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20世纪初江浙财团的四大亨之一、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孙中山称他为“二兄”、“中华第一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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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年张静江 |
蒋介石称他为“革命导师”，
陈果夫称他为“党国理财第一人”；
毛泽东称他是“有经济眼光”的人。1906年春，他邂逅孙中山，开始从事反清斗争，为孙中山出谋划策，并倾家产资助革命。孙中山逝世后，他力挽狂澜，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代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期间，为蒋介石攫取党政最高权力不遗余力，出谋划策。
张静江(1877—1950)，1877年9月19日生于南浔，名人杰，字静江，佛号饮光，别号卧禅，浙江吴兴人。张静江是张定甫的第二个儿子，也是张石铭的堂弟，幼时便聪颖过人，生性侠义，此人少年时在一次救火中从屋上跌下，伤了坐骨神经，因而成了跛足，故称跷脚二先生。年轻时，其父以银10万两为其捐二品侯补道衔。他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代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浙江省政府主席等职。1938年他先避汉口，后穿香港到美国，寓居纽约，1950年7月3日病逝。
他擅长经济，精于理财。家里非常富有，1901年其父以银十万两为之捐得江苏二品候补道衔，1902年，随驻法国公使孙宝琦任一等参赞出使法国， 不料一到巴黎，见中国丝绸，茶叶走俏，便立即弃官从商，办了个通运公司。经营古董生意，获利甚丰，并在美国纽约开设分公司。
1906年3月在从法国东归的轮船上与孙中山相识，此后向孙中山提供白银三万两作为反清革命活动经费。孙中山与他初遇时即称他为奇人，后称他为革命圣人，曾题 “丹心侠骨”相赠。所以，周谷城先生曾曰“自同盟会成立以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辛亥革命后从巴黎回国，二次革命失败后又赴东京、 巴黎， 支持孙中山另组中华革命党，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部长，未到任。
袁世凯死后，回国开办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就任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南浔封"市"，这在中国还是第一个"市"。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他还是蒋介石的入党监誓人，孙中山逝世后参加西山会议，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1926年5月代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
1927年任浙江省政治分会主席，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主席，同年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在主政浙江省、任省长期间，曾办过两件事：一是开了个西湖万国博览会，目的是奖励实业，振兴国产。二是主张民办铁路，杭州至江山这段铁路就是张静江主持兴建的。他提出一不用外资，二不请洋人，自力兴办。这两件事对推动浙江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在那时为官的肯办一、两件实事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抗战爆发后，1938年，他先避居汉口。经香港赴美国，寓居纽约。1950年9月3日病逝于巴黎，终年73岁。
张静江的一生大致以1928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从事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热情激昂的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张静江不但从经济上资助孙中山进行推翻满清帝制的活动，而且和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创办《新世纪》周刊，从思想上大力宣传革命，与中国同盟会在日本创办的《民报》遥相呼应。1928年之后，为了实现孙中山的实业建国计划，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规划全国建设事业的建设委员会，张静江担任主席（一年之后改称委员长）一职，直至该机构在1938年1月合并到经济部，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负责全国经济建设事业的核心人物之一。遗憾的是，由于受时局所限，当时并没有一个能够实施全国经济建设的良好国内环境，因而建设委员会的事业在宋子文所主持的全国经济委员会与蒋介石所控制的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之后改为资源委员会）的排挤下逐渐衰落下去。抗战爆发后，由于建设委员会被并入到经济部，张静江感到前途渺茫，便离开大陆远赴美国，以异国寓公的方式度过余生。
