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千古的谎言：“半部《论语》治天下”
摘自《历史问题与问题历史》作者：张秀枫“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语流传甚久，相传出北宋宰相赵普，《辞源》（商务印书馆）引用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解释“半部《论语》”，称“典出于此”。《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赵普”条称：“他少时为吏，读书不多，相传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
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不断升温，“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语经常出现在各类文章著作中，这句话真是因赵普而出么？
宰相原本寡学术
赵普（公元922—992年），五代后周至北宋时人，参与策划宋太祖、太宗兄弟建立宋朝的陈桥兵变，太祖在位时任过十年宰相。他建议太祖逐步削夺地方将领的财权、兵权，选拔各地精兵到中央作禁军以削弱藩镇武力；实行更戍法，军队经常变换驻地，使兵卒和将领互不认识；又“杯酒释兵权”，解除石守信等大将兵权，防止他们率军谋反。
史称赵普“少习吏事、寡学术”，但太祖称其为“书生”，赵普也自称“书生”。
宋太祖于乾德三年（965年）灭蜀后，见蜀宫女持有乾德四年铸造的铜镜，问身边大臣何故，无人知晓究竟，叫来学士窦仪，才知蜀王衍曾用乾德年号，太祖遂有“宰相须用读书人”之语。当时赵普恰在朝为相，可见太祖并不将他看作读书人，否则不应出此言。
至太祖晚年，赵普因挑拨赵匡胤兄弟关系、违法经商牟利、包庇犯法属下等劣迹被罢相职，离开京城。太宗时，赵普又两度短暂入朝为相，一手策划了除掉太宗弟秦王廷美和政敌卢多逊的大狱，迫死多人。992年去世前封魏国公，真宗时封韩王。
朱熹撰《五朝名臣言行录》以赵普居首，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亦详载赵普言行，二书均无赵普“半部《论语》”或读《论语》的记载。据考证，目前可知最早记载赵普“半部《论语》”事迹的书籍是南宋李衡弟子龚昱1178年所编《乐庵语录》，该书《附录》提到李先生对弟子说：
太宗欲相赵普，或谮之曰：普山东学究，唯能读《论语》耳，太宗疑之，以告普。普曰：臣实不知书，但能读《论语》，佐太祖定天下，才用得半部，尚有一半，可以辅陛下。太宗释然，卒相之。
书中记载的赵普回答是“定天下”、“致太平”各用半部，不是仅用半部，后人截取半段略成熟语“半部《论语》治天下”，已不是宋人记载原貌。
赵匡胤兄弟虽是武将出身，但绝非目不识丁的草莽。宋初沿用唐制以科举取士，考试内容包括儒家《九经》及史书诗赋法律等，宋太祖曾亲自出题，开此后殿试先例；又致力征求散亡书籍，扩大皇家藏书。太祖曾说“欲武臣尽令读书”，也经常劝赵普读书。若论统治国家的儒学知识水平，“书生”赵普在太祖面前无任何优势可言，而且他为太祖谋划的计策都是法家申不害、商鞅以法术势驾驭臣下一类，无关儒家“君君臣臣”的统治理念。
史载太宗也“性喜读书”，公元990年，太宗赐各路官员《九经》，令众官诵读。宋初又印佛经，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已刻印佛经五千多卷。太宗对佛教颇有兴趣，曾对赵普说“方外之说亦有可观”，要他读来看看。试想，面对孜孜不倦的读书皇帝，臣下赵普哪有可能狂妄到声称以“半部”书就能辅佐天子致太平的道理？
太宗与赵普少年相识，共同策划篡夺后周天下，到太宗欲以为相时，普已年近花甲。共事多年，太宗应深知赵普为人，不会因旁人的片言诋毁便生疑窦。李衡所述“臣实不知书，但能读《论语》”这类话更非两百年前赵普个人口吻。
《宋史·赵普传》载，雍熙三年（986年），赵普上疏太宗：“臣载披典籍，颇识前言，窃见汉武时主父偃、徐乐、严安所上书及唐相姚元崇献明皇十事”，又引《汉书》“兵久生变”之言谏太宗退兵，可知他到太宗时已经自诩熟悉汉唐历史，读过《汉书》及唐人著作。
