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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物理学家因反对“辩证唯物论”被批判 天才物理学家因反对“辩证唯物论”被批判
按：马克思的理论本来叫做实践主义，后来被列宁斯大林偷梁换柱改成辨证唯物主义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0_05/12/1508443_0.shtml
束星北何许人也？
他是上世纪与王淦昌齐名的世界级大物理学家，李政道与吴健雄的老师，与爱因斯坦有直接交往，并深得波尔赞许。与王淦昌不同的是，他把对科学的执著也贯注在社会生活中，不懂得收敛，遇事非问个究竟，不仅仅是问，还得干预。他曾挺身而出，支援浙江大学反对国民党的学生运动，甚至当面责问蒋介石为什么不积极抗日？
有一件事颇能反映他的性格。抗战期间，他放下手头的理论研究，到国民党军令部技术室研制武器，中国最早的雷达就是他设计与制造出来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要他“请委”（填表加入国民党组织），否则就不发奖金，束星北不仅自己不请委，还不准他带去的学生请委，冲突发生后，他命学生拆掉已安装完成的雷达，乃至遭到军令部的囚禁。
本文摘自《中国的爱因斯坦：束星北档案》 作者：刘海林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1954年下半年山东大学决定对束星北展开公开批判。罪名是“公开地反对辩证唯物论，公开叫嚷：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第二；公开地反对并抵制‘全面学苏’”。①
五十年代初到“反右”之前，“知识分子改造”、“院系调整”、“全面学苏”构成了高等院校和知识分子的生存背景。
如果说，“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是一次极为有效的知识分子自我否定的“洗脑运动”，紧跟其后的“院系改造”和“一边倒”学苏联，便是彻底摧毁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的基础——教育体制和旧的生存方式的运动。
首先由于我们的社会，不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而在教育上资产阶级那一套——理论、制度、内容、方法等，对于我们根本上不适用，只有苏联先进的经验，足以供我们借镜。中国过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教育，只是毫无计划地搬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再加上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若干措施。解放以来，教育上封建的法西斯的遗毒，已经基本上被粉碎了，但资产阶级的那一套，直到今年教师改造思想运动以前，还在很多学校中占着实际的统治地位，甚至于在教育行政机关若干工作人员的头脑中，也有相当影响。由于他们留恋甚至迷恋资产阶级那一套，对于我们教育上的革命办法以至苏联的先进经验，就抱着歧视或对抗的态度。这就障碍着课程改革，障碍着院系调整，障碍着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并因此不能很好地编出新教材，不能很好地运用新的教学方法。资产阶级教育上那一套，通过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搬运过来，本是理论脱离实际的，并且许多理论是错误的，不能适应新中国各项建设的需要。因此，改造教师思想，打破资产阶级的一套，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这对於我们今天的教育建设，是有头等重要意义的……②
从某种意义上说，全面学习是“全面否定”之后的“全面照搬”。在教学组织和教学方法上，教授导师的个体教学制被否定后，取而代之的是苏联的组织模式：集体教学；在课程内容上，逐步删除了欧美资本主义腐朽的内容，大量采用了苏联的材料：
如化学系的某些教学小组经常把苏联科学小丛书上的化学先进发明吸收到教材中去；普通植物教学小组在集体编写讲义过程中，也批判了过去一本常用的美国教本之后，采取了米丘林的研究路线，在他们的教学过程中，即按照着米邱林的原则来分析生物的变化，又如普通化学教学小组也根据列宁的学说来解释物质的概念；根据苏联学者对于唯能论的批判来讲质、能间的关系；根据热的运动与分子吸引力的矛盾，来解释气体液化的现象。动、植物系也根据苏联学者勒伯辛斯卡娅的活质学说，来批判旧的细胞学说；根据巴甫洛夫对于生物整体的观点，来批判欧美学者研究生物现象的破裂分割的观点。数学系也根据列宁的反映论，来批判“数学是人类理智的创造”的错误观点等等。
