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论焦循的易学与堪舆学--陈居渊

何有

论焦循的易学与堪舆学/陈居渊

　　摘要：作为清代乾嘉之际扬州学派代表人物，作为著名易学家，焦循不仅以精研《周易》著称，而且以易学的理论，对传统堪舆学进行了认真的考辨和分析，语多精谛。特别是对明清两代广泛流行的堪舆之学，从学理上作了深入的批判，这在清代乾嘉之际的学术界，可谓空谷足音，对我们今天研究焦循的易学思想，其中不乏积极的学术启发意义。 　　

关键词：焦循；易学；堪舆学

　　　　焦循（1763－1820），字理堂，一字里堂，晚号里堂老人，清代乾嘉之际的著名易学家。清代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十一月，焦循正在夜以继日地撰写《雕菰楼易学三书》，适逢友人汪掌廷（即汪光烜）从扬州派家人前来询问“堪舆”一事。为了答复友人之托和他周围人的请求，于是撰写了《八五偶谭》?①一书。据焦循《八五偶谭》卷首《自序》说：“余既病卧北湖之滨，日以注《易》为事，汪君掌庭自城中遣仆致书于余，问形法家十二长生，或主向上消纳，或主坐山消纳，争讼不能决，欲得余一言为信。余即书一纸，与使者持去。坐间适有治八五之术者，请问其义。余口说而彼笔之，遂得一卷，略加次第而系之以图，名之以‘偶谭’。所以质之能儒、能好学深思者，非术士所能知，亦不愿与迂泥者议也。”由此可知，《八五偶谭》实际就是焦循专论《周易》与堪舆学之间关系的著作。

　　现存《八五偶谭》一册，不分卷，系焦循手写行书稿本。封面原题“里堂先生八五偶谭”，并署“丙子秋月，得于金陵书肆，乃扬州之三余堂也”。可见焦氏生前著作，在其病逝后曾一度散失，并由后裔在南京书店出售。该书卷首附有九幅“三合宅法图”，卷末又有依《周礼占梦注》而草拟的“建厌图”若干幅，另附有“汪掌廷致刘恭甫书”信札一函。《八五偶谭》以主客设问的形式，列出二十六个专题，对当时广泛流行的以气、五阳、五行、八卦及罗盘指南针等堪舆学的理论依据和操作工具作了深入的辨析，并就堪舆学的起源、《周易》与堪舆的关系作了详细深入的阐明，尤其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葬书》、《青囊奥语》、《天玉经》等相宅之书作了有力的批判。由于《八五偶谭》迄今未见收录于现存焦循的各类著述，仅以孤本的形式流传于世，所以鲜为人知。然而作为焦循易学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很有必要对它作一番剖析和评说。

　　一、三合与长生

　　 “堪舆”的起源，一般认为可以推至中国的先秦时期。《周易》升卦九三爻云：“升虚邑”，《说文解字》谓：“虚，大丘也。”据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解释： “虚邑，邑之在丘者，故云升也。升虚邑者，不畏水患。古者洪水为灾，徙家迁国，利升虚邑。”《墨子·辞过》也记载：“古之先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 陵阜即指那些靠近河流的土坡。古人居处选择在土坡上，既便于人们取水捕鱼，又能够躲避经常发生的水患，故以人居高处为吉利，这也是后世堪舆家所说的“近水而居”的由来。

　　“堪舆”一词的本义是指天与地。《史记·三王世家》：“臣请令史官择吉日，具礼仪上，御史奏舆地图，他皆如前故事。” 司马贞《索隐》云：“谓地为‘舆’者，天地有覆盖之德，故谓天为‘盖’，谓地为‘舆’，故地图称‘舆地图’。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汉也。”清代学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解释为：“盖堪为高处，舆为下处，天高地下之义。”不过，在古代，堪舆通常被理解为讲神谈怪。《汉书》引扬雄《甘泉赋》：“属堪舆以壁垒兮，梢夔魖而獝狂。”孟康注云：“堪舆，神名，造图宅书者。”可见，堪舆是中国古代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其范围包括对住宅、宫室、寺观、陵墓、树落、城市等基址的布置形态和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并将自身和谐地统一于自然之间，从而追求一种在生理和心理上的满足与完善。然而千百年来，堪舆这一古老的学问，因其历代风水师的故弄玄虚，使它本来具有朴素科学原理的学问，变成晦涩而又神秘莫测的一种诬术。
 
　　“堪舆家”一名，最早出现汉代，但当时仅指那些通晓天文与地理知识的占候之士。如《史记·日者列传》的褚先生记：“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东汉时，民间风俗重视丧葬，王符《潜夫论·浮侈》篇指出：“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葬。”为了寻觅理想的丧葬之地，从而导致风水观念的产生。如王充《论衡》中就介绍了当时的风水忌讳的种种情况。魏晋南北朝时，堪舆之学蔚然成风，出现一批诸如管辂、郭璞等擅长堪舆之学的大师，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堪舆之书层出不穷。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堪舆金匮》、《宫宅地形》到清代《四库全书》著录的《山法全书》，历代史志所著录的堪舆之作不少于二百余部。其中不仅有表、有图、有歌、有诀、有赋，而且名目也由“秘术”、“真诀”、“钩玄”到“拨雾”、“解惑”、“真机”等变得越发离奇。对此，焦循极为反感。他指出：
　　

术士之书，丛杂不一，独三合、十二长生最为可徵。三合之名，见于《春秋谷梁传》，云：“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而后生。”谷梁赤乃子夏之门人，其说必有所授，是三合者，孔氏之遗言也。葬弃生气，三合而后生，舍此求生，难乎其为生矣。（《八五偶谭》）

