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道乃诡道：反思中国文化中的“暴力”倾向
古今中外，均盛称中国自古“热爱和平”。确实，中国外侵，即非绝无，也是少有。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铁蹄，虽曾踏遍欧亚大地，但我们却可辩称，他们是“非我族类”，尽管毛泽东在《咏雪》词中称其为“英雄”。即使想征服外国，也大多主张“讲信修睦”、“修文德以来之”。以至有人批评中国对外过于“文弱”。大约，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食稻（谷）民族，它既无扩张的冲动，也无扩张的能力吧。
然而，对内我们却不能这样说。
关于“武”的字义，人们每称“止戈为武”，并由此判定传统文化的反战倾向。但这尚需具体分析。杨伯峻先生指出：甲骨文中“武”字“象人持戈以行”（《春秋左传注》第二册，中华书局，1981，P744）。足见最早的“武”字，是“持戈”，而非“止戈”。本字何时演变为“止戈”字形，难以确考。但如此释义，则始见于于《春秋左传》宣公十二年。文称：楚庄王大败晋师，大臣请求“收晋尸以为京观”；庄王未许，并以“止戈为武”开示。其语云：“非尔所知也。夫文（指“字”——引者），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罪无所（犯），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可以为京观乎？”显而易见，他是在谈“武”的最终目标，而非给“武”下定义。《风俗通义·声音》谓：“武，言以功定天下也。”马基雅维里也认为，战争的目标是“征服和维持他们的征服物”（《论利瓦伊的》）。既然天下已定，晋人已顺服尽忠，就完全可以“止戈”，也无必要“收晋尸”示众以树敌了。因此，“武”的本义，恐怕还是“持戈”，以强力和暴力予以征服，而非“止戈”。故而“武”字尚有《说文》之外的多义，诸如“力也”（《玉篇》），“勇也”（《广雅》），“伐也”（《春秋繁露》），“戡定之义”（《义府》），“刑之大者”（《逸周书·宝典》朱右曾校释），如此等等。
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发达，已为举世公认。据统计，古有兵书三千部，幸存者也有三四百部，真可谓举世无双。《孙子兵法》，则已成国际显学。常言说：“实践出真知”。任何理论，无不从实践中来。这如许兵书，实乃建立在无数血腥战争之上，而非从“和谐”中来。研究《孙子兵法》的专家李零估计：仅战国四次大战，即杀人百万；山东六国争战，约死伤四百万，完全是“世界大战”水平（《兵以诈立》，中华书局，2007，P90）。可见，《孙子兵法》一类兵书，实为数百万人的鲜血所浇灌。以此而论，兵法发达，既是我们的骄傲，也是吾邦的悲哀。而《财富论》阙如，则令人不无遗憾。
中国古代，号称“宪章文武”，“各随时而用”；而且是“制胜御人，其归一揆”（《旧唐书·魏元忠传》）。可见，统治者从来没忘过“武”也即“暴力”。 《鹖冠子·近迭》还有“人道先兵”之论。齐鲁“八主”之祠，其中就有“兵主”之祠。孔夫子是讲过“焉用杀”（《论语·颜渊》）一类话。但他也主张“君子怀刑” （《论语·里仁》）和“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左传·昭公二十年》），这“刑”和“猛”，就都与“暴力” 有关。宋代理学家邵雍，也称“文武之道，皆吾家事”（《文武吟》）。孝文帝《讲武诏》谓：“文武之道，自古并行，威福之施，必稽往籍。故三五至仁，尚有征伐之事，夏殷明睿，未舍兵甲之行。然则天下虽平，忘战者殆，不教民战，可谓弃之。”（《魏书·孝文纪》下）
所谓“止战”、“尚同”、“胜残”、“去杀”、“慎刑”一类主张，不过是缺啥吆喝啥，对好战滥杀力图矫正罢了。但吆喝终究解决不了现实问题，滥杀终难制止住。我们的老祖宗黄帝，就残酷得很，一点也不“和平”。他讨伐蚩尤，活捉对手。为了警告作乱者，竟把蚩尤的皮剥下来，做成箭靶；把他的头发剪下来，做成旌旗；把他的胃掏出来，做成蹴鞠；把他的骨肉剁烂，做成肉酱（马王堆帛书《经·正乱》）。有人或辩称，此乃不可靠的传说。而夏、商时代的惊天酷刑，什么“刑辟”，“炮烙”， “脯鄂侯”，“剖比干”，可是史有明载的吧？后来，又花样翻新，什么“抽肠”，“剥皮”，“凌迟”，无所不用其极。中国的刑讯逼供，也是有名的。“请君入瓮”的故事，就是个例证。
已如前述，产生《孙子兵法》前后的时代，更是战乱频仍，杀人无数。后来又如何呢？据有人统计，从秦皇统一，到1951年，2171年中，战乱就占了一半时间。历朝历代，都有“峰火连天”、“白骨蔽野”的记述。汉朝号称“盛世”，但刘、吕权争，刘姓内斗，以及株连臣民，竟至杀人如麻（资中筠《君王杀人知多少》，2005－03－04《文汇读书周报》）历代杀戮，既有官杀民，也有民杀官，还有官杀官，民杀民，等等。其中或偶有“战以止战”之战，“杀以止杀”之杀，但大多数却是主动抢夺“权”、“利”之战之杀。就是正统史书，也承认“春秋无义战”呢。即使是止战之战，也不应坑杀降卒，而在中国却司空见惯。秦赵长平之战，秦将白启就坑杀赵降卒四十万。汉王莽攻破翟义之后，竟也夷其三族，诛其种嗣，至皆同坑（《汉书·翟方进传》）。
