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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2-16 22:3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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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籍贯的论订
一、唐代遗碑
记述杨贵妃事迹最早的是唐天宝四年四门助教许子真所写的《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据《元一统志》载：“杨妃容县碑记，在普宁县东一百二十步。”后为《永乐大典》所援引。碑文不长，现抄录如下：“杨妃，容州杨冲人也。离城一十里。小名玉娘，父维，母叶氏。维尝谓先人云：“葬其祖去此十里许，逢一术土，忘其姓名，云：‘此坟若高数尺，必出贵子；惜太低，生女亦贵’。妃母怀娠十二月始生，初诞时，满室馨香。胎衣如莲花，三日目不开。夜梦神以手拭其眼，次日目开。眸如点漆，抱出日下，目不瞬。肌白如玉，相貌绝伦。后军都督杨康见之，以财帛啖其父，求为女。妃家素窭，不得已与之。康有二子读书，妃三岁，日夜同坐，听其诵读。渐长，通《语》、《孟》，康夫妇惜如珠玉。时杨长史琰摄行帅事，闻之，左右令其母皆来。一见大奇，私谓厥妻曰：‘此女姿质异常，貌有贵相，吾二女远弗逮也。’遂给以金帛与康，求为女。康不从，乃胁取之。举家号泣送去。居无几何，长史秩满，携归长安，与二女同教。惟妃性昭慧，谙音律，明经史。后进入寿王宫。开元二十四年，明皇诏入内，号太真，大被宠遇。天宝间，册为贵妃。”（1）
然而，有许多说法却与此不同。《旧唐书·杨贵妃传》说：“玄宗杨贵妃，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州司户。妃早孤，养于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璬。”（2） 没有明确提出籍贯。《新唐书·杨贵妃传》说得较清楚： “玄宗贵妃杨氏，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孙，徒籍蒲州 （即永济，今山西蒲坂），遂为永乐人。”（3） 《杨太真外传》则说是“弘农华阴人，后徙居蒲州永乐之独头村。”这里说到村，算是较具体的了。后来又说到：“其父元（玄）琰蜀州司户，贵妃生于蜀。”（4） 因此后来又有杨妃是四川人之说。而《旧唐书》和《新唐书》的《杨元（玄）琰传》则说杨元（玄）琰是虢州阌乡人，即现在的河南陕县人。此外，还有说杨贵妃是湖南醴陵人的。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种种的说法，究竟应以哪一种较为可靠呢？笔者认为应以许子真的碑记为最可靠。理由有四：一、碑文内容有根有据，来龙去脉，十分清楚。而且细节翔实。文中虽有某些传奇色彩，这正同史传上的许多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事迹，多少附带有某些传奇甚至是迷信色彩一样，不足为怪。二、碑记是杨贵妃同时代的人所撰，是此历史的权威见证。其它一切杨妃籍贯的歧说，均远后于许子真的人所作，许子真是杨贵妃生活时代最有资格的发言人。三、这是一块确确凿凿的碑文，它有着一般书本文字所没有的特殊的文献价值。这总是先有其人其事并有其缘才能有其碑，唐当代的人对于一位贵妃，是不能随便以伪说勒石铭碑的。这是人们常识以内的事。四、许子真当时任四门助教，是有地位的学门教长。四门学唐代前原为大学，隶属于国子监，以传授儒家经典为职责。到了唐朝“始合于太学”，助教为三人。据柳宗元在《四门助教壁记》中说：“四门学之制，掌国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孙之为胄子者，及庶人之子为俊士者， 使执其业而居其次，就师儒之官而考证焉。”（5）因此，许子真是当时有颇高地位的人，撰这样的碑文是要负责的，决不会凭空捏造。
