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曾是楚国的“大巫师”
屈原的一生充满着悲怆，最终怀着满腔的凄楚、失落和绝望，自沉汨罗江，同时也激起诗国的千古漪涟。他那悲痛的灵魂仍在哭泣，那泪水汩汩淙淙，在历史的长河里从古至今流淌不息……屈原无疑是战国末年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更是中国“诗歌之父” ，他那长留天地的壮丽篇章，哺育和召唤着多少后起者！但历史上的屈原却曾经是楚国的一位“大巫师”，或者说“大巫官” ，是一国的宗教领袖，负责执掌举国宗教祭祀大典。作为“大巫师”，屈原在当年的楚国属于国宝级的人物，其地位相当于西方天主教的大教主。
说屈原曾经是“大巫师”，并非信口开河，空穴来风。我们可以从屈原的身世与官职、楚文化的特征、屈原在词赋中的自述、屈赋之巫傩色彩等方面加以证实。
有关屈原的身世，《史记》记载有“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故屈原应当是楚王的同姓贵族，因祖上封在“屈”地，故以地名为氏。但屈原却出身于巫官世家，他的先祖屈巫，字曰“灵”，便是楚国的一位大巫。在古代，尤其是先秦时期，巫官一职往往是世代相袭的。屈原字曰“灵均”，与屈巫字曰“灵”很相似。这似乎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从屈巫到屈原，他们的巫官职位是世代相传的。
《史记》中记载屈原曾“为楚怀王左徒”，《渔父》则称其为“三闾大夫”。“三闾大夫”究竟是何官职？东汉时期的王逸曾解释说：“三闾大夫，掌王族三姓曰屈、景、昭。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谋行职修，王甚珍之。”可见，三闾大夫一职具有“大巫师”性质，须通晓王族祖脉、宗庙事务、祭祀典仪，是掌管王族三姓的宗教领袖。还“图议政事”、“监察群下”、“应对诸侯”，受楚王的格外重视。由此，我们似乎可以说：曾任三闾大夫的屈原，实质上便是楚国的“大巫师”。
众所周知，楚文化原本具有鲜明的巫傩色彩。范文澜先生曾把中原的礼制文化称作“史官文化”，而把楚地的巫傩文化称为“巫官文化”。著名楚史学者张正明先生认为“祭祀和战争是国家的两件大事”，“至于楚国，则巫风更盛”。当年的楚国以“淫祀”著称，楚君的宗庙与宫室连在一起，除宫室外还有称为大室的宗庙。每年需祭祀的对象很多，楚国公室格外重视的是祭祀祖先与大川，形成一整套祭祀仪礼、问卜规范、经典教义（创世史诗、傩神起源、民族史诗、傩歌傩舞、符箓巫咒等）。而楚国民间的淫祀之风更盛，“非所当祭而祭之，名曰淫祀”（《白虎通·五祀篇》）。
既然楚国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教合一的“巫官文化”，便必然存在与之相适应的“巫官制度”，以及配套的大巫官、大巫师。而执掌王族三姓的“三闾大夫”屈原，自然便是“大巫官”。
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含有相当程度的自叙身世成份，开篇“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之句，即是自我宣称他是太阳神高阳的嫡传后裔，天上大巫祝融的子孙。“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是说自己的法名“正则”，法号“灵均”。而“正则” 、“灵均”其实都是楚国巫师的法号。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屈原为自己天神所赐予的大巫身份而引以为豪！
屈原的《九歌》等作品被称作“巫祝之诗”，整个作品中都弥漫着浓郁的巫傩文化氛围。《九歌》共十一篇，前十篇分别祭祀十位神祗，末篇《礼魂》是前十篇通用的送神之曲，描写了祭祀时巫觋以歌舞娱神的原始宗教场景。张正明先生认为《九歌》“应是在越人之地仿越人之歌而作的”。 倘若屈原不熟悉巫傩之经典教义，我们很难想象他能写《九歌》这样的“巫祝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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