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外孙：以告密发迹，又因告密腰斩
对我们而言，杨恽的名字比较陌生，但他的外祖父却是大名鼎鼎：司马迁。杨恽后来被腰斩是因人告密，但他的发迹却也是因为告密。杨恽的父亲，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婿杨敞是汉昭帝时的丞相。杨恽出身名门，聪慧明敏，自然“以才能称，好交英俊诸儒，名显朝廷”，被皇帝招到朝廷为官。
不过在此之前，杨家并不显赫。杨敞当时只是被汉武帝任命为顾命之臣霍光的一个小幕僚，虽然霍光器重他，但杨敞天生胆小。在元凤年间，同被汉武帝任命为顾命大臣的上官桀很看不惯霍光的大权独揽，密谋杀掉霍光。要知道，当时霍光权势盛天，想要造他的反，必须要有严密的计划和十足的把握才行。但是，上官桀的密谋几乎成了光天化日的运作，他要造反的消息居然被负责收取稻田租税的稻田使者燕苍探知。燕苍深知自己人微言轻，于是，找到了时任大司农（财政部部长）的杨敞，希望他出面来告密。
杨敞天生胆小，他想，一旦告密不成，上官桀要搞死他简直和捏死一只蚂蚁相当。所以他坚决不做告密者。燕苍也不请求他，因为他现在是一个怀揣着稀世珍宝的人，肯定有人做他的买卖。他又找到谏大夫杜延年，杜延年听了这个消息后，高兴得差点跳起来，这是老天开眼，该当他富贵。两人立即向霍光告密。结果，查证属实，两人通过告密升了官。
公元前74年，被霍光扶持了12年的汉昭帝驾崩。霍光依旧大权在握，他和富平侯张安世立了昌邑王刘贺为帝，可昌邑王日夜荒淫。霍光与张安世密谋，准备废王更立。两人象征性地把这个密谋告诉了丞相杨敞，据史书记载：“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浃背，徒唯唯而已。”当他汗流不止，惊惧得就要晕倒时，他的夫人出面了。不愧为司马迁的女儿，夫人几句话就把杨敞说得呼吸恢复平静。他的夫人认为，你同意，霍光要废王更立，你不同意，霍光还是要废王更立，倒不如顺水推舟。
这两件事就足以见得，杨敞不但胆小，而且听到告密之事如同见到鬼一样。可是，他的儿子却跟老子完全不是一个路数。杨恽是绞尽脑汁去探听别人的秘密，然后上告。历史记载杨恽这个人时有这样一句话：“恽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发人阴伏，同位有忤已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就是说，杨恽天生喜欢挖人隐私，越是别人的秘密，他就越想知道。
但霍光在世时，杨恽似乎没有多少密可告。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去世，当时的宣帝在许多人的怂恿下，对权倾朝野的霍家进行去皮见骨似的打击，霍光的儿子霍禹和家族成员无法忍受家道的日益衰落，密谋造反。地节四年，杨恽第一个知道了霍家人要造反的消息，第一个向宣帝告了密。霍家被皇帝削平后，杨恽因告密有功，升为中郎将，封平通侯。
后人对平通侯杨恽的确有些想向他脸上吐几口痰的冲动。首先，告别人的隐私就不是什么好事。其次，如史学家王鸣盛所说：“敞以给事霍光幕府，为光所厚爱，致位宰相。而敞之子恽，即以告霍氏反封侯，亦可谓倾危之士矣。”王鸣盛就认为，杨恽这个人虽然是个挽救汉朝政权的人，但从道德上讲，的确不怎么样，即使你的恩人的确正准备触犯国法，那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你来告密，更何况你还是首告者。
无论在道德和法制上怎么评价杨恽，他是听不到了。在成为平通侯后，杨恽的日子过得如火如荼。但他始终没有把“发人阴伏”的嗜好忘掉，整个宣帝朝廷，一旦有人的隐私被曝光，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喜欢“发人阴伏”的杨恽。杨恽也不客气，对众人的“认定”不作任何辩解。
但是，常走夜路，总会遇上鬼的。杨恽不是不明白，即使这个世界上没有鬼，只要有人胆子大，黑夜中装成鬼来吓他一下，就够他惊魂半天的了。
这个“鬼”就是太仆戴长乐，此人是汉宣帝的亲信，也擅长告密，但最擅长的是说大话和记仇。有一次，他受宣帝的委派去祭祀宗庙，回来后就对下属吹牛说：“皇帝当面召见我，我做皇上祭祀的助手，连金日磾都亲自为我赶车。”金日磾也是汉武帝指定的顾命大臣，昭帝、宣帝都非常尊重他，可谓位尊权重。戴长乐这样的吹牛法，实在是脑子有问题。
果然，不久后，宣帝就把他召进宫，把他吹牛的话原原本本地复述给他听，然后训斥一番，关进了监狱。戴长乐哪里能咽得下这口气？他甚至不用想，就断定是杨恽打了他的小报告。
刻板印象害了杨恽。现在无法找到证据证明真的是杨恽告了那次密，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戴长乐认定就是杨恽。戴长乐决定对杨恽实施报复，主要手法仍是告密。在监狱那样恶劣的环境下，戴长乐不避辛苦，艰难地写下了一封告发杨恽的信，呈给了宣帝。
