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讲解<大学、中庸>

wlxg20130220

摘自《张居正讲解<大学·中庸>》

张居正讲解<大学·中庸>

序 言

　　《张居正讲解四书》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连同翰林院讲官等人专门写给当时的小万历皇帝朱翊钧（明神宗）一人读的。
　　该书曾在明朝年间得到刻印，根据记载，“1651年张居正所注《四书》再次付梓，题《张阁老直解》。吴伟业在为这部书所作的序中谈到张居正给孩提时的万历皇帝当老师时，充满羡慕之情。”（注：伦德贝克：《首辅张居正和中国早期的耶稣会士》，第5页；戴维·E·芒杰罗：《耶稣会士翻译〈四书〉》，第14页。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明崇祯四年进士,官左庶子。弘光朝,任少詹事。入清顺治时,官国子监祭酒,以母丧告假归里。）
　　康熙年间，内阁学士徐乾学（徐乾学，字原一，号健庵，昆山（今属江苏）人。康熙九年进士，官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又将此书翻刻。该刻本至今在民间依旧有流传，可见该书当时影响之大。
　　康熙帝在读此书后如此说道：“朕阅张居正尚书四书直解,义俱精实,无泛设之词,可为法也。”
　　张居正，汉族，字叔大，少名白圭，号太岳，谥号“文忠”，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又称张江陵。明代政治家、改革家。明代最优秀的首辅，最好的政治家。
　　嘉靖四年(1525年)，当张居正在荆州江陵(今属湖北)的一位秀才家里呱呱坠地的时候，其先祖的余荫对他早已不能关怀庇护，迎接他的只是曾祖父的一个白龟梦。梦中的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四周一片光明，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悠悠地浮起来。曾祖父认定白龟就是这小曾孙，于是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白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
　　白圭的确聪颖过人，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嘉靖十五年，十二岁的白圭报考生员，其机敏伶俐深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怜爱，他嘱咐小白圭要从小立大志，长大后尽忠报国，并替他改名为居正。这一年，居正补府学生。四年后，才高气傲的张居正又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一名少年举人。湖广巡抚顾璘对他十分赏识，曾对别人说“此子将相才也”，并解下犀带赠予居正说：“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做伊尹，做颜渊，不要只做—个少年成名的举人。”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进士，授庶吉士。
　　庶吉士是一种见习官员，按例要在翰林院学习三年，期满后可赐编修。张居正入选庶吉士，教习中有内阁重臣徐阶。徐阶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在其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实际上也就是宰相。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二人争夺首辅职位的结果是夏言被杀，严嵩为内阁首辅。
　　对于内阁斗争，作为新科进士的张居正自然没发言权。但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他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张居正以《论时政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一五)首陈“血气壅阏”之一病，继指“臃肿痿痹”之五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而这些自然没有引起明世宗和严嵩的重视。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
　　嘉靖三十三年，张居正借口请假养病，离开京师回到故乡江陵。休假三年中，他仍不忘国事，亲身接触农民。家境本就贫寒的居正，在乡间体会到了人民的辛劳、饥寒和痛苦。他在《荆州府题名记》(《张文忠公全集》卷九)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一切不禁使他恻然心动，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
　　嘉靖三十六年，张居正仍回翰林院供职。这时的他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熟，在政治的风浪中，他模仿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嘉靖四十三年，居正进官右春坊右渝德， 深谋远虑的徐阶荐居正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渝德只是个虚衔，但由于裕王很可能继承皇位，侍裕邸讲读就不是等闲之职了。在裕邸期间，“王甚货之，邸中中官亦无不善居正者”(《明史·张居正传》)。四十五年，居正掌翰林院事。
　　这一年，世宗殁，裕王继位，是为明穆宗。张居正的机会来了。隆庆元年(1567年)，他以裕王旧臣的身份，放擢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入阁以后的张居正并没有因个人的升迁而自鸣得意。这时的明王朝，内则土地兼并，流民四散，草泽祸起，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外则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尤其岑猛叛乱，“两江震骇”，东南倭寇骚扰沿海，民不聊生。面对这些，张居正无法轻松。
　　而更使张居正感到担心的还是内阁内部日益白热化的政治斗争。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官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欢迎。但不久，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徐阶终因年迈多病，举筹失措而被迫归田。次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高拱当政期间，起用了一批人才，仕路稍清。
　　张居正曾是高拱知己，后发生嫌隙。高拱又和权宦冯保不和。隆庆六年，穆宗病殁，年仅十岁的神宗继位。张居正遂联合冯保，撺掇后妃，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这样，张居正就成了首辅，从此独掌国家大权达十年之久。
