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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鹤轩祖籍地考
周宏宇 文
2004年《志苑》第4期《访小平故乡》一文中，关于小平的祖籍问题引起了笔者的浓厚兴趣。文中说：“史料记载，邓小平的祖籍是江西吉安庐陵，一世祖邓鹤轩，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以兵部员外郎之职入蜀，定居广安。”1993年月出版的邓小平女儿毛毛（笔名）所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说：“我们邓家的老祖先是江西吉安庐陵人，在明太祖年间出了个叫兵部员外郎的武官，被派到四川的广安履任，从此开始了我们四川广安邓氏的纪元。而这个邓氏明代以前在江西的情况，因为只有这位鹤轩老先辈一人知晓，可能又未曾告诉后人，因此便失传无考了。”小平的先祖是吉安庐陵人，这是毫无疑义的，但邓氏一世祖邓鹤轩来自何方？他的祖籍在哪？却一直是个未解之迷，也是令全世界人民崇敬的世纪伟人小平同志生前的未了心愿。
其实，对于这一问题，也是最不被人注意、同时也是颇有争议的。为此，1992年小平的女儿邓楠来吉安寻祖，说是有人认为邓鹤轩祖父是吉安当地历史名人、宋朝礼部侍郎邓忠甫，其墓地在庐陵麻坑（现在的青原区富田横坑村）。当时，曾发动群众寻找，仅发现一块碎裂的青石板墓碑，复原辨认，碑为处碑，碑文从右到左分别有“嘉庆元年丙辰冬月吉旦，宋礼部侍郎邓忠 甫大人之墓……重修 ”字样。时隔十年后的2003年6月，在原墓地的“暖土”中又发现了两块残砖，一块刻有“……墓：……鹤轩立石”字样；另一块印有朱红赤符和三个竖排的墨写文字，经辨认，是古墓中的“地卷”。两块残砖相吻合，拼成的砖铭字样为“……讳中甫大人之墓：……孙鹤轩立石”。据此，便认定邓中甫与邓鹤轩为先祖与后人的关系。
但稍加辨析，也是疑点重重。首先，第一次找到的墓碑上记载的墓主人是“邓忠甫”，而在“暖土”中发现的残砖上记录的墓主人却是“中甫”，“忠”与“中”是明显不同的两个字。再次，墓主人邓忠甫是宋朝人，究竟是宋朝什么时期人，则无史料可资鉴定。即便以宋咸淳七年（1271），也是蒙元定鼎之时算起，到明洪武十三年（1380）邓鹤轩被派入蜀之时止，之间相距了109年，如果在咸淳七年之前，那么相距时间则更久。这样一来，他们祖孙两人在年龄上如此悬殊，这是不可能的。即使邓鹤轩不是邓忠甫的一世孙，那在撰写碑文时，无论是按规定还是按习俗，也应标明是第几代或第几世孙，才符合实情。因此，笔者认为这是从姓氏和地缘进行联想假设而把两人联系在一起的，颇为牵强，值得考虑，且仅以时隔10年的“考古”发现为据，一无其它佐证，二未进行认真科学地辨析，便率尔认定，如果这些发现纯属系人为的、失真的，那岂不要贻先人之羞吗。
笔者认为，确认一个家族的历史,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变化的眼光来探寻，而不是用有局限性的思维方式来分析问题，从而只把视线囿于一地。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由于政治原因、社会历史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会不断地迁徙而相互融合、杂居在一起，特别是在战乱年代，人们由于不同的原因更是常常举家迁徙别处。例如，战争时武将为各保其主而长年征战在外，有的是带着家眷的，一路上出生的子孙后代由于交通不便及其它原因不得不留在当地生活。同样的道理，仅仅在史料记载的出生地或任职地寻祖是有一定的局限性或片面性的。如果再从其它历史情况（比如由于政治原因引起的人口迁徙、流动）探个究竟也许会收到柳暗花明的效果。