?所谓“三合”，也称“三元”，即以一百八十年为一周天，第一甲子六十年为上元，第二甲子六十年为中元，第三甲子六十年为下元，合称三元。它以水、木、金、火、土五行推论作为依据，分别由申、子、辰相合为水局，寅、午、戌相合为火局，巳、酉、丑相合为金局，亥、卯、未相合为木局，是一种较为古老的观察地理方位的方法，即所谓的“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而后生”。根据三国魏人徐邈的解释：古人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种以阴阳之“气”观察地理方位的方法，在中国古代是有其哲学依据的，那就是《周易》中的阴阳变化观念。然而将《周易》的阴阳观念与“气”联系在一起的则是先秦哲学家老子，他在《道德经》的第四十二章中早就说过：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宋代哲学家张载对此则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在《正蒙·太和》篇中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 气是万物之源，处于千变万化的状态之中，而且是不生不灭，“气之为物，散入无形，适得吾体；聚为有象，不失吾常……聚亦吾体，散亦吾体，知死之不亡者，可与言性矣”，这种可聚可散，不生不灭的“气”的理论，体现在地理方位中便是所谓的生气、死气、阳气、阴气、土气、地气、乘气、聚气、纳气等等。

所以焦循说：“三元即三合也。以天气周流，则为三元，以地势列位，则为三合。”同时，焦循又详述了三合的具体搭配和具体运作。如一白坎，以子丑配之，四绿巽，以辰巳配之，七赤兑，以申酉配之，三元之有一四七，即三合之申子辰巳酉丑。三碧震，以寅卯配之，六白乾，以戌亥配之，九紫离，以午未配之，三元之有三六九，即三合之寅午戌亥卯未等等。（《八五偶谭》）焦循对“三合”说的论证，正表明他试图以“气”的理论对古代“三合”相宅观念进行一次哲学的解释。由于焦循认为 “三合”之说出自孔子遗言，那么它也就是名副其实的孔子真传。这样，焦循也就为“三合”之说的合理性找到了儒家经典的依据。至于所谓的“十二长生”，即指《周易》的十二辟卦，所以当有问者问“何为十二长生”时，焦循明确地指出：

（十二长生）即十二辟卦也。胎属子，复也。养属丑，临也。长生属寅，泰也。沐浴属卯，大壮也。冠带属辰，夬也。临官属巳，乾也。帝旺属午，姤也。衰属未，遁也。病属申，否也。死属酉，观也。墓属戌，剥也。绝属亥，坤也。复一阳生，姤一阴生，坐胎向旺，即坐复向姤也。坐则阳生，向则阴生，阴阳交媾，天地合德，葬弃生气，莫此为宜。惟坐复向姤，则复以下临、泰、大壮、夬、乾，阳长之卦，皆在来路。姤以下遁、否、观、剥、坤，阴消之卦，皆在去路。即小往大来之义。（《八五偶谭》）

?十二辟卦，一称十二月卦，即除坎、震、离、兑四正卦外的六十卦，按照君、公、侯、卿、大夫五种等级，分成五组，每组十二卦，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遁、否、观、剥、坤十二为第一组，故称十二辟卦。汉代易学家孟喜以此十二卦代表一年十二月，又具体代表一年中的二十四节气中的十二个中气（月首为节，月中为中），十二卦共七十二爻，又代表七十二候（每一节气分为初、次、末三候）。之所以将这十二卦来代表十二月，是因为这十二卦中刚柔二爻的变化正可体现阴阳二气的消长过程。因此，无论是“三合”，还是“十二长生”，实际上都是焦循以《周易》的理论来探讨堪舆之学的。

　　二、形法与术数
　　
　　既然《周易》与堪舆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易学中的一些术语也被堪舆家假借为风水相宅中的术语，如盛行于汉代的“纳甲”便是其中之一。纳甲原是汉代易学的术语，创自京房易学的积算之法。以甲为十干之首，举一干以该其余。后来三国虞翻又以八卦所属方位来推断天支的方位，如甲乾乙坤，相合为木，故甲乙处东方位；丙艮丁兑，相合为火，故丙丁处南方位；戊坎己离，相合为土，故戊己处中方位；庚震辛巽，相合为金，故庚辛处西方位；天壬地癸，相合为水，故壬癸处北方位。清人纪昀曾就《宅经》中论及阴阳八卦与相宅的关系时说：“以八卦之方位，乾、坎、艮、震及辰为阳；巽、离、坤、兑及戌为阴，阳以亥为首，巳为尾，阴以巳为首，亥为尾，而主阴阳相得，颇有义理，文辞亦皆雅训。”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曾给“纳甲”作了这样的定义：“以震、兑、乾、巽、艮、坤六卦，表示一月中阴阳之消长，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母，表示一月中日月之地位，所谓纳甲也。”这样，八卦、五行和干支便直接与方位、阴阳、日月方位组合在一起，成为堪舆相宅的基本理论。对此，焦循却持相反的态度。当有人询问“纳甲”之法，何以古今说法相异的原因时，焦循指出：
　　

坎离纳壬癸，则始于虞翻。乾坤配甲乙壬癸，震巽配庚辛，坎离配戊己，艮兑配丙丁，此京房之说也。盖甲乙始壬癸，终乾坤，为天地父母包终始，六子长、中、少，自下而上缇于其中。沈括《梦溪笔谈》言之详矣。魏伯阳用为丹家修炼之诀。以月之朔望，从晦配之，已殊京氏本意，而纳法与京氏无异。虞翻生三国，时托孟氏易，造为郡吏陈桃之梦，谓《易》道在天，三爻足矣。乃以纳甲说《易》，而大紊京氏之旨。……余撰《易学图略》已详辨而深斥之。今之术士，拾虞翻之唾余而奉为异宝，不值一噱，又何足辨！

