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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三峡大坝，论巴蜀气象，
王红旗答记者问 2006年10月初，经济观察报记者钟伟志对我进行了电子信函采访，随后又进行了面谈，内容涉及到今年夏季重庆（包括四川省）持续高温干旱、长江（包括支流）汛期水浅水枯的灾难性气候，与三峡大坝等人造地形是否存在相关性问题。我非常高兴接受这个课题的采访，并认为这充分体现了经济观察报对国计民生大问题的关注和媒体的责任感。2006年10月16日经济观察报第42版刊登了记者与我的问答内容。
借此机会，我想特别指出的是，面对今年夏季重庆持续高温干旱、长江汛期水浅水枯的异常严峻灾难性气候变化，中国科学界相当一部分人表现保守、固执，完全沉迷在既有知识框架内，没有勇气越雷池一步去进行新的科学探索，令人非常失望。
事实上，重大异常自然现象发生，原本是科学理论创新的良好契机，但是中国科学界就这样无所作为地放弃了。与此同时，许多中国科技类报刊和电视媒体科技类节目的表现，同样令人非常失望，因为他们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缺少科学求真精神，缺少媒体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在这种情况下，看来需要从外面给中国科学界一个强有力的刺激和推动，才能振聋发聩，促使中国科学界内部重新焕发出科学探索的精神和勇气。
以下是记者的问题和我的回答（报纸发表时有部分删改）。
1 ．我们注意到，传统媒体对你的观点披露不是很多，你的观点基本上是在网络上得以传播。为什么？这里面存在着“话语霸权”吗？
这里确实存在着“话语不对称”问题，这种问题发展严重了就会变成“话语霸权”或者“话语垄断”。2006年夏季重庆等地持续高温干旱、长江及其支流汛期水浅、水枯，这是一种非常严峻的生态危机，对我国数亿人口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对此有关方面理应从各种角度找出其原因，就好像警察破案一样，不轻易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笔者认为重庆高温、长江水浅与三峡大坝这种人造地形的出现有关，正是试图从人造地形对气候影响的角度探索这个问题。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传统媒体对如此严峻的生态危机（其发展趋势有可能会让长江流域被迫改种小麦），采取了一种“大事化小”的态度，而且在没有认真倾听各种意见之前就急于排除三峡大坝对气候产生负面影响的可能性。即使在少数几家对我采访的媒体中，我的观点也没有得到完整的平等的对待，甚至有着曲解，表明确实存在着“话语不对称”的问题。
对此，我已经向这几家媒体提出交涉，希望他们能够改正。错批马寅初，人口倍增；误读王红旗，水源枯减。导致话语不对称的因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我国政府、社会、媒体过于崇拜和依赖权威，过于迷信权威观点、主流观点和既有观点，这正是我国不能构建创新型国家、不能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原因所在。
为此，我近日撰写了《别让权威动了你的奶酪：论权威的作用及其利弊》一文。幸运的是，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它为每一个研究者提供了平等的公开的信息平台，这就为研究者创建新的学说提供了发表的地方和交流的地方。正是因为有了互联网，我的有关观点才得以及时地公之于世。事实上，新的观点、新的假说、新的学说、新的理论，从此可以不再被保守学者、保守报刊媒体所控制，而能够直接面向社会，去接受所有人的检验。遗憾的是，重庆、四川（巴山蜀水之地）是今年夏季气候异常高温干旱的重灾区，但是当地却没有一家媒体对我的观点进行采访，这多少让人产生“讳疾忌医”的感觉。
2 ．有人认为，有关专家这么快就得出最近气候的反常情况和三峡无关，似乎不能使人信服 ―― 尽管气象专家声明是通过大量的资料反复分析与研究过的。同时也有人认为，你关于重庆高温的药方，“不过是有一点想法”，“没有事实材料的支持和科学的论证”，根本谈不上“反复分析与研究”。对此你怎么看？
