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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三虎中医师,14岁步入医林,苦练童子功,倒背《伤寒论》。先后毕业于陕西省渭南地区中医学校、南京中医学院和第四军医大学,获伤寒专业硕士学位和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医学博士学位。曾任第四军医大学教授、中西医结合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肿瘤研究所副所长及西安市中医医院首席中医肿瘤专家等职。
现为广西名中医,广西柳州市中医院肿瘤一科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委员等学术职务。先后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师带徒40人。多年来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继承与创新并重的治学观,提出了“燥湿相混致癌论”、“寒热胶结致癌论”、“人参抗癌论”、“把根留住抗癌论”、“肺癌可从肺痿论治”、“风邪入里成瘤说”等新论点。
年诊国内外患者2万人次。共发表论文180多篇,主编、参编书籍30部,以第一作者身份3次获得军队科技进步奖,2次获军队优秀卫生音像制品奖。获国家发明专利4项。《中医抗癌进行时——随王三虎教授临证日记‖》荣获中国出版行业协会2012~2013年度优秀畅销书称号。2009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专著《中医抗癌临证新识》,多次印刷,数位专家发表好评文章,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王三虎抗癌经验》影响已显。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伤寒论》选用其麻子仁丸治疗遗尿验案,最新出版的《恶性肿瘤中医诊疗指南》将其“燥湿相混致癌论”作为近现代病机创新予以介绍。
【中医之路】
一、少年梦
1957年7月,我出生在陕西省合阳县百良镇陌西这个以汤药发明者商代宰相伊尹走过的小路命名的村庄。
外爷管理三级村药王庙的时候还没有我,但那个古色古香的庙宇倒是小孩不错的捉迷藏之处,甚至其中的塑像对我来说有点害怕。老外爷主持百良东村药王庙我却是记忆犹新,也见到他给人抽签开方的事。因为祖母经常要伺候老寿星,药王庙就成了我小时候最喜欢去的地方。
小时侯,我记忆力好,喜欢语文,冷落算术。在全国上下大兴背毛主席语录时,四年级的我被村大队长背上晚上到各小队表演背功,是我最早的出名事件。当时我最大的愿望或者理想是在父亲到大城市去时,给我买一个硬皮笔记本。结果就在这个洇水的小本子上抄满了阿司匹林、酵母片、红药水、紫药水等的功效。这时期,我们这条墚上传说中的三个名医还是非常令我神往的。莘村的马敏秀、三池村的成宝臣都是以善治伤寒而闻名乡里的。前者我只远远望见,后者倒是在我20岁时见过面,也问过他关于半夏泻心汤治疗痞症的问题。但老先生说我念错了,应该是读“pei症”,所以,话不投机,戛然而止。尹庄的田仁卿老先生,在韩城县医院工作,以温病擅长,我早先见的时候是他因文革期间靠边站,在巷道里晒太阳。中专毕业留校后地区中医学会的会议上,得以和老先生面谈,且对我这个后生另眼高看。会后就托人问我年龄和婚姻状况,要是我再大上几岁的话,十有八九成了伊尹居住过的村庄——尹庄的女婿了。田老先生的儿女较多,一个给我当过初中老师,一个给我当过卫生班老师。前几年,老先生遗著《伤寒论诠稿》在香港出版,我也曾受赠收藏,良有以也。
初中毕业后,雷连生老师专门托人给我捎话,按我的成绩,上高中没问题。可愿望偏偏落空。消息传来,父母与我,相对而泣。当时的悲伤、沮丧、无奈、凄凉不足以为外人道也(这里是首次透露)。至于为什么出了变故,我听到两种意见。一是受外婆家成分牵连。这种情况我班还有两个。另一种说法是我的情况与成分无关。后来我冷静地想,应该是如果没有其他因素我的排名应该在招生范围,但当年贫协(贫下中农协会)代表参加招生而且颇负责任,说话算话则是不争的事实。在考虑了成分照顾了许多人时,我落选了。