邓鹤轩，职务是兵部员外郎的武官，而且在明洪武十三年由吉安入蜀，看似简单的史料记载，却隐含着大量有价值的信息，这才是破解邓鹤轩身世之迷的关键所在。以此为线索，查阅《明史》，在元末明初，身份和地位比邓鹤轩煊赫并彪炳史册的还有一位邓姓人物，他就是明朝的开国元勋、特进荣绿大夫、右柱国、卫国公、卒后被追封为宁河武顺王的邓愈。
邓愈名友德，字伯颜，虹县龙宿里（今安徽省泗县大陆口乡邓大营）人。元惠宗至元三年（1337）二月十五日生。幼时聪慧好学，稍长即怀平定天下的大志。元末，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反抗黑暗统治。其父邓顺兴，重气节，讲信义，被乡人推为练总，率领人马保境安民。后与元军作战中箭身亡，友德之兄友隆接掌兵权。不久，友隆病故，16岁的友德继掌兵权，亲率人马与元军作战。元至正十五年（1355），友德率所部万余人投奔朱元璋。元璋命他为管军总管，赐名愈，时年18岁。
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邓愈率兵攻占陈友谅所占的重镇南昌，被提升为江西省参知政事，镇守南昌。消灭陈友谅后，邓愈又奉命先后平定江西南安、南雄、韶州、赣州诸郡，28岁的邓愈被提升为江西行省右丞、湖广行省平章。明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又任命邓愈为征虏左副将军，协同徐达西征。八月，进克河州、乌斯藏诸部，招降土蕃，追击元豫王至西黄河，在黑松林斩杀元大将阿撒秃，大军深入甘肃西北数千里，河州以西皆属明朝版图。十一月，班师回京，因功赐宅第于南京洪武正街，赐虹县城南良田500顷，佃户73家，守坟户19家，赠开国辅远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绿大夫、右柱国，封卫国公，同参军知事，食俸禄3000石。十年，吐蕃残部抢劫乌斯藏贡使辎重。邓愈任西征将军，兵分三路，深入吐蕃腹地追杀至昆仑山，俘斩万人，获马、牛、羊20万余，招降诸国，开辟疆土数千里。十月凯旋达寿春，不久因病去世，时洪武十年（1377）十一月初九日，年41岁。朱元璋闻讯大哭，停朝三日，亲迎灵柩祭奠，并追封邓愈为宁河王，谥号武顺，肖像挂太庙中享祭，并亲自选择墓地，安葬在南京雨花台西安德门里的西山。朱元璋追忆邓愈的战功时，对礼部尚书朱梦炎说：“友德随我二十二年，东征西讨，尝尽辛苦，镇守八州，有功无过。你当撰文刻诸石上，以昭不朽。”
关于邓愈的事迹，泗县人几乎是妇孺皆知。
笔者之所以详述邓愈，目的是要从邓愈这条线上来论证邓鹤轩之祖籍所在及其身世之所出。
2002年4月，一件意想不到的发现着实让人吃惊和振奋，也正是缘于这个发现，使邓鹤轩的身世之迷渐渐浮出水面。
4月2日，在泗县地方志办公室，笔者收到一封来自四川冕宁县先锋乡双河村一位名叫邓邦文的人写给我父亲的信（我父亲在县志办退休，我母亲是大路口乡邓大营邓愈后裔，可以说对老祖先邓愈的情况是非常熟悉的）。信中说：他们正在续修家谱，据考，他们的远祖是宁河王邓愈。邓愈的老家是否在泗县？《泗县志》有没有邓愈的历史记载？泗县有没有邓愈的后裔？邓愈究竟有几个儿子？邓愈是葬在泗县还是寿春？请帮助查找一下。
600多年过去了，邓愈还有后裔客居在远隔万水千山的异地它乡，这不禁让人惊喜万分。在此前的1999年，笔者的父亲还收到过另外一封来自甘肃省宕昌县农业局一位名叫邓科写的信，考证其甘肃邓氏先祖邓钦的祖籍问题，经过大量有关史料论证，已查清他们为宁河王邓愈之子邓钦后裔。原来，邓钦是于洪武六年随父邓愈西征后留守甘肃，二十三年在甘肃迭布阵亡，葬在新寨口，此时，邓愈已去世了13年。邓钦阵亡的消息因为交通不便、通信不畅，在两年后的洪武二十五年才传到京师。另查《古虹邓氏宗谱序》中说：“世代中有遗失无自考证者一概不书。”这些也许是导致史实失传无考的原因。
