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戴笠江津乡下密访陈独秀:
陈独秀在江津县一个静偏的山村,走完了他人生最后四年的时光。已是风烛残年的他,在这里好似夹在两坐大山之间,苟延残喘,永远也找不到当年叱咤风云时,留下的蛛丝马迹。
这四年,是他最为苦闷、孤独、痛苦、绝望的四年。他看破红尘,但仍被特务监视,而且国民党还派出要员,时时想拉拢他,欲使他成为反共工具或为反共服务。 陈独秀是在“七·七事变”后,被国民政府作为政治犯,提前从南京监狱释放的。当时蒋介石就想拉拢他,欲委他为劳动部长,不想陈却大骂老蒋:“蒋介石的双手沾满了我们同志的鲜血,我的两个儿子也死在他手里,我和他不共戴天。”当时,当时陈独秀本想回到党内,但在延安的康生、王明污骂他是“汉奸”等,个性倔犟的陈独秀感到很失望。
1938年,南京、武汉、长沙相继被日军占领。陈独秀和妻子潘兰珍,与大批难民一道流亡到“陪都”重庆的近郊江津县。这时,他的身体是每况愈下,基本长年不离药物了。
投入国民党阵营的张国焘,到重庆后,曾三次来江津见陈独秀。每次见面张都只言其它,而不敢言及政治,但张仍在语言上,时时被陈独秀诘问得自讨没趣。当然,在这位过去的同志面前,陈独秀不免也发表了一些对延安的看法。
第二年7月,张向蒋介石献媚,建议派国民党中的知名人士,公开到江津访问陈独秀,然后将陈独秀的有关言论,公开编印成册发行,这既有利于抗日救国,更是对延安宣传最有力的武器。张还说,这比起我们的政治理论家,叶青等人所写的反共文章,还要顶用得多。蒋介石对此未置可否,叫亲信戴笠、胡宗南考虑此事。
戴、胡二人认为:张国焘黔驴技穷,是他打脱身的伎俩。他在委员长面前没有讨好的花样了,只好建议将共产党的开山鼻祖搬出,这既可自重,又可搪塞一段时间。
于是胡、戴二人就向委员长建议将计就计。蒋同意此事后指示:慎重保密,不得扩播,胡戴以私人身份前往。多疑的蒋介石最后还专门交待:“若他问起是否奉我令而来,可说报告过……” 胡宗南和戴笠进行了策划。早前康生在中共机关刊物《解放》周刊,轻率地发表了陈独秀是托匪汉奸的文章后,国民党《大公报》就刊登了王星拱、傅汝霖、段锡朋、梁寒操、高一涵、张西曼、林庚白等九人为陈独秀辩护人的一封信。这九人中,除一人是大学校长外,其余都是国民党中央常委,或中央立法委员、国防参议员等等。
胡宗南和戴笠决定将《大公报》上,为陈独秀辩护的文章剪贴成册,作为特殊见面礼带去,这正可为陈独秀,大骂延安提供最好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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