（《八五偶谭》）?京房、虞翻作为汉代象数易学的代表，他们运用纳甲解释《周易》，尽管有种种缺陷，但他们创造性地开拓易学的取象方法，在中国易学史上自有其特定的历史地位。然而堪舆家将其移植并借用为堪舆相宅理论，那就失之牵强，既不符合易学的原来精神，也使堪舆相宅理论日趋繁琐与神秘。所以焦循进一步指出：
　　

纳甲之法，不过假月出朋没之方耳。虞翻虽云坎离生冬，其称坎离，所纳仍为戊己，未尝遂以为壬癸也。今既纳壬癸，则坎离同在北矣。……此吾家延寿先生传之京房。近世用《火珠林》者，尚知宗之。乃地理不学之徒，既以坎离纳壬癸，又以三合羼之，乾坤艮巽遂不纳支，以乾坤坎离为阳，以艮震巽兑为阴，造为净阴净阳之说，彼术士不足计。特阴阳五行不外乎《易》，京氏虽及灾异，而其大旨不与《易》殊，奈何读羲、文、周、孔之书，而甘为无知妄作者所愚也，则良可恨也。”（《八五偶谭》）

?正是基于易学的立场，焦循又探讨了有关堪舆相宅的形法问题。所谓“形法”，顾名思义，即以考察山川地形选择有利环境的建筑理论。在堪舆家看来，选择有利的建筑环境，无非要考虑到“龙”、“穴”、“砂”、“水”、“向”等五大要点。 “龙”指山脉，根据山形，即可判断其为飞龙、卧龙、降龙等，如三国时诸葛亮的住处被称为“卧龙岗”就是一例。“砂”即丘陵或高坡，它作为建筑宅基的屏护，实含有纱帐帷幕的内涵。“水”对于人的生活起居至为重要，而形法理论也每每将山与水相联系在一起，即人们常说的“水随山而行，山界水而止”。“穴”和 “向”都是决定建筑的实际位置和方位。这五大要点共同组成了堪舆相宅理论的支点，一直为古代堪舆家所遵循不移。然而焦循却提出疑议，认为形法源自古代音乐。他说：
　　

古人以律吕推测阴阳、五行，天地之气寓于声音，最为可凭。阳左旋，阴右旋，正古律吕合声之道也。张文饶云：五运六气，天之五行也。五音六律，地之五行也。纳音，人之五行也。测地之五行，而不本于音律之左旋右旋，不已傎乎！彼术士何足以知此！（《八五偶谭》）

?其实，早在汉代班固所撰写的《汉书·艺文志》中就说过：“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廓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徵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并录其五行家的《钟律灾异》、《钟律丛日苑》、《钟律消息》、《黄钟》等书，以证其说。显然，焦循认为形法渊源于古代音乐是有根据的。不过焦循文中所谓的“阳左旋，阴右旋”，指的是堪舆相宅施用的工具，即罗经（罗盘）。罗经一般以天地两盘相配而成，天盘圆形居内，地盘方形居外，以象征古代“天圆地方”的观念。天盘内圈中心一层称为天池，也称“太极”，借用《系辞传》的“易有太极”一语，以表示原始阴阳未分的混沌世界。内圈的外缘共分十二月将，天盘中心以浮针定阴阳两界，即子午中分，浮针向左则为阳，浮针向右则为阴，以此判断方位的吉凶。后世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三盘四圈等，而浮针也更为细化，由中心浮针分为正针、缝针、中针三针。

正针的功能在于确定南北方位，起指南作用并由此测定山脉的具体方位。缝针的功能在于二十四山方位向左错开半格，即指仄影子午。中针的功能在于二十四山方位向右错开半格，即指北极子午。三针分置于天、地、人三盘上，以象征中国哲学的天、地、人合一的思想。然而焦循却将其强调为“古律吕合声之道”，认为“地之方向，一定不移者也。故无论子、午、卯、酉、寅、申、巳、亥，皆从左旋，十二辟卦，乃天气之周流，视阴阳而左右，所谓上下无常，惟变所适也。阳左旋，阴右旋，即爻乾贞于子、坤贞于未之义，《京房易》乾初纳子二，纳寅三，纳辰四，纳午五，纳申上，纳戌为左旋。坤初纳未二，纳巳三，纳卯四，纳丑五，纳亥上，纳酉为右旋。其说本之《周礼·大师》，合阴阳之声。阳声黄钟子，太簇寅，姑洗辰，蕤宾午，夷则申，无射戌，此阳之左旋也。大吕丑，应钟亥，南吕酉，函钟未，小吕巳，夹钟卯，此阴之右旋也。阳左旋，阴右旋，所以合阴阳之声。相地亦阳左旋，阴右旋，所以合阴阳之气也。”显然，这是一种以易学变化理论结合古乐十二律，配以六十甲子，按金、火、木、水、土五行的秩序旋转的纳音说，而纳音本脱胎于纳甲，因此焦循认为堪舆形法源自古代律吕，实际上仍然停留在汉代易学的纳甲理论框架之内。而这个框架，早在《淮南子》中已有所揭示。《淮南子·天文训》载：