　　平心而论，徐阶和高拱都是十分能干的首辅，他们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作了不少具体和局部的努力，然而终因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干与气魄，到张居正继任首辅时，明王朝仍然是危机重重。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小修小补已无法挽救明朝的覆亡，只有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国家真正走出困境。早在隆庆二年八月，他在《陈六事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六)中，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他批评空做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张文忠公全集》卷三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在于巩固国防，整顿吏治。
　　还在隆庆年间，入阁不久的张居正在首辅徐阶和内阁重臣高拱的支持下，主持了巩固边防的工作。
　　隆庆四年，鞑靼首领俺答进攻大同，计划称帝。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携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请求内附，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鉴于此事非同小可，张居正写信，要崇古立刻把详情“密示”于他。原来，俺答的第三个儿子死时遗一小孩即把汉那吉，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然而，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意据为己有。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心中结怨，演出失恋青年离家投汉的一幕。 　
　　居正接到报告，再次写信给崇古，要其妥善安置把汉那吉，并派人通报俺答：“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张文忠公全集》卷二二《答鉴川策俺答之始》)然后，指授方略，要崇古、逢时奏疏皇上纳降。朝中很多人极力反对，认为敌情叵测，果然俺答的骑兵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崇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做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俺答终于被迫妥协。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礼送把汉那吉回乡，俺答则把赵全等叛臣绑送明室。
　　把汉那吉穿着皇上亲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俺答见到非常感动，说以后不再侵犯大同，并决定请求封贡、互市，和明友好相处。
　　隆庆五年，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鞑靼进行贸易。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国内问题。
　　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对明王朝所面临的问题是有深刻认识的。他认为当时国力匮乏和盗贼横行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张文忠公全集》卷二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加之皇帝的穷奢极欲，百姓因此才饥寒交迫，落草为寇。由于张居正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正确地把握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这才使他的改革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并受到广泛的欢迎。
　　基于上述看法，张居正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他的改革。万历元年(1573年)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到各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八《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发而夕奉行”(《明史·张居正传》)。
　　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
　　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将追收逋赋作为考成的标准。万历四年规定，地方官征赋实数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明通鉴》卷六七)。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张文忠公全集》卷四五)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仅靠考成法增加的收入仍是有限的，更远远不能满足王公贵族的无限挥霍。张居正认为人“古之理财者，汰浮溢而不骛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理财还是要以节用为主。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几乎都在围绕这个中心进行。
　　比如他通过加强对官吏的考核，裁减冗员，节省朝廷的俸禄开支。据对“两京大小九卿及各属，有沉滥者裁之”，竟“汰冗员二三”。同样，张居正也通过各种途径削减朝廷的军费开支。一方面与鞑靼人修好，通商互市，保持边境安定，减少战争费用，另一方面也大量削减抚赏开支。到万历二年，北边“三镇二岁之中，所费不过万余，而所省已百余万”。还通过减客兵，清粮糗的办法减少支出，“岁所省，几得数十百万”。
　　同时，张居正还要求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勒紧裤带，和大家一道过紧日子。他不仅多次向神宗提出“节用爱民”，“以保国本”，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费上，也是锱铢必较，寸步不让。万历七年，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居正据理力争，上疏说，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若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他要求神宗节省“一切无益之费”。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被废止。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输内库供赏，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应天织造等。
