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的文明观与脱亚论
福泽谕吉的文明观就是「文明开化」思想。他之所以被称作启蒙思想家，是因为他引领了日本进入所谓「文明开化」国家的行列。那么，「文明开化」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意义和内容呢?日本学者常说，明治以来日本的「文明开化」，只学到西方的蒸汽、电气、邮政、印刷等表面的技术，而忽略了西方原来的精神或本质，而以此感到遗憾。这也暗指日本没有充分学到西方的民主主义精神。
但是，西方的民主主义是近代市民社会的产物，从时间上来说，是出现在欧洲形成近代国家，和欧洲的绝对君主体制对世界各地「进出」之后。换言之，西洋的自由、民主，是列强争夺殖民地和经营殖民地的结果所产生的。
因此，如果从世界史的观点，以及列强对外「进出」的关系来探求「文明开化」的精神时，即可发现，一方面是包含着输入外国资源和输出本国商品以增加国家财富的「殖产兴业」论；另一方面则是在「富国」的过程中，如果在原料资源地或商品贩卖市场起争端时，就诉诸战舰、大炮的「强兵」手段，因而也称为「富国强兵」论，这两者恐怕是其本来的精神吧！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所树立的新时代精神，也是在「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如果从这里来评论启蒙思想家福泽，则他在明冶初期就很快地学到西洋的「实学」，形成一套「有体系的哲学」，之后便在意识形态上领导着日本。
试看福泽如何地形成其「文明开化」史观，这跟他在幕府末年三次远赴欧美游历有密切的关系。第一次是在一八六O年，他以幕府的军舰奉行木村摄津中的随从身分前往美国。他乘坐从荷兰买来的小型军舰「咸临丸」号到旧金山，对大饭店里的豪华地毡、女士优先（lady first）的习俗，以及美国建国之父华盛顿的子孙也过着常人的生活而大为惊讶。福泽到各地的制造工厂参观，并买了一本韦伯斯特(Webster)所编的英文字典，回国后担任幕府的编译工作。第二次是在一八六一年到六二年，为幕府派遣到欧洲的使节团一员，搭乘英国军舰奥辛号，经香港、新加坡、埃及、法国、英国、荷兰、普鲁士、俄国等，详细地参观和考察欧洲各国的政情风俗，回国后执笔撰写其「西洋事情」初篇。一八六四年，他晋升任职于外国编译局，年俸一五○袋米。第三次是在一八六七年，这是幕府快要垮台之前，因幕府购买军舰「吾妻舰」(后改称「东舰」)，他为购买团的一员再度赴美，经由巴拿马地峡，历游纽约、华盛顿、波士顿等地才回国。
明治维新以前，福泽的三次游历西洋都跟军舰有密切关系，这使得他经由西洋的「船坚炮利」，认识到西洋「文明开化」的真髓所在。在早期的「伦敦日本协会杂志」中，也特别指出福泽一八六七年赴美，为军舰购买团的一员，参与日本的海军建设，这跟他日后强烈地主张扩张军备论有密切的关系。
福泽的「文明开化」论，是与「野蛮末开」的概念成对比而展开的。
他在一八六九年所着的『掌中万国一览』一书中，将人类大分为「野蛮」和「文明」，由此再细分为「浑沌」、「野蛮」、「未开」、「文明开化」四类，但他的文明概念可以说尚未成熟。其后，在一八七五年着『文明论之概略』，以骥左(Francois Guizot)的『欧洲文明史』、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的『英国文明史』等，补强其「文明观」。依此文明史观，欧美列强为最高的文明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各国为半开化国家，而非洲、澳大利亚等为野蛮国家。