张静江在离开家乡南浔之前并不出名，只是一个富家子弟，但他行侠仗义，深受乡人夸奖。由于南浔张家资产颇大，是南浔“四象”之一。南浔有“四象八牛，七十二只小金狗”的谚语，据《湖州风俗志》载：“象、牛、狗其形体大小颇有悬殊。以此比喻各富豪聚财之程度，十分形象。民间传说一般以当时家财达百万两以上者称‘象’，五十万两以上不足百万者称‘牛’；三十万两以上不足五十万两者叫‘狗’。”张家与张静江的外祖父庞家均被列为“象”。而其祖父张颂贤与外祖父庞云矰，“均为丝商巨贾，个性又都开朗豪爽、冒险进取、热心公益，人杰（张静江的字――引者）自幼受熏陶”，两人对张静江一生的影响很大。20岁时，其父张定甫用10万银元为其捐得江苏候补道衔，这使张静江有机会参与政治活动。1902年，张静江以驻法使馆商务参赞的身份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出使法国，此次法国之行彻底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张静江在巴黎独资经商，开办通运公司，专营古玩瓷器，兼营丝茶绸缎。1905年8月张静江与孙中山在赴法的轮船上相遇，之后便成为终身挚友，一直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筹资助款。
孙中山与张静江相遇时，由于张静江对孙中山推翻清朝的革命之举十分钦佩，曾问孙中山：“君非实行革命之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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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静江张石铭家族》 |
君乎？闻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告，余当悉力以应。”他还与孙中山约定汇款的暗号：A、B、C、D、E，分别代表1、2、3、4、5万元。当时孙中山因与之是萍水相逢，对其言语并不信以为真。分手之时，张静江留给孙中山一封信，让他到美国后去找纽约市第五街566号他所开办的通运公司，领取资助革命的活动经费3万元。孙中山将信将疑，至美国后把信交与
黄兴，让其办理，以探真假。结果钱分文不少，如数领取。此举令孙中山大为惊奇，认为遇到了革命“奇人”。自此以后，每遇革命款项不济，孙中山便想到了张静江的汇款之约，而张每次均能按时如数将款寄到。甚至有一次由于款项不支，反清起义无法举行，张静江将他在巴黎通运公司所经营的一个茶店卖掉以资起义。因此孙中山曾言：“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孙中山对于张静江资助革命的义举十分感激，曾让
胡汉民回信以示谢意。张静江随即复信：“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由此即可看出张静江对于革命充满着必胜的信心与满腔的爱国热情。
1906年3月，在胡汉民等人的主持下，张静江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之后便积极介绍浙江南浔的富豪们加入到革命的阵营中，如将大哥张弁群（上海通运公司总经理）、舅父庞青城（上海中国银行董事）等人介绍给孙中山，并发展成为同盟会会员。民国成立之前，浙江南浔加入革命队伍者大多数为“四象八牛”成员。这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经费来源。
这一时期，张静江不但在经济上支持革命，而且还资助革命者创办革命报刊，宣传革命思想，其中创办《新世纪》周刊即为一例。1905年当孙中山在东京筹备成立中国同盟会之时，发行《民报》作为其机关刊物，在东京留学生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与此同时，为与东京的《民报》遥相呼应，在欧洲宣传中国革命的思想，使留学欧洲的中国学生了解革命，赞助革命，张静江联合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汪精卫、褚民谊等人在巴黎发起成立“世界社”，同时创刊发行《新世纪》周刊，紧密配合国内外的诸多革命报刊，大力宣传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主张，让世界从舆论上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中华民国成立后，由于严峻的财政经济形势，使南京临时政府举步维艰，难以维持，此时张静江等人带头以商人名义捐赠巨款，使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财政紧张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此举令孙中山大为感动。孙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曾经将浙江南浔镇宣布为“南浔市”，可见南浔对孙中山的影响之大。
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日本筹建中华革命党，并任命张静江为财政部长，为此孙中山曾言：“张原属富豪出身，党内财务，唯张所为”，可见张静江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当时因张在巴黎筹款，无法执行公务，由财政部副部长廖仲恺代行其职，但他却始终将为革命筹款作为最紧要之事，如在1915年1月26日致杨寿彭的信中说：“因军事紧急，不可有一日之差，如各处有款源汇济，则急转输策应，无慢滞之患，一切进行当能如意也”，足见张静江为革命筹款的急切心情。1920年2月4日，张静江又遵照孙中山之命到上海创办证券交易所，继续为革命筹措经费，这样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一步步地度过难关。由于张静江对革命的巨大贡献，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之后在大革命时期，张静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非常活跃，成为显赫一时的国民党著名人物。