古例，生不立传，所以此碑应系作于杨妃死后。碑文体例，传后必加评赞，正文之后必勒作碑年月，此碑独无；其纪事至入宫封贵妃，亦无结束语，可见并非全文，其后必有缺佚。碑文说杨贵妃“进入寿王宫”，再“诏入内，号太真，大被宠遇。”是历史的正面记载。对杨妃入寿王邸后，成了寿王的妻子，玄宗父夺子妇，先令她出家当道士，号太真，到天宝间再册为贵妃这一乱伦的丑行，碑文只隐约其词，没有挑明，这也是“为尊者讳”的缘故。
至于许子真碑记之外的各种杨妃籍贯的歧说，既有北方的山西、陕西、河南的分歧，又有南方的四川、湖南等地的涉及，内容简单，毫无细节。其依据，都是沿着杨玄琰的家族一脉相承来分说，不是随从“高祖令本”而出，就是跟着杨玄琰和杨玄璬的迁居与宦游而定，莫衷一是。那一家都没有说清楚杨贵妃的具体来历。更应指出的是，这些都是后人的编述，五代刘昀编旧《唐书》时，距杨妃之世已一百八十多年；宋太宗朝乐史作《杨太真外传》时，更已在杨妃既死二百八十多年之后。年代久远，材料间接，因而各自说法混乱，根本不能同当时许子真亲身经历的实录碑文相比。就是时距杨贵妃死后五十年白居易写的《长恨歌》，以及陈鸿写的《长恨歌传》，都没有明确肯定杨贵妃的籍贯。《长恨歌》只说“杨家有女初长成”，但没有谈到这个杨家女从何而来，生父是谁，家在何方。因此，我们不能作出贵妃是杨玄琰亲生女的结论。《长恨歌传》也只说“得弘农杨玄琰女子于寿邸”（6）。实际上这个弘农（今河南灵宝县）是唐代的一个郡， 是杨玄琰被封为弘农郡公时的爵邑，并不是他的故里，以此作为杨贵妃的籍贯是错误的。
二、后世的记载
许子真在碑记中所说的容州普宁县是什么地方呢？据《读史方舆与纪要》载：“普宁废县，今县治，唐初属容州，州盖治北流县。开元中，升州为都督府。”（7）这里所说的县、府、州，均同碑记相符。这就是现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地区容县。北流县与容县毗连，亦容州所治。
说杨贵妃是容县人的，并不单是许子真一家。从唐代到清代，不少文人学者加以撰述，许多史章典籍为之详加记载。自许子真碑记被作为历史文献载入元史乘类书《元一统志》与明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史乘类书《大明一统志》之后，在明代，还有曹学佺的《广西名胜志》，魏浚的《岭南琐记》，以及邝露的《赤雅》等书志，他们都有经过调查以后的发言权。曾学佺说：“杨山在县（容县）西云凌里，唐杨贵妃产于此。”（8）邝露还从他的家乡广东深入到容县去调查，在杨贵妃的出生地参观了杨妃井，并品尝了井水。在清代，有关记载也很多，有权威性的是康熙年间钦命编撰的大型丛书《古今图书集成》。书中明确肯定：“贵妃姓杨，容州云凌里人， 小名玉环。”（9）与此同时，浙江名学者曾任桂林通判的汪森，在《粤西丛载》里引用了《梧州府志》也证实杨贵妃是“容州云凌里人。”（10）汪森为了编写《粤西通载》（包括粤西文载、粤西诗载、粤西丛载，又称三载），曾经穷年累月，遍搜广西、浙江等地的文史资料，埋头研究，终于大功告成，是公认的研究广西问题的专家，有“广西通”之称。到嘉庆年间，学者董浩等更把《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收进了有影响的《全唐文》。