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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一楼：
先生的易学确定不仅揭示了《周易》的哲理，也注意到其中所反映的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先生《周易全解序》中曾指出：《周易》、《归藏》二书，从“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来看，是相同的。然而别卦之卦序，《归藏》首坤次乾，《周易》首乾次坤，二者却恰恰相反。这绝非偶然，实反映了殷周二代政治思想上有重大的差别。例如《史记．梁孝王世家》褚先生补记有这样一段文字：窦太后和汉景帝说“吾闻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袁盎等解释说“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周道太子死立嫡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将这种说法与《礼记．表记》所说“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的说法结合起来看，我们可以知道“殷道亲亲”是重母统，“周道尊尊”是重父统。唯其重母统，故殷易首坤次乾，唯其重父统，故《周易》首乾次坤。亲亲重母，反映母权制残余的存在，尊尊重父，反映父权制已完全确立。《周易》首乾次坤是周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妇卑思想的集中反映。《礼记．礼运》记孔子语日：“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是以观之。”孔子所得《坤乾》即殷易《归藏》，孔子用以观殷道，足见其中蕴藏着殷商一代的哲学思想或政治方面的特点。《坤乾》与《周易》的上述不同，正是殷周社会思想不同的反映。
先生于其所作《易论》、《论孔老易学思想》①两文中还指出，殷道亲亲，重母统，多朴仁，残存有氏族社会之遗意，表现为哲学思想则为《坤乾》的首坤次乾，这是老子思想的渊源。《老子》其书每言“万物之母”，“而贵食母”，“有国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吕氏春秋．不二》说“老子贵柔”，这些都表明有老子的重母和尚柔。《老子》一书的思想主张无为，崇尚自然，反对仁义。慧智、巧利，向往小国寡民，正是受《坤乾》保留之原始社会观念影响的反映。周道尊尊，重父统，多义节，是文明社会发育成熟，或者说是全盛时期奴隶社会意识的反映，其表现于哲学思想则为《周易》的首乾次坤，这是孔子思想形成的基础。《易传》兼言乾坤而尚刚健；《论语》父母并称而重父子，孔子主张仁义礼乐刑政，崇尚的正是《周易》所蕴含之周道。先生还认为《坤乾》之占七八不变爻，《周易》之占九六变爻，这种不同实代表两种思想方法，这两种思想方法于《老子》与《易传》中都可得到说明。“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是《老子》五千言之精义。反者道之动，是符合辩证法的，弱者道之用则是形而上学的，老了讲“抱一”、“抱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汉书．艺文志》叙道家曰：“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自持，”都是讲无为的，讲不变的。《坤乾》之占七八不变爻，其意大抵如此。而《系辞传》日：“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易传》讲的“趋时”、“化裁”、有所做为之义即《周易》占变交之意义。
先生由《归藏》即《坤乾》与《周易》首坤次乾与首乾次坤之变化，看到老子与孔子思想之所自从出的不同，看到了“殷道亲亲”与“周道尊尊”之不同实反映了殷周二代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发育成熟程度的差别，指出了商周社会重大历史变革的内容，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商周社会变革的一把钥匙。如此研究《周易》的历史内涵和历史价值，正体现了先生做为一位史学家所独俱的慧眼。 先生的易学以义理见称于世，而先生的易学研究又不限于此。可以说，先生仅于《周易》经传所做的考释工作，已足以卓然成家。
