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当年眼中的中国问题
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思想家伯特兰.罗素曾经于上个世纪“五四”运动之后的1920年10月12日到1921年7月11日应中国学术界的邀请到中国讲学，给中国留下著名的五大演讲，即《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的分析》、《数学逻辑》和《社会结构学》。罗素结束在中国的讲学旅途之后回到英国，根据他在中国近一年时间的旅行与考察，于1922年正式出版了一本叫《中国问题》的书，书中所反映的中国问题有许多涉及时事时政，此书在历经43年之后于1966年重印，仍然充分肯定书中的观点，除了时政的发展为有目共睹之外，罗素认为他对中国的认识仍然是正确的。《中国问题》这本书，其写作时假想的阅读对象是英国国民以及其他欧洲人，为帮助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人认识中国而作。此书的立场完全是中国式的。他努力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与思想境界来向欧美国家介绍他对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因此，在谈中国问题时，更多的是站在为中国辩护的立场上。因为，当时的中国陷入列强分割，国危民难，危机四伏，处于西方列强瓜分的危机之中。罗素出于一贯的人道主义及自由主义立场，他选择了为中国辩护的方式来写作此书。书中对中国的热爱之情与同情心是显而易见的。他在谈到有限的中国的负面感受时，这样说：“中国人待我不薄，我不愿意揭他们的短处。但是出于对真理负责，也出于对中国人的考虑，隐讳不是好主意。只是我希望读者记住，中国是我所接触的国家中最好的之一，然而却遭受如此的虐待，我要对世界上每一个强国发出更严重的声讨。”（罗素著，秦悦译，《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164—165页。）出于这样的心态与立场，因此，书中其实很少谈中国的阴暗负面的见闻与感受，此书的目的显然是势在争取西方人对中国的认同感与好感，而不是加强验证当时西方对中国的种种偏见与歧视。由于思想感情与立场所限，再加上罗素作为一个英国人，他并非最基本意义上的汉学家，对于中国的了解仅仅限于他来中国讲学不到一年的时间，所接触的人也主要是学术界、政界人物，对中国的历史以及真正的社会底层与文化的深层了解显然是不够的，尤其是对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赞美部分，显然是有肤浅浮泛的嫌疑，其赞扬与其批评部分常常显得互相矛盾。但是，作为一个外国思想家、世纪智慧老人以其卓越的社会洞察力与强烈的批判意识，罗素在当时指出的中国问题时还是比较准确的。因此，对于此书，相比批评中国的部分，就远比赞扬中国部分要来得准确到位，也显得更为有价值。尽管批评中国与赞扬中国就内容与篇幅来说不成比例。就批评部分大多只是一笔带过，却是十分准确而深刻的。至今仍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作为一个英国人，书中一开篇就说：“要判断一个社会的优劣，我们必须不仅仅考虑这个社会内部有多少善与恶，也要看它在促使别的社会产生善与恶方面起何作用，还要看这个社会享有的善较之于他处的恶而言有多少。如此说来，中国要胜于我们英国。我们的繁盛以及我们努力为自己攫取的大部分东西都是依靠侵略弱国而得来的，而中国的力量不至于加害他国，他们完全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来生存的。”（同上书，第3—4页）
因此，中国必须走的路必须避免两个极端的危险：“第一，全盘西化，抛弃有别于他国的传统。那样的话，徒增一个浮躁好斗、智力发达的工业化、军事化国家而已，而这些国家正折磨着这个不幸的星球；第二，在白抵制外国侵略的过程中，形成拒绝任何西方文明的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只有军事除外。日本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同样的情形也很容易出现在中国，未来的中国文化与政治上、经济上的问题有很大关系，而这两种危险则是通过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而产生的。”（第4-5页）作为中国问题的制造者与一面镜子，在罗素眼中，日本始终是中国祸患，而且是中国必须警惕的一个很坏的近邻。因此，在罗素的《中国问题》一书，谈日本的篇幅在中国问题上占据了很大的部分。分别用了好几章来谈日本的文化与工业化过程。谈它是怎样一步一步演化成今日的好战成性的“军国主义”野心勃勃，侵略成性的国家。在罗素看来，“中国在外交上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日本的侵略。”（104）日本 人善于学习西方强国固本，但是，“中国政府仍然抱着一贯唯我独尊的心态，全然不知败之将至。”这些判断在后来看来显得特别准确。