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变。斗指子，则冬至，音比黄钟。加十五日指癸，则小寒，音比应钟。加十五日指丑，则大寒，音比无射。加十五日指报德之维，则越阴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阳气冻解，音比南吕。加十五日指寅，则雨水，音比夷则。加十五日指甲，则雷惊蛰，音比林钟。加十五日指卯中绳，故曰春分，则雷行，音比蕤宾。加十五日指乙，则清明风至，音比仲吕。加十五日指辰，则谷雨，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维，则春分尽。故曰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风济，音比夹钟。加十五日指巳，则小满，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丙，则芒种，音比大吕。加十五日指午，则阳气微极，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黄钟，加十五日指丁则小署，音比大吕，加十五日指未则大署，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背阳之维，则夏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凉风至，音比夹钟。加十五日指申，则处署，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则白露降，音比仲吕。加十五日指酉，中绳。故曰秋分，雷戒，蛰虫北乡，音比蕤宾。加十五日指辛，则寒露，音比林钟。加十五日指戌，则霜降，音比夷则。加十五日指递通之维，则秋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必死，音比南吕。加十五日指亥，则小雪，音比无射。加十五日指壬，则大雪，音比应钟。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阳生于子，阴生于午。

?根据北斗运行的规律与一年二十四节气的关系来说明气象与物象，并且又在古代音律的特征与相应的气候特征相通的原则上，将十二律与一年二十四个节气相配，从而认定古代堪舆学与古代音律相通，这不仅给堪舆学披上了神秘的外衣，而且也给古代音律涂上了神秘的色彩。

　　然而，焦循与堪舆术士不同，他并不赞同传统的堪舆形法理论，指出它是“弃生气自坐处弃之，术士不识十二辟卦，而仅知其三，则或山或向，挠挠不已者，皆盲说耳”（《八五偶谭》）。同时焦循对“三针”又作了如此界定：“

中针缝针，古不必有。古人以干合支，其界限必以目力精审之，后人设此二针，以为之界限。譬如古人用算策，但纵横纪数，近世西人于筹上书写乘法，其用为便，而义则仍古之算也。正针横列为二十四山之全，中针缝针纵列于正针之夹缝间，为二十四山之半，用中缝两针，仍是用正针或欲不用缝针，或欲不用中针，皆不学也。”（《八五偶谭》）

为了使堪舆更符合阴阳八卦的易学思想，焦循将罗盘三针的顺序改造为如下的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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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焦循看来，三针的转向是有规律可循的，他在《八五偶谭》曾详载其说。《八五偶谭》载：“

子自子，不与壬癸合。午自午，不与丙丁合，卯自卯，不与甲乙合，酉自酉，不与庚辛合，乾自乾，不与戌亥合，艮自艮，不与丑寅合，巽自巽，不与辰巳合，坤自坤，不与未申合，惟以二十四，合为十二，则子与壬合，亥亦与壬合，子与癸合，丑亦与癸合，午与丙合，巳亦与丙合，午与丁合，未亦与丁合，卯与甲合，寅亦与甲合，卯与乙合，辰亦与乙合，酉与庚合，申亦与庚合，酉与辛合，戌亦与辛合，乾与戌合，亦与亥合，艮与寅合，亦与丑合，巽与辰合，亦与巳合，坤与未合，亦与申合，故中针之子，即缝针之壬，缝针之子，即中针之癸，分之各得正针之子半，合之通得正针子之全。山向以干维合支，如用壬山向，墓在戌，且合子午，则必用缝针之壬丙，何也？用缝针之壬丙，正是用中针之子午而为正针，子壬午丙之合也。若用中针之壬，则为缝针之亥，而正针壬亥丙巳之合矣。若墓在丑，宜合亥巳，则必用中针之壬丙，何也？用中针之壬丙，正是用缝针之亥巳，而为正针壬亥丙巳之合也。若用缝针之壬，则为中针之子，而为正针，壬子丙午之合矣。中针缝针所以互为正针之用如此，壬丙甲庚，半合子午卯酉，半合寅申巳亥，左右少错，则阴之右旋者，为阳之左旋，阳之左旋者，为阴之右旋，阴阳差舛，消息乖违，固已悱利。若丁癸乙辛，半合子午卯酉，半合辰戌丑未，左右一错，则坐墓向墓，谬不可信矣。

”为了进一步论证其三针指向，焦循认为，就申而言，它近庚，而用庚为申，是以申合庚，此用缝针之支，申合中针之干，庚而为正针，庚申合半。丑近癸，而用癸为丑，是以丑合癸，此用中针之支，丑合缝针之干，癸丙为正针，丑癸各半。以申可合庚，例诸丑则亦可合艮，以丑可合癸，例诸申则亦可合坤。

其实，焦循所说的无论是罗盘还是三针，都是从《周易》中演化而出的。清代学者认为：“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术数类一》）总之，上述罗盘三针之间的相互搭配，也就是八卦与天干地支之间的相互沟通。这种搭配与沟通，形成了一幅天、地、人与气、理、数之间的协调和融合的图式，而这种图式也恰恰是中国哲学中的阴阳思想、五行思想、天人合一思想、理气观念在堪舆学中的体现。所以焦循颇有感慨地说：“术士之书，故为奥秘以售其术，不知古今止此，八卦五行，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说之已明。本如布帛菽粟，无甚难解，无所为秘诀也。凡称秘诀，不轻语人，皆妄也。”