据此，他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区分为「野蛮社会」、「半开化社会」、「文明社会」三个阶段。然后说，日本经由明治维新，已脱离半开化社会，逐渐接近文明社会。
而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到底哪一国较接近文明的阶段呢？一般的说法是，中国虽然有独裁专制的政府，但是尚有易姓革命的事，而日本为天皇万世一系的政体，因之，日本比较「固陋」。然而，福泽反驳此为庸俗之论，主张「支那人思想贫乏，而日本 人思想丰富」，于是论断日本较接近文明的阶段。
他具体地以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欧美的态度来评论。英国堂堂正正地向中国要求开国贸易，然而，中国蔑视英国为夷狄而顽固不开，英国即以文明的利器「船坚炮利」攻击，中国一下子就被打垮。其后，中国的行动一直反复无信，而成为英国动用武力的理由，中国每战必败，接二连三签订不平等条约，支付赔偿金。
英国和中国这种一进一退的关系，福泽拿来应用在日本和朝鲜的关系上。他说：「日本是强大的，朝鲜是弱小的，日本已经进入文明，朝鲜则尚停留在未开化。」他慨叹日本和朝鲜的贸易，在釜山、元山的进出口，一年才三百万日圆，仍然是寥寥可数。法国、英国、俄国、德国、美国等西洋列强曾强迫朝鲜「开国」，然而，因其顽固的坚守「锁国」主义，并兴起「攘夷」运动而未能成功。但是，日本在一八七五年乘江华岛事件，派遣使节黑田清隆和井上馨，率领军舰，逼近其首府京城，以一朝之谈判，迫使朝鲜开放「和亲」贸易之路。因此，他主张，「今后朝鲜即使与其它西洋各国缔结条约，因我日本为朝鲜最初的和亲国家，在交际上应占首座，此乃自然之趋势也。」
福泽的逻辑是这样的。英国由鸦片战争强迫中国开放门户，首先缔结和亲贸易条约，因此在中国占最优越的地位。同样地，美国以培里率领舰队迫使日本开国，最先缔结和亲贸易条约，因此美国从日本的开国到幕府末年，常在日本居首座。因此，同样地类推日本和朝鲜的关系，日本也应该居首座。福泽的逻辑并不止于此，他主张从「首座」再一跃而为「首魁盟主」，并强制对方「文明开化」。
既然日本居「首座」的地位，则对朝鲜的内政，不论是治乱兴废或文明进步，日本都不能袖手旁观。他说：「如果其国势未开，则应该诱导其开化，如果其人民顽固，则应谕劝其开明。」这样日本干涉朝鲜内政也就正当化了。因为，「在亚洲东方，任此首魁盟主者，乃我日本也。」
如果朝鲜或中国，拒绝日本为「盟主」，抗拒日本强制「文明开化」，日本应该采取什么手段呢？福泽的逻辑最后归结到战舰、大炮的「强兵」手段，谓「我在东洋之战略，终究非依赖兵力不可。」
法国使用新式蒸汽的军舰，不到两、三个月就征服了越南，这使得福泽大为惊叹，他认为，世界各地的对立就如禽兽的弱肉强食，强食者为文明国，而弱肉者为非文明国，因此，日本应及早加入强食者的阵营，跟文明国人共同追求“良饵”。于是他主张，「应在亚洲的东边，创立一新西洋国（即日本）」。他预料中国迟早也会像波兰那样被瓜分，日本应加入法国、英国、德国、俄国等列强的阵营，割取中国的台湾和福建省的一半，他甚至野心勃勃地描画「支那帝国分割之图」。如此，西洋式的弱肉强食史观，就形成了他那有名的「脱亚论」。
「我国不可犹豫等待邻国的开明来共同复兴亚洲，毋宁脱离其队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就是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可因系邻国而特别客气，必须依西洋人对待他们的样子加以处理。」
