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清後，天主教士對「曆日」內容的態度

一衣帶水

湯若望藉西洋曆法傳教 湯若望 　　由於曆日的發行深入中國社會各個角落，故湯若望希望能藉以宣揚西方的天算，連帶使中國人對西士所傳的天主教亦能另眼相看。順治元年七月初四日，攝政王多爾袞下旨曰： 治曆明時，帝王首重，今用新法正曆，以敬迓天休，誠為大典，宜取名「時憲」，用稱朝廷憲天□民至意，頒行天下……。 稍後，在由湯若望等奉教監官負責編製的新曆封面上，即印有：「欽天監欽奉上傳，依西洋新法印造時憲曆日頒行天下……」字樣，以突顯西法的優越及其所受官方的認可，書內多處表前亦加書「依新法推算」等字。但其中「依西洋新法」五字，或因過於招搖，引發保守人士強烈的抨擊，批評負責治理曆法的湯若望有「暗竊正朔」之嫌，並成為「康熙曆獄」中主要的反教藉口之一。 　　雖然從現代人的觀點而言，楊光先對曆日上所列「依西洋新法」句的批評，近乎莫須有，但如前所述，頒曆一事在傳統上確具有濃厚的政治意味，無怪乎楊氏之流的保守人士會如此敏感。清代的樸學大師錢大昕嘗稱楊光先「雖於推步非專門，其駮耶穌異教，禁人傳習，又稱時憲書面葉不宜列『依西洋新法』五字，則為讜論」，其態度亦頗右楊氏。 　　康熙四年，天主教在監中的勢力因「曆獄」的影響幾完全遭斥逐，直到康熙八年始由耶穌會士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等為之翻案，並以西法重掌欽天監。然而為避免不必要的糾纏，南懷仁在其所編的曆日封面上，遂不復書「依西洋新法」等字，書內各表亦不再加「依新法推算」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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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的衝突與湯若望對選擇術的態度

南懷仁

　　湯若望對曆日中的選擇術，雖亦主張「西曆悉照天行鋪註，是謂真實有據之宜忌」，但當其初掌清欽天監時，或為求穩固其在監中的地位，且為避免與保守人士產生無謂的衝突，對中國式的術數之學則多採循務實的寬容態度。

　　然而自順治五、六年起，以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s, 1609-1677)為首的部份教士，卻發表一連串文件，抨擊湯若望擔任監正一職有違耶穌會「不宦」的誓約，且稱其所編製的曆日中含有不合乎教義的迷信內容。在安文思等教士以其提倡迷信相責的情形下，湯若望等奉教監官為保留此一官僚體系內唯一的宣教據點，不得不為辯駁而辯駁，並試圖理出一套說辭將鋪註的本意合理化。

　　湯若望在南懷仁的協助下，於康熙元年撰成《民曆鋪註解惑》一書，就其所編民曆中涉及鋪註的內容，分列十數款論之。湯若望在此書中，將鋪註附曆頒行的原意解釋為：

古之王者，撫有天下，必須首頒正朔，雖則敬授人時，重在稼穡上……然而小民日用，除稼穡外，還有冠婚、葬祭、棟宇、衣服各等許多事件，朝廷家也曾預先酌定一個禮節，安排一個規矩，與同律度量衡一般，以便遵守了。還又見各處民情，大小事要選擇日時，為是前代相傳已久，習以為常。從來治國者，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這豈可違拗他，只因衍數繁多，人持一說，紛爭不了，未免又誤民事，不如畫一個定規，從中去取，勒成一書，也算做授時一類，付與曆官鋪註在民曆上頒行，令各處都依著鋪註上行，方是個一道同風的氣象。

在此，曆日中的鋪註內容被賦與一理性的解釋，認為此乃當政者將相沿已久的民情風俗畫一定規，以避免紛爭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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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若望對民曆鋪註的態度

　　下文則以民曆中所記的年神方位圖以及逐日人神為例，具體說明湯若望對鋪註的態度。年神方位圖相傳源自大禹治洪時洛水所出靈龜的背負之象（即所謂的洛書），此象實即一3x3的數字魔方陣，「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而五居其中」，不論縱、橫、斜任三數相加，其值均同為15。後人將此圖上之九數分別配以七色，如以一為白、二為黑、三為碧、四為綠、五為黃、六為白、七為赤、八為白、九為紫，並將洛書中各數「挨次遞遷」，衍成九圖，稱之為九宮圖或紫白九星圖。