无论朝野，均时有刺杀、劫持等恐怖活动，甚至被当作英雄行为歌颂。自古迄今，暴力执法和暴力抗法，不绝如缕。历代农民起义，也未能避免滥杀。现代农民革命，也充斥暴力滥用，从斗地主到斗“走资派”。那场以“文化”命名的大“革命”，尽管有 “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还是动用了棍棒刀枪。在民间关系中，也每每靠拳头争老大，话不投机，即拔刀亮剑。民众对剑侠、武功和奇招暗器的推崇迷醉，当今大中学生对战史、兵器的喜好，军事文学的热销，青少年对暴力游戏的热中沉迷，无不表现出暴力崇拜。从古至今，家庭暴力不断，而且往往发生在文人之家。
既然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必然形成“抢到天下是王，抢不到天下是贼”、“成者为王败者寇”的历史观。就象帕斯卡所说：“我们既然不能使正义的获得强大，强力的就成了正义的”（《沉思录》第298条）。斯大林所谓“胜利者不接受审判”（尼·费德林《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第35页），也是这种逻辑。
此种逻辑，乃至波及诗词歌咏和词语构建。岳飞《满江红》词，竟以“饥餐胡虏肉”和“渴饮匈奴血”喻其“壮志”。江湖义气，救人急难，被称为“两肋插刀”、“拔刀相助”。《史记·平准书》“以武断于乡曲”语司马贞索隐称：“谓乡曲豪富无官位，而以威势主断曲直，故曰‘武断’也。”凡此，都在崇信践行“持戈为武”，“以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又何“和平”之有？俗谚云：“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其实是根本不让你“说”。这充分反映了理性法则面对暴力法则的弱势。
确实，“暴力”主宰话语权，“以威势主断曲直”，象一个幽灵，一直在中华大地游荡。谁有权势，谁就垄断了真理。孔子以思想言论罪诛少正卯，儒学信徒多曲意维护。孟子将杨墨之“道”，诬为“率兽食人之道”（《孟子·滕文公》）；荀子希望对“奸言”给予“势以临之”、“刑以禁之”（《荀子·正名）的惩罚；韩非则力主“禁心”、“禁言”（《韩非子·说疑》），“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因言获罪，肝脑涂地啊！革命家也未能免俗。陈独秀倡扬白话文时就主张：“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龚鹏程《近代思潮与人物》，中华，145页引）此种心态，实乃伴随整个革命进程。时至今日，在最为“自由”、“平等”的网络论坛和博客里，又有多少话语暴力啊！
“和平”、“和谐”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当然应大力提倡。问题是，中国几千年，存在过“和谐”吗？当今社会（包括台海两岸）有“和谐”吗？而今重提“和谐”，不恰恰因为当前极不“和谐”吗？我们自己尚且不“安静”，又怎能开示“全世界人民”呢？而西方社会比如北欧，要比中国“和谐”、“安静”得多，人家的经验，是否值得我们虚心学习呢？
在万千论“武”（战）言论中，惟“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一语最为精辟。换句话说：战争就从政治失序处开始。人类如能平等协商利益分配，在此基础上构建社会秩序，就不会有战争。然而，人们却往往不愿或不会协商，转而迷信暴力。春秋战国恰是个政治无序的时代，必然峰烟四起，权谋连翩。刘向《战国策叙录》即谓：战国“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故孟子、孙卿儒士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荀子为战国之后设计了“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荀子·王制》）的政治秩序。但由王权确定等级秩序和利益分配，各利益群体就很难“相兼临（制约）”。生产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最终只有通过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战争的频繁，暴力的泛滥，恰恰彰显出政治的无能。对内的强横，对外的文弱，又必然产生联外打内、“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枭雄。因此，决不可对中国王权文官政治及其影响估计过高。
