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古代中国天文历法的科学依据之二----物候 天之阴阳地之刚柔则尽显物候之中。只是因为现今学术界尤其是天文学界,忽略了对古代中国天文历法中“物候”的研究,才将天之阴阳地之刚柔与物候的关系分割开来。对易学颇有研究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薄树人先生(已故),曾主张不能轻易否定古代中国天文历法中的物候内容。薄先生在为唐代的天文学专著《开元占经》(1989年版)所作的序中,对该书所论及的物候问题所作的评论是: “一一一至一二〇卷是集录古人各种有关草木鸟兽,人鬼器物等等的星占术文。 看了上面的介绍,人们可能会提出两个问题。第一,这最后十卷与天文现象全然无关,在全书中似乎有点不协调。过去有的研究者曾提出过,由于《新唐书•艺文志》和《玉海》两书所记,《开元占经》只一一〇卷,所以这最后与天文无关的十卷乃是后人的增附,而非瞿昙悉达原本所有。此说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代表。可是话得说回来,人们尽认为,《新唐书•艺文志》等书的数字可能是讹误。中国数字二与一之误混,在古书中的例子是太多了。最近我们查到,在唐高宗麟德年间编成的二部星占书:《天地瑞祥志》和《天文要录》中,也有关于草木鸟兽之类的占法。可见当时人们的确是把这类与天文无关的占法也划入星占术范畴中去的。因此,我们也认为,要否定这最后十卷的原作地位,还必须拿出更有利的证据来。” 物候与天文学究竟有没有关系?回答是肯定的。不仅有,而且无法分割。羲学、易学所论述的天之阴阳地之刚柔原理的卦气就与物候相通。 注重物候是古代中国天文历法的独有特征。以天之阴阳地之刚柔为基本内容的阴阳思想,与这一独有特征密不可分。而且气候、物候、节气、岁气、卦气、气数、历法这七者是息息相通的。 物侯,是指生物的周期性现象,如植物的发芽,结实,侯鸟的迁徒,某些动物的冬眠等与气候的关系。如物候年、物候月等。 节气,是指二十四节气。 岁气,是指人们通常所说的年景。干支60一周所纪 的年份则具体标识了每一年的大致年景,即每一年天地之气正常与异常的大致规律。 卦气,是指易学中所讲的八卦、十二卦、六十四卦等。 气数,是对节气和运数(五运六气的数)的具体标识。节气指二十四节气;运数指阴阳运行 之数,也称五运六气,由干支60一周予以标识。古人将二十四节气、干支历法、八卦、六十四卦之类统称为气数。 历法,是运用“数”来标识天体运行规律、四季变化节律的方法。为了探索、掌握自然变化的规律,以便于人事活动,能够做到所预测的岁气与天体运行规律相一致,与四时的顺序相应合。“与天地合其德,与四时合其序。”比如从事农业生产要不错过天时,采集药物不错过季节,等等,就要依据科学的历法。尤其是古代凡举行大的庆典,都不能违逆自然的分界——气数[5]。古代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干支历法就是为满足这种需要而制定出来的。 生物的周期性现象就是物候,它与天地之气消与长现象的期限(气候)相一致。如《素问》所说: 冬至日初五日,蚯蚓结;次五日,麋角解;后五日,水泉动;次季冬小寒之节,初五日,雁北乡;次五日,鹊始巢;后五日,野鸡始雊;……”[6]见图1。正是这些物象变化与时日推移相一致的规律,让古代先哲们捕捉到了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着,抟也抟不住的天地之气消与长的规律。古人将这一规律归纳为: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个节气,六个节气称为一个时节,四个时节称为一岁[7]。 古人认为,水旱之灾,取决于五运六气。五运六气则由气数如干支60一周所纪的年号标识出来。《旧唐书》八八《韦嗣立传·上》疏: “水旱之灾,关乎阴阳运数,非人智力所能及也。”[8]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则具体记载了干支60一周所纪的年份中天地之气的正常与异常。在气数的制定中,物候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正是物象的千变万化使古人悟出了气的运动方式----阴阳。张介宾先生也指出: 气数没有形状,本来不容易观察;可以观察的,在于阴阳的往来,体现于四季、节气的顺序,有季节的顺序则时令相承接,而万物的消长有期限,于是能够用来分时段考察标记“气”化生万物的期限[9]。 以三候为一气的二十四节气历法,就是依据“万物消长期限”体现出来的天地之气消与长的规律与天文现象变化规律相一致而制订出来的。学术界大致划分的三种性质的历法则不具备古代中国天文学所认知的物候、气候、天文现象这三种特征。其中,物候是古代中国天文历法有别于其他各国历法的独有特征。 气候、物候、节气、岁气、卦气、气数、历法这七者息息相通,直接体现在图1与图2中。在制定历法的过程中,物候是订立节气与岁气的基本依据,这在图1中标识得相当清楚。物候、节气、岁气与卦气相通,在《卦气圆图》(图2)中标识得相当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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