事实是，气象学家并没有预见到今年重庆等地会出现如此异常的持续高温干旱，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事先就充分深入研究过重庆高温干旱与三峡大坝是否有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气象学家极力回避和否定重庆高温与三峡大坝可能存在着的相关性，估计有着科学研究之外的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有趣的是，某些气象学家在与我私下交流时，已经认识到人造地形对低层（下垫面，海拔1000米以下，或者相对高度1000米以下）水汽流动的重要性。我指出重庆高温干旱、长江汛期水浅与三峡大坝存在关系，是建立在人造地形气候学的基础之上的，我在这方面的关注和研究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了。
人造地形对气候能够产生影响乃是客观事实，每个人都知道穿堂风现象，都知道防风林的作用，都知道城市热岛现象，它们都证明人造地形对气候可以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有必要指出的是，人造地形对气候影响的定量研究及其数据的缺失，乃是由于官方学者没有进行这方面的深入研究，而我作为独立学者因没有科研经费也难以开展定量研究（为此我愿意拍卖42平方米巨画《帝禹山河图》筹集研究经费），显然这涉及到我国科研管理机制的深层次问题。
在气象学里有一种“焚风现象”，是说含有水气的空气经过山脉之后，由于水气在山脉的迎风面（及其之前）凝结时放热，因此它到了山脉的背风面会变得干热起来，俗称干热风。能够造成焚风效应的山脉高度，与具体的地形地貌有关，据网友介绍，美国旧金山湾区有一处相对高度200多米的山脉，它就造成夏季山脉背风面（胡桃溪市）的温度高出迎风面（旧金山市、奥克兰市、伯克莱市）9摄氏度之多（两者相距不到10公里）。显然，人造100～200米高的水库大坝，同样会形成某种程度的焚风现象。与焚风现象类似的还有“山脉迎风面超前降雨现象”，是说降雨云团在抵达山脉之前一二百公里就会提前形成降雨。
我听到有关人士亲口对我说，今年夏季三峡大坝下游（相当于迎风面）的宜昌地区，确实出现降雨增加现象。而且，还有网友对近三年长江中下游夏季地区云图进行分析，发现今年夏季云图在三峡上空出现明显断裂。凡此种种，难道不应该进行认真的对待和深入的研究吗？
3 ．一个奇特的现象是，“不过是有一点想法”、“没有事实材料的支持和科学的论证”、根本谈不上“反复分析与研究”的王红旗观点，“风头”却压过了那些经过“分析与研究”的气象专家的结论。
你认为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因为我说的是事实，我的观点是建立在气象学的新学科“人造地形气候学”的基础之上。事实上，目前气象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说确实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足。例如，今年4月17日北京遭遇严重的沙尘暴和扬尘、浮尘天气，我在当天中午亲自去莲花池公园采集降尘，计算出北京市一夜降尘量33万吨，并立即公开发表在互联网上，中央电视台新闻周刊播出了我的工作。而在此前气象部门对沙尘暴的观察，提供的数据是“能见度”和“空气含尘量”，降尘现象则属于环境保护部门观察（此前没有见到环保部门向社会报告降尘量）。又如，2005年夏季气象部门预报麦莎台风将正面强烈袭击北京，北京市如临大敌，转移数万人口，密云水库的蓄水也白白放掉不少，结果是虚惊一场。而我当时听了这个预报就摇头，因为麦莎台风到了山东省已经是强弩之末，很难冲击北京和天津的热岛热墙，而是会选择风阻小的地方走（事实上麦莎台风走的正是胶莱平原低地和渤海）。
可惜，我的意见无法传到决策层，而且即使能够传到决策层，也很难被采用，因为这里涉及到我国在科学判断和科学决策过程的体制性等深层次的问题。有关问题可参阅我的相关文章《“麦莎”与空中南水北调》、《给“首都市民防灾应急手册”的若干建议》、《时代呼唤非专业专家，创新型国家需要非专业专家》。此外，这也表明广大民众的自主判断力已经有了较大的提高，他们希望听到各种不同的观点，然后再做出自己的评判。
4 ．后来重庆下雨了，你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吗？