当个兵,穿上一身黄军装,那可是我整个青少年时期魂牵梦绕的心事。可就我这个在村里不上不下的家庭里,既穷不到使人同情的程度,又没有能走后门的本事,所以当兵可以说是没门。正因为如此,不仅夜里梦境有我拿枪杀敌,驰骋疆场的雄姿,日里也有我从红缨枪到真枪实弹的刻苦磨练。但是,大概除了村里为了完成林副主席预备征兵上报50人的名单中有我外,再连报名、目测的机会也没有。
二、初入医林
坏事会变好事。由当医生的二伯父介绍,我从复读的学校到了同家庄公社五七中学卫生班学习,也就相当于现在的职业中学吧。70个人挤在一间小教室,在坏坏板凳泥桌子的条件下,我对一切都很着迷。大约是没有数理化拉分,我经常考第一。在百良公社卫生院实习的半年,王秋香老师对我格外照顾,至今记忆优心。王老师前几年还打电话给我介绍病人,谦和有加。2014年春节我上门拜访,思维清晰如昨。
毕业后经二伯父介绍,通过当时的成创现院长进了王家洼公社卫生院继续学习。成院长对我非常关心,我从他身上学到好多为人处世的道理,影响深远。比如干完当天的事,像扫房间不要使灰尘积攒而当时倒掉,“话要让人,事不让人”等等。无意插柳的事,当时30岁左右,风华正茂的党学都医生,酷爱《伤寒论》,他的一句“古人说,通伤寒者,医门之过半也”影响了我的一生。记忆力好的我,用几年时间在他的指导下倒背伤寒,反复多次。
副业工是我梦寐以求而未能实现的梦想。我在王家洼公社卫生院先后学习工作了整整5年,兢兢业业。从实习生到每月拿12、15、18、24、30元工资的药房工作人员,但始终没有得到县上有名字的“副业工”待遇。那时侯,多次因突然看到我成为副业工的县卫生局文件而从梦中笑醒,而实际上看到的是没有如此经历却靠后门走进来的几位趾高气扬的同学。所幸1977年招生制度改革,我这个在职业中学毕业基础上自学了几年的青年终于有了求学机会。再不需要为能成为当时最低层次的“工作人员”——副业工而傻想了。
当我一月拿30元工资时,几乎和当时的一般工作人员待遇相仿。而不相仿不相同或者只有我一个人坚持用家里送来的红薯菜(类似现在杂粮食府城里人稀罕的洋芋擦擦)以节省些开销补贴家用。这就是我后来的座右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早年实践。
吃商品粮是我青年时期,准确的说是招生制度改革以后的直接目标和理想。在我一心想当副业工的时候,连商品粮的梦都没做过。能通过自己努力,考上中专,也就成了吃商品粮的公家人,这在我当时的心目中,是最幸福的事情。考上渭南中医学校圆了这个梦,确实也满足了几年。但曾几何时,我就有点失落,因为商品粮不值钱了,粮票取消了,人人好象都吃商品粮,我的优越感没有了。这就好象现在的鸡蛋、馒头都不如过去香甜可口一样。
成为象我的二伯父王仰文那样受人尊敬的地段医院的医生则是我少年乃至青年时期最大的梦想和理想。谁也没有想到,我毕业时没有到基层医院,却留校工作。又因成为真正医生的梦想难以实现而报考研究生得以成功。现在我作为中医肿瘤专家,患者几乎遍及大陆各省、市原及港台及国外,可以说是出了名的医生了。但此时我已没有夫复何求之感,有的只是为探索更好抗癌方法而梦寐以求的不懈努力。
说实话,老天是否将降大任于我尚且不得知,但确实已经“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了。
三、上中医学校
1978年考上渭南中医学校,吃上了向往已久梦寐以求的商品粮,使我感到前途光明,景色无限。这个时期我最大的理想就是毕业后回老家合阳县,在某一个地段医院当一个有名的中医医生。在我们班50名同学中,约有一半人有一定的医学基础,甚至还有上过3年制五七大学的。上了中专,是自以为是地放手攻读我喜欢的《伤寒论》,还是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学好各门课程呢?我采取的是全面领先重点突破的方针。第一学年下来,我和樊海在全年级200人中并列第四。在学中药的过程中,班上采取轮流上台讲学习体会的方法互帮互学,我的演讲初露锋芒,在全校学生老师中有了名气。
