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孟海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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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孟海1900年生于浙江鄞县。二十世纪书坛泰斗。于语言文字、文史、考古、书法、篆刻等均深有研究。毕业于浙东第四师范学校。曾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浙江美术学院教授。西泠印社社长，西泠书画院院长，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沙孟海（1900－1992年），原名文若，字孟海，号石荒、沙村、决明，鄞县沙村人。
出生于名医书香之家，幼承庭训，早习篆刻，曾就读于慈溪锦堂学校，毕业于浙东第四师范学校。1922年，沙孟海到上海担任家庭教师期间，有幸接触令他十分仰慕的康有为、吴昌硕等大师，对以后沙孟海的书法和篆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5年他任教商务印书馆图文函授社，其间，从冯君木，陈屺怀学古文学，使他学艺大进。章太炎主办的《华国月刊》，多次刊载他的金石文字。曾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西泠印社社长、西泠书画院院长、浙江考古学会名誉会长等职。其书法远宗汉魏，近取宋明，于钟繇、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苏轼、黄庭坚诸家，用力最勤，且能化古融今，形成自己;独特书风。兼擅篆、隶、行、草、楷诸书，所作榜书大字，雄浑刚健，气势磅礴。沙氏学问渊博，于语言文字、文史、考古、书法、篆刻等均深有研究

沙孟海旧居位于中国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龙游路15号，是中国当代书法家沙孟海晚年居住的地方，2009年被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沙孟海旧居是一座二层砖木结构的别墅式楼房，占地面积87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01平方米。2004年11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斥资700余万元对其修缮，内设沙孟海生平事迹图片陈列厅。院内“沙孟海旧居”五字匾额为著名金石篆刻家钱君匋所书.

故事逸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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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逸闻一：“大雄宝殿”补题款
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匾额，是1953年宝刹修葺时，浙江书法界泰斗张宗祥推举沙孟海题写的，因沙孟海善书擘窠大字。然而，1957年，当他的三弟、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被打成“右派” 后，
他作为兄长，题写的匾额也不能继续存在了。一个旗帜鲜明的决定很快做出：把沙文若(沙孟海字文若)三字从匾额上抹去！于是，在“整修内部，暂停参观” 之后，万千游人面对的已是一块没有题款的“大雄宝殿”匾。好在游人中杭州人的比重不算太大，而杭州游客中清楚匾额来历的也不太多，如果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这种格局也许将长远地存在。
1970年，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在周恩来陪同下访问杭州，游了湖看了戏之后，西哈努克提出要到灵隐寺进香。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提出这个要求无可厚非，但对中国当局却无疑是一个大难题。
1966 年6月红卫兵运动发起后，灵隐寺的菩萨也成为攻击的目标，当时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给浙江省委发了电报，指示“暂将灵隐寺封闭，留待运动后期处理”。到这时，灵隐寺仍在继续封闭之中。但西哈努克的要求又不便拒绝，周恩来几经权衡，决定开放灵隐寺，让西哈努克入庙进香！
西哈努克如愿以偿，可谁也不会想到，亲王在进入大殿前会盯着“大雄宝殿”四个字，问陪同参观的中方官员：“这几个字是谁写的？为什么没有题款？”中国官员吃了一惊，他没有估计到西哈努克会有这样的汉学功底。他看了看周恩来，惴惴地告诉亲王：这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已经不知何人书写了。西哈努克不再声响，似乎已经接受了“无名氏作”的观点。
但周恩来却接受不了，他知道这块匾额的书写者并非古人而是沙孟海，那个为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的沙文威的大哥沙孟海。他找来了当时的省革委会负责人，说了这么一段话：沙文汉是沙文汉，沙文若是沙文若嘛！怎么能够因为沙文汉是右派，连沙文若的名字也抹去呢？不能搞株连。这不是党的政策！
周恩来的指示得到了贯彻，浙江当局很快派人找到沙孟海，要他去补一个名字。按一般人的看法，这当然是“很抬举你了”，可沙孟海不，他的倔劲又上来了。他说：“要么重写一块匾。名字就不补了。”来人好不尴尬，但是写字的事又相强不得，你总不能摁着别人的手腕吧？事出紧迫，他们只好请来另外一个人，拼凑了“沙文若”三个字补上。字写得不协调，很难看，但“大雄宝殿”的匾额上，“沙文若”三个字到底还是出现了。