1923年，张静江因病在南浔家中休养，孙中山闻讯，特荐留德名医李其芳为其做电疗。他在推荐李其芳医生的信上，曾劝说张静江休养身体好转之后继续为国尽力，为党做事，并说治好张的病“不止是你一人之幸，实为国民党之大幸”，并亲书“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的一副对联让人送到浙江南浔张静江府上，张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由于张静江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是从经济上无偿捐助革命，默默无闻，为革命尽心尽力，孙中山便称张静江为“革命圣人”，并手书“丹心侠骨”四字相赠。“革命圣人”的雅号由此而来。
张静江与国民党历史上的第二个重要人物蒋介石的关系也非同寻常。蒋介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崛起之前，张静江总是为其提供更大的发展机遇。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张静江不遗余力地支持蒋介石，实指望蒋介石能够完成孙中山的遗愿，完成国家建设的伟大事业。但事与愿违。蒋介石执政之后，由于军阀之间的混战，使国内缺乏一种安定的经济建设环境，不但如此，蒋介石还极力维护“四大家族”的利益，张静江遂逐渐淡出中国政治舞台的核心，最后只落得到美国作个寓公，以度余生。
蒋介石原是上海都督陈其美手下的得力干将，但是1916年陈其美遭袁世凯暗杀后，走投无路的蒋介石便开始结交张静江，并与许崇智、张静江、戴季陶结拜为兄弟。这一结拜之举对蒋介石以后的政治生涯影响甚巨，特别是家有万贯资产的张静江，更是对其竭尽全力帮助。张静江不但在生活上助蒋，而且还资助其去日本振武学堂学习军事，以待将来更大的发展。张静江利用一切机会把蒋介石推荐给孙中山予以重用。1921年，蒋介石在给张静江的一封信中，非常谦虚地请求张静江为其处世行事作指导：“关于弟以后之处世行事，请兄随时指教，以冀有成。”他称张为其良师：“季陶为我益友，而公则为我良师也。吾公患病，行动不便，又不能常亲聆教，此弟所以孤陋寡益甚，终生无长进也。”的确如此，无论对于蒋介石早期的生活，或者以后的政治仕途，张静江均竭尽全力加以帮助，由此蒋介石对张静江十分敬重。
1918年春，孙中山在广州任大元帅，张静江为使蒋介石将来有所发展，便向孙中山推荐蒋介石担任上校作战科主任；1922年夏天，当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处于危难之中时，张静江让蒋介石到广州中山舰上侍奉孙中山40余日，从而取得孙中山的信任。之后蒋介石撰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该书由孙中山题名、张静江作序并资助出版，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声望，非常有助于蒋介石政治上的崛起。张静江扶持蒋介石步步紧随孙中山，为以后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一职提供了可能。1924年5月国民党黄埔军校成立，张静江再次向孙中山力荐蒋介石。随着蒋介石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开始在国民党内发展自己的力量，为其一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张静江更是全力以赴支持蒋介石。1925年6月，蒋介石在广州遭到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的攻击时，急忙电促张静江赴穗助己。据当时蒋介石所言：“单枪匹马前狼后虎，孤孽颠危，此吾今日之处境也。”在张静江的帮助下，蒋介石逐步巩固了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张静江由于在党内的重要影响，当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为使蒋介石将来能够牢牢地控制住军权，张静江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提名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领导北伐事宜。翌年5月，蒋介石为在北伐期间使国民党的大权不至于旁落他人之手，便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极力推举张静江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两个月后，张静江为树立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威望，力辞此职，提名由蒋担任，但在北伐期间仍由张静江代理该职。两人你来我往，通过张静江的步步扶持，蒋介石便逐渐登上了国民党的权力顶峰。蒋介石对张静江的帮助十分感激，曾言自遇张静江之后，犹如枯木逢春，对自己的栽培之情，犹如草木仰之泰山一般。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崛起很大程度得益于张静江的大力支持，蒋介石对张静江革命“导师”的称谓看来并不为过。
