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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10 21:5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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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东家族的历史
与绝大多数华人家族不同，何东并非纯种华人，而是混血族群，其生父何仕文（C.H.M. Bosman）乃香港开埠初期东来寻金发财的荷兰商人，生母（施氏）才是华人，其生父、生母之间没有婚姻关系。不仅如此，在何东出生不久后，何东的生父便离开香港，何东自小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又先后为他带来另外九名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凭着其过人之才干，加上中英双语的能力，何东左右开弓而叱咤香港商界，然后逐步建立一个以他为核心，并且横跨华洋政商的买办家族，蜚声中外（见图1）。
何东、何福、何甘棠昆仲三人先后成家立室。然而，何东的妻子麦秀英却一直未生育，反而两位胞弟的妻子则生有多名子女。为了纾解何东对继后问题的忧虑，何福的长子何世荣过继给何东，希望藉此借福，能够生男育女，尽早为何东留下血脉。可惜，收养何世荣之后，麦秀英仍是迟迟未传喜讯，何东乃按传统纳妾（周绮文）。当两位胞弟的妻妾陆续诞下多名儿女之时，何东的妻妾仍旧未能怀孕、喜讯全无，其忧虑之情可想而知。1895年，在麦秀英的协助及安排下，何东另娶平妻张静蓉。过门接近两年后，张静蓉在1897年为何东诞下一女，是为何锦姿。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间里，张静蓉先后为何东生下三子六女，他们依次序为何世勤、何慧姿、何世俭、何绮华、何艾龄、何世礼、何文姿、何尧姿及何孝姿。至于妾侍周绮文则于1900年为何东生下一女，是为何纯姿。至此，何东后继无人的忧虑，可谓全然消失了。
虽然不再因为继后问题操心，但何东仍在年近半百之时与私人看护朱春兰（Katie Archee又名朱结地）发展地下恋情，朱春兰在1918年为何东生下一儿，是为私生子何佐芝。也就是说，自1897年至1918年前后20年左右的时间，妻、妾、情妇为何东生下了四子八女，加上一名继子，何东一共育有五子八女。在众子女中，除何世勤年幼早夭与何慧姿有先天缺陷外，其他各人长大成人后均在不同专业或不同领域上各擅胜场，取得了不同的成就。
在何东、何福及何甘棠昆仲三人中，何东虽然最为突出、显赫，并拥有二妻一妾一情妇及五子八女，但其数量却不是三兄弟中最多的。何福娶有一妻一妾，有记录的子女数目为六子（不包括已过继给何东的长子何世荣）五女；何甘棠一生则拥有一妻十二妾，有记录的子女数目则高达十四男十二女。若果我们以妻妾成群、子众女多来形容何东家族，相信一点也不夸张。与其他声名显赫的家族企业一样，何东家族同样面临着传承问题。
华人的“一夫一妻多妾制”
中国的继承制度源远流长，保守估计已达数千年之久。自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中国便被论证为父系社会，不论在家庭、氏族、乡里及社会，男性均被视为主角、核心，握着最高权力，负责调配资源，女性则只能退居次席，甚至只是男性的附庸。
为了确保父系血脉的延续，实现百子千孙的“理想”，古代男人“三妻四妾”的风俗便应运而生，在中华大地上实施了两千多年，直至20世纪初才被取消，在香港更是在20世纪的70年代初才真正被抛进历史的垃圾桶。经深入研究及考证后，我们发现中国古代实行的其实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并非“一夫多妻制”，即使是皇帝，亦是一夫一妻的，拥有妻子身份与地位的，只有皇后一人而已，妻子死后可续弦另娶，但亦只是一位。