罗素认为，中国人必须充分重视日本的研究。因为，日本不仅是中国的祸患，同时，日本作为亚洲黄种人，在许多方面为中国树立了一面镜子，可以看到自己贫弱的原因。因此，如何认识日本与处理好日本的关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他十分担心中国也步日本后尘，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也成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因此，他在为中国前途提出解决方案时，特别提到要学习一点日本 人的“爱国主义”甚至“军国主义”，但是，这种学习仅仅是作为列强侵略时自卫用的，一旦这种爱国主义超出自卫的范围，就像日本 人学习西方的结果一样，会走向邪恶，因此他告诫说：“中国首先应当注重的是爱国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当然不是像义和团那样盲目排外，而是秉着开明的态度，向他国学习但又不受其支配。.......爱国主义的危害性，在于当它达到了足以抵御外侮的程度之后，会转而导致侵略外国。.......应当大力弘扬爱国主义以保家卫国，而不是入侵异族。有了这个附加条件，我认为爱国主义是中国复兴所必不可少的。”（第191页）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罗素认为，他们最容易受到当时布尔什维克的阶级斗争与共产党专政的蛊惑，这一点当时的罗素的直觉是非常准确的。罗素甚至预言中国人将来会分裂成为“狂热的布尔什维主义者、仇日派、基督徒，或者一个终将称帝的领袖。我认为正是这一因素，使中国人尽管平日习惯于谨慎，但也是世界上最鲁莽的赌徒。”（第167页）这个预言与判断是十分准确的。因为罗素当时看到中国人的浮躁心态与赌徒行径，注定了中国人不可能会走英国式的民主宪政之路，不会走一条民主法治自由之路，行事缺乏理性与耐性，而这个狂热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个帝王式的领袖作为结局。罗素在这个问题上有着惊人的洞察力。
但是，罗素在判断中国与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时候有一个根本错误的判断，即罗素认为，中国人在学习西方时是学习了西方的思想方法，而日本学习西方是学习了西方的机器。中国人喜欢西方的思想方法，日本 人只喜欢西方的机器。（第94页）这与当时的实质情况是完全相反的。因为，日本提出的学习西方策略就是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而中国基本上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前者的学习是立体的全方位的，后者的学习是在体用层次上的，中国重视的恰恰是西方的机器，而对西方诉思想、制度、文化没有多少兴趣。在论述中国与日本学习西方的问题，罗素的视野显然严重不足，在这些章节中，他既没有提及中国的洋务运动及张之洞的主张，也没提及日本的福泽谕吉及其“脱亚入欧论”。这不能不是罗素对中日认识上的短板。也许这是因为罗素的中国立场所限制的结果。他为了达到赞扬中国，批评日本的目的，他采用了这个叙述策略。但是，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
罗素在书中，对日本作为学习西方之后成为一个称霸好战成性国家感觉十分厌恶。因此，站在1922年的时代，他作出预言，中国的前途与命运有几种可能性：一，中国可能会被一个或几个西方国家所奴役；二，中国会为日本所奴役；三，中国恢复和重新夺回自由；四，白人强权与日本共管中国。但是他对第四种可能性判断感觉比较悲观。因为“日本 人生性野心勃勃，卧榻之侧岂能容许他人酣睡。”罗素对第三可能性最为看好，即中国恢复和重新夺回自由。这一点罗素可谓有超越时代的远大眼光。但是，罗素后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确实恢复和重新夺回了自由，但是很快就陷入了自己对自己的奴役与战乱之中。中日战争甫一结束，就陷入国共两党争夺江山的混战之中。国共混战结束之后，再次陷入自己人对自己人的深层奴役之中。直到1966年，罗素的《中国问题》一书在英国重印时，中国陷入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之中。罗素卒于1970年，那时虽然“文革”还没有结束，但是，他确实目睹了中国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及至“共和国”建立之后，他特意于1958年到1959年专门撰写了一本插图通俗读物《西方人的智慧》，并题签“将此书献给毛泽东”，可以相见，如果说1922年的《中国问题》是专门为英国、欧洲人写的书，以便帮助欧美西洋人对中国的了解的话，那么这本简易通俗读本《西方人的智慧》就是专门为中国人撰写的。这一点从特意题签给既不是他老朋友，又不是他特别欣赏的人，甚至终身无缘相见一面的毛泽东，由此也可以看到，罗素此时意识到，中国人，甚至包括毛泽东这样的中国领袖，对西方的智慧缺乏常识性的了解。在这里罗素一直扮演着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与纽带的作用。对西方欺侮中国的时候，他完全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为中国辩护，当中国人取得独立与自由之后，他又煞费苦心地用一个欧洲人的思想立场为中国人介绍西方的智慧。