另外张静江不但对蒋介石的政治前途多方提携，对其婚姻大事也颇为关心。最为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和陈洁如之间的婚姻，张静江可谓关怀备至。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该婚姻之“合”乃张静江所为，“离”亦是张静江所劝。当然张静江为其婚姻的劝说“合”“离”的苦心也是为了其盟弟蒋介石在政治上的迅速崛起。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和张静江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危机，主要是由于双方对建国之后在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张静江认为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经济，按照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把被革命破坏的生产重新建设起来，使国家变得富强，以成为世界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摆脱鸦片战争以来的弱国被欺的局面。而蒋介石则想一心一意“剿共”，进而武力“统一全国”，确立自己在全国的统治地位。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使经济建设缺乏一个安定的国内环境，对于张静江所主持的建设委员会而言，无疑是个不利的因素。况且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四大家族”的崛起对张静江所主持的建设委员会也存排挤之意。因为虽然张静江的建设委员会已经按照计划成立，但是，国民政府并没有按时为其拨付建设的经费，仅仅在其成立的时候，一次拨付10万元了事，直到建设委员会裁撤。由于张静江与蒋介石两人在“剿共”和建设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张静江于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上便被排挤出中央执行委员会，三十年代中后期渐渐地离开了中央政治的核心。自然其所管辖下的建设委员会也随着其权力的下降而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逐渐变得微弱，以至于在后来仅仅管理属于自己的几个附属企业，如淮南矿路局、首都电厂、戚墅堰电厂等。虽然名义上还管理着全国的电力工业，可是也只是发发电厂的营业执照而已，别的也就没有什么建设事业可言。
抗战爆发后，由于国民政府管理经济事务的机构繁多，如直属于行政院办公厅的全国经济委员会、直属于国民政府的全国建设委员会、直属于军事委员会的资源委员会，除去这三个主要的负责全国经济建设事务的经济机构之外，还有以下几个机构：隶属于行政院的铁道部、交通部、实业部等，这些部门建制重叠，互不相属，彼此分权，职责不明，根本无法适应战争的需要。因此1937年12月31日，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国民政府决定将实业部、全国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第三部和第四部、资源委员会等机构进行合并，成立经济部。随着资源委员会、建设委员会等主持国家经济建设的机构并入经济部，张静江便由港赴欧，最终赴美。但在整个抗战期间始终关注中国抗日战争的进展情况。
张静江的后半生，一直在吃斋念佛中打发时日，于1950年9月3日病逝于纽约。台湾方面闻讯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台北特设灵堂公祭，蒋介石于灵堂之上亲书“痛失导师”的挽词，并臂佩黑纱亲自主祭。
蒋介石对于孙中山与张静江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曾在致戴季陶的信中将戴季陶与上述两人做过比较：“吾谓孙先生待友，其善处在简直痛快，使人畏威感德；静江待友，其善处在不出微言，使闻者自愧。吾之待兄固亦奉为畏友良师，然而敬惮之心，终不能如对孙先生与静江者。”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张静江的地位之高。因为就蒋介石所言，能够与“国父”相提并论者，唯有张静江一人。
张静江的继配夫人朱逸民与蒋介石的第三任夫人陈洁如原先是中学同学，而且堪称密友。当初她们同在蔡元培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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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与陈洁如 |
生创办的爱国女校读书。那时陈洁如才十几岁，朱逸民大陈5岁，也不到20岁。后来张静江的元配夫人
姚蕙在纽约不幸去世，两年后他回国续娶了朱逸民，这样朱逸民就无法再读书了，虽然仍住在西藏路，但毕竟不能朝夕相处了，朱逸民就常邀陈洁如到张家来聊天。
1919年暑假里的一天，陈洁如正在张家聊天，孙中山先生带着两位男士看张静江来了。那两位男士一个是戴季陶，另一个就是蒋介石。不料蒋介石见到陈洁如后，对其一见钟情，此后几次三番找上门要与之交朋友，还通过张静江，请其夫人朱逸民为之说媒，表明他对陈小姐的爱慕。1921年9月陈洁如的父亲去世时，蒋介石竟穿着孝服来凭吊。陈洁如那时只有15岁，只想读书不想嫁人，况且对蒋介石毫不了解，蒋介石越是追得起劲，她越是胆战心惊。
她的母亲也不赞成这门婚事。后来张静江派朱逸民来陈家正式说媒，与陈洁如的母亲作了一次长谈后，陈母按照当时一般的做法，雇了一个私家“侦探”，去调查蒋介石的身世。结果调查报告拿来之后，更让陈母大失所望，因为那白纸黑字分明写着，蒋介石已有一妻毛福梅且不说，还有一妾姚冶诚，而眼下正是革命受挫，他居沪无业，是个无现成的家业来养家糊口的城市“盲流”。于是陈母决定将此事一笔勾销了事。
