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徐霞客與風水--明清：風水術之氾濫

明清：風水術之氾濫
明清地學，首屈一指當推《徐霞客遊記》。徐霞客一生好訪名山大川，他北抵晉冀，南盡粵桂，東至浙閩，西極黔滇。潘耒在為《徐霞客遊記》的序文介紹徐的遊歷時說：“其行不從官道，但有名勝，輒迂回屈曲以尋之；先審勢山脈如何去來，水脈如何分合；既得大勢，然後一丘一壑，支搜節討。登不必有經，
明代
明清地學，首屈一指當推《徐霞客遊記》。徐霞客一生好訪名山大川，他北抵晉冀，南盡粵桂，東至浙閩，西極黔滇。潘耒在為《徐霞客遊記》的序文介紹徐的遊歷時說：“其行不從官道，但有名勝，輒迂回屈曲以尋之；先審勢山脈如何去來，水脈如何分合；既得大勢，然後一丘一壑，支搜節討。登不必有經，

荒榛密管，無不穿也；涉不必有津，沖湍惡瀧，無不絕也。峰極危者，必躍而踞其巔；洞極邃者，必猿掛蛇行，窮其旁出之竇。途窮不憂，行誤不悔。限則寢樹石之間，饑則啖草木之實。不避風雨，不憚虎狼，不計程期，不求伴侶，以性靈遊，以軀命遊。亙古以來，一人而已！”徐霞客是一位前無古人的地理學家，也可以稱他為相地大師，他不是從事風水術性質的相地，而是科學意義的相地。他對岩溶、流水、地貌等問題作出了科學的解釋。他在楚地考察時，老百姓說麻葉洞中有“神龍”，徐不相信，親自“持束炬入”“蛇伏以進”，使洞外守視者大為驚歎。1990年9月在北京召開的“國際中國科學技術史學術討論會”上，楊文衡先生撰寫了《徐霞客的風水思想和活動》一文提交大會，說明學者們已經開始注意到“徐霞客與風水”這樣一個有意義的課題。

明末清初的考據學家在地學上也有貢獻。顧炎武撰寫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中有《地脈》《形勝》《風土》等篇目，對輿地山川作了有益的探討。他論述徐州地形時說：“徐州境內之山，自西南來，連絡東趨，以極於海。其河自西北至，縈洄南注，以達於淮；二洪齦齬。橫絕乎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襟帶江淮，上游雄視；枕聯河洛，萬塑為宗旨；昔人所稱東方一形勝焉，信不誣者矣。”顧炎武不相信風水術，但卻認定地形地勢確有上乘風水、他的論述為風水師們所利用。

談到明清相地，還有必要介紹明末吳江人計成撰寫的《園冶》一書。此書在清代268年間寂然無聞：直到日本造園界發現並推崇後，才引起國內學術界重視，奉為經典。《園冶》有三卷十篇，卷一有興造論、園說及相地、立基、屋宇、裝折四篇。卷二述欄杆。卷三有門窗、牆垣、鋪地、掇山、選石、借景六篇。計成主張“必先相地立基，然後定其間進。”他認為“相地合宜，構園得體。”《相地篇》分有山林地、城市地、村莊地、郊野地、傍宅地、江湖地共六目。提出相地要看水， “疏源之去由，察水之來歷”。但是，他與風水先生相地有很大區別，主張因地制宜，任其自然。園基應不拘方向，地勢自成高低，該圓就圓，該方就方，以成天然之趣。計成的相地理論是值得我們認真總結的。回過頭，讓我們來看看明代的風水術：

