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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4 16:3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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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網上資料】: 甘石星经的流变与三家星经的形成
甘德和石申夫是战国时期的天文星占家,他们曾有著述流传于世,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他们的著述原本早已失传,后代的天文书中虽时有引称,却已非其原貌。钱宝琼曾撰《甘石星经源流考》,考查《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天文志》中征引的甘氏石氏学说、东汉时的《石氏星经》及六朝、隋、唐时的甘石《星经》,发现:《史记》称“甘、石历五星法,唯独荧感有反逆行”,而《汉书》则谓“甘氏、石氏《经》以荧惑、太白为有逆行”,是西汉时甘氏、石氏《经》已经增订;《续汉书·律历志》载东汉时贾透论历所引《石氏星经》之冬至点距斗星度数较《尚书纬考灵暇》为少,是《石氏星经》所依之观测当在《考灵耀》之后,非战国时石申夫原著;《开元占经》卷23论岁星每年踱次及早出晚出所应灾异引甘氏说,论岁星赢缩失行引石氏说,皆与《汉书·天文志》所引异,是唐代所传甘、石《星经》亦早非汉代旧文4j[。
因此,我们决不能将七八百年后的文献中冠以“甘氏日”、“石氏日”的文字就当作甘氏、石氏原文,甚至这些文字是否传自汉代,都应细细辨析,并参照各代天文学发展的基本事实来推断。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有两条主线,即历法和星占。二十八宿被用来分度周天,作为标志日踱月离的坐标框架,因而成为推算历法的基础;其各宿距度的记载首见于《淮南子·天文训》,并基本不变地沿用到唐代。秦汉时期还使用过由于所选取的距星不同而导致距度划分不同的所谓“古度”系统,但这些“古度”在东汉以后就不见应用了。对星占而言,除作为日月五星的推步参照且本身具有星占意义的二十八宿外,经战国到东汉的发展,还大致完成了对全天恒星的识别和星官的组织。由《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天文志》中的叙述看,其五星占辞及分野配置大致是出于甘氏和石氏系统的,但分为中及东西南北五宫(官)的星官组织是否也出于甘、石,尚难断定。张衡《灵宪》也提到了这种五官的组织,称为“五列”,并谓“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这可能是将占星各家所用星官及星数累计,而未包括“海人”占星所用星官的结果。其中会有星官划分不同及同星异名的情况,所以星官数和星数要比《汉书·天文志》记载的及后世长期所用的要多得多。
大约至晋初,全天的星官划分、组织有了一个总结,这就是晋太史令陈卓所定的“三家星官”。《晋书·天文志》记:晋“武帝时,太史令陈卓总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图,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为定纪。”同是李淳风(602一670年)所撰的《隋书·天文志》则说:“三国时,吴太史令陈卓始列甘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著于图录,并注占赞。总有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并二十八宿及辅官附坐一百八十二星,总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四〕百六十五星。”陈卓活动于西元3世纪后期至4世纪初期,先后在吴、西晋、东晋三朝任太史令。《隋书·经籍志》录有陈卓的星占著作四种:《天文集占》十卷、《陈卓四方宿占》一卷、《五星占》一卷、《天官星占》十卷,并称“梁有《石氏星经》七卷,陈卓记”。可见,陈卓确实是当时星占活动中的中心人物,由他整理出“三家星官”是不足奇怪的,其时间大约在280年前后。三家中的“巫咸”作为“传天数者”,已见于《史记·天官书》,但晋以前的文献都没有提到有关巫咸的星占活动或著述,在6世纪上半叶梁朝刘昭的《续汉书·天文志》注补中才见到巫咸氏星占辞的引用。潘鼎因此认为,“巫咸星官实为陈卓总三家星时所托名”5j[。这是合理的推断。而我们现在分别“石氏”和“甘氏”星官的依据,也就是唐代文献中的“三家星官”。
比较《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中述及的星官和唐代文献中记载的三家星官,可以看出自汉初至魏晋全天星官的组织和命名由少渐多的演变。《史记·天官书》记述了星名92个,若将二十八宿辅官附座并人各宿则有星官86个,星数500余6j[。其中,有4或5个星官与三家星官中甘氏星官同名图。撰于东汉初期的《汉书·天文志》开篇即称:“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这应反映了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年的星官组织规模。一般认为,《汉书·天文志》中叙述星官的部分系因袭《史记·天官书》而成。如在《天官书》的星官数之外,再加上《天文志》所补充的及在其所载星占案例中出现的9个新的星官(其中“咸池”属甘氏),也仍未达到它开篇所说的规模。因此,《汉书·天文志》的统计当另有来源。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写本《石氏甘氏巫咸氏三家星经》(P2512;以下简作《三家星经}))称:合二十八宿(含辅官附座)及石氏中外星官121座,809星。而《汉书·天文志》的118星官中至少有5座属甘氏,如其余113座均属二十八宿及石氏星官,仍少于《三家星经》的二十八宿及石氏星官的座数。这表明,三家星中系名于“石氏”的星官有部分是在西汉之后新增加的。比如,石氏外官的“天仓”,当即据《史记·天官书》“胃为天仓”一语而增8j[。“三家星”的体系在陈卓之后的传布情况不很清楚,最初似乎只在南方流传。刘宋朝上承陈卓任过太史令的东晋朝,建都建康(今南京),在诏太史令钱乐之“更铸浑仪”(该“浑仪”属于浑象类)后,又于元嘉十七年(440年)制作了“小浑天”,其上“安二十八宿、中外官,以白黑珠及黄三色为三家星,,[9〕①。接下去的梁朝(502一557年)在其末年,秘府中也仍收藏着“遍体布二十八宿、三家星”的木制“浑天象”l0[〕。而北方的北魏朝在永熙年间(533一534年)群官“校比天文书,集甘、石二家星经及汉魏以来二十三家经占’ll[,〕时,似乎还没有用陈卓的“三家星”体系。隋文帝杨坚于开皇九年(589年)统一南北后,得到了南方的天文家周坟及刘宋朝制作的天文仪象,接着命人参校周、齐、梁
、陈朝的官私星图,“刊其大小,正彼疏密,依准三家星位,以为盖图’,①。又以周坟为太史令,教习天文。“自此,太史观生始能识天官”l[2〕。“三家星”也大概从此开始在中原流行,至唐代则已是一统天下,这可由今天所见到的众多唐代天文星占文献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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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3 22: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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