　　张居正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大明王朝的统治，但这一系列改革措施都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促进了经济发展，他不愧为中国封建社会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却缺少豁达的风度，他的改革又触动了一些官僚集团的利益，自己又不甚检点，给反对派留下了许多口实，在1582年(万历十年)他病逝以后，新法全部被推翻，自己也身败名裂。而导火线则是1577年(万历五年)张居正父亲死后“夺情”事件。
　　封建官员父母死了，必须离职回家守孝三年(至少27个月)，假如政务紧急，离开不得，那么皇上可以“强迫”他留在任上，不回去尽孝子之情，算“夺情”。这一办法只能在极特殊情况下偶然一用。此时十五岁的皇帝离不开张先生，张居正也觉得改革正在展开，如离开，恐中间有变，户部侍郎李幼孜想讨好张居正，就首先上疏提出丧期内张居正不去职，以丧服办公，两宫太后也不愿张先生离职，于是张居正决定遵旨“夺情”了，但当时就有许多人认为这样做不可以，这些人都遭到了廷杖、贬斥甚至流放等。
　　第二年，张居正的父亲死去一周年，张居正请假，回原籍安葬父亲，皇帝给了他三个月假。张居正带随从和护卫还乡，一路上地方大员郊迎郊送，还送上许多赆仪和奠金。而江陵城为张居正的父亲葬礼，倾城出动，葬礼空前的盛大。张居正安 葬完父亲回京，司礼太监何进代表皇帝偕百官在郊外迎接，两宫太后也各派太监李琦、李用来宣谕慰问，恩宠甚加。但神宗自即位以来，由冯保照料他的生活，关怀 备至，稍不听话，马上去报告慈圣太后，慈圣对皇帝训导很严，每每说：“要是张先生知道了，怎么办?”神宗皇帝很怕张先生，渐渐长大了，心里有一种压抑感，开始讨厌张先生了。
　　1582年(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反对他的人开始反攻了。反对派把矛头对准了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神宗皇帝此时已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了，他要自己“乾纲独断”，于是下令取消“一条鞭法”。其实已把矛头指向了张居正。反对派们更加活跃了，被冯保、张居正排挤走的前任首辅高拱也送来了《病榻遗言》，为自己申冤，辽王妃王氏也上来奏疏，说张居正诬陷辽王，霸占王府(张居正在老家江陵城住的是获罪辽王的王府)，神宗终于给张居正加上了诬蔑亲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等罪，下诏抄了张居正家，并把其子弟全发配到“烟瘴地面”。
　　在朝野一片诋毁声中，只有学者李贽替张居正说了公道话，称颂张居正是“宰相文杰”。到了熹宗在朝时，有人称道张居正，熹宗下诏恢复了张居正过去的官职，并安葬祭祀，1630年(崇祯三年)礼部侍郎罗喻义等人上诉为张居正鸣冤，崇祯恢复了二个荫职及诰命，并恢复了张居正之子张敬修的官职。
　　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朱东润在其名著《张居正大传·序》中概略性地评述道：
　　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多，但是像居正那样划时代的人物，实在数不上几个。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之中，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的全面，再也没有第二个和他比拟的人物。这个时期以前数十年，整个政局是混乱，以后数十年，还是混乱；只有在这十年之中，是比较清明的时代，敌人由分化到崩溃，中国处在安定的状态中，并获得一定程度的进展，一切都是居正的大功。他所以成为划时代的人物者，其故在此。
　　在张居正的一生中，除了宰相这一角色，另一重要的角色就是帝师。
　　从《周礼》记大宰掌教之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开始，为帝王师，就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追求和人格理想。此理想长期给予知识分子自信与勇气，激励他们以经国事业为抱负，鼓舞他们在困窘之际积极进取，全力实现这一荣耀。然而，在“天地君亲师”这个特殊的文化传统里，君是五者的中心。因为传统的力量过于强大，才让“君”对“师”的地位保持一定的尊重。但是“师”自古就不能对“君”的地位有所僭越。“帝王师” 这个三位一体的构架，是必须由“帝王”来最后确定“师”的身份和使命。这种爵位或者荣耀，与国家其他的爵位或者荣耀并无本质区别。这种对德高才大之臣的嘉勉、夺予对于帝王而言，都易如反掌。嘉靖帝太傅杨溥，曾以谏帝起居，受廷杖。
　　张居正逝世前九天，万历加封他以太师衔。这是自开国以来二百年未有之荣。万历十一年六月，即褫夺故太师三子官职，撤太师衔。十二年五月，抄没其家，拷迫致死张之长子。九月，下诏总其罪。戏剧性的场面接踵而来，使我们对“帝王师”的地位不得不做重新的审视了。
　　作为首辅，张居正是优秀的，作为“帝师”， 张居正同样是杰出的。
　　作为老师，张居正全面负责小皇帝的学习。他亲自总结自尧、舜以来历代帝王治国的得失经验，撰写了《帝鉴图说》作为教材。这本书以讲故事的方式，深入浅出地讲授帝王行政之道。每个故事还配上精美的图画，图文并茂，以引起小皇帝的学习兴趣。书中取了历代帝王为人为事、治家治国的故事共一百一十七则，定名历 史哲芳规；又取历代昏君荒淫奢侈、任人唯亲致国家丧辱的故事三十六则，收入下篇定名狂愚覆辙，在每则故事后评论解说配以精美插图，言简意赅耐人寻味。张居正编辑此书，可谓用心良苦，费劲心机。
　　张居正讲解的《四书》一样是为小皇帝朱翊钧而编写的。从内容和语气看来，成书的时间应该也很接近。张居正个人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对于孔孟的儒家学说，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和创意，他不主张死读书，而是要参透经书背后的语境，这从其讲解中不难看出。
　　张居正对小皇帝的要求非常严格，每天布置功课，如果小皇帝没有认真背诵或领会，就会遭到严厉的斥责。有一次，万历皇帝读《论语·乡党》时，把“色勃如也”读成了“色背如也”。张居正当着众大臣的面，厉声喝道 ：“应该读作‘勃’！”吓得小皇帝忙低头纠正。平时，如果小皇帝背着张居正做了越制出轨的事情，冯保就会吓唬他：“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小皇帝听了，很快就会收敛自己。虽然四书五经抽象深奥、枯燥无味，万历皇帝还是仔细听、认真学。有一天，张居正询问他的学习情况，他说：“昨天一位讲官在讲解《大学》时，讲错了字，我本想给他纠正，又担心他害怕，就未敢当面指正。”张居正心中大悦，心想 ：“皇帝长大了，也知道体贴人了。”