朱元璋建都金陵(南京)，為都城的風水花了不少精力。金陵城外諸山，都面向城內，有朝拱之意。只是牛首山和太平門外的花山，背對城垣，獨無拱衛之意，朱元璋為此悵然不樂。傳說他命刑部帶著刑具，將牛首山痛打一百棍，又于形象如牛首處鑿石數孔，用鐵索鎖轉，使之形勢向內。又讓人在花山肆行采樵，不讓有翠微生色。朱元漳曾有意建都北平，認為北平依山憑眺，俯視中原。近接陝中堯、舜、周文之脈，遠樹控制邊外之威，較之金陵更加雄壯。但是，大臣們認為，元朝建都北平，地氣已盡。南京是興王本基，且宮殿已成，何必改圖，且古云“在德不在險”，加上戰事還未最後結束，不要移都北平。朱元障這個出身于游方和尚的皇帝只好作罷。

後來，明成祖還是把都城遷到北京了。在營建北京的過程中，始終是按照風水觀念進行的。如天壇圓丘西北有座坐西朝東的齋宮，其朝向很特別，與傳統的坐北朝南不一樣。這是因為，當時的人認為，皇帝到天壇祭天，蒼天是父，皇帝是天子，兒子在父親面前不能坐北朝南(居尊)，否則違背了禮制。甚至齋宮的瓦都不能用黃色，而應用綠琉璃瓦，以示區別。永樂年間修的奉天殿、華蓋殿、謹身殿的三殿基座呈一“土”字形，體現了五行之中，土居中央的風水思想。

明成祖對風水術有偏好，他曾多次召見風水師。一次，風水師渠仲 當著他用量天度地之物，說某地卞有石如虎，成祖信以為真。他還派許多風水師為自己卜壽陵，有廖均卿、游朝宗、等到昌平縣，相得那裏的黃土山吉，成祖親自視察，改山名為天壽山。

明代民間普遍講究風水，以士人為重。《儒林外史》記載，范進的母親死後，範進請陰陽先生寫七單。當時的陰陽先生是專替喪家推算殮葬日辰，看風水，相地脈，替人家選擇吉日的職業術士。七單是記載死者入鹼時辰，觸犯禁例和七七日期的單子。為“謝風水”，範進花了不少銀子。陰陽先生說當年山向不利，只好把棺材擱在家裏不葬。終日打聽風水寶地，以圖得到吉祥的後果。

凡是風水寶地，人們爭相搶佔。湖北省武昌縣有座龍泉山，自西向東綿豆九公里，直抵梁子湖畔。此山有天馬行空的天馬峰，有橫空出世的玉屏峰，有群山排比的筆架峰；有幢幢蛔蓋的寶蓋峰，有高聳入雲的龍帳峰。明代的達官貴人都想佔據這塊寶地，勢力最大的要數朱元璋第六子朱幀，他被封為楚昭王，就藩武昌達54年。他常到靈泉山避暑，每每感歎：”惜乃陽宅，若為陰宅極佳。”於是派風水師勘定仙壤，在龍泉山找到了一塊“五龍捧聖”之地。可是，這塊地早在漢代時，高祖劉邦就已賜給舞陽侯樊噲，樊噲葬在天馬峰下。並且，唐代的江夏王李道宗、宰相李{石奚}，元代宰相沈如筠都擠在這塊寶地“長眠”。怎麼辦?當時有個叫王化龍的風水先生私下在樊噲墓前的土中埋了一塊石碑，上刻“此處本是昭王地，暫借樊噲千餘年，今日時至期已滿，樊噲遷移到東邊。”後來，王化龍又裝神弄鬼，當著眾人推算某某地下有石碑，結果就挖出了那塊他私埋的石碑，人們以為天意，樊噲的後代也無話可說，只好把樊噲的棺槨向東移了數百步。朱楨死後就葬在樊哈“睡”過的地方，修建了坐北朝南的陵園。以後，又有9座王寢和25座王紀墓擠在這塊風水寶地。

