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杀奸团铁血往事
来源: 《看历史》 于 2010-09-27[导读]提及半生牢狱的经历，刘永康却显得非常平和，他更愿意将自己的经历与那些抗团中的牺牲者相比。“相比他们，我是幸运的。”刘永康说。
资料图：1946年3月，军统领袖戴笠的葬礼。戴笠曾成立“别动队”、“忠义救国军”，负责收集日伪活动，刺杀汉奸。
刘永康是抗日杀奸团的成员，那一年，他刚刚17岁，正是梦一样的青春年华。抗日杀奸团是一个1938-1940年期间活跃在平津两地的抗日组织，主要目标就是以刺杀和爆炸为主要手段，清除日伪政府中的汉奸。
“那是我第一次做制裁任务的主攻手。”回忆起1940年的那次惊心动魄的猎杀，耄耋老人刘永康仍然兴奋不已。刺杀的地点是北京丰盛胡同。这是一条极为宽阔的大胡同，那辆载着暗杀对象的黄包车每天必经此地，而胡同周围，是无数方便杀手逃脱的岔路口。经过两个月的实地考察，反复推演，年轻的杀手们对这一带的地形已是了然于胸。
枪手们比计划提前十五分钟上路了。曾经的教训使他们有了周密的部署。在绕过一支不期而遇的敌伪盘查队后，时间刚刚够用。早八点十分，两位年轻人骑着自行车接近了黄包车内的目标。在距离十多米的时候，担任主攻的刘永康左手扶把，右手打开左轮手枪的保险，对准前面车中人的后心就是一枪。而副手叶于良也赶过来又补了一枪……
黄包车无声无息的停了下来，人和车都翻倒下去，淌下一地的鲜血。惊呆了的路人初是愕然，然后就慌乱起来四散奔逃。被刺杀的人名叫俞大纯，时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总署总务处处长。
刘永康是抗日杀奸团的成员，那一年，他刚刚17岁，正是梦一样的青春年华。抗日杀奸团是一个1938-1940年期间活跃在平津两地的抗日组织，主要目标就是以刺杀和爆炸为主要手段，清除日伪政府中的汉奸。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除了国民党派来进行组织和控制的军统特工人员以外，多是平津两地的热血学生。其最初成员，几乎都来自平津几所著名的中学，如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天津中日中学，南开中学，大同中学等的高中生。
一些名人的后代也加入了抗团，如孙连仲上将的儿子孙湘德，女儿孙惠军、宋哲元上将的女儿宋景宪、国民党元老熊希龄的外孙女，冯治安上将的侄女冯健美、伪满总理郑孝胥的两个孙子郑统万和郑昆万，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伪陆军部长齐燮元的外甥冯修运等。
从黍离之悲到铁血锄奸
1937年暑假，刘永康从天津南开中学初中毕业。此时，恰逢七七事变爆发，那年的7月26日，刘永康和同学们来到天津金刚桥附近的市政府，慰劳英勇抗战的二十九路军。这支队伍和当时其他“国军”大不一样，一是有善战之名，曾经在长城两侧屡挫倭寇锋锐，取得多次大捷。二来除了三八大枪之外，人人背后一把闪亮的大刀。为了答谢父老乡亲的厚意，部分官兵还为天津市民表演了他们独具特色的刀术。
可惜，这是国军在天津最后的身影。三日后，英勇的二十九路军死伤惨重，被迫撤离。平津，沦陷了。
城破之余，不愿意作亡国奴的刘永康逃往河北老家。此时天津陆上交通已被日军切断，大红桥水上码头成了唯一的希望所在。刘永康随着人流来到这里，突然想起了流民图上似曾相识的画面“一群群，一帮帮，衣衫褴褛，灰颓颓，颟顸顸，飘落四方，凄凄然，惶惶然，逃命去也，栖栖路，惨惨切，没有希望”。