地球在旋转，季节在变化，秋风凉了重庆有雨，这并不能证明今年夏季重庆持续高温干旱与三峡大坝没有任何关系。我在《人造地形气候学暨中国水战略》一书网络版的相关文章里指出，水库大坝的风阻效应具有二极管性质，它更多的是阻挡下游水汽向上游的输送，而很少影响上游气流向下游的流动。秋凉之后，西北冷空气开始频繁东南吹，遇到四川盆地和重庆（包括其他地区）上空的水汽，都会形成降雨。因此，我没有理由改变自己的观点。
5 ．现在网络上对你的介绍一般为“独立学者”，或者“北京地理环境学者”。科学研究无疑是专业性很强的事业。很多人对你的学术经历非常关心，因为它在佐证着你的观点的权威程度与“合法性”。你怎么看？能自我介绍一下学术背景吗？
1970 年我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原子核反应堆工程专业毕业。 20 世纪 70 年代初，我读到竺可桢先生的《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联想到后羿射日、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共工撞到不周山可能记录了远古的自然环境变迁，从此开始了对《山海经》和远古神话传说长达数十年的研究，并陆续发表出版有关研究文章和专著，特别是与画家孙晓琴合作，在历史上首次绘制出 42 平方米巨画《帝禹山河图》，出版了全彩绘的《经典图读山海经》（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 年）和《图说山海经》（台湾尖端出版有限公司 2006 年）。与此同时，对天文、气候、地理地形与人类文明活动进行了广泛的多学科相关研究，并陆续在大陆、台湾、香港出版了 20 余部著作。
我在《气候变迁及其原因》（科学出版社 1976 年，张家诚等人著）一书中注意到，新安江水库的修建导致当地的降水量发生可以观察到的若干变化。此后（ 20 世纪 80 年代），笔者家乡（河北唐县，太行山脚下）在山区修了水库后，山里的降水量减少，水库常常蓄不上水，乡亲抱怨水库大坝压住了龙脉。在这种情况下，笔者开始注意到人造地形特别是水库大坝的风阻效应，以及它们对降水分布和降水量的影响。
1992 年我在撰写《宇宙的重构》一书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7 年），深入讨论了结构与功能、功能与效应的关系，指出人们为了追求结构的功能，往往忽视结构可能产生的负效应。在该书中特意写了“旱涝保收策略导致地下水枯竭”、“水库的多种效应”、“长城与水库大坝的风阻效应”等小节；而且首次提出“春风再度玉门关气象工程”，使东南风能够顺利地吹往大西北，即减少沿途风阻，特别使不要在风口之处修建水库大坝。
2000 年我在强国论坛发表空中南水北调文章并主持了网上讨论，同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地图杂志、科学新闻周刊、武汉科技报、中国人口报、中国科技产业等报刊发表我的相关内容文章，从而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同年 10 月，林之光先生赠送其著作《地形降水气候学》给笔者，该书是当时国内外专门论述地形与降水关系的大部头著作（科学出版社 1995 年，可惜仅印 600 册，说明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严重不够）。尽管该书没有涉及人造地形与降水关系，但是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例如，地形对水汽的抬升作用，以及地形对降水的“超前作用”（即降雨量变化可以在距离迎风山脉前一二百公里出现）。特别令笔者感兴趣的是，该书 91 页指出，“即使一二百米高度的岗坡丘陵”，也能使降雨量发生变化； 243 页指出，地形对降水的影响，第一类是大、中地形，“第二类是小地形以致微地形的影响，尺度可以小至几十米至几米”。