在“一夫一妻多妾制”下，只有元配夫人的地位才是获得社会认可的，妾侍的地位则带有准夫妻的关系，甚至具有浓厚的奴仆意味。妻对于妾是半个主子，与夫一样，对妾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比方说，未经妻批准，妾不得出门；妻训斥妾时，妾不得还口……甚至直到死后，妾与妻也仍不能平等：妻死可以与夫同椁，妾则无此权利。妻之子曰嫡子，妾之子曰庶子。嫡子是宗族血统的当然继承者，庶子绝不能僭越嫡子而承继宗祧。即便正妻无子，庶子承继宗祧，家庭的主母仍然是妻。所有的子女，无论嫡出庶出，都要认父之妻为母，对于自己的生母，则可认可不认。
为什么要确立“一夫一妻多妾制”？这并非要排斥同一血脉的诸子，而是为了减少家族内部的矛盾与争夺。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其成名著作《殷周制度论》一文中曾经作出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商朝所采取“兄终弟及”的模式，导致了皇室因为争夺领导权而骨肉相残、兄弟阋墙。周代商而立后，周天子针对前朝继承制度的混乱，定下了“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规则。王国维指出周天子此举的目的，在于“求定息争也”，减少皇室内讧。后世社会亦有奉“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为原则，无论是“立贵”还是“立长”，其背后隐藏的理念都是要减少混乱，避免冲突，至于能否选贤与能，反而成为次要的考虑。
虽然容许男性一妻多妾，但总不能排除无后延续香火的基本问题。为此，过继或收养的问题乃随之出现。费孝通表示，在考虑过继问题或是挑选养子时，传统社会一般会将同一宗主所出生的子孙按“谱系距离”（即亲疏之别）排列出一个“谱系秩序”，再按这个“谱系秩序”找寻血脉较近（亲）的谱系为领养人或过继人，而最近的下一辈，即兄弟中的儿子，则被视作最适合的对象，乃最常见的被领养人或过继人。
在宗祧祭祀与领导角色继承方面，有子与无子或嫡子与庶子之间的区别极大，乃确保血脉延续的关键。当血脉延续得到肯定后，维持其不断扩张又属另一重大考虑，这便是多子多福、开枝散叶背后的思想，亦是家产继承方面强调一视同仁、诸子均分（Equal Inheritance） 的原因所在，而这种传统同样经历了两千多年不被动摇。
何谓诸子均分呢？最简单的说法，是兄弟之间，不论嫡庶长幼，对祖父辈的财产同样拥有不可剥夺而且平等的分享及继承权利。举例说，如果一家有四兄弟，每人通常可各分四分之一；如有八兄弟，则每人可得八分之一，兄弟越多，每人所获分配的家产便越少。在同样制度下，下一代子孙又在其父的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下再分裂，家族财产便是这样一代一代地分裂下去，越分越少，这亦是华人家族企业通常被批评缺少了资产累积功能的原因所在。
传宗接代与嫡庶
从冲破重重障碍走上买办之路，到创基立业、打下江山，再到买办职位兄弟相传、子侄相继，何东昆仲三人在合作一起做生意的同时，同样遇到了家业继承与传授的问题。
首先，在继统传宗的问题上，何东家族极为重视血脉问题。由于何东明媒正娶的妻子麦秀英不能生育。何东只好收养胞弟何福的长子何世荣为过继子。此中安排，多少可以让我们看到传统宗法制度的运作。
过继的方法虽能解决某些继承的问题，但却无法弥补父系血脉无法延续的缺陷。在麦秀英的应许下，何东另纳妾侍周绮文。然而，周绮文过门后亦一直未有怀孕的迹象，这令财富与年纪与日俱增的何东更为着急。在某个偶然场合，何东邂逅麦秀英的表妹张静蓉，被其样貌举止与修养深深吸引，希望立她为妾。然而，与周绮文不同，自小接受教育的张静蓉坚决拒绝嫁作妾侍，因为她清楚知道，如果她嫁作妾侍，不但本身的社会地位“低人一等”，身份卑微，所生之子女亦将沦为庶子，不能与嫡子般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与继承权利。
明白表妹因为不想嫁作人妾而拒绝何东之要求，身为元配夫人的麦秀英据说为此而大费唇舌，游说舅母答允请求，甚至同意作出让步，若表妹同意婚事，可以给予与自己一样的“平妻”身份与地位。为怕口讲无凭，麦秀英还修书一封，立下凭据。由于争取得了“平妻”的身份与地位，张静蓉最终答应出阁，下嫁何东。麦秀英为夫做媒游说表妹下嫁自己的丈夫，并且答应让出“平妻”身份的例子，开创了“平妻”身份，打破了传统“一夫一妻多妾制”。此种做法，相信只有在香港这样一个东西交汇、华洋混杂的环境，才会被接受和容忍。