中专阶段,短短三年,弥足珍贵。我们是精英的。当年5%左右的录取率,我们可以自豪几十年直至永远;我们是刻苦的。努力学习不奇怪,不努力学习才奇怪。因为突然有了难得的求学机会,给自己增加知识(知识就是力量)而不是默默无闻的付出,太好了,没有人不是主动地、如饥似渴地吸吮医学的养料。那种田间小路的徘徊,天昏地暗的背诵,现在社会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是幸运的。招生制度再晚改几年,我们大部分就是农民。幸好当时没有灯红酒绿诱惑,学而无用的后顾之忧,“我爸是李刚”那样豪言的刺激,甚至因为可以“裸婚”而没有房车的压力,只能心无旁骛地练童子功了。
学习《伤寒论》课程时,因为早已熟读条文,就看了一些注家如柯韵柏、尤在泾等的著作,眼界开阔了些。当时,山东中医学院李克绍教授出版了新著《伤寒解惑论》引起我的极大兴趣,书不厚,收获不小,乘兴写下处女作“《读伤寒解惑论》后的一点看法”,竟在毕业前夕发表在《山东中医学院学报上》。当时,文革浩劫刚过,百废待兴,复刊的中医杂志很少,收载量有限,加之人心向上,求学如渴,登一篇论文,在学校上下,轰动不小。也可能与此有关吧,我和樊海成为中医学校办校20多年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留校的中医士。
四、留校工作
当医生,用其所学成为一段时间内我的主要诉求。中专生不能当老师上课可以理解,中医士到附属医院当医生总是可以的吧。虽然阻力不小,但经过我多方奔走游说,在学校齐俊英书记、林德英校长等多数校领导的支持下,如愿到了学校附属医院第二门诊部,主动担当起中医儿科的责任。在实习期间学习李景堂老师用小青龙汤、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治疗小儿肺炎、支气管炎的经验得以证实,并奠定了以后中医为主的临床思路。
中专生留校不能当老师上课,却激发了我在中专时期隐隐约约的梦想——考研究生。当时中专没有外语课,适逢陕西电台刚开办日语广播讲座,我就伴随收音机学起了日语。当时课程压力大,学得皮毛。如今,有大量的时间,何乐而不为呢。当然,业务学习,不在话下。伤寒研究,初入门径。当年就在《陕西中医》上发表了“浅谈《伤寒论》的对举法”一文。虽是学习体会,但如牛之初乳,近3000字,一气呵成。《陕西中医》编辑部专函谓:“王三虎同志:贵作《浅谈伤寒论的对举法》一文本刊发表后,收到了读者来信,认为这是一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好文章,颇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今后希望你继续努力,多写类似有骨有肉的短文,为中医学术的繁荣多贡献。有便还可来本部洽谈今后的选题。”读后兴奋之情可以想见,乃连续发表了《仲景遣词拾零》、《也谈蓄水证》、《谈谈<伤寒论>中手足见证的意义》、《仲景药量索隐》、《学习<内经>一得》、《五行学说在<伤寒杂病论>中的运用》、《对<伤寒论>128条的质疑——“表证仍在”应当肯定》、《试论<伤寒杂病论会通>之学术成就》、《关于六经病欲解时的探讨》等论文。在浙江中医学院1984年出的《伤寒论文摘》一书中,摘录了1949年~1983年间国内公开发行的有关《伤寒论》的研究文章2268篇,从数量上来看,我在陕西作者中仅次于伤寒专家杜雨茂教授。
要实现考上研究生的理想,多门课程需要复习提高。用天昏地暗来形容当时背诵的刻苦,用持之以恒来描述4年如一日的情景,一点也不为过。但在报考研究生时,对于没有本科学历的考生来说要同等学力证明。可是,谁又能证明,谁又愿意证明我们达到了本科同等学力呢。单位不出证明,虽有道理,但全国那么多类似问题,人家怎么能出证明呢?以后和我们一起报考的吴成同学不就是地段医院出的证明嘛。好在我通过招生时认识的地区招生办庞副主任给我们免去了这样一个不是问题的难题。
在中医学校学习工作的7年间,亢海荣、杨恒茂、李树怀、裴玉衡、王灼性、秦智义、凌进京、马竖栋、卢增民、邢建民、雷鸣等老师使我受益非浅。既是同学又是同事、同舍的樊海更是朝夕相处,相互帮扶,终于双双同时于1985年考入南京中医学院,跨入研究生的行列。
