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莲教探奥
秘密结社举义旗，满清朝廷趋衰败——白莲教探奥之一白莲教是唐、宋以来流传民间的一种秘密宗教结社。渊源于佛教的净土宗，相传净土宗始祖东晋释慧远在庐山林寺与刘遗民等结白莲社共同念佛，后世信徒以为楷模。北宋时期净土念佛结社盛行，多称白莲社或莲社。南宋绍兴年间，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僧人茅子元（法名慈照），在流行的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建新教门，称白莲宗，即白莲教。
早期的白莲教崇奉阿弥陀佛，提倡念佛持戒，规定信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它号召信徒敬奉祖先，是一种半僧半俗的秘密团体。它的教义简单，经卷比较通俗易懂。为下层人民所接受，所以常被利用做组织人民反抗压迫的工具。在元、明两代，白莲教曾多次组织农民起义。流传到清初，又发展成为反清秘密组织，虽遭到清政府的多次血腥镇压，但到了嘉庆元年（1796），白莲教大起义已发展成嘉庆年间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
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前后持续了九年零四个月，最早参加者多为白莲教徒。参加的人数多达几十万，起义爆发于四川、湖北、陕西边境地区，斗争区域遍及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五省，甚至还波及到湖南省的龙山县。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9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清朝府、州、县、厅、卫等204个。抗击了清政府从全国16个省征调的兵力，歼灭了大量清军，使清军损失一、二品高级将领20多人，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400多人，土豪劣绅1000余人。清政府为镇压起义耗费白银2万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5年的财政收入，从此，清王朝从所谓“隆盛之世”陷入了武力削弱，财政奇黜的困境，迅速跌入没落的深渊。
中国历史上最复杂最神秘的宗教——
白莲教作为一种宗教概念，包括的内容很广。可以说它是一千多年来，发生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各种“异端”、“左道”、“邪教”的总括。是除了佛教、道教以外的又一个很重要的宗教，反映的是中国下层社会百姓的生活、思想、信仰和斗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充当着突出的角色。
白莲教教徒主要特征是烧香、诵偈（即宝卷），信奉弥勒佛和明王。他们的经典有《弥勒下生经》、《大小明王出世经》等等，为了适应下层百姓白天劳动的实际情况，白莲教徒多是“夜聚晓散”，愿意入教的人不受任何限制，不分贫富、姓别、年龄，男女老少只要愿意均可加入，“男女杂处”。到了明末清初，白莲教逐渐在教理方面趋于完备，教义也更加体系化。
白莲教教义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互相斗争的势力，叫做明暗两宗。明就是光明，它代表善良和真理，暗就是黑暗，它代表罪恶与不合理。这两方面，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不断地进行斗争。弥勒佛降世后，光明就将最终战胜黑暗。这就是所谓“青阳”、“红阳”、“白阳”的“三际”。教徒们侍奉“无生老母”，信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八字真言。无生老母是上天无生无灭的古佛，她要度化尘世的儿女返归天界，免遭劫难，这个天界便是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先后派燃灯佛、释迎牟尼佛、弥勒佛下去。他们分别在每一时期统治着人类世界：
青阳时期是由燃灯佛统治着的初际阶段，那时还没有天地，但已有了明暗。明系聪明智慧，暗系呆痴愚蠢；
红阳时期是由释迎牟尼佛统治着的中际阶段，那时黑暗势力占上风，压制了光明的势力，形成“大患”，这就是所谓“恐怖大劫”的来临，这时弥勒佛就要降生了，经过双方的决斗，最后光明驱走了黑暗；
白阳时期是由弥勒佛统治着的后际阶段，明暗各复本位，明归大明，暗归极暗。