中国兵法谋略极其丰富，然而，兵道乃“诡道”，“兵以诈立”，西方文化也承认这一原理，甚至以展到“暴力与欺诈在战争是两种主要的美德”（霍布斯《利维坦》），至谓“在战争行为中，欺诈却是值得称赞和光荣的”（ 马基雅维里《论利瓦伊的》）。
物极必有返。我们兵法的繁荣，也造成了“天地间无往而非兵也”（魏源）的滥用。这种滥用，首先表现于权力斗争。政治游戏，本应公开透明，按游戏规则来玩，光明正大，君子动口不动手。但中国古代，却是政不厌诈，政不离武，充斥阴谋诡计和暴力；王权更迭，也罕见和平过度。后晋节度史安重荣一语道破：“王侯将相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新五代史·安重荣传》）此与李逵“杀到东京去，夺了鸟位”，是一个思路。改朝换代，何时不充满刀光剑影？“打天下，坐天下”，成为历代统治者执政模式和心理。
宫廷权争，也充满阴狠诡诈、刀剑血腥，甚至君臣、父子、兄弟相残，血案迭起。仅《春秋》一书记载，在纪元前722至481年的242年间，臣弑君的事件就有100多起。在权争中，王莽四个儿子，有三个被他杀死，唯一的侄子也无幸免。南朝宋文帝死于儿子刘劭之手，不久刘劭又被兄弟刘骏攻杀，刘骏又杀害其弟刘诞等。刘骏共有28子，竟被刘彧杀了16个，被后废帝杀掉12个，一无善终。同室相残，其酷如此！唐代玄武门之变，更是典型的兵不厌诈，和杀兄、害弟、逼父的残酷表演。而李世民大权在握后，却又大批“文不如武”，大讲“文治”与“和平”了。历代君王，无不以诈术治臣，使群臣生活在“伴君如伴虎”的恐惧之中。白居易有诗慨叹：“君不见，左纳言，右纳史，朝承恩，暮赐死？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复间。”（《太行路》）
马克思曾指出：在欧洲封建地产形成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往往是，而且仿佛主要是政治手段、暴力和欺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42页）。这话也完全适用于中国。洛克认为：“谁企图将另一个人置于自己的绝对权力之下，谁就同那人处于战争状态”；“凡是图谋奴役我的人，便使他自己同我处于战争状态”（《政府论》下篇）。中国古代的极权奴役政治，必然使人际关系处于战争和“冷战”状态，“一个个象乌眼鸡似的，狠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集权专制，又激发出权力者最卑鄙的情欲，将人类最真纯的情愫包括天伦之情扼杀尽净。所以，洛克指明：“专制权力”，决不能“纯洁人的气质和纠正人性的劣根性”（《政府论》下篇）。
其实，这种兵谋诈术的滥用，也渗透于仕宦缙绅之家的内部关系。父子算计，姑嫂斗法，兄弟阋于墙，比比皆是。号称封建百科全书的《红楼梦》，对此就有淋漓尽致的揭示。荣宁二府上下人等未必读过《孙子》，但其斗智斗勇，大可为兵法作注。魏源将天地间之“兵”经由“道”溯源于“情”，但“情”却变化万端。大观园中少男少女的情感“战争”，也不乏“兵法”运用，正可谓“情不厌诈”。在平民阶层，也信奉践行“知人知面不知心”，“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多留个心眼”，“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一类人生准则，从而形成国人城府极深的人格特征。此也是“兵不厌诈”文化熏陶的结果。
孟德斯鸠和洛克都认为：一个正当的立宪政府拥有解决分歧的能力，无需诉诸武力；市民社会是一种和平状态，政府仲裁和法律是和平解决争端的工具；公民之间正当自卫权利，无须攻击别人（见《政府论》、《论法的精神》）。苏格拉底曾谓：专制潜主“总要挑起一些战争，好让人民需要一个领袖”（柏拉图《国家》）。霍布斯也说过：专制主义的国王和主权者，“始终是互相猜忌的，并保持着斗剑的状态和姿势”（《利维坦》）。
正是市民社会和宪政的缺乏，才使中国长期处于战争和准战争状态。种种“止战”、“去杀”、“和为贵”的倡导，不过是力图改革现实的乌托邦罢了。当然，社会也需要乌托邦，它们能成为批判、矫正现实的武器，并给人以希望。但要让理想成为现实，必须有相应制度安排。否则，乌托邦就可能成为一种自我麻醉，将主张混同于文化现实，从而回避现实矛盾和时代任务。
破除“中国自古和平”论的神话，教育国人尤其是执政者，学会平等政治协商，不以暴力相胁迫，并做出相应制度安排，是否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政治改革的紧迫任务呢？ 国强则思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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