船沿子牙河缓慢前进，四处是国民党溃兵爆破阻挡日军的决口，洪水扑向已经成熟的庄稼，发出闷雷般的怒吼。当晚，三名土匪对落难的同胞又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洗劫。一难未平一难又起，次日凌晨日军飞机追上这逃难的船队，日军飞行员把航空炸弹和机枪子弹倾泻在这些逃难的木船上。十七艘船转眼只剩下千疮百孔的两艘。经历这一切的刘永康，经过一番挣扎终于回到了故乡，但故乡同样被洪水威胁，战火笼罩。
他突然意识到，被敌人践踏蹂躏的祖国大地是寻找不到一处安全乐土的。故乡的破败和日寇杀人放火屠村屠城的暴行刺激着他。一番痛苦煎熬过后，刘永康又回到了尚未被日寇占领的天津租界区，投考了广东中学，希望能够有机会报效国家。
入学不久，一位转学到的同学带来了“抗日杀奸团”的消息。刘永康眼前一亮，在他心中，“抗日”两字就足以说明一切，至于谁领导，谁组织，什么背景，都无所谓了。
“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来临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一个阴暗的小阁楼上，我和其他三位新同志，面对悬挂在墙上的雄狮长卷，一起开始宣誓：抗日杀奸，报仇雪恨，同心同德，克敌致果。我自愿参加抗日杀奸团，愿严格遵守团规纪律，违者愿意受最严厉的惩处。”刘永康和这三位新人针尖刺破左中指，血酒一饮而尽。
火烧仓库
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开始了一系列掠夺沦陷区资源的行动。天津成为这些被掠夺物资的重要中转站。在天津火车南站，日军为了将堆积如山的掠夺所得尽快转运，修建了一座巨大，防备严密的仓库，堆积着高耸入云的棉花、小麦、煤炭、钢铁、木材、军火……
1938年的七七纪念日，抗团主力决定对天津南站仓库进行毁灭性打击。为了了解敌情，抗团成员杨大森用稚嫩肩膀扛了半年百斤麻包，化妆成叫花子摸索敌人换岗规律的小战士孙海临，率领小学组全体成员主动请缨。上午九点，战斗开始。杨大森利用装卸棉花包的机会，寻机用小刀给棉花包开膛破肚，将早已准备好的“饭盒”塞入了棉絮之中。机警的杨大森后来又将另一个做过手术的棉花包卸在了仓库的另一端……
半小时后，冲天的大火照亮了天津的正午。已经告假溜走的杨大森在战友们的欢呼中被抛向天空，被侵略的苦闷也稍稍得到了消减。
“这可能是抗团最幸福的一天。”大火持续了六个小时，25辆消防车也无济于事。轻易占领半个中国的日军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人敢在他们入侵一周年的时候在太岁头上动土。他们既没有隔离易燃易爆品，也没有消防通道之类的设计，只能坐视这个华北最大的仓库烧成一片白地。翌日清晨，在发黑冒烟的灰烬堆里，负责把守仓库的日军大佐羞惭无地，剖腹自杀。
在“七七战斗”胜利的鼓舞下。中学组队长李振英率组员赵恩波，京华时报王维 (微博)彬，张砚田，焚烧了试图作为“亲善窗口”的中日中学图书馆。而抗团其他组员相继两次爆破日资天津中原公司，彻底焚毁天津大光明影院，国泰电影院，用定时炸弹摧毁日本军车一部，杀伤日军七人。烧毁大王庄临时棉花仓库，爆炸光陆电影院。一时间天津火警弥漫，日伪官员如坐针毡。
铁血锄奸
“比起爆炸纵火，制裁汉奸才是抗团最擅长的”，刘永康说，抗团的主要任务除了抗日，还有锄奸。在37年至40年，这群热血青年狙杀平津两地著名汉奸数十人，战绩斐然。
刘永康记得，1938年秋，不少抗团战士发现中小学教科书增加了很多毒化、奴化青少年的课文。学生组成的抗团自然对敌人的险恶用心愤怒不已，决心严惩为虎作伥的伪天津市教育局长陶尚铭。
抗团战士李振英和他的“任务女友”汪苓，以情侣身份盯梢，最终发现了陶尚铭每天上午九点上班，下午两点乘汽车下班的活动规律。以孙若愚，孙湘德为主攻手，祝友樵，宋长富为接应掩护的制裁组，于11月初进行了刺杀。“由于是初次下手杀人，射击的孙若愚和掩护的人都急于撤离现场，只开了一枪。而便于携带隐蔽的勃郎宁威力太小，子弹被车窗减缓了力道。陶尚铭只是被打瞎了眼睛。”七十多年后，刘永康依然对这次失败耿耿于怀。