福泽之所以被评论为卓越的启蒙思想家，是因为他在一八八三年的「外交论」中，主张日本应成为东亚的新西洋国；一八八四年十月的中国分割图上，预言日本将割取台湾；一八八五年三月的「脱亚论」中，从意识形态方面指导日本往后应走的方向。福泽在中日甲午战争和缔结马关条约的十年前，就能预先决定日本以后所走的路线，向日本朝野广泛地宣扬西洋「文明开化」的真髓。这就是他拥有启蒙思想家头衔的起源。
福泽传播其思想的主要方法是，创立「庆应义垫」（今庆应大学），教育学生，同时大加运用当时算是新式传媒的『时事新报』。他从一八八二年三月创刊『时事新报』，到一八九八年九月罹患脑溢血为止的十六年间，不停地在该报发表时事评论，持续地主张日本应采「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的政策，以成为西洋列强的一员参与竞争。他断定：「英国为世界第一的贸易国，也是世界第一的富国，因此，要使国家富强必须使贸易鼎盛。」他认为，「殖产为国之本」、「西洋的文明开化在于钱」、「日本尚非有钱国」、「要使日本变成有钱国」，这是他考究「富国」的思想动机。
国富是与外国从事贸易而产生的，而此国富又可以成为「强兵」之本。因为有钱财就可以制造武器、购买武器，也可以豢养士兵或雇用佣兵。在这卑鄙的世界，甚至连「公议舆论」也可以用钱购得，只要事先备妥武器和兵士，再加上公议舆论，则打胜敌人易如反掌。西洋人的战争大概没有不用这种方法的。因此在国际关系上，尽管常说「和亲条约」或「万国公法」等漂漂亮亮的词藻，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形式而已，其交谊的真正本质不过是争取权威、贪图利益。看看这世界古今的事实吧！贫弱而无智的小国，根本没有依赖条约或公法而得以保全独立的。福泽深信「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可以说一语道破了西洋「富国强兵」的真髓。
因此，落后国家日本如果要与西洋竞争取胜，应采取的快捷方式就是充实军备、增收租税、调和官民，从此变成兵力强盛、商业繁荣的大国。亦即，温和地协调国内的阶级倾轧，而集全力于对国外列强的竞争，这就是所谓「内安外竞」之策。
由于福泽彻底主张「殖产兴业」、「富国强兵」论，所以他平时被讥为信仰「富尊贫卑」的「学商（学者型市侩人物）」或「拜金主义者」，战时则被称为「热心的军备扩张论者」或「国权扩张论者」。
福泽扩张国权的第一着棋，是为「朝鲜政略」布局，这是用「时事新报」和「庆应义垫」两个工具来推动的。宣传家福泽驱使『时事新报』，大肆鼓吹日本为亚洲的盟主，对朝鲜应该以武力保护、以文化诱导，使朝鲜迅速仿效日本，进入「文明开化」的领域。
最初，福泽经由自己豢养的东本愿寺派僧侣寺田福寿，跟朝鲜僧侣李东仁取得联系，透过此线和朝鲜「开化派」的青年官僚金玉均串通。当时金玉均在科举考试中以榜首登科，为李朝官僚的菁英，与朝鲜国王相当亲近。一八八一年，因金玉均的上奏，朝鲜派遣高官朴定阳、鱼允中、洪英植等到日本考察，这班人马在日本停留期间，造访位于三田的福泽宅邸，接受日本式「文明开化」的思想洗脑，同时决定让朝鲜青年俞吉浚、柳定秀两人进入福泽的「庆应义垫」求学。
一八八二年春天，金玉均也陪同徐光范赴日。金玉均到达京都时，东本愿寺僧侣寺田福寿也到京都迎接，并陪伴金玉均等到东京，与福泽谕吉会面。金玉均希望得到日本的援助，推行明治维新式的朝鲜改革，福泽方面则企图让朝鲜断绝跟中国的宗属关系，援助这些「开化派」，培养亲日的「独立党」，因而两者一拍即合，意气相投。七月，金玉均即将回国时，正逢（朝鲜）京城之变，日本公使馆遭到袭击，金据报立刻搭乘日方花房公使所率领的军舰回国。
京城之变后，朝鲜政府特派修信使（实为谢罪使），金玉均为特使朴泳孝的顾问，于该年再度赴日。金玉均与福泽谕吉、后藤象二郎等关心朝鲜的日本 人士亲近，为了获得政治资金，并乞请外务卿（即外交部长）井上馨援助，成功地从横滨正金银行获得十七万美元的借款。但是，其中的五万美元抵充京城之变朝鲜支付给日本政府赔偿金的一部分，实际上借得十二万美元。当日方支付十二万美元贷款时，井上馨认为既然福泽对朝鲜那么热心，就透过中上川彦次郎去关说──可否用“福泽的名义”借款，福泽答以「不要搞小花招」谢绝。