……为了使高等教育适合于国家大规模计划建设的需要，逐渐改革过去“通才”教育的旧制度，本校各系现已遵照中央*的指示，在校行政的领导下，研究采用苏联“专业”设置的经验，如动物系、海洋系、物理系、水产系、中文系、历史系、外语系等都准备设置不同的专业和专门化，使学生所学知识逐步专门化，以培养适合于于祖国建设需要的专门人才。
此外医学院在学习苏联先进教学经验上，也有相当成绩，并开始学习巴甫洛夫学说，实行了“重点分科”制，附设医院吸取苏联医学先进经验的成绩更为显著：组织疗法、无痛分娩法都先后实验成功和大力推广。正因为大家要求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迫切，所以学习俄文已成为大家的一致的要求，这学期来全校仅教职员中参加业余俄文学习的就有380多人，就连一些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也参加了俄文的学习，早晨晚上在校园内经常听到读俄文的声音，各系教学小组和教研组对每个参加俄文学习的教师也提出了具体要求：要求在一定时间内能读有关本系的俄文业务书籍和进行翻译。……③ 尽管有些人，对摧枯拉朽、“全面改版”的革命难以接受，心存抵触，却无人公开抗拒时代潮流。解放后的历次运动，特别是“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大致解决了知识分子的“基础”和“头脑”，使他们从整体上失去了“声音”，放弃了“自我”。
在这样的背景下，束星北意欲对抗潮流或扭转校正乾坤的企图，便显得尤为不合时宜。 束星北反对“一边倒”学苏联的意识，最早可追溯到20年代末的亚欧考察。在那次探索社会出路，寻找救国良方的考察中，社会主义的苏联给他留下了很恶劣的印象。在他的意识里，苏联是个专制主义国家，科学技术远远落后于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德国进攻苏联的初期，他们之所以被打得措手不及，晕头转向就是证明。最初的代价完全可以说明他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差，当然和斯大林的专制主义也有直接的关系。”④
《束星北档案》作者在后记中由束星北学生于良先生的一句话：“束星北没有任何错，只是早生了七十年。”生发开来，问道“如果束星北生于今天，他的个性会得以畅行吗？”然后自答“束星北先生即使晚生七十年又会怎样？一样的不合时宜，一样会以另外的形式，延续着自己的悲剧。”
诚哉斯言，这才是真正的可悲处，需要我们认真诘问自己的传统文化与身处的社会环境。因为缺少束星北那样的科学家，现在我们一些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主要优势是由劳动力低廉带来的价格便宜，而就像ＤＶＤ这样并不那么高科技的产品，每出口一台，卖四十几美元，就要支付二十美元的专利费
在科学与哲学之争时，束星北曾公开地摆出自己对科学有无阶级性的观点。他认为：“科学（数学、物理、化学等）本身没有阶级性，数理化是全人类文化的共同积累，谁都可以使用，如果这些人类共同文化瑰宝只是因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使用了，我们就不能再碰它，岂不是因噎废食吗？”他认为：“苏联的科学水平是比较差的，像样的物理杂志一本也没有，科学全是抄袭德国人的。科学家也大都是二流货色。”有人反驳说，那么巴甫洛夫、门捷列耶夫算不算第一流的科学家，他说，“据我所知，那是沙俄时代培养出来的。科学也好，技术也好，都应当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地去做，不能搞虚的。苏联之所以不行，就是会议太多，政治学习太多。”⑧对于科学技术，他认为必须向最先进的国家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是自由的；既不要参加政治学习，开会可以随便不到；说错话甚至骂骂人也没有斗你；以为‘言论自由’是科学发展的保障，是文化勃兴的基本因素。”
束星北轶事两则： 1937年5月，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玻尔来浙江大学讲学。束星北、王淦昌等全程陪同并就物理学的前沿问题和这位世界级的大师切磋、探讨。玻尔回国后，仍然收到来自中国国内的来函，或请教，或咨询出国留学的途径。玻尔则一律回复：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样一流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何还要到国外来读书？ 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李政道在怀念束先生的文章中写道“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他在写给束星北老师的信中更是对老师感恩不尽“我物理的基础都是浙大的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
著名遗传学家李景均去国的历史教训
著名遗传学家李景均
一、从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受批判说起