（11）在决定收录之前，董浩曾数度与寓居北京的容县文士周耀昌面谈，得到证实后始行收录。对此，周耀昌在他的《玉峰漫笔》中说：“贵妃，亦妇人耳。嘉言懿行，书无著录，而为后世关注如此，迨亦悲其遇乎？”此外，出于广西的地方志如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广西通志》和《梧州府志》，以及《容县志》等等，记述杨贵妃是容县人的，就更多了。一个有争议的历史妇女人物，得到历代这么多的重要史章典籍的纪录和权威学者的关注考订，是不多见的，也绝不是偶然的。即使其中有人受到许子真碑记的影响，但如果碑记不可靠，权威的学者是绝不会盲从的。
三、历史的赋咏
不仅如此，历代还有许多骚人墨客，在他们的吟咏中确认杨贵妃系生于容县。明代诗人徐棻在《梧州怀古》七律中写得好：“王孙芳草自天涯，把酒凭高眺落霞。云冷玉环妃子宅，春残金谷美人家。丹砂寂寞送瑶岛，斑竹扶疏渺翠华。惟有苍梧城上月，年年清影照凄鸦。”（12）诗中的颔联，不仅描写了生在北流江（绣江）边的杨贵妃，而且旁及了生在南流江边的梁绿珠。我国四大美人中的两个都生在广西梧州府的辖区之内。据《广舆记》载：当时的梧州府管辖苍梧、容县和玉林、博白等十个县。（13）以此，可具见此诗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和幽深的内涵。明代进士出身的浙江诗人彭清，于永乐十六年任容县知县时，曾写有《容县八景诗》，汪森的《粤西诗载》收了四首，其中的《云凌斑竹》咏的就是杨妃故里民间传说的遗迹。诗云：“云凌竹，何斑斑？云是玉环幼时泪，挥洒点缀成斑斓。迩来千有百余载，犹自脍灸于人寰。天上丽质何颠倒？父母生兮不自保！定将遗迹说杨家，此事朦胧莫可考。至今杨山麓，苍翠交林木。凤不下兮鸾不凄，只作琅玗耀人目。”（14）诗人悲叹杨妃的幼年被卖：“天生丽质何颠倒？父母生兮不自保！”但又指出竹因杨妃洒泪成斑乃是无稽之谈：“定将遗迹说杨家，此事朦胧莫可考。”诗人说的完全正确，“云凌斑竹”无疑出于附会，但也表明了杨妃确系生于容县。因为其地要是没有杨家“天生佳丽”其人，没有“父母生兮不自保”其事，也就不会有“云凌斑竹”的传说。凡属于附会的传说，必先有所附，然后始能牵合成词。不是出于对杨妃这个本地人怀有感情，容县人大概是不会编出这个传说来的。主编《永乐大典》的解缙也写诗证实过杨贵妃出生于容县。他在《勾漏访古》中写道：“北流县下古铜州，平地山岩笼玉楼。谁为丹砂赴勾漏，人传青竹满罗浮。杨妃井塌风烟古，葛岭寺（应为葛令寺）荒草树秋。却忆故乡山更好，锦袍归去棹扁舟。”（15）解缙是受贬而到容州北流来的，他经容州时看到了已湮废的贵妃井，所以有此吟咏。现在这首诗还刻在北流县勾漏洞内。这个井是指杨贵妃故里井，在容县杨皮村饶家屋角石堆下，附近有黄皮果树，离溪边村道不远。后来由于风水先生说此井不利，村人每多口角；又谬说饮井水生美女会惹事生非，因而乡人用一大石坂把井口封盖住。
对于杨贵妃的籍贯，在诗歌中表达得最明确的，莫过于清雍正浙江诗人商盘的《杨妃井歌》了。诗曰：“范阳战鼓边尘起，雨湿梨花葬妃子。杨氏当年掌上珠，生长容州普宁里。戚晚消亡历劫沙，行人犹自访杨家。倾域丽质归宫禁，隔代遗踪汲井华……此井炎云瘴雾中，古波不动虾蟆伏。君不见、梁家鬻女珠盈斛，坠楼不惜埋金谷。一勺泉留双角山，萋萋蔓草含情绿。”（16）这首古体诗同样拿杨贵妃来与绿珠相比，说明古代诗人对我国这两个古代美人出生在南北流二江很感兴趣，而且对其惨遭不幸深表同情。此外前人从容县这一地方落墨为杨妃题咏尚多，在此就不能—一列举了。
四、古迹佐证