一八八三年一月，当修信使朴泳孝等回国之际，福泽即从其庆应义垫的门徒中，挑选牛场卓藏、井上角五郎、高桥正信三人，再加上军事教官松尾三代太郎、原田一共五人为一组，同行前往朝鲜活动。当时金玉均因借款活动，延迟几个月回国，并决定遣送徐载弼等数十名朝鲜青年到日本留学，拜托福泽照顾、督导学生。福泽即与后藤象二郎一起谋划、安排，将这些朝鲜青年先后收容于狸荞麦的另一间房舍，再分别就学于庆应义垫、陆军户山学校，以及其它各种技术学校。这些留学生，日后就充当其朝鲜谋略的各种角色。
然而，京城之变后，金玉均「独立党」的势力，如孤城落日般薄弱。唯一的依靠是日本，特别是外务卿井上馨的态度，倾向于援助「朝鲜烛立」，因此金玉均等一心一意地想仰仗日本推行所谓朝鲜改革运动。日本当局的某要员曾透露，如果他带来朝鲜政府的委任状，则日本政府一定允诺借款，因之金玉均立即上奏国王，取得借款三百万日圆的委任状。该年初夏，金玉均为了获得政治活动资金，携带三百万日圆借款的委任状赴日，但意外地，日本政府对朝鲜的方针忽然转变。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说，这外债委任状是伪造的，极力妨碍金玉均的借款计画，日本政府当局也把金玉均等人看成轻躁浮薄之徒，而不跟他接近。
金玉均不得已，透过美国驻日公使平安（John A. Bingham）斡旋，委托住在横滨的美国商人莫尔斯（Morse），企图向英、美募集外债，结果也未成功。于是他又转向创立第一国立银行（一八七三年），并在釜山设立分行（一八七六年）的涩泽荣一借款十万或二十万日圆，但因未能获得外务卿井上馨的同意，此借款案亦告吹。
日本政府对金玉均的态度相当冷淡，频频排斥他，使他的借款计画完全受挫，非常沮丧、气馁地返回朝鲜。
而朝鲜方面，被冠上守旧派的闵妃一党人又恢复了势力，重新掌权，使得福泽派去的门生牛场卓藏等，察觉实在无法顺利施展谋略，于是回国等候时机。只有井上角五郎一个人，仍顽强地滞留京城，结交各类朝鲜人，秘密搜集情报，不久成功地进入朝鲜的「外衙门」(外交部)，担任「博文局」主任，负责政府官报『汉城旬报』的发行。
当时在朝鲜的日本公使馆也对金玉均和朴泳孝等「独立党」极为冷漠，两者间几乎陷入绝交状态。
其后日本政府和日本公使馆又一改冷淡的态度，再度采取利用金玉均、朴泳孝等「独立党」的政策，这样的转变一方面要归功于福泽在幕后的谋略，另一方面则因中南半岛爆发中法战争的客观条件使然。
一八八四年六月中法战争爆发后，『时事新报』特派本多孙四郎到上海担任通信员，他的任务不在评论中法战争的是非曲直，而在鼓吹代表西洋文明进步势力的法国，向耽溺于东方儒家因循苟且的「支那帝国」挑战，大力煽动战火，并宣传中国是「东方的波兰」，正处于被瓜分的前夕。另一方面，由于福泽、后藤等的建言，日本当局的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也认为，中法战争进行期间，正是日本在朝鲜扩大势力的大好时机，于是转为支持金玉均、朴泳孝等的「独立党」。日本当局立刻命令尚在休假返国途中的竹添公使赶回京城，这时福泽的外甥今泉秀太郎也陪同公使一起赶往朝鲜。今泉就是执笔绘制题名为「北京梦枕」锦绘漫画的作者，福泽并在此锦绘上方题字，揶揄中国还在做春秋大梦，浑然不知即将遭到列强瓜分。据说这张「北京梦枕」的漫画和「支那帝国分割之图」，不仅是在日本，也流传到朝鲜，乃至让朝鲜国王阅览，动摇了朝鲜上下各界的人心。
