化，令几千年中国文明遭到空前浩劫，是历史的罪人。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此显然争辩不出个黑白曲直是非来。任何事物，都必须通过每一个体、每一侧面，来表现其价值和意义，文化和知识自也不例外，要考察文化、知识在太平天国的地位，只需看一看读书人在太平天国地位如何就行了。
“老革命” 有文化不如没文化
太平天国虽然起自农村，但从一开始，就有不少基层读书人加入。首义8人中，可以算是“读书人”的，就有洪秀全、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四个人，占了正好一半；这8人以下，被《贼情汇纂》列为“剧贼”的太平天国高干中，能称为读书人的，有参天侯黄玉琨、镇国侯卢贤拔、天官正丞相曾水源、天官又副丞相曾钊扬、地官副丞相黄再兴、地官又正丞相罗苾芬、地官又副丞相刘承芳、春官正丞相黄启芳、夏官正丞相何震川、殿右六检点李寿晖、东殿吏部一尚书李寿春、二尚书侯谦芳等，共12位，从人数上看，说少也实在不算少。
不过和没文化的同事相比，这些有文化的高干，日子混得都相形见绌。
要说资格，冯云山的“革命资格”比洪秀全还老，可他却在萧朝贵假借天兄的作威作福下俯首帖耳，耐着性子听天兄文理不通的打油诗，忍受萧朝贵“尔读书多”之类夹枪带棒的讥讽；韦昌辉在杨秀清面前“总不敢多说话”，而石达开一听见“天父下凡”，总是吓得“惶恐流汗”，在“首义”这个层面，杨秀清、萧朝贵这两个没文化的，显然要混得好过几位有文化的。
高干层面又如何？
应该说，杨秀清用人还是比较有谱的，有功就升，有错就降，除了偶尔照顾自家几个亲戚一下，大面子上是过得去的，但同样是升，没文化的升得要快得多，像李开芳，1851年八月是监军，第二年七月升一级做了总制，两个月后又升一级做了将军，又两个月后升一级为指挥，几天后升检点，又几天后升丞相，从监军到丞相，才用了14个月，而从指挥连升三级，总共花了不到10天。他还不是最快的，殿右十二检点林启荣，1853年三月还是圣兵，四月就当了将军，五月封指挥，第二年三月升检点，从圣兵到检点共11级，他只花了整1年就升完了。
与之相比，读书人高干的提拔之路就比较坎坷了，以被公认提拔较快的曾水源而论，他在1851年八月就封了御林侍卫，这个职务在将军和总制之间，比李开芳当时高出一级半，但直到1852年十一月才升了半级为将军，1853年10月才好不容易爬上丞相的位子。
虽然不论有没有文化，犯了错都会降职撤职，但没文化的撤得快，升的也快，如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1854年四月在湘潭全军覆没，被降职作圣兵，四个月后就升回将军，以至于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上书推辞；灭胡侯黄益芸1852年十一月因打败仗被撤了总制的职务，第二年二月就官复原职，三月升将军，四月升指挥，同月升丞相（其实已死，但太平天国方面不知道）；而前面提到的曾水源，1854年七月因为在高淳东坝打败仗被撤职，直到1855年六月二十九日被冤杀，一直就没能复职。另一个著名的读书人高干、卫国侯黄玉琨，1854年三月因秉公执法，顶撞杨秀清，被撤职查办，直到八月才允许重新参加工作，后来虽被封为参天侯，继续领兵打仗，却大半是看在他身为翼王石达开岳父的面子上。
这是前期的情况，到了中后期，除了1859年从香港跑来的洪仁干，和从文臣堆里挑出来带兵的赖文光（这二位还都是洪秀全亲戚），新提拔的高干，竟几乎连一个读书人也没有，以至于李秀成临终前回答审讯者提问“官兵何处好何处不好，贼中何处好何处不好”时感慨“天朝无读书人，官兵多用读书人”，认为这是覆亡的一大原因。
究其原因，太平军以战立国，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能打仗的提拔快，就算犯错误降职、撤职，因为能打，再升起来也容易，读书人整天陪着洪秀全、杨秀清，文字、言语间原本就容易犯忌，一旦倒霉，又很难找到机会翻本，像前期地位不低的李寿晖，因为喜欢提意见，被以“工伤”为由挂职闲居，后期就一直没能再爬到高位。
懂得这个道理的读书人，就不得不抓住一切机会投笔从戎，转职去更有前途的战斗岗位，像石达开、黄玉琨甚至曾水源，就因此发光发热，不至于在提拔的道路上被甩下太多。问题是，并非每个读书人都适合打仗，像后期被委以重任的赖文光就明显不适合，最终被任化邦、张宗禹等捻首架空，成了个精神领袖，他这还是捞着带兵机会的，更多的读书人只能做无名英雄到底了，像从金田起义起就是读书人高干的黄期升，直到天京失守还坚守岗位，寸步不离幼天王身边，可要不是幼天王留下张供词，历史学家都不知道这位仁兄居然能活到1864年、平安从天京突围，还封了个王爵。