初际明暗对立，是过去。中际明暗斗争，是现在。后际明暗各复本位，是未来。教首们宣传，人们如果信奉白莲教，就可以在弥勒佛的庇佑下，在大劫之年化险为夷进入云城，免遭劫难。待彻底摧毁旧制度，破坏旧秩序后，即可建立新的千年福的境界，那时人们就可以过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了。
白莲教认为现阶段（即中际），虽然黑暗势力占优势，但弥勒佛最后一定要降生，光明最后一定要战胜黑暗。它主张打破现状，鼓励人斗争。这一点吸引了大量贫苦百姓。使他们得到启发和鼓舞。加上教首们平日的传授经文、符咒、拳术、静坐、气功为人治病等方式吸收百姓昄依，借师徒关系建立纵横联系。
白莲教信徒众多，主要来自社会下层。各派内部实行家长制统治，尊卑有序，等级森严，成为很多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在元末以滦县为中心，冀东及长城沿边一直是白莲教活动的地区，并从这里向全国蔓延，爆发了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反元大起义。明初永乐年间有唐赛儿领导的起义，明末天启时期有徐鸿儒、王好贤领导的起义。此外还有很多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如明代嘉靖年间的江南太湖流域马祖师领导的农民起义和山西、内蒙一带的农民起义等。到清朝乾隆年间在山东一带爆发了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等。规模最大的一次当属嘉庆年间，即清代中叶爆发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
白莲教的组织到了清代分布很广，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到处都有，尤其是直隶、山东、山西、湖北、四川、陕西、甘肃、安徽等最为活跃。各阶层人民踊跃参加，在农村中则有“乡约吃教”，在城镇、集市则有“差役书办吃教”。当时教门派别很多，有清茶门教、牛八（朱）教、十字教、焚香教、混元教、红阳教、白阳教、老君门教、大乘教、清香教、圆顿教、八针教、大阳教等五花八门，其少许多教派都是白莲教的支派。白莲教拥有的群众最多，影响最大。它本身又分为许多别支，各以教主、首领为中心，组织相当复杂。领导人的名称也很多，有“祖师”、“师父”、“老掌柜”、“少掌柜”、“掌教元帅”、“先锋”等等。它的这种组织形式，适应于秘密传教（有时也用经文编成歌词，配上民间小调，击渔鼓、打竹板，用说唱的形式传教），分散活动。
白莲教的教主和首领们利用白莲教经文中反对黑暗，追求光明，光明最终必将战胜黑暗的教义，宣传“大劫在遇，天地皆暗，日月无光”，“黄天将死．苍天将生”，“世界必一大变”。他们还号召信徒以四海为家，把教友关系看成是同生父母的兄弟姊妹关系，号召同教互通财物，互相帮助，男女平等。这些口号直接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和迫切要求。因此对贫苦农民有极大的吸引力，发展非常迅速，成为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
在残酷血腥镇压下爆发的义举——白莲教探奥之三
清代中叶的白莲教大起义是在清政府对白莲教实施残酷血腥镇压的情况下爆发的，与历代农民起义比较，成为其一个鲜明的特点，也是一个“官逼民反”的重大典型案例。
乾隆中期以后，白莲教组织发展非常迅速，并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提出了“换乾坤，换世界”、“世界必一大变”等口号。使清政府感到严重威胁了自己的统治，决心要彻底根除，并从乾隆五十八年开始，对白莲教教徒进行了骏人听闻的、极其残酷的大逮捕和大屠杀。各地的白莲教先后有数百名教首、骨干被逮捕流放或杀害。地方官吏还借机进行敲诈勒索，他们挨户搜查，特别是对于贫苦农民，“不论习教不刁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也就是说，不是教徒的也得给钱，不给钱，或者给少了，就得按信奉邪教论处。如武昌府同知常丹葵，任意敲诈迫害村民，连累数千名无辜群众，1795年他又到湖北荆州、宜昌地区去巡捕，稍得“证据”，立即施以酷刑，用铁锤猛烈砸击农民，甚至用铁订把农民钉在墙上，所谓“嫌疑”分子也要押送省城。每只小船上装一二百人，有的因饥寒而死，尸体就被扔进江里，有的被严刑考打，死于狱中，受害者不计其数。这样清王朝对白莲教的镇压，实际上已变成了对广大群众的大屠杀了。
