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论与科学精神 转帖
本帖最后由 ymy111 于 2011-8-17 16:29 编辑唯物论与科学
一个优美而严格的必然规律是一定存在的，如果发生“摄动”，就一定是有某种“隐变量”还未被发生。之前的全部科学史实都支持这种信念。皇帝身上的新衣一样富丽堂皇，如果看不见，一定是自己愚钝眼拙。
只有孩子会说：皇帝没有穿衣服！共同体内部的年轻一代，受旧范式熏陶不深，对经典信念信仰不坚定，容易从根本上对旧范式产生怀疑，所以成为科学革命的积极力量。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创立者们大多都是在三十岁前提出他们革命性的理论和思想，特别是量子力学。所以泡利很形像地把量子力学称为“男孩物理学”。
当然马赫、彭加勒这些实证主义哲学家并不年轻，然而他们在科学前沿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哲学思想却是开新思维之先声，尽管他们未必能自己去实践。马赫是相对论的反对者前面已经提到了。彭加勒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相对论的原理，但经典信念使他不能抛弃无法证实的“以太”概念，因此相对的创立者只能是26岁的爱因斯坦。实际上量子力学的创立者们都或多或少受过实证主义的影响。
科学家们见到的都是皇帝赤裸的身体——自然界的现象，却相信皇帝穿着新衣——现象背后的实体和必然规律，实证主义的革命性就在于告诉大家，皇帝的新衣是不存在的，实体只是我们对我们归类的现象的称谓，规律是为解释现象而人为的建构。而这些“背后的东西”就是“形而上学之物”，必须从科学中清除，如此才能为新的科学范式的建立腾出地盘。
所以这种哲学是对经典哲学的一种超越，不仅超越经典的唯物主义，也超越经典的唯心主义，因此实证主义称自己是超越的哲学或中性的哲学。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对立，是现代思维与经典思维的对立，因此实证主义作为一种超越信念成为现代科学范式的先声。
可是列宁不干，他坚信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断是万世不移的真理，永远不会有一种哲学能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就是他所说的“哲学的党性”。混淆哲学党派对立标准的，就是“一堆讨厌的烂泥”，是玩弄“调和派的骗人把戏”。
这种党性原则认为中间派是不存在的，马赫主义貌似中立，但由于它反对唯物主义，所以它就一定是唯心主义，而其最终目的是要“把自然科学出卖给信仰主义”，而信仰主义总是为反动阶级服务的，因此马赫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反动哲学”。我真佩服伟大领袖的辩证思维！
实证主义并不是什么绝对真理，经验原则不足以提示科学发展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科学哲学历史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就是对实证主义的超越，用列宁的哲学党性原则，估计也难以划到“唯物主义”的行列。这有点像一天到晚躲在洞中的老鼠，不知道除了猫以外的其他悍兽。
这种把哲学乃到科学政治化的观点，在书斋里谈谈也就罢了，一旦与权力结缘，必定是对科学事业的摧残。这不是我的观点，而是史实。
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德国已成为勿庸置疑的世界物理学老大，据1926~1933年世界主要物理物理杂志量子力学论文数量统计，这八年间德国的贡献占到了全世界总和的44.8%，其中1931年是50.5%。以一国之力占世界半壁江山，这种独占鳌头的优势实在令人瞠目。而美国的贡献率，甚至还比不上意大利。但1933年希特勒上台大肆排犹，在大学开除犹太教授，几乎一夜之间就从根本上摧毁了德国科学。而这种摧毁德国科学的愚蠢行为的理论根据，正是一种叫“德国科学”的理论。
与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呼应，纳粹在物理学领域区分出“德国物理学”和“犹太物理学”，甚至成立了“德国自然研究者保持科学纯洁工作小组”，把正常的新旧物理信念之争政治化为种族之争，倚仗邪恶的政治权力，用政治手段对付学术论敌。纳粹科学家勒纳德说：“跟人创造的任何事物一样，科学是由人种或血缘确定的。不同的种族以不同的方式混合着的科学。”按伟大领袖的“哲学党性原则”勒纳德应划为唯物主义，他把“德国物理学”定义为“探索实在，寻觅真理的物理学，奠定科学基础的人的物理学”，无非是认为属于“犹太物理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是研究虚幻对象的歪理邪说。勒纳德的一个学生甚至很庸俗地从犹太人的职业习性中找到了“犹太物理学”的血统根源。因为犹太人许多是金融家，所以这位聪明的纳粹学者比附，犹太人哪怕从事商务活动所看到的都是数字，而不像一般人看到的是实实在在的货物，所以物理学中的抽象晦涩的数学和理论形式完全是犹太人的一种种族特征。甚至索末菲和海森堡这些纯雅安血统的科学家，沾上了实际是科学新范式的基本方法，也被打成“白色犹太人”。
