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李可染和母亲苏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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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李可染和母亲苏娥
                   文/苏玉虎
   我母亲苏娥生于1909年，比我的父亲李可染小两岁，他们是同乡，都是徐州人。我父
亲出生贫苦，我爷爷是打渔出身，后来以多年的积蓄开了家“宴春园”饭馆，家中没
有文化根底。但是我母亲苏娥却是大家闺秀，我外祖父苏少卿天资过人,性情豪放浪漫
,18岁即背井离乡,去北京上海投师问艺。他成名很早，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
经在戏曲界非常有声望，29岁即已在中央财政部办的报社做总编辑，是当时非常活跃
的戏曲评论家、京剧票友，列属四大谭票、三大京剧教师。我母亲苏娥是家中的长女
，虽然我父亲与母亲看似并非“门当户对”，但是对于绘画和戏曲的共同痴迷成为他
们的月下老人。
    两情相悦
    大概因为我父亲出身平民，反而没有一套礼教约束的缘故吧，他的童年能比较自由地
接触一些民间艺术和传统绘画。他六、七岁时就酷爱画画，没有纸笔，用碎碗片在地
上画，画戏曲人物、小说上的绣像。十三岁拜一位老师学画山水，十六岁到上海私立
美术专门学校学习，从此踏上了艺术道路，靠着个人的天资和勤奋在中国现代美术史
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我父亲和我母亲早在1925年前后即在徐州的京剧票房活动中相识。1924年，应徐州京
剧票友的邀请，外祖父携一家人回到家乡徐州，与徐州票友共同创办京剧票房“民众
俱乐部京剧研究班”，任艺术指导。票房骨干中有刘仲秋，还有我父亲李可染。
我母亲那时年方十五、六岁，但因家庭环境的薰陶已会唱不少青衣戏了，而父亲迷上
了拉京胡（后来他多次写文或对人说学拉胡琴是他第一志愿）。我母亲时常去票房吊
嗓玩，正是父亲在票房拉琴。




我的母亲苏娥
    父亲在学拉琴上下了大功夫。我外祖父苏少卿带我父亲去见胡琴圣手孙佐臣，若干年
后父亲在一篇谈艺文章中写道：“……我恭恭敬敬向他求教，老人家说，”学艺第一
要路子正，第二要用苦功。” 孙佐臣的手音特别精彩，我父亲得益于此。
有一次票房举办彩唱演出，有“南天门”一剧，由刘仲秋扮演老家人曹福，母亲扮演
曹小姐，父亲操琴。据徐州老人们回忆，他们的演出堪称珠联碧合，很受欢迎。我母
亲也喜爱绘画，中、西画都擅长，我父亲和母亲两个年轻人在共同爱好中相识，继而
感情升华相恋。几经磨难、周折，他们终于在1931年结婚，有情人终成眷属”。
因外祖父一家子都住在上海，父亲常常往返于徐、沪、杭之间。在他们结婚后，母亲
就住到了徐州婆家，即今日的徐州“李可染旧居”中，在那里住了有六、七年光景。
他俩志趣爱好相同，意气相投，且我母亲是大家闺秀，美丽又贤惠，他们夫妻感情极
好。我大姐玉琴，二个哥哥玉霜、秀彬都在徐州降生，我则是生在上海，这是我父母
一起度过的最愉悦幸福的时光。
    父亲投身抗日，母亲不幸病逝
    母亲苏娥在上世纪20年代末曾就读于上海新华艺专，后来因与父亲结婚生子，中断了
学业。到了1937年她想继续学业，在年初就带着我姊姊玉琴、哥哥玉霜到上海重新进
新华艺专学习，住在外祖父家。
父亲在那年的夏天到上海来看望我母亲。此时中国天空已乌云密布，危机四伏，战争
一触即发。父亲是有血气的男儿，非常爱国，决心去大后方投入抗日宣传工作。这次
来上海也是向我母亲告别的。我母亲当时已经有孕在身。
不几日爆发了“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父亲赶紧返回徐州、旋即带着他四
妹李畹（我的四姑，时年仅17岁），同去西安接上关系辗转到达武汉，加入国共第二
次合作成立的政治部第三厅文化工作队，在那里聚集着大批进步文化人士。武汉失守
后撤退至长沙、衡阳等地，父亲在武汉长沙等城市沿途共创作了二百多幅抗日宣传画
激励民众，大部分是画在布上、墙壁上的大幅街头壁画。至今还幸存了30多张宣传画
的照片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近几年曾在京、沪、东北各地展出过。文化工作队最后
全部撤退到陪都重庆。
    我母亲在1938年4月生下了我。此时日寇已占领上海，老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外
祖父家同样生活艰难，经济拮据。父亲远在大后方，关山阻隔信息全无。母亲遭遇这
种不幸，又日夜思念着父亲，心情极度郁闷不安，得了重病，三个多月后于当年8月死于伤寒症，年仅29岁。
    父亲李可染在重庆隔了一年多才从徐州同乡那里得知我母亲的死讯，恸泪遥洒，从此
得了严重的失眠、高血压，到老不愈。而我们几个子女至今还保留有几张我母亲画的
山水、花鸟及小楷字迹。
另附作家俞律对苏娥的描写：
    李可染既师事苏少卿，自然经常出入于苏门，这样便认识了苏少卿的长女苏娥，苏娥
涉猎中、西画，又擅唱京戏的青衣，和李可染志同道合，李可染深悦之，曾表示，见
到苏娥就感到兴奋。苏夫人观察李可染为人诚实厚道、学艺又用心，便斟酌将女儿许
配于他。当她把这个决定告诉李可染时，他欣喜异常。顺便说一句：一直到数十年后
，他和我谈起此事，还这样形容苏娥——“身长玉立，齿白唇红。”
婚后的生活当然是幸福的，从1932年到1937年，他俩一直住在徐州城里一座旧式平房
里，这就是现在徐州市政府为之重新修建的“李可染旧居”。他俩的长女、长子和次
子都出生于此。不久抗战爆发，李可染西走武汉、重庆等地，投身救亡；苏娥又怀孕
在身，便南下上海，托身已移居法租界的父母家。当第三子出生后，她患腥红热不治
去世。李可染在重庆隔了多年才得知妻子的死讯，恸泪遥洒，从此得了失眠的症侯，
到老不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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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苏娥画作(作于1937年,母亲时年2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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