由于清朝的残酷迫害，不仅使白莲教的广大教徒义愤填胸，而且也激起了各省人民的强烈反抗。再加上清政府当时为了镇压湖南、贵州地区的苗民起义，更加紧了对起义邻省，特别是湖北的横征暴敛。所以湖北宜都、枝江两县的白莲教于嘉庆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月15日），首先举起了起义的大旗。给了层层紧迫的清朝统治者一个针锋相对、措手不及的打击。接着其它地区接踵而起。
由于长期的组织工作，白莲教徒已遍布于各阶层之中。如湖北当阳县衙门里的衙役也早就同起义军有了联络，县令还蒙在鼓里。当县令听说邻近各县都已发生民变后，便立即升堂，命令县役们赶快严捕本县教徒。没想到县役们齐声答道：“我们都是白莲教，去抓准呢？”县令一听大怒，拍桌骂道：“你们反啦？”大家不慌不忙的答道：“反就反嘛，发什么火啊！”这个昏愦的县令到这时才算明白过来，站起来就想跑。可是已经晚了。县役们一拥而上，将他拿住，押出县衙门，还勒令他左手拿钱一串，右手抓银一锭，游街示众，最后把他杀死，起义群众胜利地占领了县城。紧接着在湖北的襄阳、樊城、孝感等各地都暴发了起义。起义的教徒们从一开始，就用“白布缠头，白旗为号”，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以清朝皇帝为首的整个封建政权。当阳的义军更明确提出：“天上换玉皇、地府换阎王，另议孔夫子，不用四书五经”的战斗口号，以表明他们的反抗决心。
鄂女王聪儿为何能成为义军统帅——白莲教探奥之四
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民间宗教和农民起义很少听说过有女教首和女统帅（传说、演义除外），而发生在清嘉庆年间的白莲教大起义就出了一个赫赫有名的“总教师”王聪儿。
王聪儿（又称齐王氏）是湖北襄阳人。从小跟随老父流浪街头，走马卖艺，在艰难环境里，练就一身好武艺。结婚后，在丈夫齐林影响下，成为白莲教的一名虔诚信徒。不久，清廷夺去了齐林和白莲教大批教首和教徒的生命，激起了她对清王朝的无比仇恨。1796年2月，年仅20岁的王聪儿剪去长发，身着白衣，执鞭跨马，举起义旗，并获得拥护，被推举为白莲教的“总教师”。
王聪儿率领湖北襄阳义军连挫敌军，并完成了从湖北经陕西到四川的战略转移。为打破清军的三面合击，王聪儿在白帝城同清军激战三昼夜，突破了清军的防线。此后，王聪儿率军转战川陕边界，使清军处处被动，让其流动作战拖的疲惫不堪。惊的嘉庆皇帝恼羞成怒，大骂王聪儿是“贼中逆首”，勒令清军务必围歼。经过无数次苦战，王聪儿率部回师湖北，在郧阳（今郧县）三岔河的卸花坡与清军遭遇，受到八路强敌的围攻。王聪儿率领的义军“抵死抗拒”，弹药、箭矢用完了，就滚下巨石，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被清军突破防线，团聚而上。王聪儿率十余女兵跳崖就义，视死如归。“时穷节乃见，玉碎色犹白”，22岁的王聪儿短促悲壮的一生，可以说是壮了民族之英风，抒了妇女之豪气。
王聪儿的义军虽然失败，使起义军遭到很大损失，但从整个形势来看，这时白莲教的起义并不处于低潮，而是在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并一直坚持到1804年，
清代中叶的白莲教起义应该说是以王聪儿的襄阳义军为首义。然而，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男女大防的封建社会，王聪儿作为女性，为什么能成为教首和统帅呢？一方面是她具有对清政府的强烈仇恨和出众的武艺，以及广大白莲教教徒对其丈夫齐林的尊重和怀念。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来自白莲教教义本身。正如白莲教经文（宝卷）中所说的：“或是男，或是女，本来不二。都仗着，无生母，一气先天。”和“嘱咐合会男和女，不必你们分彼此。”前者是指无论男女，先天都是平等的；后者是指同教中的男女之间，不应存有芥蒂隔阂。此外，被白莲教奉为至尊天神的“无生老母”本身就是女性。因此，在白莲教的许多分支创始人中有不少是女性，如明代尼姑吕氏创西大乘教，刘氏创龙门教，清代金氏创托阳教，刘氏创弘阳教等等，都是女性。当民间宗教和农民起义相结合的时候，又出现了不少女统帅，如明永乐年间的唐赛儿，清乾隆年间的一枝花等等。王聪儿就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人物，是众所周知的杰出者，故能受到数以千万计教徒的拥戴和部下首领的信赖。
是民间宗教还是异端邪教——白莲教探奥之五
很多人认为白莲教是中国历史上的邪教，个人却不赞同。说白莲教是邪教，是以现代人的价值观去衡量历史现象，总不免偏激。从历史上看，不同的社会和时代，不同的宗教和政权，都有各自不同的判别邪教标准。在某个政治文化体系中属于正教的宗教。到了另一个不同的政治文化体系中，有可能被视为邪教。如西方来华的基督教和中国本土宗教就曾彼此视为邪教。白莲教起义者视白莲教为正教，而清政府则视之为邪教。因此对白莲教的性质应历史看待，既不能按现代标准衡量，更不能与当时的清政府同流。应当看到白莲教是唐宋以来民间的一种宗教结社，教义内容是明、道、佛数教的混合物。虽然含有大量封建迷信糟粕，但在元、明两代就曾多次组织农民起义，流传到清代以后，在教理方面更趋完备，教义也更加体系化，成为百姓积聚力量、反抗清朝统治的一种组织形式。