在朝鲜当地，疏通日本公使馆和金玉均、朴泳孝的关系，促使双方再亲近的牵线人正是福泽的部下，即『汉城旬报』的主笔兼『时事新报』的通信员井上角五郎。『福泽谕吉传』记载：「当时日本公使馆与韩圭稷、李祖渊亲近来往，日本 人称他们为日本党，而不跟金玉均、朴泳孝来往，但从角五郎再度来京城的前后开始，代理公使岛村也和金玉均亲近起来了。」角五郎虽然领取日本外务省的保护金在朝鲜活动，但实际上是依福泽的指示行动。福泽和金玉均、角五郎三者之间，为了保持活动的秘密，甚至还备有电信密码文件。
不久之后，金玉均和朴泳孝等独立党，靠着日本的援助，决定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四日，他们袭击庆祝邮政局落成的宴会，杀害闵妃派的大臣尹泰骏、韩圭稷、李祖渊、闵泳穆、闵台镐、赵宁夏六人，仅闵泳翔一人负伤幸免于难。独立党的徐载弼所率领的政变暗杀队员，都是那些曾由福泽关照，进入日本陆军户山学校受训的毕业生。然而这次「甲申事变」还是失败了。
政变失败后，金玉均、朴泳孝等独立党人跟着日本的竹添公使逃出京城。可是，「竹添对一起逃到仁川的金、朴等人，主张弃置不顾，于是井上与千岁丸船长辻觉三郎共谋，以该船将金、朴等人载来长崎。」井上角五郎是福泽从事朝鲜谋略的重要棋子，他懂得金玉均等尚有利用价值。为了处理事变，当外务卿井上馨担任全权大使赴朝鲜缔结汉城条约时，井上角五郎也随行，在幕后助一臂之力。
亡命日本的金、朴等人，变更姓名（金玉均改名岩田周作，朴泳孝改名山崎永春）、服装，寄居在福泽家里。但是当中日天津条约成立时，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人觉悟到，日本 人是背信而不讲义气的，即离开日本而远走美国。只有金玉均一人留在日本，一直想依靠日本援助。包括自由民主权论者大井宪太郎在内的日本民间“志士”，想利用金玉均在朝鲜政府和中国之间兴风作浪，但日本政府方面则一直压迫金玉均，把他送到北海道和小笠原岛，处以日本式的放逐。
金玉均终于也领悟到日本的不仁不义，企图远赴美国，但筹不出旅费，最后想投靠李鸿章之子李经芳，于一八九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密秘前往上海之际，被闵妃一党人所派出的刺客洪钟守暗杀，尸体由中国军舰送回朝鲜京城后，被分尸曝晒示众。这是充满血腥的残酷报复。金玉均之所以遭遇如此悲惨的结局，是因为不了解「文明开化」的本质，一心一意期待外国援助，而不设法赢得本国人民支持的这种「依靠外力」的思想在作祟吧！
谋略家福泽，从一八八四年甲申事变以后的十年间，不断利用金玉均亡命日本一事，在『时事新报』撰文宣传说，有一朝鲜「独立党」党魁逃难到日本，日本应该同情金玉均的「独立党」，帮助朝鲜独立，制裁中国（大清帝国）的暴行，藉此努力鼓动起伸张「国权皇威」的舆论。当金玉均被暗杀、尸体被「凌迟处斩」的消息传到日本的一八九四年三月底，日本国民感情便沸腾到最高潮。金玉均死后仅仅三个月，日本当局就断然决定对中国开战了。
福泽对朝鲜的谋略，不仅是计画，就是实践方法，也仔细地加以设计，其门徒井上角五郎曾作证说：「关于金、朴的起事，（福泽）先生何止于此剧本的作者，他亲自挑选演员、教导演员，甚至道具等其它一切都由他指挥，这些都是事实。」例如：在发生甲申事变之前，他指派饭田三次假冒横滨商人之名，购买了数十把日本刀送给井上角五郎，这就足以证明福泽如何地深深牵涉到此一事变。
因此，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当日本海军舰队在未宣战前偷袭胜利的第一道战报传到东京时，福泽谕吉和「时事新报」报社全体员工，竟在东京新桥的花月楼召开祝贺宴会，举杯庆祝、大吐气焰。七月三十日，福泽担任军费捐款运动发起人的总代表，跟财阀三井八郎右卫门、岩崎久弥、涩泽荣一、东久世通禧等连名，劝诱民间有志之士为军费捐款。八月一日，日本政府发表对中国宣战的布告，福泽在『时事新报』刊登「表诚义金」的募捐广告，亲自从私囊“义捐”一万日圆。