麦秀英与张静蓉虽然同属“平妻”，但两房子女间的抚养与继承，仍让人看到一些嫡庶之间的差异。在张静蓉所生的三个儿子中，由于何世勤两岁时夭折，剩下的只有何世俭及何世礼两兄弟，其中的何世礼自小即交由麦秀英照顾，并像何世荣及何纯姿（妾侍周绮文所生，自小亦由麦秀英照顾）般一直被视为属于麦秀英一房。至于何世俭及张静蓉所生的其他七个女儿，则由张静蓉抚养，并被视为张静蓉一房。
另有三则相关的有趣故事值得补充。其一，由妾侍周绮文所生，但自小交由麦秀英抚养的何纯姿，据说一直以自己为元配夫人一房为荣，甚至引以为傲，认为自己与其他姐妹不同。其二，何艾龄在伦敦深造时其相识多年的天主教徒男朋友误会她母亲为妾侍，令她极为愤怒，除了一再重申母亲乃平妻外，更决定与男朋友分手。其三，张静蓉死后葬于专安葬欧亚混血儿先人的昭远坟场，麦秀英死后葬于湾仔的香港坟场，到何东死后却选择与麦秀英葬在一起，颇有点前文提及的“夫妻同椁”味道。
除了过继与嫡庶的问题，何东家族所牵涉的，还有私生子的身份与继承问题。本身已拥有两妻一妾的何东，在那个传统的年代，与其私人看护朱春兰发展感情，实在并非什么社会大忌。所生的儿子，亦不会受到什么指摘或排斥。也许有人会好奇地问：既然家中并不抗拒朱春兰及何佐芝，尤其是当张静蓉及麦秀英先后去世后，为什么何东不给她一个名分呢？朱春兰本人又为何不积极争取呢？
从种种迹象上看，双方均选择保持原状是有理由的。若朱春兰要像张静蓉般争取平妻的地位，要面对各方巨大的阻力，难度太大。另一方面，若被纳为妾，朱春兰的地位反而会逆转，沦为前文所述的“为奴为仆”。而保持单身，则更能摆脱传统枷锁，大家更能活得自由自在，这应该是二人深思熟虑后的理性选择。
诸子均分下的竞争
在家产继承上，诸子均分是最值得玩味的。何东、何福及何甘棠昆仲三人生前均曾立下遗嘱。在华人传统和文化中，遗嘱继承虽然早在春秋战国年代已有先例，但因遗嘱需要在有生之年订立，往往被视作“不吉利”或“大不讳”，应用并不普遍，反而是强调血统关系的“无遗嘱继承”（亦称“法定继承”，即法定继承人如配偶、后嗣和其他亲属依照社会相关法律与规则继承遗产）一直占据着主要地位。
单从何东昆仲三人均采用西式机制分配个人遗产的举动上看，他们对西方那套重视个人意愿、强调白纸黑字及法律程序的做法较有信心。然而在安排名下财产时，三兄弟却基本上采取了诸子均分的原则，且不完全排除女性成员。
由于过继子何世荣早逝，私生子何佐芝又没公开承认，何东在分配遗产时，并没将此两子（两房）列入均分的名单中，而余下的两子——何世俭及何世礼，则基本上获得分配相对均等的遗产，而一众女儿都在遗赠的名单上，但金额则较低。
从何甘棠的遗嘱中，也可看到诸子均分的一些痕迹，同样也并不排除女性成员。当然，由于何甘棠妾侍太多，由妾侍所生的儿女亦为数不少，他们看来则不是人人有份了。举例说，何甘棠将其名下遗产分为若干等份，太太何施氏（施淑芳）得2份；各在生之儿子——何世杰、何世华、何世文、何世昌——各得1份；各媳妇——何董氏、何施氏（何世杰妾侍）、何谭氏、何麦氏（何世文妾侍）、黎宗愉——亦各得1份；各孙子——何鸿图、何鸿基、何鸿业、何鸿迪、何鸿亨、何鸿志——各得半份；女儿（未嫁者）——何晴翠、何晴霞、何晴笑——亦各得半份。
在诸子均分并送赠部分遗产给妻妾及女儿外，兄弟三人同时又分配一些家产给予亲属、旧雇员及知己好友，同时又将部分遗产捐给慈善机构或志愿团体，甚至以个人名义创立永久性的慈善基金，用于扶助弱小、造福桑梓。
何东家族成员均采取“遗嘱继承”的方法，按个人意愿分配遗产，这种做法在古代社会应该并不常见。由于“遗嘱继承”，他们亦掌握了任意取消、增减分配财产的大权。举例说，何福之子何世亮在1923至1925年间炒卖渣甸洋行股票，引致巨大亏损，要何福代为承担，这使得何福大怒，最终取消了何世亮的继承资格。何东孙子何鸿章也曾取消其儿子何豹的家产继承权，但因此而引来儿子控告，双方甚至要对簿公堂。
综合而言，何东三兄弟在分配遗产时虽然采取了西式方法，但其诸子均分的核心仍然清晰可见，女性成员亦没被完全排除在外。事实上，20世纪很多香港华人世家大族的家长仍像何东三兄弟一样，奉诸子均分为圭臬，也不完全抑制女性成员，子孙间所分配的比例往往亦会按实际情况做出调整，手法上则会采取“遗嘱继承”。