一个月后，1938年12月27日。震惊中国的刺杀大戏，在天津丰泽园隆重上演。前天津商会会长，现维持会委员王竹林，天津商界在其苦苦逼迫下，逐步成了日寇侵略战争的提款机。26晚9时，王竹林送走一群酒肉朋友后走近了自己的汽车……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会成为他黄泉路上的送行饭。”刘永康回忆到。“这次的工夫下的很足，李振英、汪苓他们26日已经得知王竹林要在丰泽园大宴宾客。而祝友樵、孙湘德、孙若愚他们在饭店门口连发七枪，用的又是大威力的左轮，王肩臂腹胸多处中弹，还被打中后脑，送医院的路上就毙命了。”
这次刺杀使天津日伪受到极大刺激。天津伪警察局长和侦缉队长很快因为“办案不力”丢了乌纱。次年1月11日，天津不少汉奸为王竹林进行风光大葬。当棺材行至今和平路日租界时，定时炸弹再次引爆……这一次，又使得一人死亡，三人重伤。天津大小汉奸无不为之震动。
刺杀王竹林后，抗团频频行动。1939年4月9日。天津大光明影院，美国影星艾尔夫林的《为国干城》正在枪炮声中上映。当电影里的枪炮声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伪联合储备银行行长程锡庚被抗团枪手一举击毙。
1939年7月12日。北京同和轩饭庄。抗团骨干，大汉奸齐燮元的外甥冯修运，以主射手的身份击杀有“北京文化汉奸领袖”之称的伪新民报编辑局局长吴菊痴。
1939年1月4日。抗团副团长李如鹏亲自上阵，刺杀周作人。出于对周作人曾经的深刻崇敬，李如鹏枪打的不是很准。子弹只击中了周作人的纽扣，周轻伤而逃，从此深居简出。
1940年7月18日。北京前门劈柴胡同。代团长李振英和刘永康，孟庆石联手暗杀伪北京工务局局长舒壮怀。同年，伪教育总署署长方宗鳌被抗团乱枪打死。
从三次挫败到九死一生
抗团的锄奸活动很快就引起了日伪机关的注意。
“没多久我们的组织就遭到了严重破坏。”刘永康回忆说。由于军统天津站裴吉珊投敌叛变。被戴笠称赞为“华北最出色的特工人才”，军统天津站站长，抗团首任团长曾澈被诱捕。
随后，抗团副团长、绰号“五哥”的李如鹏，小学组组长、天津八十一小小学校长吴原，天津河北区小队长丁毓勤，以及火烧南站时表现出色的杨大森，孙海临，赵晓亭等人相继被捕，抗团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当天晚上正好是八月节，我们在五哥家中开会过夜。凌晨四点钟大批特务把我们包围了。五哥警惕性高，叫醒了我们，但敌人来得太突然，我们一个都没跑掉，当时就被两个一对的铐了起来。但负责登记的日军不懂中国话，懂得日语的李家大姐拖住了日寇。”这时，一起被捕的陈肇基一跃而起，拖着被绑在一起的张树林瞬间逃离了小楼。看到这一幕刘永康也一下子清醒过来，拖着难友华道本开始奔逃。
天亮时，华道本的手铐被他用铁丝撬开。而刘永康只好带着手铐逃到一家早点铺。面对搜查的大批日军，刘永康被开早点铺的老者掩护脱险。而一起侥幸逃生的陈肇基他们，则被另一位老大妈塞进了地窨子隐蔽起来。六月底，坏消息传来。抗团四杰曾澈、李如鹏、丁毓勤、吴原，在狱中不畏刑讯，最终被日本华北宪兵队秘密处决于北京南苑。
闻此噩耗，抗团战友无不热泪盈眶，而大难不死的陈肇基、刘永康则分别组织技术组和爆破组，准备继续战斗。新年里，他们给抗团制定了两个新的任务：一要制裁叛徒裴吉珊，二要炸毁日本特务机关的秘密联络处国泰影院。
但由于炸弹性能不佳，所有任务均告失败。而绰号“老万”的团员郑友溥关键时刻叛变，给刚刚恢复元气的抗团又是重重一击。技术组长陈肇基，为了抢救来之不易的设备和药物，准备铤而走险。最终，技术组全体人员被日军包围在树德小学秘密基地。五位团员本打算引爆炸药，与敌人同归于尽。可黄色炸药再一次出现问题，使他们终于被敌人生擒。