　　作为“帝王师”，张居正费尽心血希望他的学生通过学习优秀的经典而成为一位明君，能够造福百姓。然而，张居正费尽心机，换来的却是大明王朝的迅速衰落。
　　张居正死后，改革被废止，朝廷又一天天地走向没落。朱翊钧是一个尽情享乐的皇帝。他成年亲政后，却不常视朝，深居内宫。不仅在世时要享受，还想到死后 的安乐，早早筹划自己的陵寝，建造定陵耗时达6年之久。他还有一个不择手段亲自聚敛钱财的恶习，提倡官吏向他进奉，把进奉财物的多少作为衡量官吏是否效忠皇 上的标淮。为了在全国范围内聚敛民财，他派出大批宦官，分赴各地充当矿监、税使，肆意搜刮民脂民膏。这使得人心汹汹，民变纷起，社会越发动荡不安。统治阶级内部更加矛盾重重。
　　由于他不理朝政，大臣的奏章，他的谕旨，全靠内侍传达。册立太子的大事久拖不决，导致官僚集团各派之间互相火拼，党争也愈演愈烈。东林党人与邪党的斗争水火不容，持续了很久，明王朝到了崩溃的边缘。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朱翊钧在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中死去，终年 58岁。葬于定陵，庙号为神宗。
　　《明史》神宗的本纪结尾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这个明朝享国时间最长的皇帝，庙号神宗，实为寓贬于褒，是说他神龙见首不见尾，隐居深宫数十年，不见朝臣，不理朝政，致使到万历末年，国家的官吏已经缺了一半。他又是个死要钱的皇帝，放出太监四处扰民搜刮（如开矿事），民间连养只鸡也要缴税。
　　对这样一个皇帝，实在没什么好说的，说明朝亡在他手上，崇祯来背了黑锅并不过分，且看神宗的本纪，到了万历30年之后，年年不是“日有食之”就是“京师地震”，或者干旱或者水涝。其中万历31年农历5月“凤阳大雨雹，毁皇陵殿脊”，到32年“雷火焚长陵明楼”，“昌平大水，坏长、泰、康、昭四陵石梁”，即使不信天象示警这些的，看了也真是令人触目惊心，仿佛明朝先灵不安，亡国之兆已现。
　　好在张居正的苦心没有白费，几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读他当年对《四书》的点评，不得不让人佩服其视野之开阔，点评之精要。张居正是当时的神童，又是首辅大臣，位高权重，他的讲解，常常一语中的，把有关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而且讲解细致，措辞简练，文笔优美，今日国人学习经典，以此作为入门教材，实为最佳之选。

大 学

　　大学，是大人之学。这一本书中说的都是大人修已治人的大道理。故书名为《大学》。
　　【原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译文】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民众弃旧图新，在于达到最完善的境界。
　　【张居正讲解】这一章是孔子的经文，这一节是经文中的纲领。孔子说：“大人为学的道理有三件：一件在明明德。上明字，是用功夫去明他；明德，是人心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的本体。但有生以后，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则有时而昏，故必加学问之功，以冲开气禀之拘，克去物欲之蔽，使心之本体，依旧光明，譬如镜子昏了，磨得还明一般，这才是有本之学，所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一件在亲民。亲字，当作新字，是鼓舞作兴的意思；民，是天下的人，天下之人，也都有这明德，但被习俗染坏了，我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鼓舞作兴，使之革去旧染之污，亦有以明其明德。譬如衣服涴了，洗得重新一般，这才是有用之学，所以《大学》之道，在新民。一件在止于至善。止，是住到个处所不迁动的意思；至善，是事理当然之极；大人明己德、新民德，不可苟且便了，务使己德无一毫之不明，民德无一人之不新，到那极好的去处，方才住了。譬如赴家的一般，必要走到家里才住，这才是学之成处，所以《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这三件在《大学》如网之有纲，衣之有领，乃学者之要务，而有天下之责者，尤当究心也。
　　【今评】《礼记·大学》的“大学”，在先秦时代读作“太学”，宋以后一般读作“大学”。《大学》并不是一本书，它是《礼记》中的第42篇。《礼记》是先秦的一本古籍，由西汉经学家戴圣根据自己的见识，在加入一些文献之后收集整理而成的一部总集，其中像《大学》、《中庸》等都并不是汉代的文献，而是先秦的文献。《礼记》意思就是对人们所应当遵守的礼节、仪式的记载。到了宋代，由于当时理学思想的需要，《大学》、《中庸》的“格物致知”、“修齐治平”和“中和”的处世思想进一步受到重视，而这些又是同宋代大儒朱熹的努力密切相连。朱熹在《大学》的开篇之前有一段提示，而且是引用他人的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大学之道”第一条纲领是“在明明德”。“在明明德”就是要去明白、弄清楚并且彰显人人内心原有的光辉品德。儒家强调“人之初，性本善”，说明人的本性原来就像赤子之心一样，生下来不是恶的。之所以长大了以后，有的变成了很好的青年，而有的却变成了罪犯恶人，呈现如此之大的差异，就在于后天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大学之道”的第一个纲领“明明德”，主要强调的是自我启蒙。第二个纲领是“亲民”，对“亲民”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亲民就是亲近人民，程颐认为“亲，当读作新”，朱熹继承程颐的观点，认为“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己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明明德”意味着当人明白“大学之道”，应进一步去启迪自己而去掉杂欲，才能达到清静无为的境界。而“亲民”则告诫人们，通过自我完善而获得的心性提升成果不能一人独享。因为，知识不能独享，一旦人经过自我启蒙获得了刚健清新的人生境界后，还有去除其他人之愚昧的义务，从而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去掉蒙昧，走向新生。
　　第三个纲领是“止于至善”，一个人只有达到很高的道德水平之后，才能做到，有所必为有所不为，有所能有所不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至善”是一种理想化的人生取向。
　　【原文】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译文】知道应达到的境界才能够志向坚定；志向坚定才能够镇静不躁；镇静不躁才能够心安理得；心安理得才能够思虑周详；思虑周详才能够有所收获。
　　【张居正讲解】这一节是承上文说明德、新民所以得止至善之由。止，就是止于至善的止字；定，是志有定向。人若能先晓得那所当止的去处，其志便有定向，无所疑惑，所以说知止而后有定。静，是心不乱动，所向既定，心里便自有个主张，不乱动了，所以说定而后能静。定，是安稳的意思，心里既不乱动，自然随处皆安，凡物都动摇他不得，所以说静而后能安。虑，是处事精详，心里既是安闲，则遇事之来，便能仔细思量，不忙不错，所以说安而后能虑。得，是得其所止，既能处事精详，则事事自然停当，凡明德、新民，都得了所当止的至善，所以说虑而后能得。夫由知止而后至于能得，可见欲止至善者，必当先知所止也。