与家族命运休戚与共
学术界经常有人提及华人社会因为采取诸子均分的继承制度，导致“富不过三代”，亦不利资本积累及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并常常拿之与日本的单子继承制度（Primogeniture） 作比较，认为单子继承制有利资本积累及经济发展，同时容易产生经历数百年而不衰的老店。
在古代中国，为了减少纷争，领导权的继承一般会采取单子继承的方法，而若是家产的传承，则会高举平等原则，实行诸子均分。然而，与中国一海相隔的日本则无论是家产或领导角色均采取单子继承的模式，借以防止权力及财产的四分五裂。对此梁漱溟甚至有如下的经历与观察：“战前（1936年）我到日本参观其乡村，见有所谓“长子学校”者；讶而问之。乃知农家土地例由长子继承，余子无分。余子多转入都市谋生，长子多留乡村；因而其教育遂间有不同。”
在日本的单子继承制下，家业及家名被放在最重要位置，血缘没那么重要，过继子的地位及身份与亲生子没有两样，挑选继承人时较为重视真才实学。不可否认，若从理论上看，单子继承制确实能使家产高度集中，令企业不会在跨代传承的浪潮中被吞噬，进而可利用资本积累扩大投资与生产，但不利之处则是制度不利社会阶层流动，更容易产生梁漱溟口中“抑制了家庭感情”的问题。
华人社会的诸子均分制确实不利资本的积累，企业容易出现内部分裂，兄弟子侄间常闹矛盾，引致寿命短促，但却有利社会阶层流动，而诸子间的平分秋色、平起平坐，又容易产生相互比较与竞争，其“不能输给其他兄弟，因而必须发奋努力”的心理，则可转化为推动企业及经济发展的力量。此即俗语中“分家三年显高低”或“好子不计爷田地”的核心，意思指诸子均分之后，容易出现“大家处于同一起跑线”的相互比较标准，从而刺激起子女间的互较长短、互相竞争。相信这正是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华人社会创业精神炽烈、经济充满活力的一个原因。
正是因为华人社会在家产继承上奉行诸子均分的原则，鼓励诸子各展所长，对家名、家声或家族的社会网络及人脉关系方面没有一子独占的“排他权利”，当某些子女选择另起炉灶时，便有了家族的社会资本作为后盾，加上从祖或父手中分到的部分遗产，自然更有利于其发展，这也使得其与家族的命运休戚与共。这种模式就像一株枝繁叶茂的榕树一般，很多枝干上布满气根，当气根成长并接触地面后，便会发展成树干并支撑分枝成为另一棵树，如此繁衍，一棵榕树最终可发展成一片榕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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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东家族始兴于1890年代，是殖民地时期的香港四大家族之首，其中何东是何东家族的核心人物。
何东，香港商人、买办、企业家、慈善家。本名启东，字晓生。何东初受教于传统书塾，1873年，入中央书院（Central School，即皇仁书院前身），接受西式教育。1878年，何东以优异成绩毕业离校，任职于广东海关。两年后，转入渣甸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任华人部初级助理员。何东表现突出，一年后获提升为买办，逐步接管洋行旗下众多重要企业。在有了一定资本后，何东与胞弟成立合伙何东公司（Ho Tung & Co.），又推介各种血亲、婚亲担任商界要职，更投资众多公开企业，获委任为众多企业的主席、董事。
除活跃于商界外，何东亦频频涉足政治。1898年，何东接济逃亡的康有为，居住于自家宅邸红行（Idlewild）。1923年，何东为平息中国内战，又奔走于大陆各地，会见地方军阀。两年后，向英廷自荐出使中国，因中英关系恶化、省港大罢工被迫取消。1956年4月26日，何东因病于香港逝世，享年93。政商名流均表示哀悼，包括蒋介石、时任港督葛量洪。同年5月2日，何东葬于湾仔基督教香港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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