李景均教授1912年生于天津。1937年—1940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42年回国，在广西农学院和金陵大学任教。1946年任北京大学农学院农学系主任兼农业试验场场长，时年34岁，才华出众，是北京大学最年轻的一位系主任，他同情和支持当时校内外的爱国民主运动，是受人尊敬的爱国的知名学者。
1949年7月，李景均教授为了向中国生物学家和学生介绍“李森科对遗传学的解释”，与陈延熙副教授合作，把李森科的代表作《遗传及其变异》的英译本翻成中文出版，并为该书写了《译序》。⑷他说：“农学博士、列宁全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院士的轰动世界的遗传理论究竟是什么，是大家急于了解的。本书便是他的一本基本著述。在这本书里，诚如齐门乃夫所说，他阐发了米丘林遗传学的理论基础。”“这本书是一本理论著作，必得仔细研读体会，才能了解其理论的真谛。”
从这本译著和这篇《译序》中，表明李景均教授对于学习米丘林遗传学是积极的，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1949年9月，北大、清华、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在校务委员会主任乐天宇（行校长职）主持下，效法苏联李森科1948年“消灭”摩尔根学派的做法，停止李景均教授主讲的《遗传学》、《田间设计》和《生物统计》三门课程。他们认为，这些课程是“资产阶级的”、“为马尔萨斯人口论服务的”、“唯心的”、“反动的”、“伪科学”，“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
李景均教授认为，这种“把一个纯学术问题，扣上政治帽子，变成人身攻击，诬蔑为敌人，不能容忍”！他想：“即使有极大的耐心，我的同事们和我也不可能在中国把遗传学从灭亡中拯救出来。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声明忠于李森科学说，否则只有离开。”他感觉自己“一腔热情，报国无门”，“所学无用，逼上梁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曾于1949年1月14日向北京市首任市长叶剑英接待时表述要为新中国科教事业贡献力量的炽热心愿，这时被粉碎了！遂于1950年3月初，怀着悲愤而忧伤的心情“请假”离校。⑵有俞大绂教授及陈延熙、王焕如、陈道等副教授冒着春寒到火车站送行，“挥泪拜别”。他到香港探亲，滞留了14个月后，向在美国的朋友写信求助谋职，情意凄切：“如果我有可能在你熟知的任何大学或研究机构任职，我将乐于为其效劳”。
就这样，一位优秀的科学家李景均离开了祖国，给他留下刻骨铭心的伤痕和遗憾！海外刊物《遗传学杂志》（“The Journal 0f Heredity”）第xx卷4期将他上述信件以“遗传学在中国死亡” ⑶为标题作了报道，国际遗传学界为之震惊！
这是一出践踏科学和民主的历史悲剧！
人对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科学决不是也永远不是写完的书。”科学要发展，它需要学术自由与民主也相应的发展，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挠不了的真理。
李景均教授的科学成就与卓越贡献
1951年春，经诺贝尔奖获得者H·J·Muller（缪勒）推荐，他应聘到美国匹兹堡大学生物统计系任教，后任系主任。他现在依然是该校的名誉教授。1960年，被推选为美国人类遗传学会（ASHG）主席、现为名誉主席，美国科学发展协会(AASS)委员，美国控制遗传舞蹈病（Huntington Disease）国会委员会委员，曾任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同时，他还兼任意大利帕维亚大学、荷兰埃拉斯姆斯大学和美国10多所大学的访问教授。他勤奋科研，硕果累累；教书育人，造就英才。
李景均教授从事科学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⒃主要是：
在群体遗传学方面：对群体的遗传平衡、平衡的稳定性、群体的适应度、基因型相关、配子相关的血缘系间相关、基因频率估计、以及突变和选择的效应等基本问题的研究成果，丰富和发展了群体遗传学。他对卡斯尔（W·E·Castle）群体平衡定律有细心的发现，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194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群体遗传学》。1955年，又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修订本《群体遗传学导论》，成为这一领域的名著，斯皮斯（E·B·Spiess）教授高度评价说：“这本书在群体遗传学领域内，可以说，至少统治了二十年。”他还说：“事实上，要是没有这本书，由费希尔（R·A·Fisher）、霍尔丹（J·B·S·Haldane）和赖特(S·Wright)等科学巨匠创立的基本原理，直到1970年还只能为少数人所理解，所以，世界上整整一代遗传学家都从其中获得了教益。”该书的增订版《群体遗传学第一教程》（1975年，Boxwood出版）又前进了一大步。著名评论家舒尔（W·J·Schull）说：“该书作者有令人惊叹的教学编排技巧；该书应为所有希望熟悉群体遗传学概念的人们所拥有和学习。”苏联科学院曾译成俄文，1978年在莫斯科出版。备受关注。