　　三、堪舆学批判
　　
　　堪舆学的起源虽然较早，但是它的正式流行，则在中国历史上的晋代之后，其标志便是这时期堪舆学大师的辈出和堪舆学图书的正式出版。如被誉为堪舆学鼻祖的郭璞，字景纯，晋代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相传他“周积博物，有出世之道，鉴天文地理，龟书龙图，爻象谶纬，安墓卜宅，莫不穷微，善测人鬼之情况”，这当然颇有夸大其辞的成分，但是历史上的郭璞确实是一个极富才华的人。他不但注释过《尔雅》、《三苍》、《方言》、《山海经》、《楚辞》、《穆天子传》，而且还写诗作赋，代表作品有《游仙诗》、《江赋》等。《葬书》是他关于堪舆学的名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后世言地学者，皆以璞鼻祖，故书虽依托，终不得而废欤。据《宋志》本名《葬书》，后来术家尊其说，改名《葬经》。”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术数类一》）除郭璞之外，历史上被称为堪舆学大师级人物的还有唐代的杨筠松。杨筠松《唐书》无传，据宋代陈振孙《书录解题》录有其名氏。相传杨筠松本名益，字叔茂，筠松是他的号，祖籍窦州（今广东宜县），寓居江西，自称救贫先生，著有《疑龙经》、《撼龙经》、《青囊奥语》等，是倡言形势之说的堪舆学家。清代学者赵翼的《陔余丛考》说：“江西之法肇于赣州杨筠松、曾文迪、赖大有。谢子逸辈，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向位，专指龙、穴、砂、水之相配。”可见郭璞与杨筠松作为中国堪舆学的代表人物，千百年来，一直备受历代堪舆家的推崇，他们的堪舆学著作与理论，也一直被视为堪舆学的金科玉律。

然而从唐宋以来，不少学者对郭璞《葬书》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如唐人吕才著有《叙葬书》，认为古代葬俗“不封不树，丧期无数”，“葬者，藏也，欲使人不得相见”，它与人的吉凶祸福没有任何的直接联系，批评《葬书》为败坏民间风俗之书。宋代司马光的《葬论》、元明时期的谢应芳等人的《辨惑编》、《葬书问对》等，都视《葬书》为歪门邪说。清初学者陈确作《葬论》，抨击丧葬全系堪舆家利用人们寻求荣华富贵、避凶趋吉的心理，“夸其辞以动之”，目的是骗取钱财，即所谓的“起于葬师之欲贿”。认为《葬书》“凡书之言祸福者，皆妖书也，而《葬书》为甚；凡人之言祸福者，皆妖人也，而葬师为甚”。（《陈确集》下册《甚次》，《葬书下》）焦循也与历史上的批评家一样，从学理上力纠《葬书》之非，以还堪舆学的本来面目。如他虽然赞同郭璞《葬书》中关于“地有四势，气从八方”的堪舆学理论，但是他认为《葬书》在描述预选墓址时，却违背了堪舆学的基本理论，错误地使用地支概念，从而出现了择时与方位之间的矛盾。焦循指出：
　
在焦循看来，三针的转向是有规律可循的，他在《八五偶谭》曾详载其说。《八五偶谭》载：“

子自子，不与壬癸合。午自午，不与丙丁合，卯自卯，不与甲乙合，酉自酉，不与庚辛合，乾自乾，不与戌亥合，艮自艮，不与丑寅合，巽自巽，不与辰巳合，坤自坤，不与未申合，惟以二十四，合为十二，则子与壬合，亥亦与壬合，子与癸合，丑亦与癸合，午与丙合，巳亦与丙合，午与丁合，未亦与丁合，卯与甲合，寅亦与甲合，卯与乙合，辰亦与乙合，酉与庚合，申亦与庚合，酉与辛合，戌亦与辛合，乾与戌合，亦与亥合，艮与寅合，亦与丑合，巽与辰合，亦与巳合，坤与未合，亦与申合，故中针之子，即缝针之壬，缝针之子，即中针之癸，分之各得正针之子半，合之通得正针子之全。山向以干维合支，如用壬山向，墓在戌，且合子午，则必用缝针之壬丙，何也？用缝针之壬丙，正是用中针之子午而为正针，子壬午丙之合也。若用中针之壬，则为缝针之亥，而正针壬亥丙巳之合矣。若墓在丑，宜合亥巳，则必用中针之壬丙，何也？用中针之壬丙，正是用缝针之亥巳，而为正针壬亥丙巳之合也。若用缝针之壬，则为中针之子，而为正针，壬子丙午之合矣。中针缝针所以互为正针之用如此，壬丙甲庚，半合子午卯酉，半合寅申巳亥，左右少错，则阴之右旋者，为阳之左旋，阳之左旋者，为阴之右旋，阴阳差舛，消息乖违，固已悱利。若丁癸乙辛，半合子午卯酉，半合辰戌丑未，左右一错，则坐墓向墓，谬不可信矣。”为了进一步论证其三针指向，焦循认为，就申而言，它近庚，而用庚为申，是以申合庚，此用缝针之支，申合中针之干，庚而为正针，庚申合半。丑近癸，而用癸为丑，是以丑合癸，此用中针之支，丑合缝针之干，癸丙为正针，丑癸各半。以申可合庚，例诸丑则亦可合艮，以丑可合癸，例诸申则亦可合坤

。其实，焦循所说的无论是罗盘还是三针，都是从《周易》中演化而出的。清代学者认为：“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术数类一》）总之，上述罗盘三针之间的相互搭配，也就是八卦与天干地支之间的相互沟通。这种搭配与沟通，形成了一幅天、地、人与气、理、数之间的协调和融合的图式，而这种图式也恰恰是中国哲学中的阴阳思想、五行思想、天人合一思想、理气观念在堪舆学中的体现。所以焦循颇有感慨地说：“术士之书，故为奥秘以售其术，不知古今止此，八卦五行，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说之已明。本如布帛菽粟，无甚难解，无所为秘诀也。凡称秘诀，不轻语人，皆妄也。”