在杨贵妃的故乡容县，不但有许多诗文的记载，而且有名胜古迹可资考证。除了上述的杨妃井和云凌斑竹之外，还有梳妆台、杨妃山和杨妃庙等。梳妆台在容县城东门外唐代遗迹经略合真武阁附近，相传那是古代容州官暑所在。杨贵妃被杨康和杨玄琰递相买养以后，都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后人即名之曰梳妆台。可惜年代久远，加上天灾人祸，建筑物早已无踪了，但地基尚可辨认，人们的题咏尚在。清代容县诗人王维新唱道：“内殿春风扫十眉，名牵长史迹纷歧。绣江亭榭分明在，镜匣芙蓉惝怳疑。汨汨温泉无锦槛，萧萧斑竹有荒祠。书生吊古如亲见，忧化初承恩泽时。”（17）诗的第二、三、四句，乃系针对杨妃籍贯的歧说而发。说由于杨妃名义上为杨玄琰（长史）的女儿，遂至对她的踪迹（指出生地）产生了纷歧的说法。绣江旁边明明摆着她的遗迹，竟也使她的出身事迹成了疑案。诗的后半首还举出斑竹、杨妃庙两古迹为证，说使他这个本地人（书生）“吊古如亲见”，亲切之情，跃然纸上。清代江西诗人赵德湘在《容县杨妃梳妆楼》一诗的首联中，也说得很清楚：“群峰拔黛引游船，生长杨妃艳此邦。”（18）杨妃山在杨皮村附近的金牛岭上，又名狮子山。这就是碑记中杨贵妃父亲说过的那座坟山所在地。上面葬有杨贵妃的祖先，其坟叫“王母点兵”，名堂很别致。从这里可以看出，杨贵妃祖籍容县，也是无可置疑的。杨妃庙在杨皮树，保存时间最长。该庙又叫娘娘庙，规模相当可观，除了正殿还有附属廓屋，山前山后还有杨妃庙的园林地。庙的左右两厢，历代文人的题辞碑刻很多，其中一幅中间写着李白《清平调》的名句：“云想衣裳花想容……”旁有一首意境绝俗，脍灸人口的联语：“莫道空山环珮寂，犹闻古井石泉香。”庙内还供有一块银牌，上面刻着杨贵妃的生卒年月。此外，庙内还保存有不同年代的石碑数幅，只因保管不得其法，碑文剥落甚多，殊为可惜。无疑地，这些古迹都自然而然成为杨贵妃出生于容县的佐证。1950年笔者在容县地委工作期间，曾听下乡到杨皮村工作的同志回来说过杨妃庙的情况。痛惜一场浩劫，现在听说已经荡然无存了！
我国历史上的四大美人，都有著名的同她们的出生地相关联的名胜古迹。如西施的故里浙江县有浣纱石、浣纱亭和西施谷；王昭君的湖北兴山县有昭君村、昭君井、望月楼、妃台山和梳妆台；绿珠的广西博白县有绿珠井、绿珠祠和绿珠江；而杨贵妃的故乡容县也有贵妃井、杨妃山、贵妃庙、梳妆台和云凌斑竹等。杨贵妃同王昭君一样，与其相关的名胜古迹都是最多的。这都是因人而设的景物，是因人而流传下来的古迹，是千百年来广大人民群众公认的佐证。“西子院遗石，贵妃生有村。香泉红泪在，曾照马嵬魂。”（19）清代湖南诗人周志勋的五绝，多少道出了这个古迹的参证价值。对此，民国初年广西诗论家梦秋，在《桂海百一诗话》中也有过肯定的论证。他在列举了绿珠、王昭君、西施和薛涛各在其家乡有其名字所冠的古迹之后，接着说：“容县有杨山、杨妃井，盖取美人出处为名。”（20）
五、家乡的嘉果
杨贵妃酷嗜荔枝。本来，爱吃荔枝的人，不一定就是产荔枝的岭南的土著。苏东坡、白居易都盛赞荔枝，他们就都不是岭南人。但是，也有人因四川也产荔枝（质颇差），便以此证明嗜荔枝的杨妃是四川人，所以这里也就特地说一说。而且，从前人的诗文中，也可于此窥见杨妃生于容县的端倪。荔枝是亚热带的特产，以广东、广西、福建最著名。其中尤以广州附近增城一带出产的挂绿和黑叶等品种至为名贵，这在汉晋朝代就是朝廷钦定的贡品。五代时，南汉状元梁嵩的《殿试荔枝诗》，就说明了杨贵妃与岭南荔枝的关系。诗曰：“露湿胭脂拂眼明，红袍千裹画难成。佳人胜尽盘中味，天意偏教岭外生。橘柚远惭登贡籍，盐梅应合共和羹。金门若有栽培地，须占人间第一名。”（21）梁嵩是平南县人，同杨贵妃故里毗邻。杨贵妃的家乡容县，也是产荔枝的所在，县西离现在汽车站约三公里有村名荔枝根，就是古代有名的出产荔枝的地方。杨贵妃进宫以后，唐玄宗为了取悦这位宠妃，于是下令广东进荔枝。