据告发信所写，杨恽曾经跟富平侯张延寿谈过话，说的是高昌侯的车狂奔抵触北掖门，可能有事要发生。为什么呢？杨恽举例子说，先帝（昭帝）未死前，曾有马狂奔触殿门，马死，随后，昭帝就驾崩了。那么，这次要发生什么事呢？杨恽没有说，只说了一句话：“今复如此，天时，非人力也。”
真是毒辣无比！戴长乐可谓深得告密三昧，在上者如果不鼓励告密，是不能轻易告密的，如果要告，就必须一击而中要害。戴长乐的告密信可谓是击中了要害。他是在告诉宣帝，杨恽是在诅咒您早登极乐呢。
戴长乐是作了十足的准备要把杨恽告翻的，所以，在这个主要问题告出后，他又举了杨恽的一件事，“杨恽曾看过古代帝王的画像，他却不看皇上您和尧舜的，而只是盯着桀纣的画像说什么‘天子经过这里的时候，应该问问他们有什么过失，应该从中吸取教训才是’的话”。然后戴长乐阐释说，“这不是明显在骂皇帝您是昏君吗”？
汉宣帝看了这封告密信后，大吃一惊。他认为戴长乐那样口无遮拦已经属于大逆了，想不到杨恽这个小子居然还有更“不道”的阴事。经过查证，杨恽决不抵赖，供认不讳。宣帝把他废为平民。戴长乐并没有因为告密而得到奖赏，只是被从监狱里拎出来，逐出了朝廷。
杨恽被废退以后，并没有闲着，而是“家居治产业，起室宅，以财自娱”。按理而言，被罢免的臣子应该低调一点才好，杨恽却不这样，他用经商赚来的钱大肆招徕才学之士，俨然把自己的家变成了一个集会点。
他的好朋友安定太守孙会宗有一次来找他，发现无密可告的杨恽的确是闲不住。他告诫杨恽，应该采纳前人的经验，大臣被罢免后，必须胆小怕事，装成一副可怜相，让人觉得你很低调才好。
杨恽不这样认为，他肚子里有怨气，他认为皇帝只凭自己的几句话就把自己废了，的确不符合规矩。当孙会宗走后，杨恽心血来潮，拿纸拿笔，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比较有名气的《报孙会宗书》。在信中他先是夸耀自己的显赫家世，然后写被废为平民后的生活，最后，他狂傲地说，古代有个叫段干木的不肯做官，我要效仿他。
这篇文章还没有传出去时，被他的侄子读到了，侄子对他说：“您过去有功于朝廷，现在只要低个头认个错，皇帝会重新起用你的。”叔叔大怒：“胡说！这种皇帝，我还为他卖命做甚！”这当然还属于大逆不道之言，在专制时代，为皇帝卖命是义务。但他的这种话并没有被人告发，直到他的《报孙会宗书》被人读了去，接着五凤四年（前54年）又出现了日食。
日食在今人眼中只是一种天文现象，在古代却是一件关乎性命的预兆。一旦出现日食，就只能有两种人要死，一种是皇帝，另一种是大臣。与其死皇帝，不如死大臣。宣帝正在思考要哪个大臣死的时候，一个养马的小官拜成前来告密。拜成说，日食警告的是杨恽，因为他不但未有悔过之心，反而骄奢淫欲，私自经商，又写过一篇文章，很有怨恨之意。
宣帝立即叫人拿来那篇文章读，当读到“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羔，斗酒自劳……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箕。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淫荒度，不知其不可也”时，宣帝大怒，下令逮捕杨恽。
宣帝为什么会大怒，《容斋随笔》的作者洪迈给出了答案：“予熟味其词，独有‘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盖宣帝恶其‘君丧送终’之喻耳。”
杨恽觉得，我已经被贬官三年，就仿佛是我给我死去的老子守了36个月的孝一样。按礼制，我已经尽孝道了，也就是说，以后我老子再来我梦中骂我不孝，我就会骂他，因为我应该尽的已经尽到，你已经没有资格再对我说三道四。你皇帝老儿也一样，我被你贬了三年，已经对你尽了忠道。那么，从此以后，咱们就井水不犯河水，你别来找我，我肯定不会去找你。我们之间的君臣关系已经彻底结束了。
宣帝看到这样的话，自然不会发怒，他仔细想想，杨恽说的的确有道理，尽管有点强词夺理。但让宣帝受不了的是，杨恽居然把他和死掉的父亲相提并论，这无疑还是那个“有马狂奔触殿门”之语的翻版。宣帝大怒，于是杨恽被腰斩。
杨恽由告密发家，又以告密败身。可谓成也告密，败也告密。但我们不得而知那个喂马的小子拜成为什么要告密。也许，有时候，这种告密的人只是希望给皇帝排忧解难，才把别人性命给搭进去的，但随着别人性命的丧失，告密者则摇身一变，被加官进爵。拜成后被宣帝封为郎，从此结束了与畜牲在一起的岁月。
为什么像杨恽这样的人特别喜欢告密？因为告密是一条终南捷径，许多人用毕生精力才能到达的顶峰，在专制时代，你只需要告密就能登上去了。为什么告密事件屡见不鲜？柏杨先生的论断是：“不是中国人特别喜爱打小报告，而是制度如此。有什么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行动反应，当社会风气以告密为荣，认为告密是效忠时，我们又如何唾得完？又如何特别唾某一人二人！”
从此后，告密者创造的纪录开始笼罩着中国专制时代的所有文人。 这就是告密者的下场 告密者创造的纪录开始笼罩着中国专制时代的所有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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