新读书人 来得容易去得快
其实说太平天国一点都不重视读书人，也不太公平。
太平天国从杨秀清算起，直到倒数第二级官员卒长，都设有“掌书”或“书理”，负责文字工作，这些人当然都是读书人，其中掺杂了不少相当有学识的高级知识分子，如留下《金陵癸甲纪事略》的谢炳，混杂在北王府、试图做清军内应的张继庚，后来曾环游世界的李圭等，他们统称为“先生”，平时不需干粗活、杂活，非紧急关头也用不着上阵打仗，饮食、服装待遇一切从优，而且级别也不低，按规定，“先生”的级别，通常都仅比主官低一级，如丞相的“先生”职同检点，监军的“先生”职同军帅，虽然“职同军帅”和军帅的差别，类似“副科级”和“副科长”的差别，名义上级别一样，实权大相径庭，但相应的福利是一样不少的。
问题是这些“先生”的人权，似乎也就停留在穿衣吃饭等生存权上，太平天国官方对他们是不信任的。太平天国有两项重要工作，一项是编写一本白话文的编年史《诏书》，另一项是删改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重新出版，可工作开展没多久，洪秀全就下令，不许“先生”参与此事以免泄密，专业人士大批被排斥在专业工作之外，后果是明摆着的：那本《诏书》是否编出来，至今也没个定论，而从1854年天历正月开始的删改古书运动，轰轰烈烈干了10年，甚至洪秀全屈尊亲自参加，最终也就弄出一本《武略》（《孙子》、《吴子》、《司马法》的汇编）来，效率之低下，可谓震古烁今，空前绝后。
这些“先生”有相当一部分是进城后强抓来的。太平天国初期，在城市里实行拆散家庭、男女分离的政策，将男女分别编进各种专业的“营”，实行军事化管理，相对而言，当“先生”待遇好，没生命危险，是许多读书人愿意做的。但给“逆贼”搞文字工作，毕竟是件敏感的事，如果有更好的选择，读书人宁可不当“先生”，早期天京城里的豆腐营、织营，待遇宽松，许多读书人就冒充磨豆腐的、织布的，混迹其中，织营因此人浮于事，最多时居然膨胀到5个大营、好几万人。可想而知，这样的人当“先生”，能发挥多少主观能动性。
洪秀全自己是考生出身，当然知道，科举考试对读书人最有吸引力，因此他到了天京就组织起轰轰烈烈的考试运动。清朝的会试一般3年一次，而太平天国却一年4次（十月初一幼天王生日开“天试”，八月初十杨秀清生日“东试”，四月二十韦昌辉生日“北试”，二月初一石达开生日“翼试”，可想而知，倘萧朝贵、冯云山不死，一年会有6次“高考”），也就是说，每年光状元就有4个，进士、举人、秀才更是多得不得了。后期洪仁干搞改革，也拟改为3年1次，但最终维持了1年1次的频率。。
按照当时的记载，太平天国“高考录取率”非常高，1853年湖北乡试，报名参加举人考试的总共不到1000人，中举的多达800，录取率高达80%以上。不仅如此，所有考生的路费、伙食费，都由政府供给，落榜考生还能得到一份不菲的“安慰奖”。
尽管如此，愿意参加考试的却并不多，大多数主动参加者，都是些算命的、代写书信的，或者还俗的和尚道士（太平天国禁绝上帝教外其它宗教，僧道庙产被没收后无以为生），而真正的读书人却往往找借口不愿参加，或勉强参加，然后故意写错字、涂改，自动“被淘汰”，以至于在很多地方，太平天国的地方官不得不强抓考生，武力押送赴考。
这些科举选拔出的读书人数量十分巨大，但能留下一点事迹的却寥寥无几：早期的状元郎武立勋，1854年在安徽主持过考试；湖北人胡万智，1853年的天试进士，被选为天朝育才官（国立干部子弟学校教导处主任），第二年被派到湖北兴国州（今黄石阳新镇）驻守，城池失陷被俘，宁死不屈，被凌迟处死时高呼“天王、东王厚恩，当以死报”；陶金汤，太平天国进士，曾独领一军跟随石达开远征，中途脱离，带3000人跑到永安州，自称“统领太平天国全军大都督”，后被当地实力派张高友火并；钟志成，苏福省博士（举人），被破格任命为吴江、震泽两县监军，在地方颇有政绩，苏州失陷后被清廷杀害；朱衣点，明代靖江王朱守谦后裔，1856年中翼试进士，从监军、将军一路提拔，最后升到大佐将、孝天义，这位书生出身的将领不改读书人本色，每到一处都召集文人墨客吟诗作赋，留下了一首七律、一首五律，算是太平天国中屈指可数的“传统派诗人”之一，1863年天历二月在常熟城外被淮军俘杀。此外，还有几位状元，如吴榕宽、刘达忠等，在保留下的一些书籍、文件中留下了几笔文字，一个名衔，其他数以千计、万计的各级科举中榜者，只不过匆匆走了个过场。