宋太宗所撰赵普《神道碑》称其“及至晚岁，酷爱读书，经史百家常存几案，强记默识，经目谙心，硕学老儒，宛有不及”。赵普早年为吏时确曾“寡学术”，经数十年学习，到晚年经常阅读儒家经书史书，某些学问甚至超过硕学老儒，这应是宋太宗对赵普的真实评价。
考述至此，大致可以断言，赵普不是“半部《论语》”的发明人。然而，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是何人因何目的要编造荒诞不经的“半部《论语》”之说？这一谎言为何能从南宋以来流传千载，且每每让人深信不疑？
为何关门读《论语》
南宋时记载赵普读《论语》事迹的一部史书是王《东都事略》，其文云：
当其（赵普）为相，每朝廷遇一大事、定一大议，才归第，则亟阖户，自启箧取一书而读之，有终日者，虽家人不测也。及翌日出，则是事决矣，用是为常。后普薨，家人始得开其箧而见之，则《论语》二十篇。
元朝所修《宋史·赵普传》也有相同记载：
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诵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
两则记载都显示了一个主题，赵普每天回家后关闭房门打开箱子取书读，到他死后，家人打开箱子，才知道他终日读的书是《论语》。北宋东京开封府人文荟萃，《论语》非珍本又非禁书，“闭户私读”不近情理，“反似奚奴婢女闲谈藻绘之辞”，不可置信。然而，“奚奴婢女“为何要拿主人家一部平常书籍作谈资？元人又为何将“奚奴婢女闲谈”郑重写入国史？
其实，《宋史》“阖户启箧”四字也是一句谎言。赵普“阖户”之后，凭何确认一定“启箧取书”？唐朝以降，雕版印刷业发达，五代时已经刻版印制儒学《九经》。公元990年太宗遍赐各路官员《九经》，加上佛经和前朝史书子书，赵普书房内放置的各种书籍至少千卷，太宗说他“经史百家常存几案”盖非虚美。
即便赵普死后家人发现他箧内有《论语》20篇，也不能证实《宋史》“阖户启箧”之说。那么，《东都事略》与《宋史》记载这么一个一戳就破的谎言理由何在？在北宋，《论语》因何不能与“经史百家”一并“常存几案”，必须藏于箧内？而宰相赵普读《论语》必须“阖户”，不愿为人所知的理由又何在？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为后人道出了个中秘密：
杜少陵（杜甫）诗云“小儿学问只《论语》，大儿结束随商贾”，盖以《论语》为儿童之书也。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者只《论语》，盖亦少陵之说也。
原来《论语》在唐宋时代只是儿童读物，赵普官至当朝宰相，再读《论语》有悖常理，只好躲起来看，所以《东都事略》与《宋史》有“阖户启箧”之说。
从儒学发展史看，汉代儒家以《诗》、《尚书》、《易》、《周礼》、《春秋》为“五经”，朝廷设五经博士，弟子学经考试合格可以入仕，《论语》在汉代并不具经书地位。
汉魏至唐，儿童启蒙先学《孝经》、《论语》，其后才学《诗经》等儒家经典。所以，杜甫诗云“小儿学问只《论语》”，意为读过《论语》只是小孩学问，算不得什么，离儒家经典的堂奥还远着呢。
至南宋，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一书并作注，即《四书章句集注》。
元朝开科举，规定《四书》成为儒家重要经典，形成理学著作一统天下的局面。元明清科举考试中的乡试、会试与唐宋时期大为不同，以朱熹《四书注》为考试内容，首场考《四书》以定举人名次高下。
在古代社会，“学而优则仕”是士子最普遍的人生理想，元明以来《论语》关乎仕途，600年间扶摇直上，终于脱弃它在上古时代儿童读物的本来面目，明清士人著作屡引“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以自抬身价，也就不足为怪了。
宋太祖慨叹“宰相须用读书人”，劝赵普读书。赵普手不释卷，到晚年已能谈经论史。这么一个模范宰相，缘何在150年后形象大变，被士人称为只能读童蒙之书《论语》。
“半部《论语》”的传说，实际上映射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一场巨变。 长见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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