学者型而又市侩的福泽，既会慷慨捐款，但另一方面也会对金钱吝啬。当中日和约尚未签订的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三日，福泽准备了金玉均借款证件的抄本，并亲笔书写对朝鲜人贷款的「备忘录」，在给井上馨公使的信函上说：「此事可以说是个人毕生的请愿，个人年纪已大，拥有此巨款虽不相称，失去此巨款亦愚蠢也。」而特别拜托井上向朝鲜政府索讨借款。贷款给金玉均的部分为八○○○日圆，在福泽「庆应义垫」念书的朝鲜留学生拖欠的学费为七六○○日圆，总共是一万五千余日圆。井上馨答复：「还是由你自己直接跟朝鲜政府交涉吧！」而予以婉拒。福泽不得已派鎌田荣吉为代表，去朝鲜索款，结果利息没有拿到，而本金是完完整整要拿回来了。这就是福泽援助朝鲜留学生的实际情形。
福泽从扩张国权的立场，策划对朝鲜的谋略，强烈地主张对中国开战，论断中日甲午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当日本战胜，依马关条约日本获得两亿两庞大的赔款，加上吞并台湾、澎湖群岛的“良饵”时，福泽激动得掉下泪来。「日清战争是官民一致获得的胜利。啊……多么愉快，多么感谢，我简直不知怎么说才好。我活命到今天，才能见闻如此光荣的事，以前死去的同志朋友真是不幸。啊！我好想让他们看看今天的光景，每天掉眼泪哭泣。」以上这一段话，记录在「福翁自传」里面。
可见福泽的「文明开化」论，不单单只是要日本脱离亚洲，加入西洋文明国家的阵营，而是更进一步要跟西洋角逐、蚕食亚洲邻国的思想。所以说，其文明思想和亚洲根本没有连带意识，也跟亚洲的解放绝缘。福泽在其『文明论之概略』的最后一章论述「自国的独立」，然而，由于此明治时代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刚好跟蚕食亚洲邻国的膨胀主义成为表里一体，归根究底，就是牺牲亚洲「他国的独立」，以达成「日本独立」的思想。以撒废日本不平等条约为着眼点的「自国独立」论，换个角度来看，是强制给予中国和朝鲜不平等条约，牺牲「他国的独立」来达成的。这正是拋弃一切东方的仁义道德，而贯彻西方实利主义的思想。
再说，福泽以「实学」为基础的实利主义，只专注于自己国家的利益，因为这种“爱国心”的作祟，往往可以不顾西洋的人道主义精神。当中日交战的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下旬，有美国报纸报导日本军队在旅顺进行大屠杀。单从日军十一月二十一日占领旅顺以来，四、五日之间便屠杀旅顺市的非战斗人员，包括妇女、幼童等约六万人。美国的『世界日报』(World）严厉指责日军的暴行，抨击日本为「披盖着文明皮肤而拥有野蛮筋骨的怪兽」，「日本现今脱下文明的假面具，暴露出野蛮的本性」。『时报周刊』(Times)的通信员也作证，日本军将俘虏捆绑起来屠杀，甚至还有将平民，特别是妇女也屠杀的事实。那么，试看福泽如何为旅顺屠杀事件辩解？
在『时事新报』刊载的一篇标题为「旅顺屠杀乃无稽流言」的文章，福泽这样写道：「我（日）军奋战而陷此地（旅顺）时，彼等多数遁散四方，其逃不及者滥入市街民家，偷取衣服，脱下士兵服装，换穿民服，假扮成普通市民，而不丢弃武器，潜伏于四处，一遇我(日)军进入市街，即隐藏着开枪，尝试抵抗，甚为危险，我军才不得已进入家屋内搜索，查出变装的士兵加以宰杀。本来支那人嘴巴说信义，实际上却不信不义而不以为耻，真是难以用言语形容，不可以当普通人来看待的人民呀！」故意狡辩日军屠杀非战斗人员是「至当的处置」、「正当的防卫」。至于日军屠杀妇女、幼儿之事，则轻描淡写地说：「或许逃避不及的一、二市民或其家属等，被流弹等杀伤也说不定，这在战争时期是寻常之事，毫不足为怪。」于是，福泽放言高论非武装的平民是「那些反复无常、阴险不可测的支那兵改变服装」，「今后对这种情况，应不客气地进行屠杀，余敢断言毫无差错。」