首先，白莲教是一种多元宗教。它是由摩尼教、弥勒教、道教、佛教等各种宗教的教义混合演变而成，早在唐、宋时期既已出现，时间长达千余年。其流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白莲教起源于东晋惠远法师创立的“白莲社”；一种认为白莲教起源于南宋绍兴初年，吴郡（今苏州）延禅院矛子元和尚依仿天台宗教义并吸取“明教会”的教义与仪式创立的“白莲菜社”。发展到元末，逐渐形成以崇拜和信仰弥勒佛为主的白莲教。
第二，白莲教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一个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秘密结社组织，常常遭到禁止和镇压。因此基本是流传在农民及其下层百姓中的宗教组织。它虽然迷信，要百姓等待佛的降临。但不宣传末世，某些教义又能给人带来希望，因此成为农民起义领袖利用这种宗教形式聚集群众，组织起义力量的工具。
第三，在白莲教的某些教义中，包含着贫苦百姓互相帮助，同甘共苦和平均主义思想。规定“习教者，有患相助，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从教者先送给米若干，入教后，教中所获财务悉以均分；习教之人，不携钱粮，穿衣吃饭不分而我；以及“戒贪戒淫”等等。这就意味着在白莲教中一人有事，同教的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做到了有组织的团结、互助与合作。
第四，清代的白莲教还使用了“弥勒转世，当辅牛八（朱字的分写，当辅牛八即辅佐明朝），入教者可免诸厄”；“红阳劫尽，白阳当兴”；“清朝已尽，日月复来属大明”等口号，发动群众，准备起义。这些口号反映了白莲教利用在清朝统治下存在的民族矛盾，提出推翻清朝统治，恢复明朝的事实。也说明它坚持光明，反对黑暗，否认黑暗现实的永恒不变，肯定了光明的未来一定到来。
第五，在封建专制社会，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们不可能完全正确理解自然和社会现象，再加上统治者有意借助神权进行欺骗统治，广大百姓有迷信思想是不奇怪的。统治者利用宗教来愚弄人民，巩固统治。老百姓则利用宗教形式和原始教义中的某些内容，来作为与统治者斗争的工具。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此，不能称其为异端邪教 .
使清朝由盛转衰的白莲教起义
这是一场爆发于清嘉庆初年的农民起义，最早参加者多为白莲教教徒。始爆发于川楚陕边境地区，后波及川﹑楚﹑陕﹑豫﹑甘等省，历时九载，是清代前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
川楚陕三省边境地区是一片原始森林地带，历来为被迫离开土地的流民聚集之所。乾隆三十七﹑三十八年（1772﹑1773），川﹑楚两省饥民来此觅食者达数十万。加上来自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流民，总数不下百万。该地土壤瘠薄，气候恶劣，流民除搭棚佃耕土地外，还需受雇于木厢厂﹑铁厂﹑纸厂，获取微薄工钱，方能生存。他们不仅受地主﹑厂主的剥削，还要受差役﹑讼棍的勒索，生活极为艰难。绝望中的流民便成了白莲教传播的对象。白莲教是明清时期主要的秘密宗教，崇奉“无生老母”与“弥勒佛”，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为八字真诀，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一定寄托，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力图摆脱现世的流民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从者日众。