在每年荔枝季节，便通过驿道，日夜兼程，一站一换人马，从广东远送荔枝到长安宫中。关于这件事，史学家司马光的名著《资治通鉴》写得最为确凿：“杨贵妃方有宠，每乘马则高力士执辔授鞭（高力士，广东高州人，家距容县甚近）……中外争献器服珍玩……妃欲得生荔枝，岁命岭南驿地致之。比至长安，味色不变。（22）但，历来有不少人怀疑此事是否属实。因为，荔枝一经摘下，“一日则色变，二日则香变，三日则色、香、味俱尽矣！”（白居易《荔枝图谱序》）不论如何快的驿马，不论如何日夜兼程，也决不可能在三数日内把摘下的荔枝从广东运到长安。然而，古人自有办法，故宫刊物《紫禁城》对此有档案资料。那办法很简单：把将熟的荔枝大枝大枝地斩下，以容器盛水，好似插花那样养着，然后装运。路上还要不时往叶上洒水散热，减少水份蒸发。用此办法，路上当然也还会坏掉不少，但总有一部份可以保鲜运到。当时广东曲江人唐玄宗朝宰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章，任岭南经略使，贡荔枝就是由他筹划运送的。他因积功得加三品，并升迁为光禄大夫。就连认为“妃生于蜀”的宋代乐史，在《杨贵妃外传》中，也曾多次提到荔枝是由南方的广州送去的。说杨贵妃“尝荔枝，南海荔枝胜于蜀者，故每岁驰驿以进。”（23）杨贵妃缢死的时候，唐玄宗还叫高力士用岭南送来的荔枝祭奠。可见杨贵妃同岭南荔枝的关系是多么的深！然而苏东坡却说是由涪江送去的。他在《荔枝叹》诗中说：“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于涪。”（24）不知何据？《唐诗故事》曾说：唐代的荔枝“四川产的大多是早熟种，质量最差，果肉薄而酸，即使是最佳者，也只相当于福建下等品种。”（25）既然杨贵妃爱吃“美味水果荔枝”，岭南荔枝又是历来的贡品，决没有从涪州送去“质量最差”的酸荔枝的道理。早在唐代，就有名诗人号称郑鹧鸪的江西人郑谷作过明白的解说。他在《荔枝》诗中写道：“平昔谁相爱，骊山遇贵妃。枉教生远处，愁见摘来稀。晚夺红霞色，晴欺瘴日威。南荒何所恋，为尔即忘归。”（26）诗中说的“生远处”，“瘴日威”和“南荒”、“忘归”等等，无疑地都是贵妃与荔枝同生于岭南的写照。南宋四大诗人之一，曾任广西经略安抚使的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说：“瘴，二广惟桂林无之，自是而南，皆瘴乡矣！”（27）这说明惟两广的荔枝才能“晴欺瘴日威”。清代道光年间的两广总督阮元，是江苏有名的学术权威，曾对苏东坡作过不太伤雅的嘲笑，他在《岭南荔枝词八首》的二首中写道：“岭外书传唐伯游，风枝露叶汉宫秋。如何天宝年间事，欲把涪州换广州？”（28）如果苏东坡尚在，真不知作何答复。阮元接着写道：“新歌初谱荔枝香，岂独杨妃带笑尝。应是殿前高力士，最将风味念家乡。”这里不但明确地肯定了岭南荔枝为贡品，而且清楚地说明了杨贵妃和高力士这两个两广人，在贡荔问题上的密切关系。好一个“最将风味念家乡”！何止是高力士，杨贵妃更是思念着品尝家乡的风味——两广的荔枝。苏东坡后半生的最大不幸，是远贬广东的惠州和海南岛儋县以及广西的合浦。但他在不幸中却尝到了名闻天下的岭南佳果荔枝，他大快朵颐之余，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既然涪州的荔枝堪为贡品，他何不“归作涪州人”呢？“最将风味念家乡”，杨贵妃之为容县人，是前人所确认的。
六、阿蛮何所指