五、上研究生
作为伤寒专业的研究生,我不大相信运气学派,力求实效,故很早就开始了以经方新用为重点的资料搜集和研究,先后发表五苓散以及经方在循环系统、神经精神疾病、肝胆疾病、骨伤科、皮肤科、妇科、五官科的应用综述8篇,肾病综合征得汉方治疗、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治疗甲亢性心功不全8例、小建中汤治遗尿、伤寒论再发掘等译文。也系统学习了张景岳、张锡纯的著作,发表了《景岳研究伤寒特色初探》、《试论张锡纯对伤寒学说的贡献》等文章。就《伤寒论》的第131条、桂枝汤、五苓散证治等发表了多篇争鸣文章。还发表了《试论<伤寒论>一分为三的方证观》、《<伤寒论>研究的思路探讨》、《伤寒中风析名》、《试论比类取象的科学性及实际意义》、《<湿热病篇>表里辨》、《<内经>论目浅述》、《<内经>修辞析隐》、《<内经>五味宜忌》等论文。《结胸证研究》是我的硕士毕业论文,提出了“胸非胸中论”的观点,论证了胸与胸中的区别和联系,总结出“结胸证的病机特点是有形之邪阻结胸脘”,“治法特点是祛邪开结”。该论文后来分7篇发表,并获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
我刚读研究生的时候,走在南京繁华的大街上,感慨万千。自以为研究生嘛,是成为大学者,做大学问的基础。既然要做大学问,就要勤动笔墨,从文摘卡片、读书笔记做起,日积月累,攒少成多。而且事不宜迟,从现在做起。也许天遂人愿,装帧精美,100张1盒的文摘卡片深深地吸引了我。促使我一跺脚,做了平生最大一笔买卖,一下子购买了30盒。3年时间我做了2000多张读书卡片,不仅为顺利完成学业奠定了基础,也是日后参加展览而获第四军医大学首届教师成才奖的亮点和出版第一本书《经方各科临床新用》的素材。
在读研究生期间,导师宋立人、伤寒专家陈亦人等老专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潜移默化于我不少。我也从应小雄、施建勇、翟亚春、樊海等同学身上学到了许多为人之道。正如我刚到南京见到各路精英,能说会道,多才多艺,心想就是不用老师教,光和这些同学相处三年也会收益颇丰一样。学完文献检索课,我写了一篇短文《医海一钥》投寄校报,刊登后认识了张昌恩老师,从而作为校报的兼职编辑做了一些工作,也锻炼提高了我的动手能力。而北京中医学院刘渡舟教授派他的研究生来校交谈和《实用中医内科杂志》派人千里迢迢约我担任特邀编辑也对我起到了鼓励和支持的作用。
六、到第四军医大学工作
研究生毕业以后,当我的同学刘吉祥介绍我到第四军医大学时,我第一句话就是:行,就是当个教体育的教员也行(现在看来这话有问题,体育也是一门学问)。报到以后,看到先来的人领的军装夜不能寐,可是当我领军装的时候,却因为改文职,从我开始只发服装费而不发军装了。我还不如那些穿了一两天军装又不让穿了的人。我只得买了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穿上。可当天晚上就被我四岁的女儿一语揭穿:你的帽子呢?好在三年以后,江主席又让文职干部穿军装了,圆了我当个兵这个少年梦的一半。另一半梦,是在我买了电脑以后在CS的射击游戏中圆的。既不要掏钱买武器子弹,打死人又不偿命,真痛快!难怪好多年轻人在网吧通宵达旦。研究生毕业前,我的理想是回到西安工作。所以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的召唤已令我相当满足。而渭南中医学校的校友、陕西中医学院伤寒专业研究生刘吉祥的热情推荐,却使我来到以前想也不敢想的第四军医大学。在医学史教学的同时,眼界大为开阔,涉猎范围增大,渐有心得,发表了《孙思邈对张仲景医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后<伤寒论>研究的进展》、《试论社会因素对古代医家的影响》、《社会因素对中药文献的影响》、《中国古代医学教育思想及其对医学发展的影响》、《地理环境因素对中医学的影响》《试论军医崔氏及其学术成就》、《李时珍对金疮治疗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古代名医悲剧的伦理学反思》等。还继续就伤寒有关问题进行了研讨,发表了《孙一奎对伤寒学说的贡献》、《伤寒注家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等论文。在1989年成都召开的“医学与社会”的学术会议上,我认识了西安医学院的李恩昌老师,这对我参与编写《社会医学》和作为副主编出版的《大学医学伦理学》带来了契机。