“德国物理学”的成果就可想而知了，德国物理学迅速衰落，几乎失去了原创能力，1938年，奥托·哈恩关于原子核裂变的实验就成了德国物理学在世界物理共同体中的绝唱，而这个实验的理论揭示，还是由已经逃难国外的奥地利（当时已被德国吞并）犹太科学家丽莎·迈特纳和弗里希作出的。而作为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造成的难民科学家的最大庇护所的美国，则迅速占领了科学制高点，成为世界物理学的领袖国家。如果没有科学的种族性原则，几乎可以肯定第一个造出原子弹的国家一定是德国。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针对轴心国的原子弹计划——美国的“曼哈顿工程”，英国的“管状金属计划”，都是由从轴心国逃出的难民科学家最早倡议的，并且为计划的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比如世界上第一个核反应堆就是在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领导下成功的，而费米仅仅因为妻子是犹太人就被迫逃亡的。1945年当美国的“小男孩”（第一颗原子弹的名字），在广岛爆炸的时候，囚禁在英国的海森堡等十多名德国核能科学家一致不相信这是事实，认为这不过是欺骗宣传。这时德国连反应堆都没造出来。
无独有偶，甚至比“德国物理学”更早，唯批思维就在苏联制造“无产阶级科学”。按前苏联的意识形态，科学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它是有阶级性的，而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它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因此，现代科学在苏联的发展，一开始就遭受到哲学的阻击。例如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苏联哲学家马克西莫夫就声称：爱因斯坦、薛定谔、波尔、狄拉克和海森堡都是“唯心的马赫主义的变种”，并提出“科学为布尔什维克而奋斗，就是为科学的基本重构而奋斗。”科学中的政治批判家总是有丰富的联想力，量子力学强调观察之于对象的形成的不可或缺性，自然就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而唯心主义的社会功能就是为上帝预留避难所，而上帝的宗教是劳动人民的麻醉剂。而不确定性原则，无非是行将灭亡的资本主义的惶恐不安的心态的一种表现。这哪儿跟哪儿呀！但历史上有的喉舌有了政治的背景，就能理直气壮地说出这种令人喷饭的蠢话。自17世纪末的彼得大帝开始，到18世纪的叶捷卡琳娜女皇，俄国科学不断地融入世界的科学共同体，产生过门捷列夫这样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可惜意识形态的栅栏，苏联科学又开始自我边缘化。
连正直的苏联理论家也看出，所谓无产阶级科学跟纳粹的北欧日尔曼物理学同出一辙。有位理论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西莫夫一伙的观点出奇地相似于以纳粹物理学家一伙。他们的区别只是把“犹太人的”换成了“唯心主义的”。
所以现代物理学在苏联的生存，还必须跟无聊的哲学做斗争。哲学在科学圈里的灌输，要么被消极的抵制，要么被积极争夺话语权，牵强附会地证明现代物理学是“辩证唯物论的证实与丰富”，是“唯物辩证法的伟大胜利”。苏联意识形态长期以唯批观点审视现代科学的发展，相对论是相对主义那是顺理成章，量子力学的每一步发展都不能符合唯批标准，什么量子宇宙学、量子生物学、量子化学，统统都是唯心主义、不可知论、僧侣主义。至于以政治手段对付学术论敌，那就是常态，“失踪”、监禁、判刑，只是因为学术立场。这种哲学和科学的党性和阶级性理论，只能在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找到前例，说是一种野蛮政治，该不是什么诬蔑不实之词吧？
但话又说回头，前苏联的科学政策虽然残暴，但这个国家毕竟有老彼得大帝尊重教育和科学的传统，科学家群欧洲文化底蕴也较深，唯批思维贯彻得并不那么彻底。前苏联一共获得过9个诺贝尔奖，除去文学和和平奖，自然科学的大约占到半数。我们的伟大领袖没有那么残暴，但从骨子里透出对知识分子的鄙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因此“新中国”诛心式的知识分子政策实际上比苏联的更残忍。这个国度也很奇怪，政治上可以跟苏联决裂，哲学思维上却把苏联教科书维护得最好，在对科学的态度上保持一致。直至文革期间，国内居然还有“批判相对论小组”这种闹剧，类似于纳粹的“德国自然研究者保持科学纯洁工作小组”，只不过保护对象是无产阶级科学的纯洁性。
中国的科学家聪不聪明？中国的核武器之父王淦昌，1930年代在德国柏林大学师从迈特纳读研究生，曾提请导师做核裂变实验，未被接受，因为在当时这种想法是很疯狂的。几年后哈恩才做出了这个实验，并告知了迈特纳，不知迈特纳有无想到几年前一个中国学生的提议，总之她与侄子弗里希共同研究认定是核裂变现象。如果当初她听从王淦昌的建议，哈恩后来得的那个诺奖也许就是她和王淦昌的，中国人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就产生了诺奖获得者。1940年代，抗战艰苦条件下的西南联大的两个学生——李政道和杨振宁——留学美国，1957年就因宇称不平衡理论获了诺奖，可惜这二位在“新中国”成立后都入了美籍。
可是直到现在我们还在讨论中国为什么产生不了诺奖的问题！知识分子政策固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上世纪七十年代李政道回国，周恩来总理请他帮忙引进高端人才。李政道说：中国并不是没有人才，比如我那聪明盖世的老师束星北。此时，束星北正在大学里洗厕所呐！束星北，亲身领教过爱因斯坦、波尔之类的大师，有人誉之为“中国的爱因斯坦”，最后竟然“死无葬身之地”（被两个学生草草地埋在双杠下）！当然文革结束后极左的知识分子政策已经终结，但官本位的学术体制，依然不是学术自由的温床。特别是，中国特色的一体化哲学教育，十几亿人都接受同一种哲学思想，而且是经典时代的哲学思想，这绝对是骇人听闻的世界丑闻！我们不过是久居鱼肆不闻其臭而已。要知道，这种哲学，有史以来就是与现代科学范式的基本信念格格不入的呀！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