先生指出：传本《系辞传》讲筮法那段文字有脱文，长期以来得不到更正，而自京房、马融、苟爽、郑玄、姚信、董遇及至朱熹，都将“大衍之数五十”作了非常错误的解释。其实“大衍之数五十”应为“大衍之数五十有五”，下脱“有五”二字。非常明显，上文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至‘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一大段文字，正是为这个“大衍之数”所作的说明，否则，此“五十”为无据，而前面一大段文字为剩语，此必无之事。“其用四十有九”，“五十有五”不全用，是因为全用则“分二”“挂一”“揲四”“归奇”等等以后，得不出七八九六，不能定爻成卦，达不到预期的目的。所以说“其用”，正是由于有不用者在。这完全是出于人为的安排，而朱熹却迷信所谓“河图”，竟说什么”皆出于理势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损益也”，朱熹这类说法肯定是错误的。
先生以其对文献之精熟而据文理分析得此结论，后来有先生的两名学生先后从文献中找到前人相同的论断，并以《旧唐书．礼仪志》所载唐高宗就明堂制所下诏书内容为证，说明隋唐之时必有“大衍之数五十有五”的《易传》传本存在，且为官方所本。⑤先生的观点早于1939年写《易通》时就已阐明，此后于《易论》、《说易》、《周易讲座》中反复论证，我的几位同门师兄又穷索古书考辨证明，然而时至今日海内之谈《易》者仍延续先儒之误说如故，传统经学学风之顽疾亦于此可见矣！
《说卦传》自古以来学者皆以为难以解索。先生经过研究，认为《说卦传》并非只讲《周易》，又有《归藏》、《连山》二易之遗说存焉。人们只按《周易》读解它，故矛盾重重。从“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应是《归藏》遗说。此“坤以藏之”之“藏”字与下文“万物之所归也”之“归”字连结起来，正是《归藏》一名。从“帝出乎震”到“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强调良，说艮是“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是《连山遗说。先生还认为，《周易》与《归藏》、《连山》十易有同有异。它们讲八卦和六十四卦，都讲万物生成问题，这是三易之同处。《归藏》、《连山》二易强调六子，而《周易》则强调乾坤。于万物生成及其发展变化，《连山》说“帝出乎震”、“万物出乎震”、“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也”，显然以帝、神为主宰。又说“动万物的者莫疾乎雷，挠万物者莫疾乎风……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强调震、巽、坎、离、兑、艮六子在万物发展中的作用，而不及乾坤。《归藏》说“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火水不相错，八卦相错”，又说“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炬之，良以止之，兑以说之”，也是重在六子，天地（乾坤）的作用中只是“定位”而已。表面上只言六子未言帝与神，而实际上还是认为帝与神在背后起作用。《周易》则不然，《周易》以乾坤为首，六子由乾坤生成，强调乾坤是生成、发展变化之根据，而不是帝、神，也不是六子。这是《周易》与《归藏》、《连山》二易之不同处。这些是先生晚年著《＜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的重要发现，对搞清《说卦传》和真正读懂《周易》以及了解《归藏》、《连山》二易的思想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之所以称为新编，就是指先生对《系辞传》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例如，今通行本《系辞传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至“盖取诸央”一大段文字，先生认为是后人误增，应予删除。理由有四：一是既称包牺“氏”，就不该再说“王”天下，“王天下”是夏商周三代用语；二是仰观俯察云云是形象思维的方法，与八卦使用的逻辑思维方法不同；三是“盖取诸离”、“盖取诸益”等一系列说法将器物与卦象的关系弄颠倒了，所谓观象然后制器是不可能的；四是“《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三句话，前两句合乎辩证法而后一句违背辩证法，与《系辞传》总体思想不合。今通行本《说卦传》篇首从“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到“故《易》六位而成章”两段文字，先生认为当依马王堆帛书移人《系辞传》中做为最后两章。又如，今通行本《系辞传》原文有错简，其中朱熹《周易本义》已根据《汉书．律历志》的引文作了更正，将原在《系辞传》上第十章首句的“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接以“天数五，地数五”至“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并移到“大衍之数”至“再* 而后挂”的前面。先生认为还应该把“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信神矣”前移，与“五岁再闰，故再* 而后挂”相衔接；而把“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数也”移到后面。