除了科举，太平天国还经常张榜招贤，然而招贤的“成才率”似乎更低，能数得出的只有张谦（湖北兴国州人，清朝举人，被俘后声称“大事不成，遗恨千秋，但绝不回首”）、龙凤翴（安徽望江人）等寥寥几个，其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读书人为什么用不上
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让太平天国身处人才辈出、读书人俯拾皆是的江南，却找不到读书人为己所用？
首先，洪秀全迷信神权统治，贬低古人、古籍，他不仅将自己著作里的古人事迹、古代典故一概删除，还把古代帝王一律贬为“侯、相”，如《孟子》里“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子不远千里而来，将有以利于我国乎”，就被改为“孟轲见梁惠相，相曰，叟，不远千里而来，将有以利于我郭乎”，《字典》不许叫“典”，只能改名“字义”；《诗经》不许叫“经”，只能改名“诗韵”，读古书一度成为犯罪，书籍除了太平天国自己出的寥寥几本，“一概都要焚烧”，甚至自己儿子也不例外。科举虽然依旧用八股文、试贴诗，内容却只能从《圣经》，甚至洪秀全写的那些谜语般的“天诗”中出，如己未九（1859）年的会试题，是“天父”的《十全大吉诗》中四句：三星共照日出天，禾王作主救人善，尔们认得禾救饥，乃念日头好上天。要求考生写读这首“诗”的感想，可想而知，饱读四书五经的读书人看到这样的考题，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
其次，对于真心投奔的读书人，太平天国首领并不能人尽其用，甚至不能表现出应有的尊重。
前面提到的安徽人龙凤翴，接到招贤榜后，给洪秀全写了篇祝辞，将之比为刘邦、朱元璋，结果洪秀全勃然大怒，说“刘邦、朱元璋是我马前先锋”，把倒霉的龙老师送去诏书衙学习；苏州城外的知识分子黄琬（许多人考证认为，是大学者王韬的化名），曾通过朝将刘肇钧致书李秀成，就是否应进取上海、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怎样确定战略目标等，提出了颇有见地的意见，结果刘肇钧不予重视，将书信束之高阁，几个月后在上海郊外，太平军与清军、洋枪队混战，刘肇钧不慎将书信丢失，这封信还未开拆，李秀成居然自始至终没看到此信；天使状元武立勋真心为太平军工作，派去安徽主持乡试尽职尽责，只因出了和四书五经有关的考题，就被贬为最低的伍卒……在后期，一些担任乡官的读书人，包括获得太平天国科举功名者，常常因无法满足没完没了的“上贡”、“特捐”要求，就被诸军剥衣痛打，或枷号示众，可谓斯文扫地。国士待之，国士报之，如此相待，还能指望人家真心出力么？
在太平军中并非没有明白人。
杨秀清虽然是文盲，对知识却相对尊重，据说在武昌就曾去拜祭过孔庙，甲寅四（1854）年正月廿七日，他托天父下凡，诏曰“自古英雄不得除，流传全靠笥中书”，并通过同为读书人的女官伏善祥之口，称“名载简编，不与草木同腐，岂可将书毁弃，使之湮没不彰”，迫使洪秀全取消读书藏书禁令，并成立“删书衙”，声称要将古书删改后出版。但由于洪秀全心里不服，等杨秀清一死，“删书出版”便不了了之。
后期的陈玉成、李秀成都很尊重读书人，但前者喜欢用故人、亲眷，读书人都被扔在“先生”堆里吃闲饭，后者只知道用金钱、美女拉拢，却不知怎样才能打动读书人的心。
如果说天京事变前，太平天国国势蒸蒸日上，许多读书人还愿意买这只“潜力股”，到了后期，明眼人无不看出大势已去，读书人愿意跟这只“垃圾股”共患难的，自然更如凤毛麟角了。
清咸丰四（1854）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发布了《讨粤匪檄》，“痛诋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农不能自耕以纳赋，商不能自给以取息，士不能诵孔子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把自己树立为捍卫儒家道统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卫道士，而把太平天国诋为“里通外国”的异端，这当然是政治攻势的需要，但不难看出，太平天国对读书人、对文化和书籍的错误立场，在客观上起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并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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