杨贵妃的名字很多，她小时叫玉娘；成长后，取名为玉环；到了入宫修道，号曰太真。但在宫中，她却被呼唤为玉奴和阿蛮。唐诗人郑隅在《津阳门》长诗中说：“三郎紫笛弄烟月，怨如别鹤呼羁雌；玉奴琵琶龙女拨，倚歌促泪声娇悲。”（29）这个三郎指唐玄宗，玉奴就是杨贵妃。奴，本是女子的卑称，但在当时的宫廷内，却含有爱称的意思。这个玉奴，就是玉娘的变称。至于称呼叫阿蛮，就更说明杨贵妃是广西人的问题了。两广，古称蛮夷之地。西汉南越王赵佗，据有两广，他写信给汉文帝，就自称“蛮夷大长”。唐代光化中尚书左丞狄归昌在《题马嵬驿》一诗中说：“马嵬烟柳正依依，重见鸾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30）就是明确地把杨贵妃称为阿蛮的。当时唐明皇宫中除了杨贵妃之外，还有一个宫女叫谢阿蛮。因为她是广东新丰县人，所以也叫阿蛮。唐明皇帝为了讨好这两个阿蛮，还在宫禁戏称自己为阿瞒，以表示谐音名字的亲昵。
我国晚清大词人临桂的况周颐，在他的《蕙风簃二笔》一书中，对这个问题也作过了明确的论证。他在援引《鹤林玉露》所载上述狄归昌的诗以后，肯定地说：“玉环一名阿蛮，可谓粤产佐证。北人概称南省曰蛮也。”（31）接着况周颐又援引了《永乐大典》所载的许子真碑记，最后他下结论说：“许子真与妃同时所记，得诸咫闻，必无舛误，而妃为粤产无疑矣！”（32）人们称杨贵妃为阿蛮，显然是因为她来自南方。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便是。东晋范晔的《南蛮志》有过说明。在唐代也有好几个诗人写过广西是南蛮的诗，如宋之问的《过蛮洞》，刘禹锡的《蛮子歌》，以及项斯的《蛮家》等等。当然，这是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和僻远边民的辱称，但人们之称杨贵妃为阿蛮则与此不同，因她曾被唐明皇所宠遇，阿蛮之名又是首先从宫里叫开去的，所以辱称也就变成了爱称。
七、辩疑驳议
从上面所列诸多资料来看，说杨贵妃出生广西容县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可是光绪二十三年本《容县志》以易绍惠、王永贞等人为首的编纂者，在记载许子真碑记的同时，又在附录后对杨妃生于容县说加按语道：“其荒诞似不足深辨。”并说“题咏流传、渐成故实；作庙立祠，其惑滋甚”，（33）这是唐许子真碑记、于元代见诸典籍，杨妃生于容县的事实为人所公认后，历时五百五十余年，又第一次被人斥为荒诞。但是斥之者举不出任何荒诞之处，只含糊其词说“似不足深辨。”他们不敢碰到许子真的《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也不敢涉及历代史章典籍的记载。只死抱住《杨贵妃外传》不放，说“妃生于蜀”，并振振有词认为《杨贵妃外传》的作者乐史是“唐史官”应该没有错。对此，容县清举人刘荆山（也作京山、耕山）曾经有过评论：“其人（指上述作按语者）除帖括（应考科举的八股程式）外即不知有学问，于彭（清）、王（维新）诗乃不知所云！”（34）意谓写上述按语的人学识谫陋，连彭清的《云凌斑竹》和王维新的《梳妆台》两诗也没有读懂，以为彭、王也认为杨贵妃生于容县之说无稽、可疑，所以就发出了“其荒诞似不足深辨”、“为惑滋甚”等论调。刘荆山与编纂《容县志》诸人同代而较年轻，熟知其人及编写情况，他的话是足够说明上述按语的来由的。彭清的诗有“定将遗迹说杨家，以事朦胧莫可考”两句，县志撰人以为是说杨妃生于容县是无稽之谈，他们没有理会诗题是“云凌斑竹”，句中的“遗迹”即指此。句中的“此事”乃指杨妃洒泪于竹成斑这一传说，昧乎此，于是对诗作出了南辕北辙的理解。其实彭诗前面“天生丽质何颠倒，父母生兮不自保”两句，就是据许子真碑所载杨妃幼年被卖事，认定了杨妃系生于当地杨家了。对此他们也没有理会。王维新诗有“镜匣芙蓉惝怳疑”之句，他们以为是王维新也怀疑说杨妃生于容县，在此梳妆是否有其事。其实恰恰相反，王诗正是指斥那些杨妃生于容县以外的歧说。词的第二句“名牵长史迹分歧”即明确指出这些歧说是由于杨妃挂上了杨玄琰这个养父而产生的。