　　民曆中將每年各配以一九宮圖，依次循環，以為蓋造修營、擇定方位之用。術家以九紫為上吉，一白、六白、八白為次吉，而五黃之方則被視為大凶。某年年神方位圖之中宮若為六白，五黃因此在巽位，故此年蓋造修營均忌二十四山中的巽山。

　　在民曆中所繪年神方位圖的外圈，尚對應有各種星殺（或稱星煞、神煞、神殺），其方位均隨該年的干支而變，如相傳為木星之像的太歲，子年的方位在子，丑年在丑，依次類推，歷十二年而一周，而每年太歲所在之方，修營宅舍均不可面向，術家或為推算之便，在太歲相對的方位另定義一星殺，名歲破。如以乙丑年為例，因太歲在丑，歲破在未，故蓋造修營忌未山。

　　湯若望稱年神方位圖的本意為：

蓋凡城廓宮殿與夫四面錯處民居，共總是本國內顯設之形象，務須齊整美觀，方見得中華與卑陋小邦不同。然所謂齊整美觀者，大要有二：一是比例相稱，一是色樣不同……此圖既具諸色，而諸色又每歲遞遷，雖則周流八虛，悉有定序不亂。凡蓋造者必求方向，今年向此，明年向彼，舍其舊而新是圖，而此又其象矣！

亦即他認為年神方位圖的出現，原本是為達到「比例相稱」及「色樣不同」的目的，以冀求建築物的齊整美觀。但或因該圖的許多內容，頗難賦與理性的解釋，故湯若望在此款文末，總結其意見稱「此圖所用名色多屬比似，觀者勿泥」。至於九宮外周所署的星殺，湯若望則在摘引了傳統文獻中對各星殺的解釋後，指稱：「以上諸星殺，每年各有方位，總不越陰陽五行、合離生剋之理，蓋與百工營造有關係焉」，並未嘗對其大肆抨擊。

　　由年神方位圖的內容，我們可發覺中國傳統的選擇之術，其本原往往衍生自數字間的神秘規律，其用事宜忌則以五行間的生剋為原則。而在「天人相應」思想的影響下，其內容更常披掛上天文的外衣，惟多屬名詞的假借，即或有納入天星的運行者，亦均頗為粗糙，而與天星的實際位置無精確的對應關係。

　　湯若望在《民曆鋪註解惑》一書中，亦嘗論及載於曆中的「逐日人神」。曆日中記人神所在，最早見於敦煌所出的《甲寅年曆日》（編號為P. tib. 1070；此為西元834年曆日），其中稱：「每月人神，一日在足大指，二日外踝……廿九日膝脛，卅日足右趺，已上日不針灸」。除此逐日人神外，術家稍後更發展出十干、十二支及十二時人神所在，如以「甲日在頭，乙日在項……子日在目，丑日在耳……子時在踝，丑時在頭……」。

　　湯若望嘗釋人神的本意曰：

欲明此一節之理，須知太陽、太陰之相照，原與人身大有關係，古人將此一身、四體、百肢都一一分屬在太陽、太陰逐日相照的情勢上，其意以為人欲自身平安，須日日順著日月之相照，不可違逆了他，針灸療病，尤要仔細。

由於術家認為針灸療病與人神所在攸關，湯若望因此與西方的星占醫學相附會，稱人神即對應於太陽及太陰的相照。事實上，人神所在與日行毫不相干，頂多只可稱其與月行或有關連，因人神的週期為三十日，而中曆每月為二十九或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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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對於選擇術的決策

　　雖然湯若望在《民曆鋪註解惑》書首，說明其撰此書的目的乃由於「生民惑於禍福之說，而官定的通書又雜亂繁冗」，但是書之作，顯然有相當成分在回應安文思等教士的攻訐，希冀能藉以說明鋪註的原意非屬迷信，故在曆日中置入此類內容應是無可厚非。但湯若望並不曾就此完全認同中國的鋪註之說，他仍批評鋪註自從貫串附合入支干、五行、八卦、黃黑二道等內容後，因未本於「日、月、星宿行天之性情」，故並不可信。

　　入華傳教士間在經過長達十多年的激烈爭辯後，教會當局終於康熙三年做出裁決，將曆日中涉及陰陽選擇的內容歸作迷信，但由於出任欽天監監官對教會在中國的宣教活動有極大利益，故教士們仍被特許接受監官之職，並被許可參與制曆的工作。然而湯若望尚未及對此一衝擊有所調適，即在楊光先指控其所編新曆中有「十謬」及其所擇榮親王葬期有誤之下，由位居極品而驟然鋃鐺入獄，康熙四年四月，湯若望雖因地震大赦而獲釋，但卻已肢體癱瘓、口不能言，終於五年七月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