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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思想的性质判定问题,是易学研究的根本问题之一,在60年代初的易学讨论中,冯友兰先生的“《易传》的哲学思想”①和“《易经》的哲学思想”②两文对该问题作过总体探讨, 80年代初张岱年先生“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③和余敦康先生“从《易经》到《易传》”④等文又作了总体研究,在朱谦之、金景芳、张立文、朱伯昆等的易学专著中也可看到对该问题的独到见解。同时,《周易》成书年代及相应作者问题,也是易学史上争辩已久但仍无公认定论的重大问题,相传“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传”,而后衍成“易林三千”,但自宋代欧阳修《易童子问》揭证“系辞”、“文言”诸篇非孔子所作以来,历代考证不断,近现代康有为、梁启超、顾颉刚、余永梁、郭沫若、闻一多、李镜池、高亨等从史料、训诂等角度深刻研究过该问题,70年代香港蒙传铭的“周易成书年代考”⑤和80年代台湾王开府的“周易经传著作问题初探”⑥等也颇有创见。显然:任何思想必定与特定的作者相联系,特定作者又必然与一定的时代相对应,因此,《周易》思想,作者及其成书年代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同一系列问题,本文试图以思想分析为基本方法, 结合史料考证, 即通过将《周易》思想与诸经、诸子思想相比较,兼取《尚书》,《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中的史料和考古发现为证,在前人时贤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周易》思想及其作者和成书年代再作一次综合论证。
[ 本帖最后由 shipotian 于 2008-9-10 12:10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