想不到这倒令张静江着急起来。有一天他亲自大驾光临陈家，为盟兄“打”到人家门上来了，好像陈家小姐必须嫁给蒋介石似的。张静江毕竟是民国元老，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他这前脚一踏进陈家的门，陈母已经被感动得就差没掉泪了，心里已有一半赞同了。
张静江的口舌总算没白费，陈家母女终于被说服了。与其说是被他说服，倒不如说是被他的苦心所感动，或是被他的人格力量所感化了。总之，这个媒人他做成了。1921年12月5日，在上海永安公司大楼的大东旅馆的大宴会厅里，一对新人在朋友们和亲属簇拥下，举行了半中半西式的婚礼。戴季陶主持结婚仪式，张静江为证婚人。
可是这一切竟又是一次“好景不长”。6年后，也就是国民党北伐基本取得成功的时候，蒋介石“为了革命的需要”，又要另择新欢了。他的目标是“蒋宋联姻”。这么一来，陈洁如就成了多余的人。在这紧要关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张静江在蒋介石作出“五年后与洁如恢复夫妻关系”的承诺后，再次为盟弟赤膊上阵，细细谋划，并派他的两个女儿陪同陈洁如漂洋过海！
5年后，蒋介石并没有履行他那与陈洁如恢复夫妻关系的诺言，等于把盟兄老张给出卖了，张静江在陈家母女面前，甚至在妻子朱逸民面前横竖都交待不过去，自然对蒋介石很有意见。中国人讲究“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况是领袖呢！他这时才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心里非常失望，从此渐渐与之疏远了，加上政治上的种种分歧，裂痕越来越大，最后竟到了不屑理睬的地步。
张静江共有12个孩子。前妻姚蕙生了5个女儿。即蕊英、芷英、芸英、荔英、茜英；她们均生在法国，外语基础好，右手生母姚氏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个个都是“中西结合”的大家闺秀，格外引人注目。
大女儿蕊英嫁瞿濂甫。
二女儿芷英嫁周君梅（南浔丝商之后，英国留学生，曾任江南铁路公司总经理）。
三女儿芸英嫁电影明星陈寿荫。张静江在外一向主张自由、开放，但对三女儿芸英的这门婚事却极力反对。他认为文艺圈不可靠，所以他极力反对。北伐之前张静江在广州，有一次芸英从上海前去探望父亲，被宋子文一眼看中，追求甚为“紧张”。宋子文身为“国舅”，又主管财政，可张静江却看不上他。然而这一回芸英却决议“造反”。很快宋子文爱慕芸英的消息就传到了上海，陈寿荫这头又摆不平，立马发来一封电报促她赶快返沪，不然的话他就自杀。最后芸英她摆脱了宋子文，瞒住了父亲与陈寿荫完婚。
四女儿荔英是个反传统的“侠女”。她是个画家，很有才气，还会骑马打猎。1930年她嫁给了比她大30岁的陈友仁。陈友仁是民国著名的外交家。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曾参加过巴黎和会，以及孙中山与苏联特使越飞、孙中山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宋庆龄与斯大林之间举行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谈，并担任过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他的原配妻子阿加莎患癌症去世4年后，他与张荔英在法国巴黎结婚，引起了一场轰动。对于荔英的这桩婚事，大概其父亲也是气不打一处来。双方年龄差距甚远，陈在政治上的观点与张静江也大相径庭。张静江是蒋介石的“二哥”，在“清共”中使积极分子，而陈友仁则是亲苏、亲共，是个反蒋的硬分子。荔英价给他后，他始终在流亡中，没有一个安定的地方。
五女儿茜英是姚氏所生的女儿中最小。抗战前期，茜英在沪，喜欢一个人开汽车到处跑，一个月所耗的汽油费常常在百元以上。后嫁给华侨林可胜。
张静江故居位于湖州南浔镇东大街，系其父张宝善于1898年所建。故居大厅内有清未名人张謇的匾额“尊德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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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静江故居 |
中堂之画系谢公展的手指佳作。两侧是孙中山题写的 一副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抱柱联为翁同和所题：“世上 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二厅、三厅里陈列着张静江手书赠陈立夫的“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对联，和张静江生平事迹的各种照片、书札、任命状等文物，及孙中山、宋庆龄、
何香凝、
于右任、
陈布雷、蒋介石等名人手札；有“尊德堂”家庭合影，朱逸民、陈洁如的生活照；还有其女婿陈友仁致张静江的手札和张静江子女的照片，张家的帐本、寿礼薄、全福贴等等。还陈列着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手书的晋
“竹林七贤”之一的
刘伶《酒德颂》板屏六块，系用银杏木镌刻，是国内珍贵的文物。故居建筑为典型的江南宏门毫宅风格。厅堂两座门雕，雕刻精细，门楣分 别为“有容乃大”和“世守西铭”，均为南浔近代实业家兼收藏家周梦坡所书。还陈列明代著名书法家
董其昌手书的《酒德颂》（作者竹林七贤之一刘伶）板屏六块，系用银杏木镌刻，为国内珍贵
文物。
发表于 2008-8-15 17:36:12
发表于 2008-8-15 21:48: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