故事逸闻二：沙孟海与蒋介石
蒋介石故居丰镐房内报本堂，堂前两侧有一副引人瞩目的柱对，上联曰：“报本尊亲是谓至德要道”，下联曰：光前裕后所望孝子顺孙。这副楹联，主题鲜明，对仗工整，颇见文字功夫，挂在祖堂之前，十分贴切。但是，这副楹联的作者是谁，过去人们从未深究，由于它由蒋介石亲书，所以，总以为作者就是蒋介石，对外也就这么介绍。其实非也，这副楹联的真正作者是著名学者、当代书法泰斗沙孟海先生。
1946年，沙孟海应时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朱家骅之邀，在教育部任秘书，当时用的名字叫沙文若。蒋介石知道他擅长金石，对谱牒也颇有研究，特地请他重修《武岭蒋氏宗谱》。沙孟海无法推辞，只好从命。历时两年余，于1948年12月告成。这次修谱，挂名的大总裁是国民党元老、书法家吴敬恒，总编篡是蒋介石的陈布雷，沙孟海只列在4个编纂之一，但实际上做文字工作的主要是沙孟海，所以新谱定稿时，蒋介石在司职名单中亲笔加上“特聘武进吴敬恒先生为总裁，主其事，慈溪陈君布雷、鄞县沙君文若为编纂，襄其成”。把沙文若提到了副总编篡的地位，以示慰藉。进谱之日，蒋氏宗祠热闹异常，挂灯结彩，大摆酒席，吴敬恒、沙孟海等被邀上座，
参与宴请。蒋介石想为故居的报本堂增添匾额，于是趁此机会，请吴敬恒题写堂额，请沙孟海设计一副堂前楹联。吴敬恒所书的堂额上首注有“民国第一戍子”，标明题额的时间。沙孟海设计的楹联，由蒋介石书写后，制匾挂于堂前两侧。
1949年1月下旬，蒋介石在发动内战全面失败的情况下，被迫第三次下野回乡。当时许多人写文章，说他那次回乡，办了一件大事，即重修蒋氏宗谱。沙孟海对这种说法加以否定。他说：“家谱早在 1948年12月蒋介石下野前即已修好，下野后只是请我另编一本简谱，只收载他直系一支，而且还未完成。由于宗谱全本体积太大，不便携带和翻阅，蒋介石准备离开家乡，远去台湾，所以需要一本易带易翻的小谱。”当时沙孟海已离开国民政府，为此，蒋介石派人到处打听沙孟海的下落，找到后，几次召沙到溪口，除谈小谱以外，还探问家乡先贤全祖望的遗迹及一些地方掌故，并要沙陪同参观宁波天一阁。沙孟海怕蒋介石把他留在身边，委他职务，就找个借口，离开溪口，到上海进行写作。那年4月，蒋介石匆促离乡，蒋氏小谱只在中华书局排印了几页样本，即不了而了，沙孟海与蒋介石的关系也就此结束。