　　【今评】“知止而后有定”中的“知止”是说知道自己的目的，就是知道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强调要心静、心止。“定”是说知道了目的所在，然后意志才会有定力。“定而后能静”是说意志有了定力，心才能清静，才能安静下来。“定”指人的定力，如果人云亦云，一味追赶潮流，那这样的人就是一个浮躁的、随风飘荡的人，这就是没有“定”，之所以要清心是因为内心的余念、杂念太多，人在社会上就会变得非常浮躁。浮躁的结果就是出现内在的一些疾病，这个疾病表现出来就是妄动。妄动就是不按规律去动，不顾现实条件去动，执意按照自己的躁动之心奇思怪想去动，甚至是超越了现实的条件去乱动，不懂进退，不懂秩序，不懂得给自己定位，其结果就是不能“安”。不安就有危险，这是儒家所不愿看到的。当今的社会上诱惑较之古代又不知道多了多少倍，所以我们更要做到心有定力，随遇而安，在嘈杂喧嚣的社会中保持一颗宁静的心，这样才能静下心来思考自己和社会的问题，做了这样的思考之后，事业和思想自然会豁然开朗，有所进步。
　　【原文】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译文】每样东西都有根本有枝末，每件事情都有开始有终结。明白了这本末始终的道理，就接近事物发展的规律了。

wlxg20130220

续-《张居正讲解<大学·中庸>》

摘自《张居正讲解<大学·中庸>》
　　【张居正讲解】这一节是总结上面两节的意思。物，指明德、新民而言；本，是根本，末，是末梢。明德了才可新民，便是明德为本，新民为末，恰似树有根梢一般。事，指知止、能得而言；终，是临了；始，是起头；知止了，方才能得，便是知止为始，能得为终，如凡事都有个头尾一般。这本与始，是第一要紧的，该先做；末与终，是第二节功夫，该后面做。人能晓得这先后的次序顺着做去，则路分不差，自然可以明德新民，可以知止能得，而于大学之道，为不远矣。
　　【今评】这段话主要强调“溯本正源”。人总是被一些支流末节、细微琐碎的东西左右，而忘掉了真正的本原性和根本性所在。要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要知道开端与终结，要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要知道什么是本原什么是末流支节。这是一个从“知”到“行”的过程。让人明白本心，然后去知道社会世界秩序的真正的方向，最后知道事情的路径、程序。只有这样，才能培养根本，才不会本末倒置，才不会去坑害他人，同时也不再去醉心于蝇头小利而忘掉了自己的本性。否则，就像《圣经》所说:你获得了整个世界，你获得了天底下所有的金钱，而你失掉了灵魂，你还剩下什么呢？你怎么去赎回你的灵魂呢？
　　【原文】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译文】古代想把彰明光明正大的品德推及天下的人，就要先治理整个国家。想要治理整个国家的人，先要在家族里实行平等；想要在家族里实行平等的人，先要修养自身；想要修养自身的人，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性；想要端正自己的心性的人，先要使自己意念诚挚；想要使自己意念诚挚的人，先要达到认识明确；而达到认识明确的方法就在于探究事物的原理。
　　【张居正讲解】这一节是《大学》的条目功夫，其序如此。诚，是实；致，是推及；知，是识；格，是至；物，是事物。孔子说：“明德新民，固大人分内之事，而功夫条目，则有所当先。在昔古之人君，任治教之责，要使天下之人，都有以明其明德者，必先施教化，治了一国的人，然后由近以及远。盖天下之本在国，故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也。然要治一国的人，又必先整齐其家人，以为一国的观法，盖国之本在家，故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也。然要齐一家的人，又必先修治己身，以为一家之观法，盖家之本在身，故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也。身不易修，而心乃身之主宰，若要修身，又必先持守得心里端正，无一些偏邪，然后身之所行，能当于理。所以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不易正，而意乃心之发动，若要心正，又必先实其意念之所发不少涉于欺妄，然后心之本体能得其正。所以说，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至于心之明觉谓之知，若要诚实其意，又必先推及吾心之知，见得道理无不明白，然后意之所发或真或妄，不致错杂，所以说，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理之散见寓于物，若要推及其知，在于穷究事物之理，直到那至极的去处，然后所知无有不尽，所以说，致知在格物。”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明明德的条目；齐家、治国、明明德于天下，是新民的条目；人能知所先后，而循序为功，则己德明、民德新，而止至善在其中矣。《大学》之道，岂有外于此哉！
　　【今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大学》中的“八目”，这“八目”是《大学》的核心思想，因为《大学》后面的章节都是在阐释这“八目”，阐释如何通过“八目”的修行，而达到“三纲”的最高境界。
　　家是国家的最小细胞，家是个体安顿自己身体的一个基本单元。没有家，人将漂泊无依；没有家，国将变得不稳定，所以人们总是期望“家和万事兴”。因此，儒家把进退有序、长幼有序的“齐家”看成是一个人成年所必须经历的过程。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就是在家族里边要言行规范，要能够齐家。人是个体的人，也是社会的人，他要参与一个群体，这个群体首先就是家，然后是国，而修养或责任的实施也是由“齐家”到“治国”。中国有一句话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正说明天下的事国家的事不是和个人没有关系的。这就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观点。如果国将不国，家何为，人何在?在这个意义上，家国与个人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人必须从自身做起，努力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和素质，以身作则，才能言出令行。
　　【原文】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译文】探究了事物的原理而后才能够智识提高，通达明理，智识提高，通达明理而后意念才会诚挚，意念诚挚而后心性才能端正，心性端正而后自身才有修养，自身修养而后才能使家族整饬规范，家族整饬规范而后整个国家才能得到治理，国家得到治理而后天下才有太平。