据《虹谱》载，邓愈有八个儿子，只有长子邓镇、次子邓铭、三子邓 镛 的身世有记载，而其他5个儿子的情况已失传了。据四川冕宁邓邦文提供的《振声祠堂族谱》所载：“端一公，江西抚州府临川县马祠堂人……明宁河武顺王之后也，洪武十年王卒，公袭爵卫国，产小儿不报。”端一公，即四川冕宁邓氏先祖。经四川有关部门邀请，泗县大路口乡邓大营族人远赴四川考证，证实端一公确实为邓愈之子。看来，当年邓愈西征时，是带着儿子一道出发的。按邓愈的功劳及其与朱元璋的关系，其子孙被封武官随父出征是完全符合当时朝廷的“非骨肉之臣莫能守重镇、守边陲 ”的规定的。
那么，邓鹤轩是否也是邓愈之子，在邓愈远征江西时就在邓愈身边并留守江西吉安呢？笔者认为邓鹤轩与邓端一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史料记载二人同是江西人氏，一个在吉安，一个在临川，后又先后到四川。《振谱》载：端一公，江西抚州府临川县马祠堂人。《宁河王事略》载：元至正二十年，邓愈平定饶州后，十月，驻兵临川。“王好令森严，秋毫无犯，江右之民，争持牛酒迎劳，悉却不受。”可见当时邓愈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与拥戴。此后不久，慑于邓愈的武力与威望，抚州、建昌、临江等23州皆请降，这就符合了邓端一是江西临川人的说法。值得一提的是，在没有发现邓愈为虹县龙宿里人之前，四川冕宁县的邓氏后人一直误认为端一公的出生地江西临川就是他的祖籍所在地。在邓邦文夫妇没有去江西临川考察之前，谁也不知道它是错的。为什么会记载错，诸多因素是不难分析和理解的。《振声祠堂族谱》修于民国36年（1947），距今仅五六十年的时间，此前500多年的历史史料、谱牒，由于动荡、战火，已残缺或丢失毁坏，只能凭借一辈一辈的传说而已。既然是传说，其中难免有讹误。究其所考，端一公的祖籍所在地应为虹县龙宿里（今安徽省泗县大陆口乡邓大营）。
元至正二十二年，邓愈率兵攻占南昌，朱元璋大喜，曰：“南昌襟江带湖，乃楚之重镇，吴之屏藩，得其地是去陈氏（陈友琼）一臂矣。其人好讼难制，山寨未附者多，非骨肉重臣莫能治之。”（《宁河王事略》）于是命他的侄子、大都督朱文正和邓愈等人镇守南昌。后，邓愈又奉命先后平定江西南安、南雄、赣州诸郡。通过观察地图，从南昌到江西南部的南安、赣州等地，吉安是必经的要冲之处。元至正二十四年正月，朱元璋继吴王位，“时伪汉将熊天瑞尚据赣州未下。上谕王曰：‘熊天瑞……违背初言，侵扰地方，理宜讨罪，安靖人民，今委江西省参知政事邓愈统领各部军马赶速起程，自吉安以南地方，但有山寨尽力扫荡……’”（《宁河王事略》）。可以看出，吉安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南昌的南大门，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另据朱元璋的“非骨肉重臣莫能治之”的谕旨，能镇守吉安的也必定是他最信任的人。根据当时社会政治现状，把守各边关重镇的都是随朱元璋一起打天下、又是他身边的江淮一带老家的心腹爱将，而决不会任用地处江西边塞的当地人，因为，朱元璋认为“其人好讼难治”，会威胁到他的江山稳固，况且在他的统治思想中，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早已根深蒂固。因此他派他的亲侄子朱文正和爱将邓愈守南昌，而镇守重镇吉安，要么是他的“骨肉”，要么是他身边忠勇大将的“骨肉”，而当时在朱元璋身边邓姓的大将只有邓愈一人。因此，在吉安镇守的、邓姓的“武官”就只能是邓愈的“骨肉”了。