　　三、堪舆学批判
　　
　　堪舆学的起源虽然较早，但是它的正式流行，则在中国历史上的晋代之后，其标志便是这时期堪舆学大师的辈出和堪舆学图书的正式出版。如被誉为堪舆学鼻祖的郭璞，字景纯，晋代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相传他“周积博物，有出世之道，鉴天文地理，龟书龙图，爻象谶纬，安墓卜宅，莫不穷微，善测人鬼之情况”，这当然颇有夸大其辞的成分，但是历史上的郭璞确实是一个极富才华的人。他不但注释过《尔雅》、《三苍》、《方言》、《山海经》、《楚辞》、《穆天子传》，而且还写诗作赋，代表作品有《游仙诗》、《江赋》等。《葬书》是他关于堪舆学的名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后世言地学者，皆以璞鼻祖，故书虽依托，终不得而废欤。据《宋志》本名《葬书》，后来术家尊其说，改名《葬经》。”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术数类一》）除郭璞之外，历史上被称为堪舆学大师级人物的还有唐代的杨筠松。杨筠松《唐书》无传，据宋代陈振孙《书录解题》录有其名氏。相传杨筠松本名益，字叔茂，筠松是他的号，祖籍窦州（今广东宜县），寓居江西，自称救贫先生，著有《疑龙经》、《撼龙经》、《青囊奥语》等，是倡言形势之说的堪舆学家。清代学者赵翼的《陔余丛考》说：“江西之法肇于赣州杨筠松、曾文迪、赖大有。谢子逸辈，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向位，专指龙、穴、砂、水之相配。”可见郭璞与杨筠松作为中国堪舆学的代表人物，千百年来，一直备受历代堪舆家的推崇，他们的堪舆学著作与理论，也一直被视为堪舆学的金科玉律。然而从唐宋以来，不少学者对郭璞《葬书》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如唐人吕才著有《叙葬书》，认为古代葬俗“不封不树，丧期无数”，“葬者，藏也，欲使人不得相见”，它与人的吉凶祸福没有任何的直接联系，批评《葬书》为败坏民间风俗之书。宋代司马光的《葬论》、元明时期的谢应芳等人的《辨惑编》、《葬书问对》等，都视《葬书》为歪门邪说。清初学者陈确作《葬论》，抨击丧葬全系堪舆家利用人们寻求荣华富贵、避凶趋吉的心理，“夸其辞以动之”，目的是骗取钱财，即所谓的“起于葬师之欲贿”。认为《葬书》“凡书之言祸福者，皆妖书也，而《葬书》为甚；凡人之言祸福者，皆妖人也，而葬师为甚”。（《陈确集》下册《甚次》，《葬书下》）焦循也与历史上的批评家一样，从学理上力纠《葬书》之非，以还堪舆学的本来面目。如他虽然赞同郭璞《葬书》中关于“地有四势，气从八方”的堪舆学理论，但是他认为《葬书》在描述预选墓址时，却违背了堪舆学的基本理论，错误地使用地支概念，从而出现了择时与方位之间的矛盾。焦循指出：
　
　在焦循看来，三针的转向是有规律可循的，他在《八五偶谭》曾详载其说。《八五偶谭》载：“

子自子，不与壬癸合。午自午，不与丙丁合，卯自卯，不与甲乙合，酉自酉，不与庚辛合，乾自乾，不与戌亥合，艮自艮，不与丑寅合，巽自巽，不与辰巳合，坤自坤，不与未申合，惟以二十四，合为十二，则子与壬合，亥亦与壬合，子与癸合，丑亦与癸合，午与丙合，巳亦与丙合，午与丁合，未亦与丁合，卯与甲合，寅亦与甲合，卯与乙合，辰亦与乙合，酉与庚合，申亦与庚合，酉与辛合，戌亦与辛合，乾与戌合，亦与亥合，艮与寅合，亦与丑合，巽与辰合，亦与巳合，坤与未合，亦与申合，故中针之子，即缝针之壬，缝针之子，即中针之癸，分之各得正针之子半，合之通得正针子之全。山向以干维合支，如用壬山向，墓在戌，且合子午，则必用缝针之壬丙，何也？用缝针之壬丙，正是用中针之子午而为正针，子壬午丙之合也。若用中针之壬，则为缝针之亥，而正针壬亥丙巳之合矣。若墓在丑，宜合亥巳，则必用中针之壬丙，何也？用中针之壬丙，正是用缝针之亥巳，而为正针壬亥丙巳之合也。若用缝针之壬，则为中针之子，而为正针，壬子丙午之合矣。中针缝针所以互为正针之用如此，壬丙甲庚，半合子午卯酉，半合寅申巳亥，左右少错，则阴之右旋者，为阳之左旋，阳之左旋者，为阴之右旋，阴阳差舛，消息乖违，固已悱利。若丁癸乙辛，半合子午卯酉，半合辰戌丑未，左右一错，则坐墓向墓，谬不可信矣。

”为了进一步论证其三针指向，焦循认为，就申而言，它近庚，而用庚为申，是以申合庚，此用缝针之支，申合中针之干，庚而为正针，庚申合半。丑近癸，而用癸为丑，是以丑合癸，此用中针之支，丑合缝针之干，癸丙为正针，丑癸各半。以申可合庚，例诸丑则亦可合艮，以丑可合癸，例诸申则亦可合坤。其实，焦循所说的无论是罗盘还是三针，都是从《周易》中演化而出的。清代学者认为：“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术数类一》）总之，上述罗盘三针之间的相互搭配，也就是八卦与天干地支之间的相互沟通。这种搭配与沟通，形成了一幅天、地、人与气、理、数之间的协调和融合的图式，而这种图式也恰恰是中国哲学中的阴阳思想、五行思想、天人合一思想、理气观念在堪舆学中的体现。所以焦循颇有感慨地说：“术士之书，故为奥秘以售其术，不知古今止此，八卦五行，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说之已明。本如布帛菽粟，无甚难解，无所为秘诀也。凡称秘诀，不轻语人，皆妄也。”