故事逸闻三：沙孟海与四兄弟
老大沙孟海曾任国民政府总统府秘书，与蒋介石、蒋经国、朱家骅等国民党上层人物有过许多交往；老二沙文求是大革命期的广州市委秘书长，广州起义时与陈铁军烈士一块壮烈牺牲；老三沙文汉是共产国际的红色间谍，长期从事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重庆号”起义、第二舰队起义都倾注了他的心血，解放后出任浙江省第一任省长，政绩斐然却又遭受到难以名状的冤屈；老四沙文威是李克农，潘汉年手下的谍海干才，以国民党专员的身份在国民党宫垒中隐匿了
十八年，利用沙孟海的掩护为革命做了许多甚有贡献。
沙孟海少时家境窘迫，诸弟辍学使他有一种强烈的负疚感。1919 年师范毕业后，他就把诸弟一个一个接到外地读书。先是二弟文求，再是三弟文汉，再是四弟文威。至1926年，除了年岁尚幼的五弟沙文度，其余三个兄弟都已出外读书。二弟文求高中毕业后先考入上海大学，后来文求要求转学复旦大学物理系，尽管复旦学费甚巨，沙孟海仍毫不犹豫地支持弟弟实现了自己的意愿。
困厄的家境迫使年轻的书法家通宵达旦地拚命，过起了鬻文卖字的生涯。当时上海滩仕宦商贸每遇婚丧寿宴，多喜欢馈赠书画艺术品，雅而不俗。那阵他的书法在上海滩已经有点名气了，又只有二十几岁，出手快，有急需赶时间的活计，人们总喜欢找他，生意日渐红火。他干脆请书界前辈朱祖谋先生列了一个“润格”，“明码标价”。这种鬻文卖字度日的清贫生活，沙孟海觉得不足言道，他只希望自己的四个兄弟能够健康顺利地成长，能够过上安定的生活。

故事逸闻四：两篇电文定乱局
抗日战火很快燃烧起来了。武汉会战后，日本军部特派一个叫川本芳太郎的大佐专赴北平，敦促吴佩孚出山。川本为了便于接触吴佩孚，还拜吴佩孚为师，时相过从，不时试探。川本懂得洪宪劝进的故事，于是乎，“大帅府”霎时热闹空前，来自全国各地“拥吴出山”“挽救大局”的电报纷至沓来。
吴佩孚出山之事在国民党政府中造成很大震动。朱家骅在一个星期天的清晨紧急求见蒋介石，蒋介石听完汇报一脸阴沉。朱家骅献策道，一是他以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名义给吴佩孚发一个电报，晓以大义，阻止他出山。朱家骅认为第二种方法要好一些，蒋介石微微点了点头。
这时，沙孟海经同乡陈布雷介绍，已在朱家骅手下当秘书，起草电文的任务就落实给他了。沙孟海当然知道朱家骅交付的担子有多重，平时他并不喝茶，但那天晚上，他却浓浓地泡了一杯。凝笔静思，仿佛有一股神力在左右他的笔毫。一篇五百余字的四六骈文一挥而就。文中庄严声明“春秋大义”，敦促吴佩孚千万要以民族为重，不要“一失足而成千古恨”。朱家骅对电文极满意，当即令人将电文急送吴佩孚的老友张芳岩，发给吴佩孚。吴佩孚正在就“出山”与川本商定程序，当随从将他请进密室，将朱家骅的电文递交给他时，
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仿佛遭了电击。他反复诵读着那朗朗上口的电文，一种自责的情感笼罩了他的身心。
川本正在焦急地等待这位大帅做出最后的决定，他已经向东京报告吴佩孚同意出山，东京要求他确定举行就职典礼的日期。然而，当他把东京的意思提出后，吴佩孚却不紧不慢地提出了就职的条件，那就是：成立一支由吴直接指挥的三十万人的军队，日军撤出华北。川本没想到紧要关头吴佩孚会来上这一手，于是吵着要剖腹自杀，但是没等他拔刀，吴佩孚已经甩开袖子走了。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公开投敌，朱家骅得悉汪精卫派特务欲拉吴佩孚下水的情报后，又叫沙孟海起草了第二个致吴佩孚的电文。不久，朱家骅收到吴佩孚通过张芳岩交北平地下人员拍回的一个电报，言词恳切：“仆虽武人，亦知大义，此心安如泰山”。这表示了他在大是大非上的立场。在以后的日子里，尽管日本特务计出多端，吴佩孚却终于没有“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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