接着“绣江亭榭分明在，镜匣芙蓉惝怳疑”两句对歧说作了驳斥：“杨妃的遗迹就分明摆在绣江旁边，竟也要怀疑她是否在此居住梳妆过。”彭、王两诗并不难懂，如果真如刘荆山所说“不知所云”，则其人的学问也就可想而知。最笑话的是《容县志》的撰人竟把《杨太真外传》的作者乐史说成“唐史官”！稍通文史的人也不至于闹这样的笑话。乐史，字子正，江西宜黄人，是宋太宗朝的著作佐郎，后知凌州，召为三馆编修。他是一个著作家，写过四百余卷书。名气很大。《容县志》撰人对之懵然。刘荆山说他们“除帖括外即不知有学问”，并不过份。还要指出的是，《杨太真外传》并不是史书，它是一部小说，是《顾氏文房小说》的一部份，不能作为正史，要说是史，也只能是野史。试问：有虚构成分的小说怎能拿来作为历史重要人物籍贯的依据呢？据此而作出的推论，也就当然站不住脚。作为一个县志的编者，怎能够张冠李戴，轻率地去否定唐代见证人的碑记，再把宋人牵扯作唐人，奉之为权威证人呢？这些编者还把苏东坡《赠川妓杨姐》的诗：“须信杨家佳丽种，洛川自有落妃池”（35）用为“妃生于蜀”的依据。这个洛川就是导江，即现在的灌县。那里是传闻有“落妃池”。即使传闻属实，那是杨妃跌落过的地，也只能说明杨妃曾随杨元琰在四川住过，并不能证明杨妃生于四川。苏东坡的诗，只是即兴赠川妓杨姐的酬酢之作，可见其中的戏谑程度。以此作为掌故，似欠严谨，也难笃信。除了苏东坡，就再也役有多少人吟咏过这件事了。就算是一个依据吧！也是仅此一端，别无佐证。比起杨贵妃出生地容县历代琳琅满目的诗文和众多的遗址古迹来，那是差得太远了！翻阅现在流行的各种辞类书，如《中国历史名人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辞海》、《辞源》和《中文大辞典》等等，也没有哪里是记载“妃生于蜀”的。这些辞类书宁可沿用各有说法的新旧唐书的观点也没有取宋乐史“妃生于蜀”的说法。因为那是出于《杨太真外传》这本小说的东西，而小说和野史都不能作为正史看待的。
杨贵妃并不是杨玄琰的亲生女，仅是一个养女。养女隶籍于养父，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杨玄琰为什么讳言养女呢？很明显，是因为杨贵妃生得聪明伶俐，美丽标致，既“通语孟”，又“性昭慧，谙音律，明经史”，是一宗可居的奇货，是可以换取高官厚禄的无价之宝。因为养女一旦为皇家所看中，就可以女荣父贵，全族享福无穷了。历史的发展，充分证实这一点。因此，杨玄琰一把养女杨贵妃带回了长安，就成了杨家的千金，与杨玄琰的两个亲生女等同一体，这不仅瞒过了皇家贵族，而且欺骗了唐代以后的一些史官和历史小说作者，以及一些地方志的编纂者了。但这事瞒过了别人，却是瞒不过杨贵妃的，因为她被卖时已有三岁多，卖后又在容州官署住过一段时间，长到好几岁才带去长安。入宫以后，更得到玄宗的宠爱，可以想象，她总是要说出这些心里话的。玄宗在宫中叫她为“阿蛮”，也表示他知道杨妃的来历。前几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王翰章同志，是来自唐代京城杨贵妃长期居住过的西安的历史工作者，曾写有《杨妃籍贯考》（36）一文，发表在《人文杂志》1982年第一期上，明确地肯定了许子真碑记的真实性及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最后排除了新
我爱电影 来自爱问知识人2006-06-12 20:45举报丨评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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