又如，今通行本《系辞传上》有“《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其中“四象”，先生认为当为“爻象”，“四象”恐为后人误改所至。先生对《系辞传》所做整理不只这些，此只略举几类而已。 《系辞传》文字杂芜，多繁衍丛脞，观点或自相乖戾，这古人已注意到了。宋欧阳修尝作《易童子问》，以为其非孔子所作，后人亦有以其说为是者，然而却都没做很实在的工作，只是都轻率否定《系辞传》与孔子的关系而已。象先生这样积数十年之深思研究，不避繁难，修耷补阙，去伪存真，竟使传文几近原貌的工作，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这对易学研究发展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说到《易传》与孔子的关系，无疑属易学研究中带有根本性的重要问题。关于《易传》的作者，自宋人以后始有异辞，至近代疑古风起，后又经“文革”批孔浪潮，使得问题更加人为的复杂化了。这个问题先生一直高度重视，1939年写作《易通》时即有《周易与孔子》一章，认为《易传》即便不是孔子手编，也是孔子门人所辑，视为孔子所作未为不可。1984年所作《关于周易的作者问题》分析了《易传》内容构成的四种情况：一部分是孔子以前就有的旧说，被孔子接受下来。一部分是后世好事者窜人，与孔子无关。还有一部分是孔门弟子在平日对孔子讲述所作之记录，应属孔子思想。除此三种情况，其余部分是大量的，当为孔子所作。1995年先生写了《周易的两个问题》①一文，对有关《易传》非孔子所作的一系列说法系统地做了认真的分析辨正。比如说，持《易传》非孔子所作说者每言：“《论语》学《易》事，只有‘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一条。据《鲁论》‘易’字当作‘亦’”。试图出证明孔子与《易经》无关，谈不到作《易经》的问题。先生指出，《论语》中明确记有孔子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话，若从“鲁论将此语作“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则“五十以学”与“十有五而志于学”又是何关系？且为何“五十以学”就可以“无大过矣”，这又是何道理？显然，此语以《古论》所记为准确。对古书简编不同，字有歧异者，应当择善而从。李学勤先生所著《周易经传探源》考明：“《论语．述而》所载孔子自言‘五十以学易’等语，是孔子同《周易》一书直接有关的明证。虽有作‘亦’的异文，实乃晚起，与作‘易’的本子没有平等的价值。我们探讨《周易》与孔子的关系时，可以放心地引用《述而》这一章，不必顾虑种种异说干扰”。金先生关于《易传》构成内容的分析及对否定孔子与《易传》关系诸说的辩正，如非有意固执偏见，则都是能够接受的。 先生始终认为，《周易》经传思想是有内在联系的，是一致的，两者密不可分。孔子作《易传》的贡献，就在于用哲学语言诠释了《易经》神秘外衣后的思想，使易学成为哲学。李学勤先生说；“只要我们把《周易》看作儒家经典、那么《易传》可视为理解《周易》的钥匙。”可见，《周易》经传是不可分割的，这是有识学者之共识。马王堆帛书之《要篇》记日：“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而乐其辞”，“后世之疑丘者，或以《易》乎？”子贡问日“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答曰“我观其德义耳。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帛书之中的类似有关文字不仅证明《史记》关于孔子与《周易》的记载是不容怀疑的，同时其所述孔子极重《易》之“德义”语，又与《易传》阐发义理的宗旨也正相吻合。倘孔子对《周易》果真无所述作，所谓后世之以《易》疑丘又从何说起呢？没有孔子《易传》，《周易》恐仍沦于史巫之术，其宝贵的思想很难见明于世；否定《易传》与《易经》的内在联系，就否定了《易经》的思想内涵，使之仍等同于史巫之术。李学勤先生以为《易传》是理解《易经》的钥匙，金先生几十年来反复强调《周易》经传是不可分割的，其用意之深远，岂可等闲之。 先生易学之宏深。不是我这一篇文字所能含容的，只能略述其大要而已。 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诸友，特别是刘大钧先生，十余年来尽心竭力于《周易》研究的学术事业。弘扬祖国灿烂文明于世界，连接炎黄一脉文化于两岸，其功在竹帛。今又筹备组织召开“百年易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群贤毕至，丽泽交益。如此，何患古老的中华易学不能大明于世。 | 
发表于 2008-11-8 13: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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