此后，我继续关注中国水资源的变化趋势，特别是沙尘暴、荒漠化，以及我国水资源逐渐呈现枯竭现象等问题，并为此陆续撰写数十篇文章，进一步探讨中国水资源对策。 2006 年 4 月 17 日中午，我在北京率先测量沙尘暴的降尘量，得出一夜降尘 33 万吨的测量结果，并立即公开发表在互联网上。此外，2001年我应邀参加第20届国际制图大会，我的论文《根据中国古籍山海经复原绘制4200年前中国古地图》被收入大会论文集，并在会议期间展出《帝禹山河图》复制品（原图42平方米，描绘的是中国4200年前的自然和人文景观）。 2006年9月，我应邀参加中国科协06年会，我的论文《人造地形对气候的影响暨中国水资源战略调整（创新）》被收入《2006中国科协年会（分3）论文集》；我在中国科协年会分3会场（清华大学舜德楼）的发言稿题目是《基础、宏观、微观三大领域的自主创新》，介绍了我在基础科学领域的创新（提出一种全新的进化理论）、宏观领域的创新（人造地形气候学）和微观领域的创新（帝禹山河图及其文化产业开发）。 2006年8月，我撰写出《人造地形气候学暨中国水战略》和《揭开生命的最高秘密》两部网络版新著。我提出的重构新进化论认为，生命起源于“间接信息”的使用，例如核酸分子四种碱基对氨基酸的编码。间接信息储存在DNA（包括RNA等）里，因此DNA是一个生命信息库。与此同时，DNA又是生命信息库的使用者（我将其命名为“智因”，它是一种能够设计、制造和使用基因的“母基因”），而生命信息的使用者应该是也只能是一种智力系统。据此可知，DNA是一种智力系统，它是在神经元智力系统之前出现的最早的生命智力系统。生物进化过程有着DNA智力系统和神经元智力系统的参与（单独或者共同），DNA智力系统具有设计、制造和使用基因结构、细胞结构、器官结构和躯体结构的能力，这与人的神经元智力系统（大脑思维）具有设计、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类似。众所周知，大脑设计的工具（包括各种器物、用具）要遵循自然原理，并接受自然的考验；同理，DNA设计的新基因、新细胞、新器官、新躯体、新物种，同样要遵循自然原理，并接受自然的考验和筛选。因此，重构新进化论（智因设计进化论）可以解释达氏随机微变进化论不能解释的所有问题（例如，达氏随机微变进化论，不能够解释从自然分娩到剖腹产的变化）。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一个时期以来，由于种种条件限制，民间科学家要想在重大科学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乃是非常困难甚至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电脑的普及为民间学者提供了计算工具，资讯的发达为民间学者提供了及时和大量的研究数据，互联网的传播为民间学者提供了发表新观点和进行学术交流的平等的信息平台，这就使民间科学家的研究条件获得了根本的改变。与此同时，民间学者往往也是独立学者，他们很少受到权力的约束、金钱的诱惑、利益的驱动，以及既有学说和理论的束缚，因此他们的思想更为活跃，独立探索、追求真理的精神更为强烈；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独立学者更有可能在重大科学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和划时代的成果，创建出全新的学说和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新理论。
6 ．有专家称，重庆今年高温干旱并非史上最极端的，并举了历史上的几次严重旱情为例，似乎是说，今年是小儿科，更热的还没来呢。还有一位气象专家说，“今天重庆并不热，是人们的耐热性降低了”，这种说法，显然有失严谨。你怎么看这些观点？
我认为这是一种很不好的科研风气。地球的气候变迁确实有着大起大落，从冰期到间冰期，从沧海到桑田。但是，面对今年的重庆持续高温干旱、长江汛期水枯这种灾难性气候，需要严肃认真地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如果这是高温干旱的自然周期表现，我们应该采取有针对性的相应对策。如果这是全球气温升高对重庆等地的影响，我们应该采取与此相关的对策。同理，如果这是人造地形（包括三峡大坝、横断山脉水系大坝的风阻效应，以及沿海城市带热墙和中部地区城市热岛效应）对重庆等地气候产生的负作用，那么我们就必须从这个角度采取相应的对策。只有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至于有人说“人的耐热性降低”云云，这已经不是在搞科学研究了。
7 ．另有研究者认为，大坝在夏天时，封住了下游入川的水气，导致干旱，大坝蓄水后，本身丰沛的水气却因为四川盆地原本的闷热特性而无法凝结成雨。这与你的观点有些类似。但这种观点同时认为，到了冬天，同样的丰沛的水气也无法离开四川盆地，受到北方蒙古冷气团的影响，四川盆地的温度会急遽下降，两者结合，将可以产生大规模的暴雪，而且因为三峡大坝本身会不断地提供盆地上空丰沛的水气，这样的暴雪可能会长达数个月。这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
