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北宋王洙奉敕所修《重校地理全书》卷第十一《择日吉凶》(载《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术数类]第105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凡葬年月既吉,然后须吉日吉时。择日之法,有三甲子。天上甲子起于人中甲申,次乙酉,枝干具须行。(一日,天上甲子起于人中甲辰。□癸卯支干俱遵行者葬也。)人中甲子,世所以历日者,枝干俱顺行。地下甲子起于人中甲戌,次乙酉,干顺而枝逆。萧氏云祭天及章醮用天上甲子,小筮推命寿用人中甲子,动土祭地用地卜甲子人中甲子通者吉。”庚午日、壬申日、癸酉日、壬午日、甲申日、乙酉日、庚寅日、丙申日、丁酉日、壬寅日、丙午日、己酉日、庚申日、辛酉日,“右一十四日金鸡鸣,玉犬吠,上下不相呼,大吉”。丙子日、庚子日、壬子日、乙卯日、辛卯日、丁卯日、癸卯日、丙寅日、甲午日、甲寅日,“右十日吕才以为虽金鸡不鸣,玉犬不吠,而与鸣吠之辰相对,故可用斩草、启故,或与月便用之殓殡、权厝,吉。” “金鸡鸣,玉犬吠,上下不呼。凡鸣吠日、鸣吠对日,若通主人本命正冲日、行年日、行年正冲日,并不可用,或遇同旬冲日,亦宜忌之。旧说金鸡鸣、玉犬吠,上下不相呼,或以为桃都山有大桃树,盘屈三千里,上有金鸡,下有二神,一名欎,一名垒,并执苇索可不祥之鬼,及天将旦,日照金鸡则大呜,天下众鸡悉从而鸣。金鸡鸣讫下食恶鬼,金鸡鸣,百鬼皆走避,故吉。按孙季邕曰:若言金鸡日照则鸣,无不鸣之日;若言鬼畏金鸡,所葬之灵亦同鬼道。此言妄矣。凡十二辰中鸣吠者四,惟寅午申酉是也。不鸣吠者八,丑未辰戌巳亥子卯是也。辰戌丑未者五行之墓,巳亥者为人中甲子,左行地下甲子,右行而会于巳亥之上,为重月凶事重凶。子卯相刑,母子无恩,惟与鸣吠之辰相对者可用斩草或与月便者兼得殓殡、启故,故言金鸡鸣玉犬吠者,乃先贤假饲其名耳。阳德比金之光辉,阴德象玉之润泽,故称金玉焉。寅午者火之位,阳之精,象日,日出天将曙,鸡能先知,故鸣而告人也,故曰金鸡鸣。金鸡主阳,阳唱即阴和,故云犬吠。申酉者金之位,阴之精,象月,月明则非人伏匿,犬性警遇,非人即吠,故云玉犬吠。玉犬主主阴,阴呼即阳应,故金鸡鸣。又言上下不相呼者,上言呼父母,下言呼子孙,其日阴阳相应,凶神即伏,何更得上下相呼邪?”((第75-76页)
(3)清修《四库四全书》所载《钦定协纪辨方书》卷五“鸣吠日”、“鸣吠对日”条亦引唐僧一行话说:“鸣吠者,五姓安葬之辰也。用之者得金鸡鸣,玉犬吠,上下相呼,亡灵安稳,子孙富昌。”“鸣吠对旦者,用之破土斩草也。”“神煞起例曰:金鸡鸣,玉犬吠,并鸣吠对日,相传始于郭公而定于邵子,举世用之。大葬日曰金鸡鸣,玉犬吠,小葬日曰鸣吠对。………盖生人之礼,属于阳;葬者藏也,属于阴。夫人身有生死,一世之阴阳也;四序有春秋,一岁之阴阳也;十二时有昼夜,一日之阴阳也。阳取乎阳,阴取乎阴,各从其类,道本自然耳。时日之阴阳分于日之出没。日出东方为阳生人之事也;日入西方为阴送终之事也。金鸡者酉为日入之门,玉犬者戌为闭物之会。”
[25] 方诗铭:《从徐胜买地券论汉代‘地券’的鉴别》,《文物》1973年第5期;《再论‘地券’
的鉴别——答李寿冈先生》,《文物》1979年第8期。
[26] 吴天颖:《汉代买地券考》,《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27] 比如,关于永寿二年(156)刘孟陵镇墓文涂改的问题。吴天颖谓“因故延期使用而涂改不
周所致”,“据《陈表》,永寿二年朔旦为己未非三月而是二月,是月小建,则三月当为戊
子朔;即使姑且按己未朔推算,廿二日亦当为庚辰而非己酉;倘按三月戊子朔,则廿二日
正为己酉。”(《汉代买地券考》,《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收藏者中村不折曰:“此瓮
原为‘永寿二年二月己未朔十六日甲戌’所书者,后经篡改,……可以想见原为二月,使
用者因故延至三月,于是‘二’上加一成‘三’,‘十六日甲戌’改为‘廿二日己酉’,但
朔之‘己未’原封未动,故如此也。‘二’上加‘一’痕迹明显。二月系廿九日,其朔旦
始于已未终于丁亥,三月之朔为戊子,其廿二日正为己酉,悉合《长历》。”(转引自吴天
颖《汉代买地券考》)议者未知为何券文要改动之因。其实,当时埋葬者很可能是意识到
原所选二月之葬日未合鸣吠日,故改三月鸣吠日。
[28] 据林中干《福建五代至宋代墓葬出土明器神煞考》(《福建文博》1990年第1期)载,福建
宋墓有陶瓷或石制的金鸡、玉犬俑,以起镇守幽宅之职能。
[29] 庄为玑:《古刺桐港》,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17-119页。
[30] 福建省博物馆、三明市文管会:《福建三明市岩前村宋代壁画墓》,《考古》1995年第10期。
[31] 福建省博物馆、将乐县文化局、博物馆:《福建将乐元代壁画墓》,《考古》1995年第1期。
[32] 林忠干:《福建五代至宋代墓葬出土明器神煞考》,《福建文博》1990年第1期。
[33] 巫鸿在分析墓中西王母形象的意义时指出:西王母无似环绕的随从,而只是面向画面外的观者(或现实中的信徒),这种构图是开放式的,其意义不仅在于画面的内容,而且必须依赖于偶像与观者(或信徒)之间的关系。(氏著:《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256、469页)
[34] 陈定荣、徐建昌:《江西临川县宋墓》,《考古》1988年第4期。
[35] 考古学界把此俑统称作“张仙人俑”,值得商榷,叫做“风水仙师俑”可能更妥当些。
[36] [美]巫鸿:《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588页。
[37] 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著,晏可佳、吴晓群、姚蓓琴译,《宗教思想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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