罗素站在1922年的时代来认识中国问题，明显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征，但是，他对当时“五四”运动时的思潮显然是非常敏感的，而且常常也是非常准确的。比如他看到“五四运动”时各种思潮都表现出中国人的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中国人谈民主科学，对设计宪政政治框架有着极大的热情，但是，对人生存的自然环境缺乏敏感性。罗素注意到中国文化与自然之间极不协调。中国人喜欢砍伐森林，破坏植被，对当时美国人佘佛西针对中国改善自然环境的演讲《中国森林的一些状况》中“在各大河的源头册坡之上植树造林，那么就可以避免河流泛滥成灾。”（第62页）这样科学而善意的提醒充耳不闻。因此罗素感叹：“由于植树造林并不能激励中国人道德上的热情，所以要让最愿意改革的中国人对此有兴趣是很困难的。”（第62页），罗素发现，在中国，常常只有陵墓四周松柏环绕，那是“因为孔子认为陵墓周围应当种上一些树；如果儒教衰落了的话，那么连这些树都会被砍伐。”（第62页）我们长期吹嘘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有利于环境保护。”其实，早在近一个世纪前就罗素观察到了，那是自欺欺人的虚妄之谈。对罗素的判断，我是有深切的切身体会的。在孔子家乡曲阜，我确实看到了孔子墓地——“孔林”才是曲阜树林最茂密的地方，中国的植树造林只有在墓地才能够显出成效。这种现象到现在的中国也并没有完全过时。
罗素在书中明确地表示了对孔子的厌恶之情，而表达了对老子与庄子的相应好感。他对儒家的孝道文化和族权尤其没有好感。“孔子已经无法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要。接受过欧美教育的中国人意识到，必须使中国传统文化注入新的元素，而我们的文明正好投其所需。”（第164页）罗素说：“孝道和族权或许是孔子伦理中最大的弱点，孔子伦理中与常理相去太远的也就在于此。家族意识会削弱人的公共精神，赋予长者过多的权力会导致旧势力的肆虐。当今的中国迫切地需要新眼光、新思维，但儒家的族权观念却处处设障。意图染指中国的人都赞美旧习惯而嘲笑“少年中国”为适合现代需求而作的种种努力。孔子宣扬的孝道有碍公共精神的发展。其重要证据就是那段孔子与叶公之间关于道德水准的对话。”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罗素认为，这样的价值观，完全不利于培养出公平正义的公共精神。因此，中国人缺乏是非观念，常常颠倒是非，颠倒黑白，也就不足为奇了。
罗素反感孔子及其儒家文化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孝道文化。儒家的孝道认为，“因为家里穷、父母年迈而不去做官是有悖于孝道的，因为做官高官厚禄，就可以供养双亲。而不孝中最为严重的情形就是没有子嗣而断绝了对祖先的祭祀。大概正因为此种信条，中国人的生育才较频繁，多生子女有着重要的生物学意义。”（第30页）但是，罗素认为孝道文化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曾经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有过，但是，这是经济文化落后的表现，而不是文化优越性所在。一般来说随着文明程度的增加,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以家族关系为依托的孝道文化便逐渐淡漠，但是奇怪的是中国仍然保留了这种落后丑陋的文化。（这个判断与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先生关于孝道文化与金融学分析的判断是基本一致的。）
但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维护与中国的立场，罗素还是站在辩护的立场为之辩护说：“中国的孝道再怎么过分，它的危害也及不上西方人的爱国。自然，这两者的错误之处都是教诲人们对人类的某一部分尽特别的义务而将其他人置之度外。”“因为，爱国主义容易导致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为国尽忠的最好方法就是杀人；而孝道利家的最好方法则是受贿和耍阴谋。所以，家族感情比国家观念的危害要来得小。”（第30页）罗素认为，相对导致军国主义与战争的爱国主义而言，孝道对世界的危害性要小一些。但是，孝道文化为谋家族谋私利，常常不惜耍阴谋诡计与行贿受贿，贪污腐败。因此，这种经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族利益为核心，无视公共精神与严重缺乏公平正义感的教道文化价值观，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来说是一个祸患。只要有这种东西存在，那个社会就不可能真正清廉，不可能公平正义，就不可能有效治理贪污腐化的社会现象。