四川盆地和重庆地区的夏季降雨量，主要取决于沿海地区水汽（主要来自太平洋和印度洋）向这里的输送量和本地的蒸发量，以及来自青藏高原冷空气西下的“冷量”，如果水汽量充足和冷量充足，就能够形成比较多的降雨量。重庆等地今年夏季高温干旱、长江汛期水枯，正是因为水汽量少和冷量也少（标志是青藏高原雪少）。由于水库大坝的风阻效应存在二极管性质，因此三峡大坝对四川盆地冬季气候的影响远比夏季要小。三峡大坝属于深山峡谷型水库，水库蓄水后增加的水表面面积并不多，因此增加的蒸发量也非常有限，这个因素几乎不会改变四川盆地原有的蒸发量。据此可知，四川盆地今冬无论是否多雪，都与三峡大坝蓄水基本无关。进一步说，水库大坝蓄水后，会出现一种我名之为“水库大坝的水体气动效应”。众所周知，由于流动水体对空气能够产生负压，这种负压会促进空气流动，因此流动水体的蒸发量要高于静止水体；此外，流动水体的表面积也比静止水体大一些。据此可知，当大坝上游水体变为静止后，其水体的蒸发量会比大坝蓄水前降低；至于降低幅度则与水体流动速度变化差值和地形地貌有关，这需要进行科研实测和计算。
8 ．这期间，有人指出，三峡大坝开闸泄洪加重了重庆的旱灾灾情，是否有道理？
今夏重庆等地持续高温干旱之际，三峡大坝仍然开闸泻水，这里有两个因素，一是按常规汛期前必须适当泄洪，以避免垮坝灾难事故（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垮坝导致数十万人死亡的悲剧）；二是为了维持长江下游航运和生态必须水量。但是，三峡大坝开闸泄洪，并不是导致重庆等地高温干旱的原因，它减少的是重庆等地抗旱所需的用水量。
9 ．还有人认为，三峡大坝干扰了四川盆地的水汽平衡，但是经过若干年的调整后会重新达到平衡，后果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你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目前还没有理由让我如此乐观。在我看来，今年夏季重庆等地高温干旱和长江汛期水枯，很可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预警信号，它预示着长江流域也将步黄河流域之后尘，进入水资源萎缩期。事实上，黄河流域水资源萎缩现象，并没有自动恢复，而是愈演愈烈。对于国家决策层来说，是对可能发生的危机，准备的更充分一些，还是无根据的盲目乐观，其后果是非常不同的。
10 ．你认为，印度洋水汽（包括南海水汽）是沿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的峡谷河道向青藏高原输送，尽可能减少水库大坝的风阻效应，能不建的水库大坝，尽可能不建。这种说法与当年牟其中的一个想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牟其中要炸开喜玛拉雅山，让印度洋的水汽进入中国干旱的西北，带来的降雨将解决中国的干旱问题。请问，通过峡谷通道输送水汽的观点，是否有系统研究与实地考察作基础？
有人指出，水汽输送主要依靠季风激流区，大坝怎么可能阻挡季风激流区呢？ ―― 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牟的观点我没有见到，所谓炸开喜马拉雅山仅仅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并不是科学的论证。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指出水库大坝的风阻效应是导致上游地区水资源的萎缩的重要因素，提出了开辟人工水汽通道以便增加降雨量的工程设想，并将其形象地称为“空中南水北调”。此后，又在《横断山脉：中国水资源的命脉》等文中进一步指出横断山脉南北向深山峡谷是南太平洋和印度洋水汽向长江上游和黄河上游输送的主要通道，因此在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修建水库大坝要慎之又慎。与此同时，如果能够在横断山脉和喜马拉雅山的适当地点通过人造工程等手段开辟出新的水汽通道，无疑可以增加海洋水汽向中国内陆地区的输送量。 | 
发表于 2006-2-6 15:13: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