　　三、堪舆学批判
　　
　　堪舆学的起源虽然较早，但是它的正式流行，则在中国历史上的晋代之后，其标志便是这时期堪舆学大师的辈出和堪舆学图书的正式出版。如被誉为堪舆学鼻祖的郭璞，字景纯，晋代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相传他“周积博物，有出世之道，鉴天文地理，龟书龙图，爻象谶纬，安墓卜宅，莫不穷微，善测人鬼之情况”，这当然颇有夸大其辞的成分，但是历史上的郭璞确实是一个极富才华的人。他不但注释过《尔雅》、《三苍》、《方言》、《山海经》、《楚辞》、《穆天子传》，而且还写诗作赋，代表作品有《游仙诗》、《江赋》等。《葬书》是他关于堪舆学的名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后世言地学者，皆以璞鼻祖，故书虽依托，终不得而废欤。据《宋志》本名《葬书》，后来术家尊其说，改名《葬经》。”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术数类一》）除郭璞之外，历史上被称为堪舆学大师级人物的还有唐代的杨筠松。杨筠松《唐书》无传，据宋代陈振孙《书录解题》录有其名氏。相传杨筠松本名益，字叔茂，筠松是他的号，祖籍窦州（今广东宜县），寓居江西，自称救贫先生，著有《疑龙经》、《撼龙经》、《青囊奥语》等，是倡言形势之说的堪舆学家。清代学者赵翼的《陔余丛考》说：“江西之法肇于赣州杨筠松、曾文迪、赖大有。谢子逸辈，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向位，专指龙、穴、砂、水之相配。”可见郭璞与杨筠松作为中国堪舆学的代表人物，千百年来，一直备受历代堪舆家的推崇，他们的堪舆学著作与理论，也一直被视为堪舆学的金科玉律。然而从唐宋以来，不少学者对郭璞《葬书》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如唐人吕才著有《叙葬书》，认为古代葬俗“不封不树，丧期无数”，“葬者，藏也，欲使人不得相见”，它与人的吉凶祸福没有任何的直接联系，批评《葬书》为败坏民间风俗之书。宋代司马光的《葬论》、元明时期的谢应芳等人的《辨惑编》、《葬书问对》等，都视《葬书》为歪门邪说。清初学者陈确作《葬论》，抨击丧葬全系堪舆家利用人们寻求荣华富贵、避凶趋吉的心理，“夸其辞以动之”，目的是骗取钱财，即所谓的“起于葬师之欲贿”。认为《葬书》“凡书之言祸福者，皆妖书也，而《葬书》为甚；凡人之言祸福者，皆妖人也，而葬师为甚”。（《陈确集》下册《甚次》，《葬书下》）焦循也与历史上的批评家一样，从学理上力纠《葬书》之非，以还堪舆学的本来面目。如他虽然赞同郭璞《葬书》中关于“地有四势，气从八方”的堪舆学理论，但是他认为《葬书》在描述预选墓址时，却违背了堪舆学的基本理论，错误地使用地支概念，从而出现了择时与方位之间的矛盾。焦循指出：
　
辰戌丑未，土也，万物所藏，故为墓。支之有辰戌丑未，犹干之有戊己也。分金之法，避戊己不用，《葬》曰：不用戊己。不用辰戌丑未，此古今无异议者也。《葬》曰：且不用辰戌丑未。定立向而可不用辰戌丑未乎？知《葬》曰不可用辰戌丑未，则知坐向不可用辰戌丑未矣。选择安葬，不用辰戌丑未，而立向乃用之，亦愚极矣。夫立向与择日，一以贯之者也。（《八五偶谭》）?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丧葬极为讲究择时与墓穴所处的地理环境，方位的确立和选择良辰吉日，它是堪舆学的重要内容和环节。俗谚说“不得真龙得年月”、“地贵平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然而辰、戌、丑、未原是十二地支中的四支，而古代的年月是以十天干与十二地支循环配合来表示的。既然《葬书》反复强调择时的重要，但是在具体操作中，却不考虑方位与年月的一致性，所以焦循批评其“愚极”。这种对《葬书》的质疑，实际上否定了当时堪舆家将郭璞《葬书》视为堪舆学的权威经典的作法。

　　与批评《葬书》一样，焦循还对以杨筠松、曾文迪师徒为代表的堪舆术作了严厉的批判。杨、曾二人曾合作编撰过《青囊奥语》，此书一直被理气派堪舆家奉为经典。据托名明初刘基所作的序言介绍，该书的内容不外乎嗜谈阴阳顺逆、九星化曜、辨析山水、贵贱吉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中多引而不发之语，如坤壬乙巨门从头一节，历来注家，罕能详其例。至序内二十四山分逆顺一条，则大致以木、火、金、水分属甲丙、庚申、乙丁、辛癸互起长生。如甲木生于亥，库于未，乙木生于午，库于戌之类。因以亥卯未、寅午戌、巳酉丑、申子辰为四局，反复衍之，得四十八局。阳用左旋，阴从右转，盖本之《说卦》阳顺阴逆之例，为地学理气家之权舆。”所以当有人问及如何理解杨筠松、曾文迪所著《青囊奥语》所言九星是否就是北斗时，焦循明确指出这是欺人之谈：
　　

北斗七星，一天、二地、三火、四水、五土、六木、七金，今以贪为一，巨为二，禄为三，文为四，廉为五，武为六，破为七，与北斗七星既不合，而辅弼二星本在七星之外，是为九星，挨星者，或用七，或用八，或以贪、巨、禄、文、廉、武、破、辅为序，或以辅、武、破、廉、贪、巨、禄、文为序，参差不一，全无理义。近又见一说，以贪、廉、武、文、禄、巨、破、辅为序，而以《天玉》为附会，不知皆不必者也。 杨筠松《撼龙》第取比九星为罔峦之形而已。（《八五偶谭》）