　　【张居正讲解】这一节是复说上文的意思。至，是尽处，人能于天下事物的道理，一一都穷究到极处，然后心里通明洞达，无少亏蔽，而知于是乎可至。夫物格而后知至，可见致知在于格物也。知既到了至处，然后善恶真妄，见得分明，心上发出来的念虑，都是真实，无些虚假，而意于是乎可诚。夫知至而后意诚，可见欲诚其意者，当先致其知也。意诚，然后能去得私欲，还得天理，而虚灵之本体，可以端正而无偏。夫意诚而后心正，可见欲正其心者，当先诚其意也。正心，然后能检束其身，以就规矩，凡所举动，皆合道理，而后身无不修。夫心正而后身修，可见欲修其身者，当先正其心也。身修，然后能感化那一家的人，都遵我的约束，家可得而齐矣。夫身修而后家齐，可见欲齐其家者，当先修其身也。家齐，然后能感化那一国的人，都听我的教训，国可得而治矣。夫家齐而后国治，可见欲治其国者，当先齐其家也。国治，然后能感化那天下的人，都做良民善众，与国人一般，天下可得而平矣。夫国治而后天下平，可见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当先治其国也。物格知至，是知所止了。意诚、心正、身修，是明德得其所止的事；家齐、国治、天下平，是新民得其所止的事；圣经反复言之，一以见其次第不可紊乱，一以见其功夫不可缺略，此入大学者之所当知也。
　　【今评】儒家讲究以人为本，推己及人，由近至远。当你仔细研究那个物，你就可以获得一种智能。因为只有智能的人才可能摒除内心的私欲，尽可能地使自己公平、公正和善良。意诚才会心地端正，心地端正才会言行得体、修养合度。这样才可以让整个家族生活整齐、规范、良善和和谐。有了这种能力和品德，有资格服务社会，才可以去治理国家，成为一名好的官吏。治理好国家以后，才可以使得天下太平。
　　往往细节决定成败，一个人小时候的某个习惯可能决定他一辈子的胜负。人们只有从自身着手，精益求精地雕琢个人的素质，才可以治国平天下。
　　【原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译文】从天子开始一直到下面的老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自身为根本。
　　【张居正讲解】一是解做一切。孔子说：“大学的条目虽有八件，其实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尽天下的人，一切都要把修身做个根本。”盖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是修身的功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从修身上推去。所以人之尊卑，虽有不同，都该以修身为本也。
　　【今评】修身为本的“本”强调每个个体、全体民众乃至最高统治者都应该去修身，无分上下，这是超越上下关系的人伦大本。要用道德和自身的行为去感化，而不能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去以上凌下，只有这样，整个民族修养才能得到提升，全民才会有教养，这个社会才会是一个文明知礼的社会。这是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个可贵的因素。
　　【原文】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右经一章。
　　【译文】若这个根本混乱了，而天下、国家、家族要治理好是不可能的。须着力的地方不见成效，而不着力的地方反而有成效，正如同自身修身不行，而家国天下反而有治一样，这样的事从来不会有的。
　　【张居正讲解】本，指身说；末，指家国天下说；否，是不然；身既为家国天下的根本，必修了身，才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若不能修身，是根本先乱了，却要使家齐、国治、天下平，就如那树根既枯了，却要他枝叶茂盛，必无此理，所以说，否矣。厚，指家人说；薄，指国与天下之人说；家国天下之人，虽都是当爱的，然家亲而国与天下疏，亲的在所厚，疏的在所薄，必厚其所厚，而后能及其所薄也。若不能齐家，是所厚的且先薄了，却要治国、平天下，将那所薄的，反得加厚，必无此理，所以说，未之有也。前一节，是就八条目中指出修身最为紧要；这一节，是明修身之所以为要，而因言齐家又为治国、平天下之要，皆所以结上文两节之意也。
　　右，是指以前说。经字，解做常字。一章，是一篇。这以前说的自大学之道至未之有也一篇，是孔子所作的，备言修己治人的道理，乃万世不可易者，所以谓之经文。
　　【今评】本是说个人的品质修养，末指的是家国天下，如果本质是差的，本质出了问题，但却把那些花枝招展的枝叶、那些末梢还做得金辉灿烂，这是不可能的，即使做到了也只是一时的，因为表面的繁华是掩盖不住本质的虚空的，建立在本质的空虚之上的繁华也会迅速衰败。“华而不实”或“外强中干”就表达了这层意思。正因为本乱、无本、无实，社会和国家才不能得到治理。应该重视培养的心灵、灵魂而不去重视，应该薄的功名利禄欲望而不去鄙视摒弃。这种当厚不厚、当薄不薄的结局就是相反的。如此，这个人他要想成功，要想成为一个很高尚的人，那是不可能的。
　　【原文】《康诰》曰：“克明德。”《太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译文】《康诰》说：“能够弘扬光明的品德。”《太甲》说：“念念不忘这上天赋予的光明禀性。”《尧典》说：“能够弘扬崇高的品德。”这些都是说要弘扬自己原有的品德。
　　【张居正讲解】这一章是曾子解释经文“明明德”的说话。《康诰》是《周书》篇名。克，是能；德，是人生所得之理。武王作书告康叔说：“人皆有德，但为气禀物欲所蔽，以致昏昧不明，惟文王能明之，无一毫之昏昧，所以为周之圣君。”《太甲》是《商书》篇名，顾，是常常地看着。諟字，解作此字。明命，即是明德，以其为天所赋予之理，所以又叫做明命。伊尹作书告太甲说：“人皆有此明命，而心志放逸忽忘者多，惟成汤能心上时时存着，恰似眼中时常看着的一般，无一时之怠玩，所以为商之圣君。”《帝典》是《书经》中《尧典》。峻，是大。《尧典》中说：“人皆有这大德，被私欲狭小了，惟尧能明之，至于光四表而格上下，所以为唐之圣君。”自是自己，曾子解说：“这三书所言，虽是不同，然曰德、曰明命、曰峻德，即是经文所谓明德也。曰克明、曰顾諟，又曰克明，即是经文所谓明明德也。”总之，都是自明己德的意思，所以说皆自明也。
　　【今评】孔子主张效法先王，这里引述的古代帝王，都是德治天下，是儒家主张德治的历史渊源。一个人、一个君王，如果他内心一团黑暗，充满贪婪残忍，他就不可能让天下的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就不可能让这个国家成为一个光明伟大的国家。
　　【原文】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译文】汤在沐浴的盘上刻着铭文说：“如果一天能有所改进，就能每天坚持自我改进，那么未来也就会大为改观。”
　　【张居正讲解】这一章，是解释经文新民的说话。盘，是沐浴的盆；铭，是刻在盆上以自警的言语；苟字，解做诚字。商王成汤以人心本自清明，却被私欲污了，必须洗去那私欲，使其从新清明，就如人身本自干净，却被尘垢污了，必须洗去那尘垢，使其从新干净一般。乃刻铭于沐浴的盘上说道：为人君者，诚能一日之间，着实用力洗去那旧染之污，而复其本然之善，这功夫却不可间断了，必当因其已新者，而日新之，又日新之，务使私欲净尽，心地极其清明，如沐浴的一般，洗得身子极其干净方可，这是自新的事，曾子引此，以明新民之本。