在人类遗传学方面：他的专著《遗传学：原则和方法》，这本书开启了孟德尔遗传学的新领域。1954年，他应用血统相同基因的基本概念，提出ITO转置矩阵法，用以概括随机交配群体的所有血缘系类型间的关系。同行公认，这是超越时代的观点。这个ITO方法，在人类遗传学研究中广泛应用。
他对人类遗传学的另一个突出贡献是，对人类性状的孟德尔式分离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提出了具有实际意义的概念。特别是他创造一种称为“不计独子女方法”（method of discarding the singleton）或简称“单法”（the singles method）的分离分析方法。这是简单分离分析中需予应用的唯一方法。人们认为，这一方法是分离分析领域的一次革命性突破。
在统计学方面：他的主要贡献是，有关通径分析的应用和方差分析的数学模型。1964年，他的《试验统计学导论》出版，受到读者欢迎。1975年，出版《通径分析入门》，系统论述通径分析的原理、方法和应用。1982年，又出版《不平衡资料的分析》，推动了统计方法的发展。
李景均教授献身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才思敏捷，教学方式独特，善于使复杂的概念简单明了，使学生能正确充分的理解。他的教学艺术在他出版的10部著作、和已发表的180多篇论文中得到充分展示。其中以1960年在美国人类遗传学会年会上的主席演讲《正在消失的文明人类的咀嚼能力》和1970年发表的《两个热水瓶的故事》最为突出。前者，论述人类遗传变异率和放射微粒的回降，提倡以科学的目的而不是以政治哲学来从事遗传学的研究；后者，回答了不同人之间智商差异而产生的先天和后天的争论，他对多因数继承性的精辟阐述在今天仍具有重大意义。
1998年，李景均获美国人类遗传学会颁发的优秀教育奖。颁奖大会主席Aravinda Chakravaly教授称颂：“李景均教授是当今人类遗传研究和生物统计领域的最富有创造性的学者。他是杰出的人类遗传的教育家，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使他获得今天的殊荣。”还说：“他对科学的真诚老实和客观公正的态度，使我们从中受益匪浅。” ⒄
李景均在这次受奖大会的讲话中说：“在对新型科技教育进行总结时，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推行课堂教学的非政治化。创造的‘科学’不是科学，也不是辩证唯物主义。我们要追求科学的正确；而非政治。有了科学的自主性就不会出现文化对科学的影响。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法则，而不是人类习惯。”又说：“科学教育不是消毒剂，一喷就见效；也不是防疫疫苗，一打就管用。科学教育就像保健食品，要定时长期服用，这样才能保持健康长寿。”他呼吁：“少一些懒散无用的意识形态。多一些勤奋高效的科学实践。” ⒅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科学要为政治服务，而科学并不是政治，它是不能政治化的，政治化就必然扼杀科学，这是应该切记的教训。
从这桩个别事件中探索“历史教训”，究竟有什么意义？有人认为：“过去的事情已经死亡！”不对！因为过去的事情并没有（不等于）死亡，而且历史的某些阴暗面往往会发生反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陶渊明有一句名言：“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就是说，过去的固然已经不能挽回了，未来却是可以避免重犯错误。怎样避免重犯错误？
我国杰出的科学家钱三强（1913-1993）说得很好：“科学研究要有好的传统，或许，科学界最重要的好传统就是：学术与道德的统一，善良、正直、谦逊、实事求是、永远进取与创新、热忱帮助年轻一代、热爱祖国、关心人类前途等，这些就是一个优秀的科学工作者的基本品质。” 这是鉴别一个优秀科学、教育工作者的基本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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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3 16:4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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