　　所谓九星，《素问·天元纪大论》：“九星悬朗，七曜周旋。”即北斗七星加上辅、弼二星。堪舆家曾将八卦的每卦三爻的变化与五行相配比附为九星，并以此推演出八种形式的术语：一为贪狼木、二为武曲金、三为巨门土、四为左辅木、五为破军金、六为廉贞火、七为禄存水。《汉书·翼奉传》说：北主贪狼，申子主之，南方廉贞，寅午主之，而以贪狼为忌，以廉贞为吉，故忌子卯而贵庚午。贪狼属水，不属木，亦非天星北斗之名。干宝解《易·噬嗑》云：初居刚燥之家，礼贪狼之性。《噬嗑·初九》属震，此以震为贪狼，似为贪狼属木之本。然已非古义。所以焦循讥其为“如稍能读读书，知古之称贪狼并不作此解，则纷纷者可尽削矣”， “杨、曾术士，未能知其原也”（《八五偶谭》）。

　　同时，焦循还对后世堪舆家借用《青囊奥语》的名义，兜售邪说，进行了批驳。如焦循认为托名杨筠松的《都天宝照》虽有三元之说，实未有左右顺逆之说。后之附会为此不稽之谈，以惑听闻，“真邪说矣”。而且《都天宝照》，虽相传为杨筠松作，然篇中称杨公妙决，又称筠松真妙决，显是后人依托之辞。焦循认为“

筠松《青囊奥语》，简净精微，曾氏之《青囊序》，即已支离繁冗，譬如王叔和之伤寒例，虽述仲景，而已有乖于仲景者矣。至《天玉》必非杨氏之作，或即曾氏之流托之，而《都天宝照》又其后为者矣。八神四个云云，秦氏宫璧说之最详，今据为此三元之说者，谓自子之西起，壬一字，丑一字，甲一字，辰一字，丙一字，未一字，庚一字，戌一字，此八字皆向左行，皆是四个一也。顾壬丑甲辰丙未庚戌明是八个，则当云八神八个一，用以解八神四个一条明了，义则《天玉宝照》亦有，不容谬托者也。既云不可兼矣，乃又谓辰戌丑未可兼乾坤艮巽，则自相矛盾矣。”（《八五偶谭》

）焦循还驳斥明人蒋平阶的《水龙经》荒诞不经：“

蒋大鸿之流依据先天八卦，以驳三合十二长生，不知先天八卦，乃赵宋时所伪造，古无之也。伪造《青囊经》者，拾周濂溪无极而太极五字为说，不学者奉为珍宝，竟是濂溪太极图说，抄袭《青囊》已属可笑，而据先天八卦以驳三合十二长生，稍能读书者，自知其妄，吾不屑论矣。”（《八五偶谭》

）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焦循入幕杭州阮元武林节署，当时有堪舆者自言能以珠盘推算，署中学人见此都确信无疑，只有焦循敢于当面揭穿其弄虚作假，结果“伊持算半日，莫能出一言。或问余，余曰：吾视其算，全是信手乱动，不成教法，吾以目注其珠盘，彼乃不敢言耳。呜呼！世之术士，自称秘奥不传之决者，此其类矣”（《忆书》卷三）。

　　总之，堪舆之学，在明清两代广泛流行，成为封建社会知识阶层中的一个重要行当，社会影响很大，在所谓的三教九流之中，堪舆位列第四（俗称“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丹青四地理，五星六爻，七僧八道九行棋”），仅次于读书人、医生和画师，足见其地位和公众重视的程度之高。然而堪舆学所带有迷信色彩的内容繁复驳杂，玄之又玄，它所能起到的实际作用应该说主要是心理方面的。就信奉者而言，它不外乎填补人的特殊心理，寻求一种难以解脱的精神慰藉而已。就中国儒家文化及其古代辉煌的建筑文化遗产而言，它的影响也是极其有限的。然而，焦循从易学的角度对堪舆学的阐明与批判，这在清代乾嘉之际的学术界，可谓空谷足音。这对我们今天研究焦循的易学思想，其中不乏积极的学术启发意义，值得探讨。

yongbin

清代由于文字狱盛行，所以儒家文人只能在故纸堆中考证来考证去打发时间，故此类考证多空泛无物或以一己私智判定传统学术，比如对中医伤寒，河图洛书，八字风水等的批判等，都是文人的游戏而已，为及深入获得真传非能言也，况乎儒家之易非易之全部，只是经孔子改造过的儒易。易之精髓还在民间道门中保留着并流传，这已是有考古学上的证据。见西汉木胎漆盘识读及其重要意义-河洛点数图存在的考古证明http://www.fengshui-168.com//viewthread.php?tid=6506&highlight=

 

至于孔门后人自居的儒者往往对流于民间道野的易学不屑一顾，甚至以打击嘲讽为乐，真”夏虫不可语冰“也。

[ 本帖最后由 yongbin 于 2007-5-21 11:42 编辑 ]

涪陵余

焦循就是对纳甲有研究的焦仁山吗?

益福堂

又是一个屋里先生!

何有

原帖由 涪陵余 于 2007-6-30 13:07 发表 焦循就是对纳甲有研究的焦仁山吗?

非也！前者是易學家，後者是實踐家，分明是二人。

书童

焦循从易学的角度对堪舆学的阐明与批判，这在清代乾嘉之际的学术界，可谓空谷足音。不错，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易学三书，有不少作者个人的见解，颇有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