明代，金{奚谷}縣令劉用寅看中了本縣晃氏九經堂遺址，臨終前令子買下，把用寅葬在旁邊，據說，用寅的後人因地蔭而登進士。民間將此事傳得很神。

清代

清王朝很重视修建陵墓的风水，本书另有专篇述及。此外，清朝对阳宅建筑也是很讲究的。如颐和园的排云殿就是风水极佳之处。排云殿的位置处于从佛香阁至“云辉玉宇”牌楼中轴线的中间，有神物保枯，稳居其中，取太平吉祥之意。殿中大厦上写着“蕃厘经纬”“永固鸿基”。殿名是根据风水术祖师郭璞的诗“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中的“排云”二字命名。排云殿傍山依水，背靠苍翠的万寿山，面朝碧绿的昆明湖。慈禧太后的六十、七十两次庆寿都在此地举行，豪华您淫无比。但是，如此上乘风水，终于没有挽救大清王朝的衰败。

清代修建陵墓，主要由司天监负责。墓修得好，有重赏；修得不好，处极刑。据《九朝东华录》，康熙四年，朝廷指责司天监．汤若望等人没看好山向、没有选择好日期，于是作出决定说：“其选择荣亲王葬期，汤若望等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拟钦天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等皆凌迟处决。……杜如预、杨宏量本当依拟处死，但念永陵、福陵、昭陵、孝陵风水皆伊等看定，曾经效力，亦著免死。”清代民间也很讲究风水。北方人修四合院，大门都开在院子正面的前左角，称为青龙门。我们如果到北京市去考察，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四合院。你能说这是迷信吗?是科学吗?你能强行居民改变这种结构吗?不能，也不必要。风水先生称这样的结构为坎宅巽门，最吉利，住在这种院子里的人在心理上很满足，认为有无形的东西在保佑他们。实际上，他们的命运都不一样，穷的、富的、破产的、发达的、死人的、多子的，并不是由院子的朝向所决定。

清代有许多关于风水方面的传闻，从中可见当时的民众习俗及心态。据《耳邮》卷四，清初，浙江诸暨县有个叫陈紫衣的建房，特地到绍兴城中请一个姓夏的风水先生勘卜地盘。先给他10块洋钱，风水先生嫌钱少了，只好又追加了200两银子，风水先生才认认真真地帮他选了块好地。可见风水先生的敲诈和百姓对风水的追求。

清代的风水先生是很会唬弄人的。《耳邮》卷四记载，江西有个豪族的后代准备迁葬祖坟，打开墓穴，棺材已烂，陪葬的磁碗不知到哪儿去了了，尸骨也不见了。风水先生说，这就是碰上了所谓的“移尸地”，后来，在墓穴的西北角两丈远的地方，终于找到了尸骨和磁碗。风水先生对这种奇怪的现象不能进行科学解释，就用神秘的语言“移尸地”搪塞，真是骗人有术，清代纪陶在《阅微草堂笔记》卷17记载，甘肃安定有窗户人家，为争坟山打了四、五十年官司，坟山有两个坟墓，两家都说是自己祖先的坟墓，每年拜祭时，双方必定发生殴斗，此事一直闹到甘肃总督蔡西斋那里、都无法解决。

清末民初，窃取国柄的袁世凯也很迷信风水。1927年，宵，个自称佛隐的风水师在他撰写的《风水讲义》的序文中谈到他为袁世凯看风水。说的是袁世凯一度受到清朝廷排斥，解职归田。袁疑墓地有破败，乃遍请著名风水师看墓，都说龙真穴的向水相合，富贵不可限量，说不出破绽之处佛隐风水帅收到袁的书信，也去看墓，认为墓地有朝有托、明堂宽广，诸般贵器罗列，实是大贵之地。只是袁在穴的前后左右遍筑墙垣，使“龙身受制、气脉阻塞，不能发旺，反遭挫折。”袁世凯以为佛隐说得有理，命令工匠拆除了围墙。过了三年，袁竟然出山当了民国元首。佛隐把袁的窃国之功归于自己会看风水，大加吹嘘。这个事情，可能是佛隐的杜撰，也可能确有其事。因为，象袁世凯这个满脑袋封建迷信思想，又成天希望暴发的大野心家来说，是完全可能相信风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