光从事教学研究,还是与我当初成为好医生救死扶伤的理想有很大差距。我总觉得我之所学,百分之八十都用不上。这一阶段,我的理想是做一个教学临床两不误的中医。也许是在任教务处长时对我的经历和所学有所了解的缘故,1989年刚到西京医院医教部上任的苏元福主任(后升任院长、301医院副院长、少将)主动邀我到西京医院中医科参加门诊,还得到了王宗仁主任(也是多年以后我的博导)等中医科领导的热情支持,从此开始了我理论与实践结合、医史为现实服务的新路。《经方治疗疑难杂症的探讨》、《麻子仁丸治遗尿》、《中药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30例》、《阳痿从湿热论治四法》、《寒热并用方治疗内科杂病之验》、《半夏泻心汤治疗萎缩性胃炎》、《大黄牡丹皮汤治疗结肠曲综合征12例》等论文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1992年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经方各科临床新用与探索》,其中就有不少为我临床所悟。此外,我还参与多个新兴学科的研究,参加了《社会医学》、《医学伦理学》等著作的编写。《中国中医药报》曾以“青年中医王三虎破格晋升副教授”为题对我 “坚持医史为现实服务的方针,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继承与创新并重,定期上中医门诊,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于1992年晋升副教授之事进行了报道。在社会上食疗热兴起之前,2000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我编著的《中医1000问·食疗篇》,本书介绍了食疗的起源,药食两用的谷、肉、菜、果等,以及一些常见病、慢性病的日常食疗方法。多次印刷,其中北大方正的电子版长时间稳居销售榜首位,多年后才被英语教材替代。
在经方应用的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要求的提高和疾病谱的扩大,也感到需要扩大眼界,开始涉猎《千金方》、《外台秘要》、《本草纲目》、《名医类案》等书籍。1997年9月出版了领衔主编的《120首千金方研究》一书。陈可冀院士、李经纬研究员为之序。其后,西安医科大学张文教授还发表了《千金方研究的必由之路》的专题评论,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郭教礼也在《中国中医药报》发表了大篇幅的好评。
七、从事中医肿瘤诊疗工作
1998年9月晋升教授之后,受肿瘤研究所师建国教授之邀,我走上了中医肿瘤专科之路。我此时的理想变成了真正通过自己的医术,治好无可救药的癌症患者,一个够本,两个就赚了。师建国教授精西通中,就是因为听说我能倒背伤寒才选定了我。一到肿瘤临床还真得凭中医全科的优势,边治边学,由外行便内行。但深厚的伤寒以及经方功底还是起了很大作用。我也正是从射干麻黄汤、麦门冬汤等方剂对肺癌的疗效中,顺藤摸瓜才发现肺癌就是《金匮要略》所说的肺痿的。在我们学半夏泻心汤等寒热并用经方时,只是知道寒热错杂、辛开苦降等概念,至于什么样的临床表现就是寒热错杂却语焉不详,书本杂志也没有讲到。我在《经方各科临床新用与探索》一书中也明确解决了这一问题,所以临床应用寒热并用经方的机会大大增加。