另外，按邓愈的人品及功劳，朱元璋与邓愈之间的感情也是最特殊的。翻阅《明史》，跟随朱元璋起家的明朝开国元勋，在朱元璋得天下后，邓愈是为数不多的能最终保全其身的大臣。朱元璋在封功臣诏中说：“谕御使大夫邓愈，自幼相从，屡更使任，虽经摧挫，口无怨言，宜列公爵。”看来邓愈与其他人相比虽战功卓著、劳苦功高，却淡薄名利，不求闻达，这点深得农民皇帝朱元璋的钦佩和赏识，因此他曾对邓愈说：“予与汝义虽君臣，恩同骨肉。”可见两人之间的感情非同一般。也因此，为了奖赏邓愈，邓愈的子孙多被加官进爵，邓愈去世后，子孙世代袭封，也符合了前文的“端一公，……，洪武十年王卒，公袭爵卫国”的史实记载。另据《明史》记载，朱元璋采纳谋臣刘基（伯温）建议，制定了“军人世袭制”，即军人职业代代相传。据此推定，在明洪武十三年，邓姓的、能够做上兵部员外郎之要职的人，就只能是邓愈的儿子了。不仅如此，邓愈的后裔世代保皇，为官清正，忠心不二。明崇祯十七年，邓愈十一世孙定远侯邓文明，时任崇祯帝的京畿守卫大臣，统领兵马守安定门。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陷北京城，崇祯自杀，邓文明被俘，在对他进行抄家时，发现他的府上与其他官宦之家相比，是一贫如洗，才知道，邓氏家族世代为官清廉，两袖清风。于是放了邓文明，不再加罪。
邓鹤轩是邓愈之子还有一点可以佐证：即邓鹤轩入蜀的时间及当时的历史背景。查阅《虹谱》，正是在洪武十三年，邓愈的长子袭爵封申国公，拜征南将军；次子授明威将军，迁西安右护卫指挥佥事，十六年，调云南普安卫指挥使。这与邓鹤轩于洪武十三年以兵部员外郎之职入蜀在时间上的相符绝不是一种巧合，原因何在？朱元璋在《袭封宁河武顺王长子申国公册诰》中说：“朕初率师东来，尔镇（邓愈长子）之父，年虽居幼，……，神风凛然，每战有之，所以行赏亦同乎最，生受公爵，死后王封，此实朕法先圣之典。今洪武十三年，服制以终，朕思愈劳，命尔袭封为申国公，恪守前业，勿晦勋劳，是善于成后者也，庶不负朕，体哲王之道，钦哉。”从以上文字描述得知，邓愈在洪武十年卒，按封建社会的礼制及孝道，他的儿子们守孝三年后，即洪武十三年，才分别被进一步册封。《明史》中还有记载，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为长期震慑、弹压边远之地豪强，朱元璋决定派强大的军队进驻四川、云贵等地。于是，来自江淮的精锐部队沿着边远重镇、咽喉要道次第布防，按照军队编制驻扎下来，三分守卫，七分耕种。为让他们安心屯田戍边，朱元璋又从江淮一带把他们的家属举家迁来，而朱元璋对邓愈的儿子们又是充分信赖的，因此，被派往邓愈曾经涉足过的边远重镇戍守，这就是邓愈的儿子们为什么分散在江西、四川、甘肃、云南等地的历史原因，邓鹤轩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间及背景下到四川广安履任的。
如果邓鹤轩是吉安当地历史名人邓忠甫之后，而非朱元璋身边忠勇之臣的骨肉，以当时的政治历史情况及朝廷钦定的“非骨肉之臣莫能守重镇、守边陲”之规定衡量，是绝不会被派入蜀戍边的。从以上诸多方面的历史史实，可以断定，邓鹤轩只能是邓愈的儿子，其祖籍在虹县龙宿里（今安徽省泗县大陆口乡邓大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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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18 09: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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