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国恩破解红崖天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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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不久贵州省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江南造船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林国恩发布了对“红崖天书”的全新诠释。学术界人士普遍认为，林国恩对这一千古之谜所作的破译，与其历史背景、文字结构、图像寓意相吻合，具有可信度、说服力。
“红崖天书”是指位于贵州省安顺地区一处崖壁上的古代碑文。
在长10米、高6米的范围内，有一片奇特的用铁红色颜料书写的古文字，文字大小不一，大者如人，小者如斗，非凿非刻，似篆非篆，神秘莫测。当地百姓称之为“红崖天书”。近百年来，“红崖天书”引起了众多中外学者的研究兴趣，曾有“诸葛碑”、“古彝文”、“自然石花”等推断，甚至有人推测这是外星人留下的遗迹。据说郭沫若、丁文江等著名学者也曾尝试破译，但一直没有定论。
林国恩于1990年从北京大学出版的《中国山水文化大观》等书中了解到“红崖天书”之后，对前人的破译内容表示疑问，并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从此将自己的全部业余时间扑到了破译工作上。他祖传三代中医，自幼年起即背诵古文，诵读四书五经。1965年考进上海交通大学后，课余悉心钻研文史、学习绘画。分配到江南造船厂之后，他仍醉心于业余文史研究。由于他是造船工程师，造船厂综合性、系统工程学对他具有深刻影响，也为他破译“天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对“天书”进行了多学科的研究。首先是对其众多的各种摹本进行分析，确认了原迹摹本作为依据。接着从古文字、绘画方面找出其中与历史事件和人物相联系的基本特征。为了揭开“天书”神秘的面纱，林国恩近9年来可谓沥尽心血。光说查字典，“天书”中有50多个字，必须把每个字从古到今的演变过程查找清楚，仅此一项，他反复阅读了《中国篆书大辞典》、《古文字通典》等七部字典，作了数万字的笔记。他遍览历史、诗词、地理、兵器、佛经等各类书籍，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读书心得。他把“天书”摹本放大贴在家中卧室，早晚躺在床上仍冥思苦想。他还三上贵州，实地考证。他的这项业余研究得到了单位的理解和支持。
1997年，林国恩认为已基本破解“天书”，并将研究结果写成10万字论文。经申请版权登记，很快获准通过。去年年底，他正式发表研究成果。这一成果包括考证要点和译文两方面。考证要点是：确认清代瞿鸿锡摹本为真迹摹本；文字为汉字系统；全书应自右至左直排阅读；全书图文并茂，一字一图，局部如此，整体亦如此。从内容分析，“红崖天书”成书约在1406年，是明初逊国建文皇帝所颁的一道讨伐燕王朱棣篡位的“伐燕诏檄”。全文直译为：燕反之心，迫朕逊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杀戮尸横，罄竹难书，大明日月无光，成囚杀之地。须降伏燕魔，作阶下囚。丙戌（年）甲天下之凤皇（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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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文献记载
　　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境内的断桥乡龙爪村东南的晒甲山西侧岩壁上，有一块长约100米、高3米的土红色的石壁，上面分布有20余个非镌非刻、非阴非阳、似隶非隶、似篆非篆、形若古文的符号，字迹红艳似火，虬结怪诞，这就是被世人称为绝世之谜的“红崖天书”。自明朝弘治初年被发现以来，迄今500年来尚无一人能够真正地破译，有研究者认为，“红崖天书”的神秘性完全不亚于古埃及的金字塔、秘鲁纳期卡地画、巴比伦空中花园等世界奇迹。　　500年来，虽然不乏有数代海内外专家的破译之说，可是真正具有说服力，并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专家学者认可的破译却至今没有出现。最早的文字记载“红崖天书”也被人们称为红岩碑，而晒甲山也常被人们称之为红岩山。
　　最早关于“红崖天书”及红岩山的文字记载是在明弘治十三年（即公元1500年）前后，在《贵州图经新志》中，开始有了关于红岩山的初步记载：“红岩山，在永宁州西北八十里。近山间居民，间闻洞中有铜鼓声，或岩上红光如火，则是年必有瘴疠。世传以为诸葛武侯驻兵息鼓之所。”明万历年间贵州巡抚郭子章撰写的《黔记》有“永宁有诸葛碑”的文字。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贵州普安州（今盘县）诗人邵元善写的一首《咏红岩》诗，诗曰：“红岩削立一千丈，刻划盘回非一丈。参差时作鼎钟形，腾踯或成飞走象。诸葛曾闻此驻兵，至今铜鼓有遗声。即看壁上纷奇诡，图谱浑疑尚诅盟。” （《黔诗纪略》卷八）