甚至可以说,出奇制胜的时候往往是经方应用的结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到肿瘤临床,发现寒热并见的机会很多,寒热并用经方用之往往有效,但顽固难愈,缠绵反复,甚至需要常年累月的坚持应用。从而使我体会到寒热错杂是内科病,寒热胶结才是癌症的关键病机。这就是我提出“寒热胶结致癌论”的思想和临床脉络。第一次参加陕西省中医肿瘤学术会议,我要有论文才行。但我既没理论见解,也没实践经验,怎么办?我想,肿瘤专业我虽然不熟悉,但中医传统的治学方法应该是驾轻就熟的。所谓“西医科研向前看,看看有啥新进展,中医科研向后看,问问古人怎么办。”于是我就想从古代医家的医案中寻求真经。考虑到叶天士医案是流传至今个人医案最多的,我有《叶天士医案大全》可参,况清代中医已趋成熟,已能诊治不少恶性肿瘤。所以当我宣读《叶天士肿瘤医案分析》一文后,主持人张允让先生谦虚地说,“我行医几十年还没见过一篇文章能把一本书说得如此透彻的”。2000年,当我得知苏礼总主编编撰《古今专科专病医案》丛书时,主动请缨,主编《古今专科专病医案﹒肿瘤》分册。这是我学习古人的极好机会,也是我第一本中医肿瘤专业书籍。当然,本书不仅仅是资料收集,其中300多篇“评按”也表达了我的一些想法和经验。本书出版后,颇受好评。
我在第四军医大学最为出彩的事发生在2003年非典流行时期。当我从电视上看到卫生部长因此被撤职,才知道疫情的严重性与紧迫性。我当时就对爱人说,出名的机会来了。面对她不解的目光,我说在非典面前中西医在一个起跑线上,我相信我的能力。结果,一周内《中国中医药报》通栏巨幅标题全文发表了我写的《中医防治瘟疫的思路和方法》,同时标明“王三虎教授供方”的御瘟冲剂由我校药物研究所研制成功并大量供应。在这种举世瞩目的背景下的如此举动,不想出名都难。
事实上,在临床上直接解除患者的痛苦是我不懈的追求。虽然我有多次外出读博士的机会,总因害怕丢失了逐步形成的患者群而在西安一呆十七年。我的家人、乡亲是我患者群的核心。1993年左右,我春节回老家的时候就是患者云集的高峰。每日接诊150人次以上,交通堵塞,门窗摇晃,人头攒动,颇为壮观。还有4个暑假是在合阳县城坐诊,很受乡亲信任和欢迎。贺玉芳同学笑谈:恐怕克林顿总统来了的欢迎横幅也就像欢迎你那么长吧。裕顺东几十个中药连锁店至今还统一模式悬挂着我和其他两位老医生的照片,以示名医名药。1995年有了双休日开始,我就没有了节假日,几乎都是出诊看病了。另一方面我的教学工作也有声有色,以一己之力,单枪匹马,横冲直闯,当选为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副主任委员和2003年,我有幸获得第四军医大学首批优秀人才津贴就是佐证。不曾想,作为民族英雄岳飞副将王镇元帅的二十五世孙,我在享受副师级待遇7年,将与军装依依惜别。
八、首席中医肿瘤专家
2004年2月,有了我转业的消息。不期然而然的变化,也带来了不期然的结果。3月15日我已被西安市中医医院聘为首席中医肿瘤专家。终于能一心扑在临床上一展所学,为患者解除病痛了。孔子云:“求仁得仁又何怨”,此之谓乎。贾平凹出了一本书《天气》,说“天气就是天意”,这当然是从大的方面讲的。实际上,天人是合一的。老天有意,老天有眼,人怎么能违背天意呢。张仲景作为长沙太守,常人看就可以了,但他却坐堂行医,有违常规。可能给人以不务正业的话柄,官是当不成了,医圣才诞生了。张景岳出身军功世袭之家,早年饱读兵书,中年驰骋疆场,但却郁郁寡欢,难得宏志。老天造就了这样一个“天分既高,师古复细”的军地两用人才,乃敢“浩歌归里,肆力于轩岐之学”,老年才有了《景岳全书》这一承前启后,光耀古今的巨著。李时珍没有到朝廷当太医一年的经历,也未必有那么高远的眼光。但若老死朝中,必然默默无闻。我这样援引古代名医的事例似乎也有僭越之讥的话柄,但我就是这样想的,只能实话实说,否则就是虚伪。这就像某文学青年说他和鲁迅生日相同而引以为自豪并不是说他就有鲁迅的水平一样,就像某青年中医改名仲景并不是说他就有张仲景的水平一样,未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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