　　【今评】“汤”指的是殷商王朝的奠基人成汤，是一位很有作为很有德行的帝王，虽然已经是一代明君，但是他依然严格要求自己。“盘”，就是浴盆。如果每天都是新的一天，就像洗澡一样，我经常地洗涤自己，不仅洗涤身体，还洗涤灵魂，我不仅洗涤自己，我还洗涤整个世界。如果一天能够革新的话，那么每日每刻能够都可以变得更新，而且天天往前走，天天革新，这样一来，这个社会就可以更加美好。“日新”表达了一种美好的希望，“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了”，但必须从眼前当下做起，才能不断前进，除旧布新。
　　【原文】《康诰》曰：“作新民。”
　　【译文】《康诰》曰：“激励民众自新。”
　　【张居正讲解】《康诰》是《周书》篇名，武王告弟康叔的说话。作，是振作。《康诰》中说：百姓们，旧日虽为不善，而今若能从新为善，为人君者，就当设法去鼓舞振作他，使之欢喜踊跃，乐于为善，曾子引此，以明新民之事。
　　【今评】如果汤之《盘铭》是帝王对自己的要求的话，是商汤对自己一个人的要求，那么《康诰》的对象就扩大了，由一个人扩大到一群人，即新的政权周朝对上一个政权殷的遗老遗少的要求——“作新民”。告诉殷的遗民，你们要做新式的人民，你们要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改变自己在那个旧的社会当中的一整套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言论方式，而去适应新的朝代。由此才可能做一个新式的老百姓、新式的人民。只有人人都做到这样，整个社会才能进步和发展。
　　【原文】《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译文】《诗经》说：“周国虽然是旧的一个邦国，但其因时代的趋势而成为一个新的邦国。”
　　【张居正讲解】《诗》，是《大雅·文王》篇。邦，是国都；命，是天命。诗人说：“周自后稷以来，千有余年，皆为诸侯之国，到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乃始受天命而有天下，是其邦虽旧，而其命则新也。”曾子引此，以明自新新民之极。
　　【今评】周并不是在灭了殷以后才出现的一个新的国家，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即旧邦。那么，两个同样历史悠久的国家，为什么商腐败没落了，而周却变成一个新兴的政体呢？周因为不断地革新自己，所以能够获得天命，而殷商的统治者纣王，不自思、自省、自修，而腐朽没落了，落后了，就被上天所遗弃。因而可以说，不进则退，不新则旧，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为你进步的速度没有别人快，当然就意味着你的退步。
　　【原文】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译文】所以，君子在任何方面都应尽心竭力，达到至善至美。
　　【张居正讲解】是故，是承上文说。君子，是大人成德之名。极，即是至善。曾子说：“由上文盘铭、《康诰》、文王之诗观之，可见自新新民，必要到那极处才好，所以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新自家的德，与新民的德，都要到那至善的去处而后已也。这一章虽是释新民，然起头说日新，便是明德的事，末后说无所不用其极，便是止至善的事，而大学之道，备在是矣。
　　右传之二章，释新民。
　　【今评】所以，有德行的圣人君子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达到极点的，君子或者品德高尚的圣人，由于他们不断地超越，他们没有极限，他们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但“九死其犹为未悔”(屈原《离骚》)，他们将不断地以崭新的自我来面对这个世界。所以这里的“无所不用其极”是一个非常简练而深刻的概括。“无所不用其极”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是他在自我修养方面，无论做什么，他都可以做到日日新。另一个是在修养的境界上，他又不为自己设限，不是说达到了一个美好的境界我就终止了，“止于至善”说明，“至善”是不断接近但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的，因此，“止”本身就是过程性的。一旦终止在某个固定的点上那就是保守，就会没落而走向衰亡。
　　【原文】《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译文】《诗经》上说：“一个邦国的土地疆域有千里之广，但只能局限在有人民居住的地方。”
　　【张居正讲解】这一章是释经文止于至善的说话。《诗》，是《商颂·玄鸟》篇。诗人说：“王者所都的京畿地方，其广千里，百姓们都居止于此。”曾子引此，以见凡物各有所当止之处也。
　　【今评】国家应该是使人们安居乐业的地方，反过来说，只有有人民的地方，方才构成国家，因此国家应该以人为本，绝对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
　　【原文】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译文】《诗经》上又说：“鸣叫的黄鸟，只栖息在山丘上。”孔子说：“小黄鸟栖息在山丘上，是它知道它应该停留在什么地方，难道人还不如鸟吗？”
　　【张居正讲解】《诗》，是《小雅·缗蛮》篇。缗蛮，是鸟声；丘隅，是山阜树多的所在。诗人说：“那缗蛮的黄鸟，都栖止于山阜树多的所在。”孔子读这两句诗，因有感而说：“黄鸟是个微物，于其止也，尚晓得所当止的好处，人为万物之灵，岂可反昧其所止，而禽鸟之不如乎？”夫鸟所当止的是林木，人所当止的是至善。孔子借鸟以警人，而曾子引之，以见人当知所止也。
　　【今评】“止”很重要，它代表了一种节制和限度。在古代中国，有很多关于多元和节制、知足的思想火花，人们应该知道自己的道德界限和行为准则，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孔子的意思就是说，难道人却连那黄鸟也不如吗？“知其所止”，即鸟都知道所止，都知道栖息在它应该栖息的地方，难道人还不如鸟吗？如果人不守和谐安乐，他就不如鸟。他只知道征战，只知道霸权，只知道去践踏别人的人权。如果个体不守社会的秩序，不守人伦礼节，那这样的人，孔子认为禽兽不如。《诗经》所说的和孔子所说的并不是封建迷信，而是闪烁着人文理性的光辉，是人的自省和反思。
　　【原文】《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译文】《诗经》上又说：“德行深厚的文王啊，他的美德使人们无不崇敬。”作为君王做到仁爱；作为臣子做到恭敬；作为孩子做到孝顺；作为父亲做到慈爱；在和民众的交往中做到诚信。
　　【张居正讲解】上节既说人不可不知所止。这一节因说圣人能得所止。《诗》，是《大雅·文王》篇。穆穆，是深远的意思；于，是叹美辞；缉，是继续；熙，是光明；敬止，是无不敬而安所止。诗人说：“穆穆深远的文王，其德则继续光明，无不敬而安所止。”曾子引此诗而释之说：“所谓文王之敬止者何如，如为君的道理在于仁，文王之为人君，所存的是仁心，所行的是仁政，尽所以为君之道，而无一毫之不仁，这是止于仁。为臣的道理在于敬，文王之为人臣，忠诚以立心，谨恪以奉职，尽所以为臣之道，而无一毫之不敬，这是止于敬。为子道理在于孝，文王之为人子，事奉他父母，常怀着爱慕的意念，于那为子的道理，竭尽而无所遗，这是止于孝。为父的道理在于慈，文王之为人父，教诲他儿子，都成了继述的好人，于那为父的道理，曲尽而无以加，这是止于慈。与人交的道理在于信，文王之与国人交，言语句句都是诚实，政事件件都有始终，尽得那交结的道理，而无一毫之不信，这是止于信。文王之能得其止如此，诗人所谓敬止者也。”夫文王之敬止，盖不止至此五件，而五者乃其大端，学者诚能体察于此，而推类以尽其余，则至善可得而止矣。