福泽在其名著『劝学』（日文原文是「学问之劝」）的开头说：「天不在人之上造人，不在人之下造人。」可以媲美美国独立宣言里的「所有的人都是上帝平等创造的」，直到二次大战后仍博得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其重视「个人的尊严」的精神，甚至被采用为战后日本教育基本法的原则。可是从其对旅顺大屠杀的辩解来看，福泽所谓「个人的尊严」仅止于是「日本 人的尊严」乃至「日本军人的尊严」，而未广被及亚洲的「他国人的尊严」。他甚至认为中国人是「不可当普通人来看待的人民」，因此别说「人的尊严」了，就算加以屠杀也不必介意。他的这种论述，或许是要向西洋列强宣示，日本也是「文明国」而不是「野蛮国」的一种诡辩。但是日本从此以后，每次打仗都暴露出野蛮的本性，蹂躏了亚洲民族「人的尊严」。
为了向西洋假装日本是文明国家，福泽有时候也不择手段地捏造和歪曲史实。试以日军杀害闵妃事件为例，看看其手法吧！
朝鲜依马关条约在名目上获得「独立」后的一八九五年十月，由日本驻韩公使三浦梧楼中将策谋日军训练队和守备队四百多名兵士，侵入京城的景福宫，残杀闵妃于其卧室。这时美国的报纸也大兴舆论，指责日本 人的暴行。而福泽的对应方法如下：
如果将闵妃在世种种暗杀、毒害的残忍行为告知美国人的话，或许可以多少缓和一些美国对日本 人的恶劣感情。于是立刻想到撰写朝鲜王妃传，并指派「庆应义垫」的教师林釟藏，向井上角五郎听取故事，将之编撰成日文，再指派该校教师工藤精一翻译为英文，然后向美国的各报社投书。
从朝鲜人的立场来看，闵妃是洞悉日本 人的野心，一位拒绝采取亲日政策的爱国人士。但是日本 人编撰的传记，则形容闵妃具有阴险、妒嫉、残忍的性格，中伤其为妖妇，以掩饰日本 人自己阴险、残酷的行为。福泽点子的绝妙，真是令人惊叹。且问今天的日本 人，是否仍对这种遭歪曲的历史信以为真？
对日本 人来说，福泽谕吉是从幕府末年到明治时期一个最了不起的启蒙思想家。他的「文明开化」思想，严厉地批判日本的封建思想与制度，对培养日本国民「独立自主」的风气贡献良多。他之所以被称为伟大的教育家，并不仅单只是经营「庆应义垫」这所学校，还进一步利用『时事新报』等大众传播媒体，以整个日本社会为对象，教育日本 人成为「文明国民」。这充分地显示福泽有领导时代的精神，是一个气魄宏大的启蒙思想家。
当时的日本，一方面要打破封建的身分制度，另一方面则要面对西方列强的外力压迫，因此，福泽鼓吹「独立自主」的精神，期待「个人独立」和「国家烛立」，可以说尽了其在历史上的任务。但是，日本要赢取「独立自主」，是否一定需要牺牲亚洲其它邻国的「独立自主」呢？在此，我对以「文明开化」为最高价值的福泽思想产生了疑问。
因为，在日本 人眼中来看是正当的，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却不一定正确。我怀疑福泽思想的正当性，也怀疑西洋「文明开化」思想的普遍性。尽管如此，要赶上西方文明国家而「脱亚」的福泽思想，还是成为日本近代史发展的罗盘。不过，福泽的「文明开化」思想，也可以拿来作为亚洲各民族的警钟。为什么呢？因为日本越是变成「文明开化」的国家，也就是说，西洋文明的精髓越是深深浸透融入日本民族的精神当中，在亚洲民族的眼里就越能反映出日本 人和「Yellow Yankee」（披着黄色皮肤的美国佬）的双重影像，福泽思想从而反倒成了一种负面教材，或者说，也是另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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