乾隆后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官僚﹑地主﹑富商大肆兼并土地。人口激增、耕地不足，导致粮价猛涨，饥民日众。加以封建统治阶级生活奢侈，贪官污吏横行，人们不满和反抗情绪日增，白莲教的宣传也随之增加了反抗现实的内容。乾隆三十九年，教首樊明德在河南向教徒提出已到“末劫年”，将要“换乾坤，换世界”。稍后，刘松﹑刘之协﹑宋之清等在湖北﹑四川﹑安徽等地传教时，又提出“弥勒转世，当辅牛八”（牛八即朱字拆写，暗指明朝后裔），宣称“黄天将死，苍天将生”，入其教则可免一切水火刀兵灾厄。入教后，“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习教之人，“穿衣吃饭，不分尔我”，“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等。这种宣传既符合小生产者平均﹑平等和互济互助的要求，又满足了他们反抗求生的愿望。因此，到干隆末年，白莲教已发展成一支强大的势力，并酝酿举行武装起义。
乾隆六十年，湖北各地白莲教首，秘商在“辰年辰月辰日”（嘉庆元年三月初十）共同起事，让教徒制备刀把火药。白莲教的迅速发展和其反清内容，引起了清政府t的严重不安，遂下令大规模搜捕白莲教徒。大批教首、教徒被捕遇害，地方官则以查拿邪教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各地教首遂以“官逼民反”为口号，号召教徒奋起反抗。嘉庆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 月15日），湖北宜都、枝江一带首领张正谟、聂杰人等因官府查拿紧急，被迫提前举义。长阳﹑来凤﹑当阳﹑竹山等县教徒接踵而起。三月初十，襄阳地区的教徒，在王聪儿﹑姚之富等率领下，按原定日期起义。各路起义军，互不相属，各自为战，所据山寨或县城，多被清军各个击破。唯有襄阳起义军采取流动作战的策略，力量迅速壮大，成为湖北起义军的主力。在湖北白莲教起义影响下，四川各地的白莲教徒也纷纷响应。九月，达州教首徐添德，东乡（今四川宣汉）教首王三槐﹑冷天禄等皆各率众起义。
二年初，襄阳起义军又开始了大规模流动作战，转战于湖北、四川、河南、陕西，后分三股进入四川。清军只能尾随其后，疲于奔命。七月，四川起义军被清军围困，襄阳起义军赶到解围，在东乡与四川起义军会师。各路起义军按青、黄、蓝、白分号，设立掌柜、元帅、先锋、总兵等职。然而，小生产者固有的分散性与保守性，使起义军并未真正联为一体，各股仍然各自为战，分散行动。
三年三月，襄阳起义军在湖北郧西被清军包围，首领王聪儿、姚之富力尽粮绝，跳崖牺牲，余部仍继续斗争。四川起义军也受到重大损失。但在嘉庆五年三月以前，起义军处于发展，壮大阶段。起义军因得到各地人民的支持。有史记载，起义军所到之处：“有屋舍以栖止，有衣食﹑火药以接济，有骡马刍草以夺骑更换”，且有各地教徒“为之向导负运”。起义军虽多次重创清军，但在嘉庆五年四月四川江油马蹄冈战役以后，起义始转入低潮。人数从十几万减至几万人，许多重要将领相继牺牲。
清政府以“坚壁清野”与“寨堡团练”之策，已逐渐推广并发挥作用。通过筑寨堡﹑并村落，令百姓移居其中，将民间粮秣给养充实其内，又训练丁壮，进行防守，从而切断了起义军同人民间的联系，使之无法得到粮草与兵源的补充，力量日渐枯竭。嘉庆六年下半年，起义军活动基本上只限于川楚陕边境地区，转战在万山老林之中，人数已不超过两万四千，而围剿的清军，则十倍于此。起义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至九年九月，起义终告失败。
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九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州县达二百零四个，迫使清政府从十六个省征调来大批军队投入战斗。在作战中，起义军歼灭了大量清军，击毙副将以下将弁四百余名，提镇等一、二品大员二十余名，清政府耗费军费二亿两，相当于四年的财政收入。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此后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 白莲教是唐、宋以来流传民间的一种秘密宗教结社。渊源于佛教的净土宗，相传净土宗始祖东晋释慧远在庐山林寺与刘遗民等结白莲社共同念佛，后世信徒以为楷模。北宋时期净土念佛结社盛行，多称白莲社或莲社。南宋绍兴年间，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僧人茅子元（法名慈照），在流行的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建新教门，称白莲宗，即白莲教。
白莲教是佛道參雜，利用末世預言，有高度政治企圖的愚民信仰。與始祖东晋释慧远的佛教净土宗，風馬牛不相干，完全是兩回事。作者只是根據白蓮二字，亂點鴛鴦譜。 宗教染指政权，危害极大。
宗教干涉政治，最后将成为最集权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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