　　【今评】儒家文化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子、父、国人都各有其所“止”，准确定位自己的身份，遵守道德行为的伦常，社会才能在诚信与和谐中发展，这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仍有其现实意义。君仁臣敬，父慈子孝，人和人坦诚相待，这是《诗经》中所记录的周文王“止于至善”，那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而作为理想社会主体的君子，应当不断地修身养德。仁、敬、孝、慈、信都不是针对一个人而言的，而是针对一种关系而言的。在西方，个人自由是高于社会规范，或者社会应服务个人，所以强调的是个人的主体性，强调的是个体。在中国，强调的是个人自由应该是和社会的规范形成和谐的关系。
　　【原文】《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译文】《诗经》上又说：“看那淇水的河湾，绿竹婀娜郁郁葱葱。斐然文雅的君子啊。像切磋过的象牙，如琢磨过的美玉般纯美无瑕。庄严而又刚毅，显赫而又坦荡。斐然文雅的君子啊，让人始终难以忘怀！”像切磋过的象牙，指他勤于学问，励耘大道；如琢磨过的美玉，指他修身养性，追求日臻完美；庄严而又刚毅，指他敬心常存，态度谨慎；显赫而又坦荡，指他尽善尽美，民众景仰爱戴他，始终难以忘怀。”
　　【张居正讲解】《诗》，是《卫风·淇澳》篇。盖卫人作之以美其君武公者也。淇，是水名；澳，是水边的弯曲处；猗猗，是美盛的模样；斐，有文采的模样；君子，就指武公。诗人说：“瞻望那淇水弯曲的去处，绿色之竹，猗猗然美盛，我斐然有文的君子，抑何其学问之精密，而德容之盛美乎。”切磋，是治骨角的事，治骨角者，既用刀锯切了，又用鑢铴(lǚ tang)磋它，是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君子用功之精，与那治骨角的一般。琢磨，是治玉石的事，治玉石者，既用椎凿琢了，又用沙石磨它，是已密而益求其密也。君子用功之密，与那治玉石的一般，既有这等的工夫，所以德之存于心者，便瑟然严密而不粗疏，僩然武毅而不怠弛，形于身者，便赫然宣著而不暗昧，喧然盛大而不局促。谖字，解作忘字。君子为学，既造到这等样去处，自能感人，而人皆爱慕，终身不能忘也，这是卫人美武公之诗如此。道，是言；学，是讲习讨论之事；自修，是省察克治的功夫；恂栗，是战惧；威，是有威可畏；仪，是有仪可象；盛德，指理之得于身者说；至善，指理之极处。曾子引诗而解释其义说道：“所谓如切如磋者，是说卫武公勤学的事，他将古人的书籍与古人的行事，既自家探讨，又与人辩论，务要穷究到极精透的去处然后已。便与那治骨角的，既切了又磋的一般，所以说如切如磋。所谓如琢如磨者，是说卫武公自修的事，他省察自己的身心，或性情偏与不偏，或意念正与不正，或行事善与不善，务要见得分明，治得干净，不肯有一些瑕玷，便与那治玉石的，既琢了又磨的一般，所以说如琢如磨。所谓瑟兮僩兮者，是说卫武公学既有得，自然敬心常存，战战兢兢，无一时懈惰，无一时苟且，这便见他严密武毅处，所以说瑟兮僩兮。所谓赫兮喧兮者，盖言卫武公有敬德在心，其见于外者，自然有威严，人都畏惧他；有仪容，人都效法他，这便见他宣著盛大处，所以说赫兮喧兮。所谓有斐君子终不可谖兮者，盖言卫武公尽学问自修之功，有恂栗威仪之验，由是德极全备而为盛德，善极精纯而为至善，所以百姓都感仰爱戴他，而终身不能忘也。”
　　此一节是说明明德之止于至善。
　　【今评】这里用卫武公的例子，说明德达于至善时的表现。诗中有高贵可爱的人物形象，让人看到古代的君子——瞻彼淇澳，绿竹猗猗。人未见，高洁的风范可以想见，以竹喻高人，自古已然。而那竹一般的君子也的确让人生出悠然之思，如圭如璧、如琢如磨，庄严而旷达、优雅而洒脱，所以说——有斐君子，终不可谖兮。这样的君子啊，实在是忘不了。现在的社会上沽名钓誉而名不副实者太多，如果多一些这样人格高尚的人作为全社会的楷模，让人们觉得高山仰止，社会风气自然就会逐渐好转了。
　　【原文】《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译文】《诗经》上又说：“呜呼，前代的君王不能让人忘怀。”后代的君子推崇其遵行的贤德而承继他的业绩。后世的人民享受着前王留下的恩泽，安居乐业，所以前代的君王虽然去世，但是他的功德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
　　【张居正讲解】《诗》是《周颂·烈文》篇。於戏！是叹词，前王指文王武王，君子指后贤后王，小人指后世的百姓。诗人叹说：“文王武王虽去世已远，而天下之人至今犹思慕他，终不能忘。”曾子释诗说：“文王武王所以能使人思慕不忘者，盖因他有无穷的功德，留在后世耳。如垂谟烈以佑启后人，是其贤也。后来的贤人们，都守其模范，而贤其贤。创基业以传与子孙，是其亲也，后来的王者，都有所承藉而亲其亲。治安天下，使世世享太平之福，是他遗后人的乐处，而后民则含哺鼓腹，以享其所遗之乐，分田制里，使百姓永远为业，是他与后人的利益，而后民则安居粒食，以享其所遗之利。夫贤贤亲亲，是君子得其所矣。乐乐利利，是小人得其所矣。此所以文王武王去世虽远，而人心追思之，终不能忘也。”此一节是说新民之止于至善。
　　右传之三章，释止于至善。
　　【今评】这里是用前王的功业让后人无限敬仰的例子，天下的人们无论贤愚，都会怀念他。就像我国的周总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永远留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原文】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译文】孔子说：“审理诉讼案件，我就如同诉讼的人一样。而且必然要使诉讼的事情完全消除才好。”一定要让那些没有实情的人不敢虚词矫饰，使人们心悦诚服，这就称为知道了根本。
　　【张居正讲解】这一章是释经文物有本末的说话。听，是听断；讼，是争讼；犹人，是与人一般；情，是情实；辞，是争讼的言辞；畏，是畏服。曾子引孔子之言说道：“若论听断词讼，使他曲直分明，我也能与人一般，不为难事，必是使那百姓相敬相爱，自然无有争讼，乃为可贵耳。”孔子之言如此。曾子又申解之说：“那争讼的人，心中刁诈不实，他的言辞多有虚诞，圣人能使那不实的人，不敢尽其虚诞之辞者，岂是刑法以制之哉！”盖由圣人盛德在上，大能畏服民之心志，使之化诈伪而为诚实，自然无有颠倒曲直，以虚辞相争的，所以讼不待听而自无也。夫无讼，是民德之新，所以使民无讼，是己德之明，必己德明了，然后可使民无讼，则明德为本，而在所当先，新民为末，而在所当后矣。所以说此谓知本，而经文所谓物有本末者，盖以此。
　　右传之四章，释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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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按現代標準，看來很沉悶，但張居正先生的解說仍是值得視的．

悟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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