“转天他们就来捉我了。还好那天我去的早，看见一大群不像好人的家伙直奔校长室，我就扒厕所窗户跳墙跑了”。大年初一，有家不能回的刘永康逃亡北京。在稀稀落落的鞭炮声中，刘永康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悲伤。
在北京，他找到了北京的抗团团长李振英。训练新队员，刺杀老汉奸，他们仿佛又回到了一起在天津并肩奋斗的幸福时光。可是好景不长，第三次危机来临了。
“我在日本开的专科电报学校发展了两个小孩。能参加抗日活动他们特别高兴，但他们太天真太幼稚了”老人摇摇头。“他们用隐语发电报给我，极其生硬，不加掩饰。而我呢，也麻痹大意，在密信中竟然还出现了地址。”
1940年7月20日，多次躲开追杀的刘永康终于被捕。一起受难的还有他的庇护者，汉奸李少蔚的弟弟李家淦。七、八月间，包括抗团北京团长李振英在内的等50余人相继被捕……
从铁窗再到铁窗
被捕的刘永康他们遭到了难以想象的折磨。“我们蹲的号子在北京东直门雍和宫后，叫炮局监狱。分为忠孝仁爱四监，抗战期间关押了一千五百名我国同胞。在那里我被他们打得死去活来，烙铁、皮鞭、棍棒把我弄得血糊流烂的。鬼子见我不招，便抓来我的家人，让母亲打儿子，父亲烫儿子，老人家不从，这些人就打我爹妈。”触动了伤心事，刘永康不禁老泪纵横。
“在狱中，李振英团长被巨大的责任感压倒。他精神分裂了。后来导演了一次气势磅礴的炸狱。老李，我，叶于良，一开始都被判了死刑，后来为了庆祝华北驻屯军司令升迁减为无期徒刑。”
时间的车轮继续缓慢前进，天津抗团组织被破坏的五周年纪念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九月三日，日军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与此同时，北京的炮局胡同，难友们一一道别，投身自由。
故事如果到这里，那将是一个悲欣交集的历史正剧。但很快内战的阴霾笼罩国内。 1949年初，一位当年军统的狱友将一张南下的船票送到了刘永康的手中。正在南开大学拼命学习的刘永康不满国民党的腐败而谢绝了。
1949年1月15日 。34万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解放天津，13万国民党一天时间灰飞烟灭。但还没等刘永康回过神，他就被捕了。“没容我仔细观察这个变化，没容我认清这个变化，就被以历史反革命罪投入监狱了!”
不久，《天津日报》刊载《南开大学破获国民党地下潜伏反动特务组织》——“中国青年学生联合救亡挺进会”匪首已被捕获……而这个“匪组织”换个说法就是抗日杀奸团。由于它的军统背景，这个已随着抗日胜利自动解散的组织成了刘永康一生的催命符。
“进了监狱，发现一群大名人。和我在沈阳道同号的，有戴笠的头号保镖贾金南，军统天津少将站长邢仁甫，刺杀吉鸿昌将军的唐山公安局长吕一民，军统局大法官王欣鑫。光看名头，把我和他们放一起，枪毙也很正常。”还好没多久，刘永康与这些人分隔，被转移到天津西头监狱，判刑七年……
监狱出来，正好反右。反右之后不久，又是文革开始。文革结束，刘永康总算得到平反，但当年铁血锄奸的中学生，已然年过半百了。
提及半生牢狱的经历，刘永康却显得非常平和，他更愿意将自己的经历与那些抗团中的牺牲者相比。他们有的牺牲于炸弹爆炸，有的牺牲于寡不敌众的枪战，有的牺牲于苦役，有的牺牲于狱中，还有更多的被秘密杀害，连遇难过程也无人知晓。
“相比他们，我是幸运的。”刘永康说。 打小日本 国人个个是好样的 抗日锄奸应得尊重 好样的，顶起！ 好样的，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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