因此，罗素对孔子及其儒家基本持反感与厌恶的负面态度。唯有对儒家的礼节赞美好加。罗素以为孔子的礼节是阻止战争的利器，其实他错误地理解了孔子及儒家的礼的涵义。那就是与孝道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礼，常常就是根据上下尊卑利害关系来进行的送礼受礼，也就是变相的行贿受贿，这种礼并不是英国绅士所行的那种彬彬有礼的礼，而其实是一种疏通人际关系，表明权力与利害关系的方式。
罗素对中国的科举制度也持基本否定的态度。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完全以经书和纯粹文字为基础，没有创造性。”因此，中国的“科举制如同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东西一样，科举制必须淘汰，以适应新的一些形势。”（第34页。）
罗素也说到中国人的中庸之道。特别表现在满清入关之后，在满汉在男子蓄辫子与女子放足问题上达到的妥协。满清的风俗习惯原来是：男子蓄辫子，女子放天足。但是，这个风俗习惯遇到了汉人男子蓄发，女子缠足的习惯。博弈之后的结果就是：中国男人蓄辫子，女子缠足如故。满人与汉人互相作出让步。因此罗素说：“这样等于在原来的陋习之上再加陋习。”（第50页）有意思的是，罗素把这样中庸妥协比附为英国的政治妥协从而与英国十分相似。这也是为了英国人理解中国人的写法。
出于对中国“爱之深，恨之切”的恨铁不成钢的心情，罗素很有节制地对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提出了三个批评意见，说中国人的主要弱点就是：贪婪、怯懦、冷漠。“中国人没有人道主义的冲动，而正是这种冲动使我们用百分之一的精力能使另外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所造成的损害有所缓解。”（第165页）。中国人没有人权观念，也没有人权意识，政府及社会都没有赈灾意识。他说：“我在中国的时候，由于饥饿而死的人数以百万计。几块大洋就将自己的儿女卖与他人，如果卖不掉，杀掉也无所谓。赈济灾民大多由白人举行，中国人很少做这种事，即使那么少的部分也被腐败侵占。”（第165页。）罗素早在近一个世纪前所看到的现象，现在的中国当然有了不少改变，但是，类似的情况仍然大量存在。特别是关于赈灾腐败的事情，仍然是非常普遍也非常严重的现象。
另外，“贪婪则是中国人最大的缺点。生计艰难，挣钱不易。除了少数留过学的，都会犯贪污罪。”因为在中国“多年以来，诚实生活难以为继。”在中国如果不欺诈，不贪污地诚实生活是生存不下去的。这就是罗素当年遇到的中国生存困境。
罗素尽管同情中国人，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为中国辩护，但是，对于中国人的价值观其实在字里行间不时透露出绝望的情绪。这些都是因为中国人权力的特殊嗜好及用权力甚至武力弄钱的巨大习惯，这意味着中国人即使获得独立、自由、拥有了财富也不会知道自己终究将要走向何方。他这样评论中国人：“当然，中国并不是没有雄心勃勃的人，但比我们要少得多。他们的雄心与我们的形式不同——但不见得好，而是欣赏权力的偏好。这种偏好造成的自然结果是，贪婪成了中国人的缺点。金钱是享受的途径；因而，金钱受到狂热的追求。对我们来说，金钱主要是权力的途径；政治家可以没有金钱但一定要有权力，并满足于贫穷。而在中国督军们握有实权，几乎常常把权力用作发财的唯一途径。其目的是在适当的时候逃到日本，用足够的掠夺物使他们在接下去的日子里享受平静的生活。至于逃跑意味着失去权力，这个事实他们根本就无所谓。”（第160页）。罗素当年这个不经意的观察与判断，竟然预言了一个世纪之后的中国官员生态。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人价值观中的“升官发财”之梦的顽固。用当今在中国官场流行的话说就是：“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如今中国的贪官污吏，携巨款外逃西方国家定居安享人生，与罗素当年所见所闻不是更加变本加厉吗？一种核心文化价值观在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的情况下，也不要奢望会有其他根本性的改变。
尽管罗素从骨子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持绝望的态度，但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也出于对中国的友好，他在书的结尾还是为中国指出了三条发展之路。这就是，第一建立一个清廉高效有序的政府；第二大力发展工业；第三大力办好教育事业，提高国民素质。要培养尖端顶级的科学人才，中国还必须多派留学生到欧洲与美国深造，大量的建设人才更多要依靠自己的教育力量。有了这三条保证，中国就会有希望。而罗素把清廉高效有序的政府的建设，看成中国的最大的希望之所在，那是因为没有这一条，其他两条都不可能能够实现。今天回过头来看看罗素的对中国问题的分析，其实仍然没有过时，仍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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