　　关于红崖天书的记载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在这些著述里都或多或少地提到了红岩山，他们大多只是说到岩上红光如火，并没有说到这似火的红岩究竟是什么东西，而真正涉及到红崖天书的则只有邵元善的《咏红岩》，这成了红崖天书的最早文献。他的诗不但已经开始提及到“红崖天书”的形貌，而且还有了红崖天书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破译说，他认为红崖天书是当年“诸葛与夷人诅盟的图谱”。也就正是自邵元善开始，人们对“红崖天书”兴起了第一次破译高潮。紧接着，随着年代的推进，人们又对“红崖天书”兴起了第二次、第三次破译高潮。

三次破译高潮与15种破译说
　　第二次破译高潮兴起于清道光、光绪年间，这次破译高潮则呈现出一种风起云涌之势。那时候，民间兴起了一股收藏热、猎奇热，于是，“红崖天书”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受到了人们的关注，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里，由于人们经常性的摹拓，并随意地增添内容，比如当年贵州提督徐印川为了附庸风雅而在上面写上去的草书 “虎”字，与原来的“天书”的内容混杂在一起，显得不伦不类。这样一来，“红崖天书”便遭到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损害。
　　清光绪年间，日本国领事得丸作藏和该国著名的旅行家鸟居龙臧曾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访古碑、求摹本，当他们来到晒甲山观摩时，也是满脑子的迷惘。在他们将“红崖天书”的摹本带回东瀛展出时，竟然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震撼，参观者摩肩接踵，络绎不绝，一时间，“洪都观经，可云盛也。”这期间，法国学者雷相如与费南海尔等闻讯也前来晒甲山观摩，竟然发出如此的感慨：“此碑含有绝对之神秘性，谁也无法窥破其中的奥秘！”“红崖天书”之名不胫而走。第三次破译高潮大概兴于近10年。1995年3月18日，贵州安顺地区行署公开对外宣布：“悬赏百万元，破译红岩碑。无论哪省哪国人士，只要能全文翻译红岩碑，并获得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认可，就将获得安顺地区行署的百万奖励。”这一消息一经媒体披露，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学者、专家、大学生等纷纷兴起了破译热潮。
　　1999年11月，江南造船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林国恩发布了他对 “红崖天书”的最新破译。他的破译说认为：“红崖天书”是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建文帝被朱棣篡夺了皇位，逃到了贵州后，使用变体组合文字所书写的讨伐朱棣篡位的檄文。他的译文是这样的：“燕反之心，迫朕逊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杀戮尸横，罄竹难书。大明日月无光，成囚杀之地。须降伏燕魔做阶下囚。丙戌（年）甲天下之凤凰（御制）。”1999年12月8日的《新民晚报》上登载了这则来自新华社贵阳的专电。
　　林国恩的破译说得到了当时许多学者的赞同，因为“靖难之役”后，据有关史料记载，建文帝的确逃遁到了贵州某地出家隐居以避灾难，从而使得他的说法在一定的时期里具有很强的可信度。
　　2002年3月，南京的一位刘姓女士声称，她通过6年的努力后，得到了对“红崖天书”的全新理解。她认为，“红崖天书”并不是什么文字记载，而是一些象征性的符号，这些符号反映了明朝燕王朱棣的宫廷政变。然而，这种说法似乎与林国恩的说法有异常的相似，只不过，刘女士不把“天书”当作文字来理解罢了。 “红崖天书”的破译说随时都有，然而至今为止，尚没有一种说法得到真正的认可。
　　有一位叫周继厚的专家通过实地考察后在《贵州文史丛刊》上著文指出，关岭晒甲山的“红岩碑”上的斑斑红迹不是什么人类所写的文或字，这些在变化中的斑斑红迹是碳酸盐沉积岩的风化现象，是自然界固有的，不是什么人类涂写上去的。因为关岭县一带在地质史上是寒武纪康滇古陆东面的歇湖区，在远古时期，大量溶于水的或被水冲来的各种矿物质和有机质大量沉淀于湖底，经过许多年的地质变化，水退后，这些沉淀物通过高温常压、风化、生物和某种火山作用形成了沉积层，再经过不断的风化改造，就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自从“红崖天书”被发现以来，在三次破译高潮中，总共得出了五类四十说之多的破译：文字类、图谱类、天然岩石花纹类、符类、神秘天书类。其中，尤以文字类的破译者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